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复式簿记第一人——蔡锡勇
  汪一凡
  中国会计界独特的怪现象是，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记帐方法，前赴后继地粉墨登场，合成一股潮流，与借贷记帐法分庭抗礼。借贷法何以步履维艰，依笔者看，其最大问题是在记账符号上。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一个“晕”字。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引进复式簿记的历史。
  史料告诉我们，第一个将复式簿记引入中国的，是蔡锡勇先生（1847-1898年）。蔡氏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绩俱列优等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慕，任洋务局委员。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值得大书特书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葛继圣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在台北《珞珈》上发表过《中国近代史上十个第一的蔡锡勇》。故此，不惜多用些笔墨摘抄，以飨读者。
  根据葛继圣教授的另一文章《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中文速记首创人一蔡锡勇》，我们已知蔡氏至少有三个第一：中国速记创始人，引进西方复式簿记的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位校长（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总办，自强学堂比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早5年创立）。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其手下干将蔡锡勇极为赏识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
  “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荐蔡锡勇片》中，张之洞的评价是：
  “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蔡锡勇因此奏折而获“赏二品顶戴”，从当今“县处级”只换算为当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权重。令人称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务工作之余，蔡锡勇居然还能潜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速记第一人，他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4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回国后，蔡锡勇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并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的自强学堂中进行教学。此后，其子蔡璋应清廷征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了我国早期速记运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现在，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速记界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
  蔡锡勇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也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账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文复式会计制度，终成《连环账谱》。书稿杀青后未及出版，蔡锡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其子蔡璋校订后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
  在《连环账谱·连环账凡例》中，蔡锡勇指出：
  “连环账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其妙处在一收一付，一该一存。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即彼存，彼该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无彼我可指者，如买物，则物该银款，银款存某物，所谓连环也。……结账时，所该必与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错误，极查明更正。”
  请读者注意，蔡氏选用的记账符号是“存/该”两字，而绝非“借/贷”。这本来就是当时中式簿记传统的“进、缴、存、该”之用语，不但对国人而言，没有心理障碍，依作者设想，在讲解和理解上亦必须颇为顺当。试以括号中的戏言，举例如下：
  投资时，存：银行存款，该：（老板的）资本；
  借款时，存：银行存款，该：（债主的）短期借款；
  购物时，存：原材料，该：银行存款（去埋单）
  投产时，存：在产品，该：原材料（去挨刀）；
  交库时，存：产成品，该：在产品（去注销）；
  ……
  是不是如白话记叙文一般，读来朗朗上口，见文知意？《会计原理》课程将在师生相对大笑中轻松完成！此法一旦推行，其势如破竹，可当预期。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记账符号采用“借/贷”，“存/该”则杳无踪影。三十多年后的1941年，潘序伦先生这样描述和评论：
  “是书出版后，不特于工商界中毫无响应，且其书亦竟不传。在此三十余年之中，国人曾读此书者，能有几人？此一代大儒累年心血之作，竟成覆瓿当薪之物，学者遭遇此不幸，宁有甚于此者耶？尝考会计学史中，曾有重要贡献遭遇冷酷之际遇者，原不仅蔡氏一人，诸如Grammateus，Garder，Stevin，Hanilton等人，皆曾人为所遗忘者也。”
  用今天的俗话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何以有如此结局？作者分析，这与蔡锡勇先生能者多劳，以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关。
  1896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校），蔡锡勇又兼校长（学堂督办）重任。他渡江前往主持开学典礼途中，“不意船至中流，陡起大风，几将覆溺”，救起后得“类中风之症”，但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不遗余力”，终因“百务从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顷刻身故”。据葛继圣教授推断，蔡锡勇去世当在1898年2、3月间，时年51岁。
  闽南话有“出主意的要去做”之说。大凡创新事业，必由倡导者亲力亲为，方可普及开来（也是我们的“产学研”结合，设想虽好，难见成功之例的原因）。《连环账谱》1905年出版时，蔡锡勇先生已去世多年，其子蔡璋又已被速记事业所“套牢”，当无暇顾及于此。加以蔡氏本不是会计“业内人士”，不可能有学生自觉地传承薪火，以弘扬乃师学说为己任。《连环账谱》之受冷遇，似乎也有其必然性。
  如果上苍有眼，让蔡锡勇先生多活几年，《连环账谱》得以在其生前出版，则以其掌控自强学堂，可以在课堂上传播理念；以其总办铁政局、化学堂、水陆码头、织布和枪炮两局等诸多洋务实业，可以作为实践基地和示范样本……，现在的中国会计人该不必面对“借贷”而晕头转向，蒙受心理创伤吧？一代大儒蔡锡勇先生的英年早逝，不但是他本人和家属的不幸，更是中国会计界之不幸！
  （作者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
  漳州方言
  菜瓜摃狗句双头〓
  丝瓜，因为可以做菜食用，漳州人称之“菜瓜”。现在菜市场上所供售的有好几个品种，本文所欲叙述的是一种漳州传统的品种菜瓜，其瓜径粗6-7厘米，长度50-60厘米左右，形状似如一根短棍棒。
  传说，以前有一位家庭主妇，忙完诸多家务事后，已到晌午的时间了。接着，她又赶紧烧火把中午饭煮好后，从鼎里把饭舀到饭硿（锅）内，为使下地干活的家人能够吃上既温热而又不烫嘴的中午饭，赶快把饭硿（锅）端到门口较通风的地方摆放着，使其自然风凉减热。然后，这位主妇一手拿着刮刀，一手拿着菜瓜，从容自如地刮起瓜皮来，准备做中午菜肴。这时候有一条狗从正在风凉的饭硿（锅）前走过，闻到了这喷香香的米饭时，便不顾一切地大口大口偷吃起来。这位主妇抬头一见真是气急败坏，急忙把手中的菜瓜当作一根棍棒猛朝这条馋嘴偷吃的狗头上摃（砸）去。菜瓜虽然摃（砸）中了狗的头上，但由于菜瓜本身是幼嫩之物，这一摃，不但伤不了狗，反而自身断为二三节。狗是被吓跑了，但此时饭硿中的米饭也所剩不多，真是气煞这位主妇了。
  后来，这个传说经过流传便形成了菜瓜摃（漳音：贡）狗双头〓（Jiào，败之意，津音：了）的这句俗语话。它是在告诉人们，遇事头脑要保持清醒，慎重处理，要不然就会功德两空，本传说也类似“家伙〓，秀才殁”的传说。
  顺便说明，这个“〓”字是指某事、物败弃、亏损之意，与“了”字是两个字义截然不同的汉字，应当严加区别为是。原龙溪县（即今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人把事办完成叫做“办了”，某物吃完叫做“食了”……而南靖等县则叫做“办完”、“食完”……其义相同。
  （吴启智）
  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
  葛继圣
  1993年11月27日我国重点高等学府——武汉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配发了这次活动的有关图片录像，引起了高教界、学术界和海内外武大校友的广泛关注（1955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武大原以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武昌高师作为其前身），1994年4月，《报刊文摘》曾摘引《长江日报》的有关报道，以《武汉是我国近代高教的发祥地》为题，介绍了“武大校史委”经过审慎严密的考证，确认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是我国第一所近代高校，为武大的前身，它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还早5年。
