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编者按：传说三国时期名医华佗曾准备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治疗痛病，但并没有正史记载，真实性有待考证。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天津十二大名医之一的赵以成则将脑部手术带入了正轨。从在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师从神经外科泰斗潘菲尔德，到回国主办全国第一个脑系外科进修班，创建天津市立医院脑系科、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及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一生治病救人无数的赵以成创造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邀请潘菲尔德教授和夫人访华。在中国的学术演讲会上，潘教授用一句中国古语评价赵以成——青出于蓝胜于蓝。
  作为赵以成的长子，毕业于天津医学院的赵克明子承父业。1978年，赵克明获第一届全国医药卫生科学表彰大会先进个人奖；1981年，他到父亲曾经学习过的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学成回国后，担任了天津脑系科中心医院神经处科主任医师、教授。今年是赵以成百年诞辰，赵克明特别编撰了《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一书，纪念父亲为中国医学做出的贡献。现选录其中片断，以飨读志，以表缅怀。
  协和医事 住院医生常忙到彻夜不眠
  我的父亲赵以成，字泽如，1908年2月13日出生于福建漳州。祖父赵联芳是筑路工人，识字不多，却酷爱读书。父亲受祖父影响，自幼好学。1926年6月，父亲考入当时福建唯一的一所医校——福州岐山福建协和大学医科班，翌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继续攻读。
  1929年6月，父亲在燕京学习期满，获医学学士学位，一个月后，升入了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最早名为协和医学校，由美英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和伦敦医学会合办。该校学制为8年，除学过3年医学预科外，还要学5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学费每年大约四五百大洋，而且实行淘汰制，每年期末都有因身体或学习跟不上被淘汰的，到学业终了时，每个班的学生所剩无几。这些坚持到最后的，便是协和医学院的精英。
  1934年6月，父亲从协和毕业后，到协和医院外科做住院医生。当时协和医院的住院医生非常辛苦，每天早上7点以前，医生必须进病房检查病人情况，换药、更改医嘱。7点半，要为进手术室做消毒、备皮、铺单等准备。8点准时为病人开刀，绝对不准无故拖延。上午手术后，下午一点半要到外科看门诊，一直到四、五点钟，再到门诊手术室为病人做粉瘤切除这类小手术。夜间若有急诊，住院医师必须随叫随到。如遇手术，手术后病人回到病房输血输液，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得负责看管，常常彻夜不眠，但第二天仍要正常工作。
  父亲在协和医院做了两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为不少病人做过手术，发明了肠胃道无菌吻合技术，还获得森氏（SUN）耳鼻喉科论文著作奖金500元。当时协和的外科主任娄克斯医生对我父亲非常满意，决定破例提前送我父亲出国深造。1938年，父亲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前往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神经病学研究所学习。世界神经外科泰斗、白求恩医生的老朋友潘菲尔德是这家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指导下，我父亲成功研制出“用特制胎膜防治粘连”的新方法，有关论文在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杂志上发表后，在医学界引起轰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给我父亲颁发研究员聘书，中国医生第一次成为神经病学研究所大家庭的成员，也成为潘氏小家庭的成员。
  两年学习期满，我父亲谢绝了潘菲尔德教授的一再挽留，坚决回国，继续在协和医院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北京，趁机接管协和医院，医生们不愿意为日军工作，很多人便来到天津，创办了天和、恩光两家医院，被称为“协和派”，像著名医生朱宪彝，儿童医院的范权，骨科医院的方先之，泌尿科的施锡恩等等，都是从协和医院来天津的。
  1943年，我父亲和母亲也一起到天津投奔校友，但到天津后才发现天和和恩光两家医院已经人满，父亲和母亲只好借钱开业，私人行医。
  五年恋爱 相伴一生
  父亲的表姐何碧辉也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比父亲高两届。后来何碧辉成为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与林巧稚齐名，人称“江北林巧稚，江南何碧辉”。与何碧辉同班、住同宿舍的汪培娲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在安徽宣城出生，母亲的祖父清朝时到天津做官，一家人也跟过来定居。母亲少年时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念书，跟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同班，邓颖超比我母亲高三年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生在5月16日成立学生联合会，邓颖超是宣传队长，我母亲是宣传队员。那一年我母亲才14岁，作为天津21名学生代表步行赴京请愿。从河北女师毕业后，母亲就考入了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
