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吴硕贤院士简介
  1965年，漳州一中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荣获全国理科最高分的成绩，是全国高考“状元”。
  1978年，考取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1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
  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
  1990年，在浙江大学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8年，调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
  2005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爱生吴硕贤，原籍福建省诏安县。其父母在漳州任教，初中时转学漳州一中。六十年代初，我在漳州一中任教，有幸担任其班主任，并任其语文老师，先后两年，现在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度很高，本人且将其成长过程作点滴回忆。
  一、称职的第一任老师
  人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吴硕贤同学的第一任老师究竟怎样呢？硕贤生长在一个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秋山先生是漳州师院的中文教授，治学严谨，学养浓厚，擅长古诗词研究与写作；母亲林德熙先生是漳州一中的语文老师，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爱戴。我和他俩同事多年，深知其学术功底、为人处事的准则、以及治家教子的方法。他们学识渊博，有谦谦的君子之风，这除了给硕贤以直接的熏陶外，更注重鼓励孩子从小要立大志，长大要献身祖国、献身科学，使自己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注重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使孩子从小就知道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做个谦恭有礼、有仁爱之心、逆境不颇志、顺境不张扬、能吃苦耐劳的人；至于治学方法方面也有家传，如“循序渐时、勤于积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弹钢琴、忙而不忙”等等。总之，有如此教育得法的严父慈母与纯朴、奋进的教育世家，这就为硕贤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所以，说他们是称职的第一任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二、团结、奋进的班级集体
  当年硕贤所在的班级是高一（3）班。经姚沛泽先生带了一年，高二由我接手，至高三毕业为止。姚老师是个温和、会尊重人、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我接手后，发现班干部配备齐全，班级集体已基本形成，且团结向上，学习气氛甚浓。但从学业成绩看，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好的很好，差的很差。我根据学校的要求，结合班级的实际，在班干部的积极配合下，既抓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又抓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既深入学生的实际，又和家长密切配合。为了缩短优差之间的距离，培养更多的合格学生，发扬同学的互助友爱精神，班级组织了上中下搭配的互助组，并定期进行活动，这种做法融洽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推动了彼此之间的学习进步。硕贤是个称职的小组长，在“帮助别人，又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出点子、想办法”，尽心尽力，帮教活动搞得很出色。高考结果，小组内除了一人因病缺考外，其余的都考上了，收到积极的效果。
  64、65年社会经济形势不错，迫切需要人才，学校注重抓教学、升学率。不过处于那个年代，政治思想教育当然是放松不得的，配合思想教育则是下乡、下厂、下部队，向工农兵学习。我来自部队，自信心强，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不在话下；加上班上有多才多艺的学生积极配合，搞起活动来总是有声有色。比如，65年暑假年段师生从市郊天宝镇田寮村下乡回校，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作文展示活动，我班的写作能手马上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张贴在板报上后，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立即要我们班“好好团结，以便推广”。又如，高三年寒假，学校举行文艺会演，硕贤作词曲《紫芝山之歌》，并由班上文艺骨干自编自演了舞蹈，载歌载舞，声情并茂，全校师生反映良好，获得了奖项。对于经常性的课外活动，我也是常抓不懈的，每天下午三、四节课，一定要把学生统统赶到大操场去，教室一人不留。因此学校举行田径运动会，各种球类、棋类的比赛，我班不乏高手参与，结果往往有不错的成绩，吴硕贤、黄汇川、谢重光等同学往往名列其中。硕贤还拿过全市中学生游泳比赛第二名哩！
  是的，作为班主任老师，我应对学生全面负责，有责任推动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责任让班级成为团结一心、积极向上、可爱可亲、令人留恋的集体。
  三、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课