  “自强学堂”成立之初，即由张之洞委任署汉黄德道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蔡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利坚合众国钦差大臣（现称特命全权大使）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协助张办理涉外事务（任洋务局委员）及各种洋务实业，深受张的赏识和重用。蔡还根据英文速记原理创制中文速记（著《传音快字》），并最早把西方复式会计介绍、引进并取代我国传统的四柱帐法（著《连环帐谱》）。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及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其生平却是鲜为人知！笔者近年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在搜集整理蔡锡勇史料时，深深为其道德文章所感动，援引文献记载草成此文以飨读者，并就正于有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早期学习近代外国语文的汉人子弟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祖籍福建龙溪，关于蔡的先世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估计很可能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1840年鸦片战争，二千年来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门终于被英帝国主义挟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船坚炮利的优势撞开了。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日益加剧，清王朝经过国内太平天国的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外国侵略势力逐渐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中外接触日益频繁，封建文化已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对抗，清王朝急需培养能直接与洋人对话交流的翻译人才，以辅佐政府的外事交涉活动。在当时清廷主管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訢的建议下，我国第一所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正式开办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外务部前身）。此后第二年、第三年在当时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与广州也相继成立与北京同文馆同样性质的语言学校——广方言馆（也称同文馆），此时年方17岁的青年蔡锡勇考入了广州同文馆，成为我国第一批正式学习近代外国语言的汉人子弟。
  二、青年时期的外语学习生活
  北京同文馆成立之初，开设了英、法、俄三个语种，并只招收14岁以下八旗子弟入学。过了三年，始又陆续增设德、日文班以及西方近代科学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入学资格、年龄也放宽为满汉兼收15至25岁的青少年。北京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外交往尚只限于官方政治往来，远不如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那样与西方文化、宗教、工商贸易普遍接触交流，稍后于北京同文馆成立的上海、广州两处同文馆（广方言馆）入学的学生素质水平并不逊于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因此三地同文馆学生互相进行交流学习并进一步择优深造就有了可能。
  1867年10月1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上奏清廷《片》中称：
  “兹查上海、广州两处所设学馆（即指广方言馆）已届三年，其中子弟所学，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臣衙门开馆伊迩，若于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与臣衙门本年所考各员共为讲解，必可得力。应请旨饬下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各该处所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内择其已有成效者，每省各送数名来京考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遵照这份奏片的要求，广州同文馆选送了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满汉学生赴京参加北京同文馆主办的英文考试。在这次考试中，蔡锡勇显示了卓越的外语才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是考试后唯一获得“监生”称号的学生。奕訢就这次考试的成绩所上的奏折中说：“兹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广州将军庆春等将该省同文馆学生蔡锡勇……等六名咨送到臣衙门……该学生等文理俱各明顺，学习有年，深堪造就，应请照上年奏定章程，蔡锡勇一名作为监生，那三……等五名作为翻译生员……”分别确定名次。
  这次考试后，蔡锡勇等六人仍饬回广州同文馆继续学习，并具备充当翻译差使资格。
  过了四年（1872同治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饬令上海广州两地同文馆选送优秀学生去京考试深造。此时年已25岁的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翻译官”的身份又被列入去京考试深造人员名单。蔡锡勇和那三、左秉隆等三人以原已在同治六年去京考试取得优异成绩为由，要求此次以“保举”名义免试入学，旋经同意，于同年9月22日由广州同文馆咨送到京。
  此时，北京同文馆历经扩充，已逐渐从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向近代综合性大学转变并初具规模，学制、入学年龄、资格均有较大改变，外语各班三年毕业，由外文而及天文、数学等理工各科者八年毕业。蔡锡勇的英语水平已能从事笔译口译，直接听洋教习外语授课。他在北京同文馆同时选修多门学科，并成为馆中唯一的汉人数学家教习李善兰的高足。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27岁的蔡锡勇以各科共列优等（按成绩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同文馆。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是由语言学校开始起步的。
  三、第一代职业外交官成员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开始正式按西方国际关系制度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驻外使节。同年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谕委派赏二品顶戴、刑部郎中、太常寺卿陈兰彬（荔秋）为首任出使美利坚合众国（兼领秘鲁、日本）钦差大臣（即特命全权大使）。蔡锡勇以北京同文馆优等毕业生最佳外语人才被陈兰彬罗致担任译官，随使出洋。抵美不久，又以工作成绩表现出色，极受钦差赏识，奏准以“候选通判”升任参赞。1884年（光绪九年）丁忧回国。守制期满，即被两广总督张之洞延揽入幕，参与在广东兴办的洋务实业活动，结束了他的职业外交官生涯。
  四、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专著
  ——《传音快字》
  蔡锡勇在驻美钦差公署任职期间，极大地丰富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作为一个在典型封建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技术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考虑其中是否也能为中国古老的儒学文化所用。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首先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西方国家的速记术。他在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教科书《传音快字.自序》中这样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堂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在这段文字中，蔡锡勇叙述了他发现西方国家有一种“行之已久”的“快字”，（Shorthand，近代西方国家速记术起源于16世纪末之英国，最早用于记录国会议员之演说辩论）并且有多种方式（“作者不一家”），但都能做到“笔随口述”，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那么能否把这种方式移植过来为中文所用呢？他开始构思这个设想，当然首先他自已要学会这门科学技术。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虽然立国还不过一个世纪，但是它的经济已经迅速赶上和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量的欧洲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众多的黑人后裔以及亚洲移民又为开拓西部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而比较健全的议会民主政治与发达的文化科学、大量的对外贸易构成了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国力，此时在西方国家已流行数百年的速记术也广泛应用于美国社会。
  关于蔡锡勇学习英文速记和创制中文速记的经过，在其幼子蔡璋把《传音快字》修订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一书的《绪言》中写道：“……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美国凌士礼氏之速记术出，遂大得斯学界之欢迎，时中国前清光绪八年也。先君适随使美邦，因得尽通其术，迨归国后，益复研究古今音韵之学，参以西人卫三畏音歆字典等书，至光绪二十二年乃脱稿付梓，定名为传音快字……”
  《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后，曾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校长）的“自强学堂”（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分科进行教学的高校）中进行教学。至于正式把《传音快字》（《中国速记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速记方式来进行教学并付诸实际应用，已是清末。当时为筹划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议会（称“资政院”即一院制国会）需大批速记人员，清廷征召蔡璋赴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校长），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应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蔡氏父子并先后受到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多次题匾授勋特令褒奖。