  父亲考入协和医学院后，有一天去找表姐，正巧何碧辉没有在宿舍，便坐下来等她。我母亲给我父亲沏了杯茶，谁知我父亲连谢字都没有，就在那一声不吭地低着头。事后，母亲跟何碧辉说：“你这表弟真是的，一点儿礼貌都没有。”
  其实呢，我父亲是害羞。过了不久，父亲又去找表姐，说要请表姐看电影，同时为了表示歉意，也请我母亲一起去。那之后，父亲常常去找表姐，同学们都看出来了，我父亲约何碧辉是假，追汪培娲是真。
  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表达了爱意，但没想到却被一口回绝。“第一，我只想学医，不想结婚；第二，我比你年龄大，不合适。”母亲说，“这样吧，我把二妹介绍给你，你们年岁相当，她是护士，岂不更合适？”当时很多考入协和的女生从一进校门就立誓献身医学，再加上协和学习紧张，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在校期间根本无暇恋爱，即使有心中中意也很难顾及，像林巧稚、何碧辉这样的老小姐都一直终生未嫁。
  但父亲真就认准了母亲穷追不舍。5年“持久战”，有情人终成眷属。1932年母亲毕业与父亲订婚，1934年我父亲毕业，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三天，父母回了漳州。我爷爷希望父母能留在家乡行医，但他们还是以事业为重，又回到了协和医院。
  后来，母亲又跟着父亲到天津行医。1955年，父亲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建议我母亲辞去工作，专门做我父亲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打那之后，父亲无论是北上哈尔滨，还是南下广州，母亲始终寸步不离，而且旅费食宿全部自理，不花公家的钱。除了照顾父亲的生活，母亲还负责为父亲抄写整理医学资料讲稿、信件、发展规划等，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是父亲前半夜写，母亲后半夜抄，一夜都亮着灯。
  总理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
  父亲和母亲在天津私人行医时一直本着起死济贫的原则，对没钱的病人尽量少收费、不收费。内科有个听诊器就能干活儿，外科有把刀也能干点儿，脑系科没有设备不行，私人行医困难更多。另外呢，当时老百姓在思想上也难以接受开颅手术，我父亲大多数时候只能兼看外科、骨科、耳鼻喉科病人以维持生计。我母亲看妇产科和小儿科，有时候大半夜的有人来敲门，就得去接生。不仅辛苦，也有危险，但没办法。
  刚到天津时我们家住在民园西里，家里的客厅就是门诊部。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就去和平路的中华医院。客厅里有一个玻璃桌子，有一回来了个老乡看病，背着一个大口袋，里面放的可能是干粮什么的。他进屋后一屁股就坐玻璃桌子上了，桌子当时就塌了，玻璃碎了满地，差点没扎了他屁股。父亲也没着急，还是很客气，给人家看病。
  那个年代医生是受尊重的职业，靠给人治病吃饭，家里的生活条件还不错。当然也不是特别有钱，一顿饭有三四个菜。后来我们家又买了常德道上的这所房子，很便宜，房主去南方了。
  平津战役时解放军进天津，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便会安排哪户人家能进，哪户人家不能进。解放军就在我们这屋子休息，都自己带着干粮。解放军首长的家属随军长期转战各地，有不少人得了妇科病，我母亲给她们治疗，也成了朋友。
  天津解放后，有人劝我父亲去香港行医，说香港普通外科、妇产科、小儿科都很吃得开。但我父亲还是一心想留在国内创办神经外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天津组成了以朱宪彝教授为主席的天津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1951年，我父亲报名去了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初期，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将军因工作劳碌过度而晕倒，造成脑外伤重度昏迷，生命垂危。周总理亲自急召我父亲进行抢救，并指示医疗组“一切听赵大夫的”。后来很长时间里，父亲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进行抢救手术，总理总会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李克农痊愈后和我父亲成了好朋友，特别嘱咐当时河北省调查部杜长天、柳峰等部长说：“以后赵家有什么事，要多多负责，拜托你们了。”
  附录：天津《今日新报》载文——
  救治李克农周总理点名
  常德道69号，一幢英国别墅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静谧地伫立着。
  六十多年前，赵以成和同事——身为协和医学院博士的夫人汪培蜗就工作生活在这里，门前汉白玉烫金牌匾上的楷体字简短记述着他的一生：“医德高尚、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骨干人才……”
  赵以成在世时常说，“知我者莫过于朱（宪彝）教授，识我者乃周总理也。”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决策时期，李克农将军曾因劳累过度晕倒造成重型脑外伤而昏迷，生命垂危，以致将军的家属都已着手为他准备后事。