  上文提到，文革前学校根据上级的布置要求，都要利用寒暑假与节假日，按年段组织师生下乡下厂下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其本意是要让在校学生接触社会实践与生产实际，以改变学生脱离实际，轻视劳动的毛病；同时在劳动中可以培养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
  当时高二、三年是重点，时间短者一、两天（如送肥下乡），长者一、两个月（如支援“三秋”），下乡提倡“以艰苦为荣”，强调“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农村生活条件较差，吃住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我班吴硕贤等拔尖学生因为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下乡后都能经得起考验，普遍能够吃苦耐劳，表现不错。记得64年暑假到长泰县美彭大队、上花大队参加夏收劳动。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城市的女高中生割稻的速度、质量就不差于农村妇女；本来“麦子和韭菜分不清”的男高中生竟能挑起一百多斤谷子飞跑，跟农村的强劳力比高低。真是“脸晒黑了，心炼红了”。师生访贫问苦时，倾听贫下中农的哭诉，终于懂得了解放前地主如何剥削农民，懂得广大农民贫穷落后原因。同吃同住，则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离开乡下时，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放鞭炮相送，同学们则挥泪而别，其情景十分动人。回校后，同学们写“下乡心得体会”时，纷纷写上“忘不了下乡劳动这一课”，表示“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当然凡事都有个度，过则不妥。当年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时间过长，要求偏高，特别是和思想改造挂上了勾，确实是强人所难。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四、篇篇都是好文章
  63年秋天，我接手高二（3）班。我自知“任务繁重”，因为学校决心在这一届“翻本”，誓要夺取“高考红旗。”于是，我一手抓班级思想工作，一手抓语文教学工作，丝毫不敢稍有松懈。
  已经从事多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我，十分清楚的知道：学生学习语文，其最终目的就是为提高表达能力，即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而两者的交汇点就在于阅读与写作，要能读会写。读是为了写，写是实践读、加深读；写作能力高，语文水平自然高。我也深知：学生要真正提高语文水平，没有什么快办法、巧办法，只有慢办法、笨办法。“慢工出细活”，这就是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于是，我一方面努力把阅读课讲活，让学生爱上，听有所得；同是积极组织课外的阅读，指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并做好读书笔记，可读、可背、可抄、可剪贴，以扩展、加深课堂教学。另一方面，我抓紧作文课，要求学生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结合下乡、下厂、下部队，写亲身经历，写真情实感。至于平时则要求学生记日记，我手写我心。两年多以来，我坚持抓多读多写，读写结合，学生则积极加以配合，变要我写为我要写，变怕写为爱写，写作能力获得明显的提高。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效果。
  我的教学班级，应该说是集中了一批程度较高的学生，但语文程度仍然有上、中、下之别。教学是一门艺术，我只能区别对待，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保证让学生们“吃得饱”，“吃得了”。对于象硕贤这样一类的拔尖生，我则另眼看待，吃“小灶”。比如要他们组织文学兴趣小组，搞剪报、做卡片、写读书笔记，搞小型研讨会等等。
  应该说，硕贤在我接手之前，即在初中至高一时，已经有相当突出的表现，文理兼顾，全面发展。而语文科也是读得不错的。记得我接手该班教学后，他显得非常适应，似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师生之间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学业成绩一直走在全班前列。语基、阅读、古文的考试常常满分，作文也写得漂亮。他非常喜欢上作文课，两节课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两三千言，篇篇都是好文章。他的文章立意新颖，内容饱满充实，结构严谨，语言酣畅流转，且有文采，批改他的文章往往毫不费力，顺顺溜溜下来就可以下评语了。学生文章让老师充分肯定，并在课堂当范文诵读，那是十分荣耀的事，而这“荣耀”，对于硕贤，实在太平常了。当时学校往往定期举行全校性的命题作文比赛，而硕贤则一再获奖，让师生刮目相看。由于家学渊源，硕贤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古诗词也有一定造诣，“十岁即作诗”，平时喜欢即席吟诗作词，年纪轻轻就有文人雅士的模样了。记得在考取清华大学时兴奋之余，他吟诗一首：“师朋报喜鹊噪技，考取清华慰所思。十载寒窗攻读日，一朝金榜题名时。投身学海寻珠玉，辟径书山采桂芝。收拾行装期北上，前程似锦任驱驰”。以后，他将其诗作汇集成册，取名《松风集·偶吟集》，并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寄赠于我，让我品味、欣赏。
  五、师者父母心