  五、张之洞办洋务的主力干将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直隶南皮人（今河北省）他与项城袁世凯、玉林岑春煊并称清末三大吏，但其利国利民的成就，政绩则远过于袁、岑。他所兴办的洋务实业，与为培育人才开办文武学堂、主张文事武备并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等，尽管他的学说主张有其矛盾错误的一面，但是就其总的成就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的清代封疆大吏中，仍不失为一个头脑清新卓有远见的大人物。他发现并重用蔡锡勇并使之成为其在洋务运动中兴业办学的主力干将，与起用冯子材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帝国主义，同为张之洞“知人善任”的两个典型例子。
  蔡锡勇的后半生一直追随张之洞兴办洋务实业、教育培养人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在叙述蔡锡勇的史绩时，不能不提到张蔡之间的“恩遇”关系。在《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卒谥文襄）中，《奏稿》部分占有较大篇幅，其中为蔡锡勇所上的专折就有《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保荐蔡锡勇片》、《为蔡锡勇请恤折》等，在《公牍》部分有《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其它文稿提及蔡锡勇事或与其有关者更不下数十处之多，足见张、蔡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1885年2月（光绪十年十二月）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拒绝新任驻日钦差大臣徐承祖咨调蔡锡勇出任参赞的要求。在上清廷《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请求“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遗，实于粤省洋防，大有裨益”。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蔡锡勇在广东任职期间，除了担任洋务局委员，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外，张之洞还把所兴办的洋务实业“……开设银元局、枪弹厂、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制造兵轮等事，悉以咨之”，足见对蔡倚赖信任之深。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蔡锡勇随调湖北差遣委用。“……到鄂以来，派委总办铁政局，设立化学堂，定汉阳铁厂之基，枪炮厂即附其中。督饬矿师洋匠建厂安机，开办矿山运道，铁矿灰石水陆码头，兴国锰矿，江夏大冶煤井煤矿及采运湘煤诸务，自经始以至工竣开炼，千端万绪，布置井井，罔有遗漏。臣以督工筹款，艰巨烦难，叠经奏明，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先后国委该员总办织布、枪炮两局，任事诚恳，殚竭心力，条分缕析，事事力求撙节核实，不避劳怨，端谨廉退，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不与人争。三厂分局二十余所，委员学生林立，群莫敢以私；各矿师洋匠，亦服其公正，无不尽心效力，办理悉臻周妥……”
  根据这份1894年11月4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七日）所上《保荐蔡锡勇片》中所述，蔡的经营才能即使与现代西方、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今之企业家只是单纯在一种企业上创基立业，发展光大，而蔡氏所办的企业则包括轻重工业的冶金矿山、铁路交通、兵工造船、水陆航运等各种类型，对之均能做到指挥调度井然有序，连那些从国外聘请来的“矿师洋匠”也心悦诚服，尽心工作。这正是由于蔡在北京同文馆学习时，在原已有深厚的外语基础上，又进修了数理化等多门学科，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从而为他在协助张之洞兴办各种洋务实业担任主管领导工作时，得以充分发挥自已的才能。张之洞在《保荐片》中，称赞“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笔者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要求清廷“恩予破格录用”。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蔡锡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后，获“赏二品顶戴”。
  六、引进西方复式会计科学的先驱
  蔡锡勇对我国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位引进介绍西方复式会计制度，撰成《连环帐谱》（“连环”即复式对应之意一一笔者）。
  蔡氏在张之洞领导下兴办近代洋务实业，统管单位不下数十处，经手资金款项多达数百万两，虽“力杜虚靡丝毫不苟，”但在巨额资金运用中，又深感我国原有的传统会计制度——“四柱帐法”已难以适应在近代化大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发挥作用。他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帐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帐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但其原来的意图只是借以改良中式会计的记帐方法，使之能适应近代化企业大规模经济活动的需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蔡氏一部介绍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连环帐谱》在经过其子蔡璋的补充修订之后，由湖北官书局印行出版。（此时蔡锡勇已作古）这部书成为我国推行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郭道扬教授在其名著《中国会计史稿》中评价说：“蔡锡勇所著之《连环帐谱》既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式簿记的专著，也是第一次立足于中西帐法相结合，以达改良中式会计的目的，它是西式复式帐法引进的先导，是以后中式簿记改良的先声，它对推动我国近代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张之洞在大办洋务实业的同时，又认识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初调湖广总督，他就上奏清廷请办各类文武学堂以广储人才。除筹建以学习经学为主的两湖书院外，先后在武汉创办以学习外语为主的“方言学堂”，以培养近代工商贸易和技术人才为主的“自强学堂”，以培养新军干部为目标的“武备学堂”等。
  甲午战后，张之洞根据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当时的教育状况，认为必须培养大批能“察临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为各方面所需的高级“通才”以经世济民。他认为“西学既极邃密，西书又极浩繁，探讨诚非易事。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既不能多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既无从会通博采。本部堂再四推求，知舍普习洋文广储高才，以探西书精微，更无下手取法之处……”（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这比他原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奏准清廷创办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工各科为目标的“自强学堂”，任命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这所学堂的成立比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后改名北京大学）还早了五年。张之洞把校长重任交给蔡锡勇，是因为蔡氏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外语，对数理化等近代自然科学又者有深厚的基础，并且还在美国做过多年的职业外交官，熟谙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情况的人才，由他来出任中国第一所近代高校校长，可谓是深庆得人！
  蔡氏受命之后，对自强学堂的学科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对象、学制年限、毕业去向、管理体制等诸方面，既秉承张之洞的办学精神，又参照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分科教学制度，把学制定为五年，招生对象是身家清白、资性聪颖、通晓儒书的15岁以上24岁以下有生员头衔的小官或官绅子弟，入学要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和担保，在我国并率先废除膏伙制，实行奖学金制，按月考课，择优给奖。课程设置除各科主修课外，学生还兼及化学、地学、分析试验、经学、商学、法学、交涉、体操、兵操、劳动实习等课。蔡氏还把他自己发明的中文速记术——《传音快字》作为教材发给在堂学生学习。
  八、担任武备学堂督办
  ——一生的光荣总结
  蔡锡勇不仅对政治、经济、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具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军事教育、兵器制度同样具有远见卓识，张之洞把所办的洋务实业，包括枪炮厂、鱼雷局、制造兵轮、开办水陆师学堂莫不交由蔡氏一人“总其成”。清末洋务派首领均为封疆大吏，对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也都身受其害；他们认识到，依靠原有的汉军和八旗绿营的刀枪剑戟已难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兵舰，因此学习西方军事训练方法，编练一支能使用洋轮大炮和近代兵轮抵御外侮的新军成了当务之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所“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校），并又把“督办”（校长）重任交给了蔡锡勇。此时的蔡氏，除了正式的官衔——“署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赏二品顶戴”外，还负责所有各种洋务实业的主要领导，担任“自强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总（督）办”，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学贯中西，经文纬武，又具备近代大企业家的经营魄力，用“能者多劳”这个词已不足以说明蔡氏的非凡才干了。