  周总理点名要赵以成为李救治，并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赵以成亲自动手抢救，终于让将军转危为安，两人也随之结为友好。1955年授衔之后，将军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为赵家送来一张自已的戎装授衔照。
  就连赵以成自己都没有想到，抢救李克农将军仅仅是他行医我军英雄人物的一个开始。十几年后的1965年，海军战士麦贤得在一次海战中身负重伤，弹片进入脑内，神志恍惚，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将舰艇安全驶回，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指示广州军区总医院全力抢救，最终保住了他的生命。
  但无奈，脑部极为严重的创伤，致使年轻的麦贤得意识、语言和肢体活动受到损伤，并且伴有脑脊液漏，很多专家都表示束手无策，“中央派遣父亲飞赴广州为麦贤得会诊。”长子赵克明子承父业，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供职于天津市环湖医院。他回忆说，当年父亲抵达广州后，成功为麦贤得实行了颅内脑脊液漏的修补术，几天后又由他挂帅，和学生刘明铎等人一起，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将麦贤得颅内深部残留的弹片取出，使他的病情得到明显恢复，直到今天依然在部队工作。
  实际上，麦贤得的病情远远复杂过李克农将军，能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得益于此前两年就已经积累、分析出的4070例颅脑外伤病例。
  “我难忘1963年！”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赵雅度教授是赵以成的一位得意门生，在他的印象中1963年是非常值得回忆的，那一年在老师的指导下，京津两地神经外科领域共积累了4070例各类型颅脑外伤病例，这在1960年代的中国乃至亚洲都是非常难得的。
  那一年，赵雅度和同事曾经三次来到天津参加讨论，师徒共同努力，最终写出四篇论文，文中提出的观点，诸如抢救一条龙（绿色通道）、血肿定位、骨片减压缘达颅底至今仍在沿用！在当时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来。
  悬殊万倍的挂号费；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的戴钦舜是1957年赵以成在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开设的第一期培训班的学生，也是当年培训班中最年轻的学生，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老师当年和师兄们一起模仿东北口音喊他“老尕搭”的样子，“老师的师德、医德影响了我的一生。”
  “老师讲课很厉害，只拿提纲，不拿全稿，语速慢而准确，有利于我们记笔记。”更让戴钦舜难以忘怀的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侧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属于“授人以鱼”；而在查房时则引导学生用理论知识对病情从定位到定性如何独立思考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制定出治疗方案，更多地“授人以渔”，“当时可没有CT、MRI，完全是靠理论知识和X射线进行诊断，老师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敏捷的思维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临近结业时，所有学生都很希望能好好听听赵以成讲授的最后一节课，但这一次老师让他们“失望”了，不过随后就补充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给大家——他风度翩翩地走上讲台、微笑着说：“你们的师母也来北京了，她已在西长安街的全聚德烤鸭店恭候你们，请你们吃烤鸭，在那咱们边吃边谈，也算你们进修期间上的最后一堂课。”
  这一堂“课”上，赵以成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回到原单位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踢好“头三脚”；“头三脚难踢啊，回去之后既不可怯阵又不可过急，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稳步地开展工作。动手之前先动眼，动眼之前先动心。”
  当时的戴钦舜并不知道，赵以成能走上学医之路还缘于一个特殊的家：1908年2月，赵以成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他的父亲原是一个矿工，后因炸伤耳聋而失业，从此以编售斗笠为生。
  赵以成有六个姐妹、三个弟弟，不幸的是其中三个姐姐均于婚后病逝，两个弟弟也都在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夭折，另外一个弟弟在即将结婚的时候因伤寒导致肠穿孔而死。十个孩子病死六个，只剩赵以成和一姐两妹，父母极度伤心，于是下定决心要培养他学医成才。
