漳州市图书馆

六十年代初，即文革前夕，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艰苦的岁月刚过，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又来临，当时自上而下是越左越革命，极左思潮充斥着教育战线，作为一棵棵待长的幼苗，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努力读书皆视为非法的“是培养修正义苗子”，“是走白专道路”；只有不断地下乡、下厂、下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班恰恰集中了以吴硕贤为代表的一批拔尖生，他们才华横溢，聪慧过人，文理兼长，发展全面。可是现实生活是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酷的政治说教与审察，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任班主任两年，寒暑假都要带他们下去，不断地“接受再教育”。下乡师生人人劳心劳力，十分辛苦，我要教书育人，虽怀有“师者父母心”，盼望为国家多培养一批有用之才，但上面的路子歪了，又能怎么样？最可怕的还是临近高考的政治审查和毕业鉴定。尽管学生们有种种好的表现，特别是上山下乡的劳动，但只因为父母的“政历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就入不了共青团，就过不了政审关。不过，幸好当时“下年段把关”的副校长朱国正，为了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争取“高考红旗”，从而为学生们慎重地修改毕业鉴定，而我因为爱才，因为有“让多一些学生到名校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积极加以配合，在文字上费尽功夫，最后才为当时视为“另类”的吴硕贤等学生写下比较好毕业鉴定，落实了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于是，吴硕贤考上清华大学、黄汇川考上北京大学，谢重光考上二师院，吴家斌考上福州大学，边清心考上福建师院……，班级的高考录取率整体上升了，漳州一中终于获得了第一面“高考红旗”，省教育厅王于阱厅长也来电表示祝贺。然而，随着文革到来，“高考红旗”成了“高考黑旗”，我也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积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加以揭发批判，最后还被调离漳州一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