  在奉命担任武备学堂督办后，蔡氏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参考西方军官教育制度，制定武备学堂章程，延聘外国教官，确定招生对象等等。1896年冬，武备学堂正式开学，他渡江前往主持开学典礼，不意“船至中注，陡起大风，几将覆溺”，救起后“得类中风之症”，但“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不遗余力”，终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顷刻身故”。就在“其疾作之前数刻，犹复手书致武备学堂洋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理周密，即于是日夜间病故……”（《为蔡锡勇请恤折》）
  张之洞在这份《请恤折》中，除了历述蔡锡勇在其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协助创办许多洋务实业及担任文武两所高校“总办”的重大贡献外，对他的品德操守待人接物又作了这样的评价：“……查该故道志操廉正，器识闳深，博通泰西语言文字，精究天文、格致、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而天怀淡泊，任事月诚，凡各国领事江海税司以及矿师洋匠、中西商贾，莫不钦其耿介，服其明达。遇交涉重要繁难之事，他人棘手莫办者，该故道靡下迎刃而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去世消息传出后，“各国洋报流传，威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张之洞则慨叹蔡氏故后“微臣失此臂助，极目时艰，人才罕见，尤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蔡氏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仅令后人敬仰，而其高风亮节更是值得称道。此时，蔡锡勇已是官至“赏二品顶戴”的道员大臣，又统管华中地区财税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十所近代大型工矿企业的主管领导，然而“迨其殁也”，竟然“囊无馀蓄旅殡难归”，这在清末腐败成风的官场中，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光绪帝在《请恤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清廷除了从优抚恤外，还追赠其为内阁学士。身后殊荣，在晚清去世的名士显宦中，也并不多见。
  张之洞的《请恤折》上奏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推算蔡氏逝世当在1898年2、3月间（此时距《传音快字》出版尚不到两年），终年仅51岁。英年早逝，殊堪惋惜，深信若得假以天年，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和经济实业的发展必然还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献信息速记会理事）漳州方言说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急性子的人，常会说：“这人的性地biǎn biǎn叫”。但biǎn应该用哪个汉字来体现呢？一般用“便”或“辨”字，但均无方言词中必需表达的字义，唯借音而已，属不规范用字。
  在现代汉语中，字音和字义能相兼符合此处的方言用字，只有“褊”。据《尔雅·释言》：“褊，急也。”的解释，再观《诗经》之《魏风·葛履》篇中的诗句：“佩其象揥（tì），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这里的“褊心”，郑玄有很好的解释，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无德教使之耳。”诗中讽刺了一个性急的女子，用一“褊”字十分生动。史籍中关于“褊”的记述颇多。《宋书·刘义恭传》：“汝性褊急，此最弊事。”《北史·刘昶传》：“天性褊燥，喜怒不恒。”《南史·何承天传》：“承天性褊促，尝厉声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杜甫亦有诗云：“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
  “褊”汉语发音biǎn和方言文音biǎn相一致，而且字义也十分贴切，就是冷僻了一些。只要方言能予正确使用，就能为大众所熟知进而接受之。
  （李竹深）
  一代名医生活逸事
  ——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
  赵克明
  编者按：传说三国时期名医华佗曾准备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治疗痛病，但并没有正史记载，真实性有待考证。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天津十二大名医之一的赵以成则将脑部手术带入了正轨。从在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师从神经外科泰斗潘菲尔德，到回国主办全国第一个脑系外科进修班，创建天津市立医院脑系科、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及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一生治病救人无数的赵以成创造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
  1962年9月，毛泽东主席邀请潘菲尔德教授和夫人访华。在中国的学术演讲会上，潘教授用一句中国古语评价赵以成——青出于蓝胜于蓝。
  作为赵以成的长子，毕业于天津医学院的赵克明子承父业。1978年，赵克明获第一届全国医药卫生科学表彰大会先进个人奖；1981年，他到父亲曾经学习过的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学成回国后，担任了天津脑系科中心医院神经处科主任医师、教授。今年是赵以成百年诞辰，赵克明特别编撰了《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一书，纪念父亲为中国医学做出的贡献。现选录其中片断，以飨读志，以表缅怀。
  协和医事 住院医生常忙到彻夜不眠
  我的父亲赵以成，字泽如，1908年2月13日出生于福建漳州。祖父赵联芳是筑路工人，识字不多，却酷爱读书。父亲受祖父影响，自幼好学。1926年6月，父亲考入当时福建唯一的一所医校——福州岐山福建协和大学医科班，翌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继续攻读。
  1929年6月，父亲在燕京学习期满，获医学学士学位，一个月后，升入了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最早名为协和医学校，由美英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和伦敦医学会合办。该校学制为8年，除学过3年医学预科外，还要学5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学费每年大约四五百大洋，而且实行淘汰制，每年期末都有因身体或学习跟不上被淘汰的，到学业终了时，每个班的学生所剩无几。这些坚持到最后的，便是协和医学院的精英。
  1934年6月，父亲从协和毕业后，到协和医院外科做住院医生。当时协和医院的住院医生非常辛苦，每天早上7点以前，医生必须进病房检查病人情况，换药、更改医嘱。7点半，要为进手术室做消毒、备皮、铺单等准备。8点准时为病人开刀，绝对不准无故拖延。上午手术后，下午一点半要到外科看门诊，一直到四、五点钟，再到门诊手术室为病人做粉瘤切除这类小手术。夜间若有急诊，住院医师必须随叫随到。如遇手术，手术后病人回到病房输血输液，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得负责看管，常常彻夜不眠，但第二天仍要正常工作。
  父亲在协和医院做了两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为不少病人做过手术，发明了肠胃道无菌吻合技术，还获得森氏（SUN）耳鼻喉科论文著作奖金500元。当时协和的外科主任娄克斯医生对我父亲非常满意，决定破例提前送我父亲出国深造。1938年，父亲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前往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神经病学研究所学习。世界神经外科泰斗、白求恩医生的老朋友潘菲尔德是这家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指导下，我父亲成功研制出“用特制胎膜防治粘连”的新方法，有关论文在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杂志上发表后，在医学界引起轰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给我父亲颁发研究员聘书，中国医生第一次成为神经病学研究所大家庭的成员，也成为潘氏小家庭的成员。
  两年学习期满，我父亲谢绝了潘菲尔德教授的一再挽留，坚决回国，继续在协和医院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北京，趁机接管协和医院，医生们不愿意为日军工作，很多人便来到天津，创办了天和、恩光两家医院，被称为“协和派”，像著名医生朱宪彝，儿童医院的范权，骨科医院的方先之，泌尿科的施锡恩等等，都是从协和医院来天津的。
  1943年，我父亲和母亲也一起到天津投奔校友，但到天津后才发现天和和恩光两家医院已经人满，父亲和母亲只好借钱开业，私人行医。
  五年恋爱 相伴一生
  父亲的表姐何碧辉也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比父亲高两届。后来何碧辉成为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与林巧稚齐名，人称“江北林巧稚，江南何碧辉”。与何碧辉同班、住同宿舍的汪培娲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在安徽宣城出生，母亲的祖父清朝时到天津做官，一家人也跟过来定居。母亲少年时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念书，跟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同班，邓颖超比我母亲高三年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生在5月16日成立学生联合会，邓颖超是宣传队长，我母亲是宣传队员。那一年我母亲才14岁，作为天津21名学生代表步行赴京请愿。从河北女师毕业后，母亲就考入了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