  1925年赵以成考入福州协和大学医科班，翌年转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29年6月毕业并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北平协和医院，1934年6月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8年赵以成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当年12月，以学者身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深造，师从世界神经外科泰斗潘菲尔德教授，他经过苦心钻研，创造发明了一种“特制胎膜”。他经过苦心钻研，创造发明了一种“特制胎膜”防止粘连的手术，并撰文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成为当时西方崛起的神经外科医学研究中的佼佼者，蒙特利尔研究所因而聘请他为研究员。
  1940年学成归国后在天津开设私人医院，“当年他的挂号费是一根金条！”总医院神经外科年轻的主任医师江荣才看着老前辈的塑像，若有所思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神经外科领域一片空白，当年的总医院慕名向赵以成发出邀请，于是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迅速关闭了自已红火的私人医院，不计报酬和职务来到总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更是身先士卒冲上前线，成为战地医生——而在这家公立医院，挂号费全国统一，不过1毛或者几毛钱，和一根金条的悬殊岂止万倍！
  癌症晚期不忘行医
  赵以成身材高大，是同事、学生以至患者公认的“帅哥”，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的内心世界远远比堂堂仪表更加高大。
  1962年，在广东佛山召开全国第一届神经精神病学术会，会前赵以成突感身体不适，妻子汪培蜗为了方便照顾便同行来粤，到宾馆登记时，一位官员以汪培蜗不是神经外科代表为由，不许入住大会所订之床位。
  赵以成赶忙解释，妻子的一切差旅食宿费用全部自理，但这位官员就是不同意，在场的多数人都是赵的学生，大家据理力争，唯有赵以成心平气和，劝大家不要因小失大，领着夫人以私人住宿的名义另行订了房间。随后和多位同行一起，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将大会组织得非常成功。
  “每一次回想起老师，我都禁不住眼眶发热。”戴钦舜说，结束学习之后，他返回哈尔滨，但神经外科附设在外科哪个病房部尚未确定，他索性加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1958年，赵以成赴哈尔滨会诊，特意到医院看他，“当时我还在炼钢炉前呢！”
  看到昔日学生的现状，赵以成无言，半响说了一句：“晚上5点来国际饭店等我。”当晚，戴钦舜就吃上了平生第一顿西式大餐，随后又听到了恩师语重心长的话：“一定要建立独立的病房，再发展独立的科室，否则将一事无成……”。
  “文革”中赵以成受到迫害，1969年开始出现了便血等不良症状，但在当时特殊环境的笼罩下，不仅得不到及时诊治，还要继续参加扫厕所、扫烟道的劳动。直至1970年，两位医生冒险暗中为他检查，最终确诊为直肠癌。
  万般无奈中，夫人汪培蜗悄悄找到周总理和邓大姐，总理立即发出中央调令，指定赵以成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李克农将军之女）坐镇，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手术。
  手术后，已过花甲之年的赵以成必须要承受大剂量的放疗、化疗之苦，但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病重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看到日坛医院还没有脑外科，于是向院领导建议，趁他在此住院，带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另外在该院培养几名脑外专业医生——说到做到，住院期间，赵以成一手帮助日坛医院筹建起脑外科，从而也使该院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肿瘤医院。
  1974年9月21日，赵以成与世长辞，享年67岁。
  1978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当时所长维拉姆.菲德尔教授为缅怀已故的赵以成在脑神经外科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成立了“白求恩——赵友谊金”，以纪念他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很荣幸，我成为享受这笔友谊金的第一人。”1981年，长子赵克明应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访问两年半。
  直到今天，赵以成妙手仁心、精益求精的精神依旧在影响着医学界的后备力量——1987年，在夫人汪培娲、儿子和学生的多方努力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天津环湖医院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赵以成在北京方面的得意门生王忠诚教授和同行们一起努力，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医院，即今天的北京天坛医院，享誉全球。
  2005年，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现任所长寇尔曼博士带领考察团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神经外科发源地天津神经病学研究所签约建成姐妹医院，进行科学和临床及科研方面的全面交流——相信这位“中国神经外科之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