  六十年代初，即文革前夕，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艰苦的岁月刚过，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又来临，当时自上而下是越左越革命，极左思潮充斥着教育战线，作为一棵棵待长的幼苗，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努力读书皆视为非法的“是培养修正义苗子”，“是走白专道路”；只有不断地下乡、下厂、下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班恰恰集中了以吴硕贤为代表的一批拔尖生，他们才华横溢，聪慧过人，文理兼长，发展全面。可是现实生活是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酷的政治说教与审察，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任班主任两年，寒暑假都要带他们下去，不断地“接受再教育”。下乡师生人人劳心劳力，十分辛苦，我要教书育人，虽怀有“师者父母心”，盼望为国家多培养一批有用之才，但上面的路子歪了，又能怎么样？最可怕的还是临近高考的政治审查和毕业鉴定。尽管学生们有种种好的表现，特别是上山下乡的劳动，但只因为父母的“政历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就入不了共青团，就过不了政审关。不过，幸好当时“下年段把关”的副校长朱国正，为了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争取“高考红旗”，从而为学生们慎重地修改毕业鉴定，而我因为爱才，因为有“让多一些学生到名校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积极加以配合，在文字上费尽功夫，最后才为当时视为“另类”的吴硕贤等学生写下比较好毕业鉴定，落实了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于是，吴硕贤考上清华大学、黄汇川考上北京大学，谢重光考上二师院，吴家斌考上福州大学，边清心考上福建师院……，班级的高考录取率整体上升了，漳州一中终于获得了第一面“高考红旗”，省教育厅王于阱厅长也来电表示祝贺。然而，随着文革到来，“高考红旗”成了“高考黑旗”，我也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积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加以揭发批判，最后还被调离漳州一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后话。
  六、坚实基础的由来
  漳州一中，作为省级重点学校本来已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可是“为了更进一步办好重点学校”，上级允许一中向近邻友校商调名优教师进来，如陈作述、包至、吴冬卿等老师，（当然也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录取优秀的学生）。这就保证各主要学科（语文、政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主要年段（初三、高三）有较强、较全的老师任课，少有学科“拐脚”的现象，65年时，我们高（3）班各学科的任课教师都是中老年骨干老师或教坛新秀，都是很棒的，如占相宜、刘家麟、曾庆文、黄攸国等老师。他们既会教也肯教，起早摸黑，从严执教，还出现了互争辅导课的“怪”现象。这样能“打硬战”的师资队伍就保证了学生“吃得饱、吃得好”，不怕摔打，各科成绩整齐，于是象硕贤这样科科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便脱颖而出。班上还有黄汇川、谢重光、吴家斌等拔尖学生，学生戏称“四大金刚”。今年春节聚会，几位现在已经是博导、高工、高管的学生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进入才七、八个月就遇到文革动乱，以后考硕士、考博士就靠中学时老师帮助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太感谢老师了……”。
  在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与影响下，硕贤从小就崇拜华罗庚、钱学森、梁思诚等科学家，从小就“胸中有个大目标”。小学在平和育英小学读书，中学就读漳州一中，一贯谦虚好学，表现突出，无论哪门学科，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刨根究底、深入钻研，或找同学讨论，或找老师探讨，直至把相关的知识掌握到手为止。他文理兼得，全面发展，学业基础十分扎实。他平时如战时，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他悟性很好，一点便通，经常表现出过人的才智。考试对于学生，少有不怕的，而他却是少有中的“一个”。他不怕考，而且爱考，他说：不考怎能见高低？每次考试前夕，他总是笑眯眯的，“球照打，棋照下”，不慌不忙的，因为他总是稳拿第一。他平时善于总结经验，学习方法很好，、如“学弹钢琴、全面关照”，“主次兼顾、突出重点，”“刨根究底、狠抓不放”，“狠抓平时、临场不乱”等等，这些既灵活又扎实的学习方法，既使自己学识长进，又给班上同学以借鉴，学业成绩随之提高。他既学好“主业”，又搞好“副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吹拉弹唱件件皆能。老师赞叹说：“硕贤综合素质高，一专多能啊！”“老天不负有心人”，硕贤立志加有恒，天才加勤奋，终于脱颖而出，65年高考以科科接近满分的成绩（总分600分，他得569分）夺得“全国高考理科状元”，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文革结束后，硕贤凭着中学坚实的基础以不断地刻苦自学，成为清华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博士研究生。在学海中，他继续奋力猛进，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终于在建筑声学领域达到国际前沿水平。随后硕贤在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担任博士导师，并先后被提名入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而成为中国建筑科学界的精英，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