  父亲考入协和医学院后，有一天去找表姐，正巧何碧辉没有在宿舍，便坐下来等她。我母亲给我父亲沏了杯茶，谁知我父亲连谢字都没有，就在那一声不吭地低着头。事后，母亲跟何碧辉说：“你这表弟真是的，一点儿礼貌都没有。”
  其实呢，我父亲是害羞。过了不久，父亲又去找表姐，说要请表姐看电影，同时为了表示歉意，也请我母亲一起去。那之后，父亲常常去找表姐，同学们都看出来了，我父亲约何碧辉是假，追汪培娲是真。
  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表达了爱意，但没想到却被一口回绝。“第一，我只想学医，不想结婚；第二，我比你年龄大，不合适。”母亲说，“这样吧，我把二妹介绍给你，你们年岁相当，她是护士，岂不更合适？”当时很多考入协和的女生从一进校门就立誓献身医学，再加上协和学习紧张，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在校期间根本无暇恋爱，即使有心中中意也很难顾及，像林巧稚、何碧辉这样的老小姐都一直终生未嫁。
  但父亲真就认准了母亲穷追不舍。5年“持久战”，有情人终成眷属。1932年母亲毕业与父亲订婚，1934年我父亲毕业，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三天，父母回了漳州。我爷爷希望父母能留在家乡行医，但他们还是以事业为重，又回到了协和医院。
  后来，母亲又跟着父亲到天津行医。1955年，父亲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建议我母亲辞去工作，专门做我父亲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打那之后，父亲无论是北上哈尔滨，还是南下广州，母亲始终寸步不离，而且旅费食宿全部自理，不花公家的钱。除了照顾父亲的生活，母亲还负责为父亲抄写整理医学资料讲稿、信件、发展规划等，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是父亲前半夜写，母亲后半夜抄，一夜都亮着灯。
  总理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
  父亲和母亲在天津私人行医时一直本着起死济贫的原则，对没钱的病人尽量少收费、不收费。内科有个听诊器就能干活儿，外科有把刀也能干点儿，脑系科没有设备不行，私人行医困难更多。另外呢，当时老百姓在思想上也难以接受开颅手术，我父亲大多数时候只能兼看外科、骨科、耳鼻喉科病人以维持生计。我母亲看妇产科和小儿科，有时候大半夜的有人来敲门，就得去接生。不仅辛苦，也有危险，但没办法。
  刚到天津时我们家住在民园西里，家里的客厅就是门诊部。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就去和平路的中华医院。客厅里有一个玻璃桌子，有一回来了个老乡看病，背着一个大口袋，里面放的可能是干粮什么的。他进屋后一屁股就坐玻璃桌子上了，桌子当时就塌了，玻璃碎了满地，差点没扎了他屁股。父亲也没着急，还是很客气，给人家看病。
  那个年代医生是受尊重的职业，靠给人治病吃饭，家里的生活条件还不错。当然也不是特别有钱，一顿饭有三四个菜。后来我们家又买了常德道上的这所房子，很便宜，房主去南方了。
  平津战役时解放军进天津，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便会安排哪户人家能进，哪户人家不能进。解放军就在我们这屋子休息，都自己带着干粮。解放军首长的家属随军长期转战各地，有不少人得了妇科病，我母亲给她们治疗，也成了朋友。
  天津解放后，有人劝我父亲去香港行医，说香港普通外科、妇产科、小儿科都很吃得开。但我父亲还是一心想留在国内创办神经外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天津组成了以朱宪彝教授为主席的天津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1951年，我父亲报名去了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初期，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将军因工作劳碌过度而晕倒，造成脑外伤重度昏迷，生命垂危。周总理亲自急召我父亲进行抢救，并指示医疗组“一切听赵大夫的”。后来很长时间里，父亲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进行抢救手术，总理总会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李克农痊愈后和我父亲成了好朋友，特别嘱咐当时河北省调查部杜长天、柳峰等部长说：“以后赵家有什么事，要多多负责，拜托你们了。”
  附录：天津《今日新报》载文——
  救治李克农周总理点名
  常德道69号，一幢英国别墅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静谧地伫立着。
  六十多年前，赵以成和同事——身为协和医学院博士的夫人汪培蜗就工作生活在这里，门前汉白玉烫金牌匾上的楷体字简短记述着他的一生：“医德高尚、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神经外科骨干人才……”
  赵以成在世时常说，“知我者莫过于朱（宪彝）教授，识我者乃周总理也。”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决策时期，李克农将军曾因劳累过度晕倒造成重型脑外伤而昏迷，生命垂危，以致将军的家属都已着手为他准备后事。
  周总理点名要赵以成为李救治，并指示“一切听赵大夫的”。赵以成亲自动手抢救，终于让将军转危为安，两人也随之结为友好。1955年授衔之后，将军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为赵家送来一张自已的戎装授衔照。
  就连赵以成自己都没有想到，抢救李克农将军仅仅是他行医我军英雄人物的一个开始。十几年后的1965年，海军战士麦贤得在一次海战中身负重伤，弹片进入脑内，神志恍惚，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将舰艇安全驶回，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指示广州军区总医院全力抢救，最终保住了他的生命。
  但无奈，脑部极为严重的创伤，致使年轻的麦贤得意识、语言和肢体活动受到损伤，并且伴有脑脊液漏，很多专家都表示束手无策，“中央派遣父亲飞赴广州为麦贤得会诊。”长子赵克明子承父业，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供职于天津市环湖医院。他回忆说，当年父亲抵达广州后，成功为麦贤得实行了颅内脑脊液漏的修补术，几天后又由他挂帅，和学生刘明铎等人一起，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将麦贤得颅内深部残留的弹片取出，使他的病情得到明显恢复，直到今天依然在部队工作。
  实际上，麦贤得的病情远远复杂过李克农将军，能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得益于此前两年就已经积累、分析出的4070例颅脑外伤病例。
  “我难忘1963年！”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赵雅度教授是赵以成的一位得意门生，在他的印象中1963年是非常值得回忆的，那一年在老师的指导下，京津两地神经外科领域共积累了4070例各类型颅脑外伤病例，这在1960年代的中国乃至亚洲都是非常难得的。
  那一年，赵雅度和同事曾经三次来到天津参加讨论，师徒共同努力，最终写出四篇论文，文中提出的观点，诸如抢救一条龙（绿色通道）、血肿定位、骨片减压缘达颅底至今仍在沿用！在当时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来。
  悬殊万倍的挂号费；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的戴钦舜是1957年赵以成在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开设的第一期培训班的学生，也是当年培训班中最年轻的学生，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老师当年和师兄们一起模仿东北口音喊他“老尕搭”的样子，“老师的师德、医德影响了我的一生。”
  “老师讲课很厉害，只拿提纲，不拿全稿，语速慢而准确，有利于我们记笔记。”更让戴钦舜难以忘怀的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侧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属于“授人以鱼”；而在查房时则引导学生用理论知识对病情从定位到定性如何独立思考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制定出治疗方案，更多地“授人以渔”，“当时可没有CT、MRI，完全是靠理论知识和X射线进行诊断，老师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敏捷的思维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临近结业时，所有学生都很希望能好好听听赵以成讲授的最后一节课，但这一次老师让他们“失望”了，不过随后就补充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给大家——他风度翩翩地走上讲台、微笑着说：“你们的师母也来北京了，她已在西长安街的全聚德烤鸭店恭候你们，请你们吃烤鸭，在那咱们边吃边谈，也算你们进修期间上的最后一堂课。”
  这一堂“课”上，赵以成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回到原单位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踢好“头三脚”；“头三脚难踢啊，回去之后既不可怯阵又不可过急，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稳步地开展工作。动手之前先动眼，动眼之前先动心。”
  当时的戴钦舜并不知道，赵以成能走上学医之路还缘于一个特殊的家：1908年2月，赵以成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他的父亲原是一个矿工，后因炸伤耳聋而失业，从此以编售斗笠为生。
  赵以成有六个姐妹、三个弟弟，不幸的是其中三个姐姐均于婚后病逝，两个弟弟也都在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夭折，另外一个弟弟在即将结婚的时候因伤寒导致肠穿孔而死。十个孩子病死六个，只剩赵以成和一姐两妹，父母极度伤心，于是下定决心要培养他学医成才。
  1925年赵以成考入福州协和大学医科班，翌年转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29年6月毕业并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北平协和医院，1934年6月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8年赵以成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当年12月，以学者身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深造，师从世界神经外科泰斗潘菲尔德教授，他经过苦心钻研，创造发明了一种“特制胎膜”。他经过苦心钻研，创造发明了一种“特制胎膜”防止粘连的手术，并撰文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成为当时西方崛起的神经外科医学研究中的佼佼者，蒙特利尔研究所因而聘请他为研究员。
  1940年学成归国后在天津开设私人医院，“当年他的挂号费是一根金条！”总医院神经外科年轻的主任医师江荣才看着老前辈的塑像，若有所思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神经外科领域一片空白，当年的总医院慕名向赵以成发出邀请，于是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迅速关闭了自已红火的私人医院，不计报酬和职务来到总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更是身先士卒冲上前线，成为战地医生——而在这家公立医院，挂号费全国统一，不过1毛或者几毛钱，和一根金条的悬殊岂止万倍！
  癌症晚期不忘行医
  赵以成身材高大，是同事、学生以至患者公认的“帅哥”，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的内心世界远远比堂堂仪表更加高大。
  1962年，在广东佛山召开全国第一届神经精神病学术会，会前赵以成突感身体不适，妻子汪培蜗为了方便照顾便同行来粤，到宾馆登记时，一位官员以汪培蜗不是神经外科代表为由，不许入住大会所订之床位。
  赵以成赶忙解释，妻子的一切差旅食宿费用全部自理，但这位官员就是不同意，在场的多数人都是赵的学生，大家据理力争，唯有赵以成心平气和，劝大家不要因小失大，领着夫人以私人住宿的名义另行订了房间。随后和多位同行一起，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将大会组织得非常成功。
  “每一次回想起老师，我都禁不住眼眶发热。”戴钦舜说，结束学习之后，他返回哈尔滨，但神经外科附设在外科哪个病房部尚未确定，他索性加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1958年，赵以成赴哈尔滨会诊，特意到医院看他，“当时我还在炼钢炉前呢！”
  看到昔日学生的现状，赵以成无言，半响说了一句：“晚上5点来国际饭店等我。”当晚，戴钦舜就吃上了平生第一顿西式大餐，随后又听到了恩师语重心长的话：“一定要建立独立的病房，再发展独立的科室，否则将一事无成……”。
  “文革”中赵以成受到迫害，1969年开始出现了便血等不良症状，但在当时特殊环境的笼罩下，不仅得不到及时诊治，还要继续参加扫厕所、扫烟道的劳动。直至1970年，两位医生冒险暗中为他检查，最终确诊为直肠癌。
  万般无奈中，夫人汪培蜗悄悄找到周总理和邓大姐，总理立即发出中央调令，指定赵以成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李克农将军之女）坐镇，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手术。
  手术后，已过花甲之年的赵以成必须要承受大剂量的放疗、化疗之苦，但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病重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看到日坛医院还没有脑外科，于是向院领导建议，趁他在此住院，带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另外在该院培养几名脑外专业医生——说到做到，住院期间，赵以成一手帮助日坛医院筹建起脑外科，从而也使该院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肿瘤医院。
  1974年9月21日，赵以成与世长辞，享年67岁。
  1978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当时所长维拉姆.菲德尔教授为缅怀已故的赵以成在脑神经外科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成立了“白求恩——赵友谊金”，以纪念他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很荣幸，我成为享受这笔友谊金的第一人。”1981年，长子赵克明应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访问两年半。
  直到今天，赵以成妙手仁心、精益求精的精神依旧在影响着医学界的后备力量——1987年，在夫人汪培娲、儿子和学生的多方努力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天津环湖医院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赵以成在北京方面的得意门生王忠诚教授和同行们一起努力，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医院，即今天的北京天坛医院，享誉全球。
  2005年，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现任所长寇尔曼博士带领考察团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神经外科发源地天津神经病学研究所签约建成姐妹医院，进行科学和临床及科研方面的全面交流——相信这位“中国神经外科之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德高为宗师术精称巨匠
  ——记赵以成的事业与为人
  季平
  我的大舅赵以成，字泽如，1908年2月13日出生于芗城区新华东接官亭一劳动人民家庭。他的传略被编入2005年出版、漳州市政协主编的《漳州历史名人》书中，又编入2007年出版、漳州市委组织部主编的《漳州百年百杰》书中。当代漳州籍、乃至福建籍的杰出科学家为数不少，但被公认为我国某一学科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尚为少见。赵以成是我国当代医学一个学科之创始人兼奠基人。赵以成不仅属于漳州，也属于我国医学界。
  2008年3月21日闽南日报登载了《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记述了赵以成在医学上的成就。现在，我从亲人的角度，记述亲属和学生们对他的点滴回忆和深切怀念，从中可见赵以成的事业与为人之一斑。大舅是外祖父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极为疼爱，但家教很严。赵以成孝顺父母，友爱姐妹。赵以成母亲年迈卧病多年，他每天至少到床前问安三次。
  听我五姨赵彩琴（赵以成大妹）讲，赵以成十九岁在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读书，学校布置学医学生做解剖狗的实验，他在北京找不到狗，没法做。暑假回到漳州，他非补做不可。他找一只狗，给狗麻醉，在家里天井边搭个手术台给狗做解剖，引起邻居众人饶有兴趣地围观，他边解剖、边给大家讲解狗的内脏器官部位。
  1938年赵以成获得奖学金，赴加拿大深造。他选择的是当时在西方崛起、国内空白又难度极高的脑神经外科医学，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1940年初学成，他把国外先进的神经外科医学技术带回国。1952年赵以成在天津市总医院创立了脑系科。建科后不久，一位自称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神经外科专家李某，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时授意记者将自身情况登在港报上，经自己要求并被安排在天津市总医院主持脑系科工作，然而，赵以成不争位子。时过不久李某手术刀下的病人误死甚多，医院与患者反应极大。经院方组织内查外调及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辟谣，才得知李某回国所说与事实不符，真相大白后被解职和处分，院方又重新任命赵以成为脑系科的领导。
  1962年全国首届神经精神病学术会议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时，一件使与会的赵以成学生们难以接受的事发生了。他们回忆道：会前两天，赵老师身体偶感不适，师母便陪同到粤照顾。到宾馆登记住宿时，一位官员以师母不是会议代表为由，不许入住会务所定宾馆。老师赶忙解释说，老伴的一切差旅食宿费用全部自理，这位官员还是不同意。在场的多数人都是赵老师的学生，据理力争。这时老师劝学生不可因小失大，领着夫人在外面另订了房间。学生觉得老师受羞辱，替老师抹不开脸，大家为此都很气愤，而赵老师却心平气和，非常豁达、非常大度。第二天主持会议，仍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这次会议组织得非常成功。学生回忆说，赵老师的仪表形象本来就很高大英俊，经过这次意外事情，学生们更深地领会到老师内心世界比外表还要高尚的多。
  1955年中央卫生部决定调赵以成去北京，天津市不舍，后达成协议，赵以成两边工作。自此他每月奔波于京、津两地之间，至1962年由于常年操劳，接连患病。周总理知道后，建议其夫人做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赵以成夫人汪培娲教授，“五·四运动”时期是邓颖超的亲密战友，后来是一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博士，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一代才女”（钱信忠语）。赵夫人虽然不舍丢下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还是顾大局答应下来，自称这是从事无职、无权、无钱的“三无”工作。除生活关照和医护之外，赵夫人还负责抄写和整理文稿、信件、发展规划等案头工作，是赵以成事业成功无可替代的得力助手。无论赵以成北上哈尔滨去会诊，南下广州救治麦贤德，赵夫人都须陪同，而她的旅差食宿费全自理。赵夫人平时除需用公笺外，连一切办公用品、邮票等等花销也全自付，可谓廉洁至极。
  赵以成平时衣食简朴。夫妇对儿女自幼既启发智慧、培养情操，又从细处着手培养良好习惯。例如给孩子买钢琴延师指导，经济不充实也要为之；吃饭时哪个孩子表示不喜欢吃、挑食，赵夫人就取消他的吃饭权、饿一顿；每餐后碗内不许遗有饭粒。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培养了两个儿子长大均为教授级主任医师，均享有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长女为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962年，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原苏联科学院朗道院士因严重车祸脑部受重伤，几乎成植物人。苏方特邀世界名医、加拿大潘菲尔德教授前往给朗道院士救治。毛主席获悉世界神经外科泰斗潘菲尔德教授既是白求恩大夫的好友又是赵以成的老师，鉴于当时中、加尚未建交不便直接联系，毛主席委托赵以成邀请潘菲尔德教授在给朗道院士动手术后，夫妇绕道苏联来华访问。潘菲尔德夫妇到北京后，毛主席即委托赵以成夫妇陪他们游览北京，并陪同参加了国庆观礼和国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潘菲尔德夫妇以及赵以成夫妇亲切交谈，主席指示“要很好地交往”。而后潘菲尔德教授参观京津沪三地发展神经外科的成果。潘氏在学术演讲讨论会上，屡次称赞赵以成的技术和成就，给予很高评价，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赵以成对家乡人有深厚感情。他对长子说，1956年受周总理委托，他在北京去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为老先生治病。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和陈老见面后都用闽南话，亲切流利，陈老请赵大夫喝福建乌龙茶、吃老家的点心。陈老先生见老乡大夫特别高兴，当时陈老好似把病痛都忘了。1961年，赵以成等专家又专程前往上海给陈嘉庚先生会诊，使陈老病情有好转。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赵以成寻源中学时期三个同窗及同乡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三位知名的研究所所长，即青岛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北京病毒研究所所长黄呈祥和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赵以成。这三位漳州籍所长保持终生友好。赵克明告诉笔者：“曾呈奎把南方的海带成功地移植到北方海域，让北方人也能吃上海带，功劳不小。”寻源中学这三位同窗及同乡均成长为新中国科技栋梁之材，传为佳话确实并不多见，它让我们认识了漳州确实人杰地灵并引以为荣。文革中的1970年前后我有两次机会出差京、津，有幸去探望敬爱的大舅。他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他平静地说，自己受冲击，造反派让他洗药瓶、洗试管；后来才让他参加查病房，每一次都能救好几个人的命（意指纠正对病人处理不当）。我痛感当时政治气候实在不尊重人才。赵以成一生有不少发展机会都放弃了，他一心为祖国神经外科医学事业而奋斗，他的未竟事业之一，未能在天津成立神经外科专科医院。夫人汪培娲和长子及学生继续完成他的遗志。汪培娲曾先后写信给卫生部长钱信忠、历届天津市长，并面见市卫生局长，向有关领导层层反映、申请，终于1987年建成了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天津市环湖医院。既有益社会又慰籍赵以成的在天之灵。
  2007年10月16日至19日，赵以成长子赵克明（天津市脑系科中心医院终身教授）和以天津医大附属总医院纪委书记钟跃教授为领队的《赵以成》摄制组一行5人，首次来赵以成故乡漳州，寻访、拍摄赵以成的出生地芗城区新华东接官亭、祖籍地漳浦县湖西山后村前山社以及就读过的进德幼稚园、华英小学和寻源中学原址，本人和胞弟及亲属们陪同、协助，赵克明与《赵以成》摄制组一行受到市委宣传部汪副部长以及有关单位热情接待与帮助，受托在此顺致谢意。摄制组又由漳州前往汕头采访著名战斗英雄麦贤德，仍很健康的麦贤德深情地说：“感谢周总理，感谢教授给我第二生命”。
  正如赵克明说的，由于“文革”浩劫，赵以成部分论著资料已丢失，实属遗憾，如不抢救整理，现存文物资料也可能永远流失。庆幸的是，2008年1月在赵以成百年诞辰之际，天津医学界出版了纪念他的文集和文献纪录片《中国神经外科创始人—赵以成》，是留给我国医学界的一部珍贵史料。
  赵以成把国外先进的医学种子带回国，让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且硕果累累。他培养了包括两院院士、知名专家学者等，已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发展的中坚力量。由赵以成教授创建的神经外科研究所，现已成为集科研、教学、临床为一体在国际享有盛誉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神经科学研究与培训中心”。由赵以成教授创建的天津医大总医院神经外科，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是欧亚神经外科学院主席单位，是我国重要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因此2008年1月13日，京津两地共同召开神经外科新进展学术交流大会纪念赵以成教授百年诞辰，并就神经外科新技术、新进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纪念大会上，天津市委常委陈超英、市政协副主席赵克正，为赵以成铜像揭幕，铜像安放于天津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里。3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顶级神经外科专家、学者和赵以成教授曾学习、工作过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多位专家参加了大会。中国邮政还发行了赵以成教授百年诞辰纪念邮票，一套12枚。以缅怀这位德高为宗师，术精为巨匠的“中国神经外科之父”。
  敬爱的大舅虽然已过世30几年，而他的音容形象永驻亲人心田，他永远激励着后辈亲属。
  文学：理想与遗憾
  ——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杂文家耿庸
  路莘
  郑炳中，笔名耿庸，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杂文家，也是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祖籍台湾，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童年生活在福建漳州，中学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1937年，他16岁，父亲带他到上海准备报考大学，正值抗战全面爆发，考大学的计划暂时放弃。他随父亲回到漳州。没过多久，他决意要离开大家庭独自外出谋生。在以后的七八年中，他到过闽北、桂林、重庆等地，当过教员，甚至在盛宣怀经济研究所从事过经济研究，但写作已渐渐成为他主要活动。1941年，他在彰州《青年日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杂文，这些杂文被当局认为是攻击国民党和政府的，他因此被捕入狱，后得家人保释，才得以出狱。此后，他继续从事文学活动，40年代，他因写作认识了聂绀弩、胡风、秦牧等人，由聂绀弩代署的笔名“耿庸”成为他终身使用的名字。这个期间，是他在写作上成果颇丰的时期，除了杂文和小说，还写了不少评论。然而，这些文章在他以后遭遇坐牢抄家中几乎都失没了。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之后，许多参加过起义的人都不得不离开台湾。从台湾回到上海的左联作家尹庚对郑炳中表示，希望他能去台湾工作，因为他会讲闽南语，而且，当时他的父母、姐弟也都在台湾。尹庚还为他写了给几位台湾朋友的信。这年9月，他到了台湾，与他同行去台湾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王皓。
  抵台之后，他在台湾《公论报》任编辑，并继续从事杂文写作，不久，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杠鼎集》在台湾出版。由于时局复杂，报社的人和事也愈加复杂，1948年5月，他离开报社，在华南银行经济室任研究员，同年，他的一本从制糖业看台湾经济的著作出版。在他一生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这是唯一一部与文学无关的著作。
  1949年，有朋友告诫，他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劝他早日离开。
  1949年5月，他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离开台湾回往上海。他们经香港到达广州，因时局混乱，道路受阻，他们被迫在广州滞留。直到1951年2月，才回到上海。
  他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之时，他的父亲也回到漳州，不久，海峡两岸中断通航，他的母亲、姐姐、两个弟弟留在台湾。此后近四十年，一家人相隔在两岸不能见面，甚至不能通信。直到1988年开放探亲之后，他的姐姐、弟弟先后到上海探亲。然而，他的父母早在70年代先后去世，他们没有能再团聚，是极大的遗憾。1992年，在阔别了43年之后，他回到了台湾。还看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论报》和华南银行，不由感慨万千。
  回到上海后，郑炳中先后在人民艺术剧院和震旦大学任教，后受朋友相邀，到当时还在筹建的新文艺出版社工作。除了职业工作之外，他勤于写作，出版了一个剧本，一个杂文集，还有一部论著《（阿Q正传）研究》。从40年代～50年代，他在文学上已有了成就和影响，然而，随之而来的厄运，不仅使他的文学生涯被迫中断，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也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1955年5月，因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郑炳中被捕入狱，以后遭受监禁近十一年。1966年4月，他获释出狱，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妻子王皓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迫害自杀身亡了。他被捕入狱时，以为过几天事情弄清楚了，他就能回家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远不是他想得那么简单。11年过去，人事全非，妻子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好象很陌生。现实令人痛心。
  出狱时，他暂时被安排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的辞海编辑所）工作，但不到两个月，“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勒令“监督劳动”。这个出版社的所在地，原是一个英籍华人的私家花园，庭院内绿草与树木常青。他的“劳动”是清扫这里的树叶和捕捉常青树上的青虫。他被要求搬出了原先的住所，住进了集体宿舍，孩子们也栖居在另外的狭小的居所。又过了两三年，三个孩子全部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到了江西和黑龙江，十多年后，父子才得以团聚。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他先后被关进“牛棚”和到“五七千校”劳动，种过地，养过猪，还做过汽车修理工。直到1979年胡风案开始复查，他才被允许回到编辑部工作。
  在遭受迫害的岁月里，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失去了家庭和至亲，但他对于文学的信念没有动摇。在狱中的近十一年间，他在允许他读的书的边页上和一些供他写交代的纸上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主题仍然是他从40年代起就着力研究的文学的现实主义和鲁讯思想。这些文字大多在上交后未得归还，少量得以带出监狱的也在后来的“文革”抄家中抄没，只有很少几册书在“文革”后得以归还。这些书上写下的笔记经后人整理成《狱中札记》发表。“文革”期间，在受监管的“劳动改造”中，尽管外境恶劣，他仍然找寻各种能利用的机会和各种可利用的纸张簿子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但都十分零乱，只有少量文字经人整理编辑成《狱外笔记》发表。
  1980年，胡风案平反，他恢复了政治名誉，也得以继续编辑和写作生涯。他负责创刊了学术性杂志《辞书研究》，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由于他的敬业与成就，他不仅是出版局的先进工作者，还连续两届（1981年度、1983年度）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这在出版人和作家中是非常少的。1982年3月19日《解放日报》有报道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3月1日下午，上海市出版局召开1981年度表彰先进大会，会上介绍的局先进工作者名列第一的是耿庸。介绍事迹的同志说，由于耿庸和同志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编辑的全国唯一的一本关于辞书学和辞书编纂的学术性期刊《辞书研究》，质量很高，为我国的辞书学研究赢得了荣誉。叶圣陶评价道：“在当前可有可无的杂志大量出版之时，《辞书研究》是一本不可没有的好杂志。”这个杂志向国外发行，受到不少国家读者的欢迎。为了编好这本杂志，耿庸把全部身心都投上去了。……
  耿庸是一个忠厚长者，谈话诚恳、坦率、谦和。
  1983年，郑炳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
  1984年，他在工作的出版社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她对于他品格的敬仰和对于文学的领悟，使他们渐渐熟悉并相知。四年后，他们成为生活的伴侣。生活又有了阳光和音乐。
  在恢复自由之后，他继续文学生涯。十多年间，先后出版杂文集《回收》、《流火、花环和荆棘》、《逢时笔记》；文学论著《文学对话》（为何满子合著）；回忆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主编大型工具书《新编美学辞典》、《青年文学手册》。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在现实主义和鲁讯思想研究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心得，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也达到了新的学术成就，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他的回忆文章，不仅是个人以及文友的经历和遭遇，也是文学史的片段，发表后受到欢迎。2004年6月，他的《文学：理想与遗憾》一书出版，其中汇集了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主要论述和文学生涯回忆录，是一个作家文学信念、文学经历和文学精神的真实记录。一位学者对这部书评论道：“这部文集不是耿庸的全部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在中国文坛的成绩和影响了。有人说，耿庸的文风是西化的，在我看来，耿庸的作品不仅逻辑严密、文风犀利，而且文笔华瞻而优美，读起来实在是一种享受。”这几句简单的话，是对郑炳中作品风格以及文学影响的概括。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个人的遭遇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曲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虽然有很多遗憾，但因为理想不变，终究无愧于心。
  耿庸年表
  192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门苏答腊。
  1922年随父母回到家乡漳州。
  1935年中学生。开始以郑重等笔名在漳州地方副刊发表散文、小说。
  1936年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高级新闻科。以丁琛鸣角等笔名在厦门《星光日报》、《江声报》的等副刊上发表杂文小说。
  1937年由父亲带到上海报考大学，正值抗战爆发，升学计划放弃。遂入文艺界救亡协会战时工作训练班，后响应文协号召回到漳州。
  1938年在漳州《福建导报》写通讯。
  1939年在江西为《新章南日报》副刊写稿。
  1940年在桂林《青年书店》任职员，并以丁琛的名字在泉州的《大众报》、南平的《南方日报》等发表通讯、文艺短论、杂文等。
  1941年先后在建瓯《1北日报》和章州《青年日报》任编辑，并用力衷、郑淬等笔名在所编日报上发表大量杂文及文艺短论，并发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
  1942年在福建长汀县立长汀中学任教员。后在永安《大成报》任记者，并以祝每、赵艇等名发表散文、杂文。
  1943年先后在重庆国民党人事工作训练班学习和国民党财政部货运局工作，后在重庆《新蜀报》任编辑。
  1944年在重庆中华书局总管理处工作，以柯念中、耿庸等名字发表杂文，并以耿庸的名字向《希望》投稿。
  1945年与胡风建立联系，第一次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与胡风见面。
  1946年在重庆宣怀经济研究所工作。以耿庸的笔名在《大众晚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
  1947年在上海宣怀经济研究所（由重庆迁沪）工作，在《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杂文。这年8月离沪赴台（此时父母已迁居台湾），在台湾华南银行研究所任研究员，负责编《华银通讯》。1948年在《公论报》任编4。在台湾出版杂文集《杠鼎集》。，
  1949年由台湾返回上海，先后滞留香港、广州，在广州《新商晚报》任副总编辑。以耿庸、邵亦望等笔名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1951年在上海展望周刊社任编辑主任。并分别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震旦大学任教。出版杂文集《论战争贩子》。
  1952年进新文艺出版社任编审。
  1953年出版《〈阿Q正传〉研究》。
  1955年5月被关押。至1966年一直在押。
  1966年3月获释到上海辞书出版社。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年底，被关入“牛棚”。
  1969年转到奉贤“五七”干校，继续接受批判和“监督劳动”。
  1975年从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被安排到出版局大院做汽车修理工。
  1977年回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做扫地工。
  1979年受安排筹建《辞书研究》杂志工作。
  1980年获平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学论文《真实散记》。
  1983年出版文学论文集《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出版杂文集《回收》。
  1989年出版杂文集《流火花环和荆棘》，出版主编的《青年文学手册》（与何满子合作）和《新编美学百科》。
  1990年之后几年在报刊发表杂文、文学论文和评论。
  1996年出版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2000年出版杂文集《逢时笔记》。
  2004年出版文学论文和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
  2008年2008年1月去世。
  （作者系耿庸夫人，现任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
  为华人找福祉
  ——记漳籍台湾著名经济学家魏萼
  庄宗沛
  1942年新春伊始，漳州南厢文川里魏家大宅里，一个男孩出生了。这是一户殷实人家，主人魏永绥先生是当时漳州政要，长子魏萼的降世自然更添一分喜气，亲朋好友纷纷祝贺，道其“大贵”，说其“奇才”。不意祝词竟成现实，三十年后，魏萼先生已是美国圣路易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此后蜚声全球，誉满两岸。现在，年过花甲的魏萼博士离开台湾政坛后，专心学术的研究。他先后在台湾的台湾大学、淡江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又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等校招聘为客座教授；还远赴欧洲北美许多名牌大学讲学；曾经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加州大学、史丹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著作等身，创新不断。
  魏萼的孩提时代即表现聪颖过人，魏家大宅的园林里有亭台楼阁，一墙之隔的郑厝“可园”也是古色古香，镌刻典雅的壁图和诗句，这些都引起这位学前稚子的浓厚兴趣，于是刚满五岁就被送到南方小学（现为漳州市新桥中心小学）读书，虽不及入学年龄，但读书写字却是学童中之佼佼者。读完二年级已是1949年的夏天，恰逢烽火连天的时代，他随父母由厦门高崎机场搭乘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号飞机抵达台湾的台南机场，开始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大批大陆的“达官贵人”拥挤到台湾这块弹丸之地，僧多粥少，于是，“达”者不达，“贵”者不贵。离漳赴台的魏家在生活上一落千丈，用魏萼的话说，学校的老师“曾经到家里做家庭访问，非常感叹，他感叹我家为什么这么穷？”自出生之日起不知“穷”为何味的他，却用二十年的时间在“穷”之中奋斗，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生活的动荡使得魏萼在三年上学期就学台北的新庄小学，下学期又转到号称“小漳州”宜兰的力行学校，七、八岁的孩子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挪东移西地就学，总是衔接不上，如大陆用漳州话教学，台湾推行国语注音符号，聪明人不为艰苦环境所压服，他稍事适应，进入高年级就全班第一名，进入中学后在统一考试中名列宜兰前茅，最终保送到宜兰中学高中部。整个中小学阶段，家庭生活仍然极其困难，处于营养不良，贫病交加的境地，魏萼对父母亲的辛劳十分体谅，所以，他一辈子感怀父母养育之恩。十八岁那年，魏萼考上台湾名校台湾大学经济系，虽然父亲已担任宜兰县议会主任秘书，但毕竟是工薪阶层。他是大学里贫寒学生。他“在那时感觉到的是社会上贫富悬殊，整个社会缺乏正义的现象。”（《从漳州到台湾》魏萼著）。四年大学生活，他生活非常节俭，学习十分用功，同学中人才济济，后来一大批人成为台湾政坛的显赫人物，纵然如此，魏萼还是脱颖而出，以优秀成绩从台大毕业。之后，他服过兵役，当过中学教师。然而，魏萼一门心思是出国深造，所以，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英语。1966年报考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英文测验合格了，手续办妥了，而出国费用卡住了，最后借款才踏上飞往美国的路程。
  留学美国的奋斗是魏萼人生的里程碑，六年的留学生活，他读三所大学，攻两个学位，这是一般人难以成就的，对于家道清寒的年轻学子更是难以成就的，魏萼却如愿以偿，不能不令人赞叹、景仰。
  魏萼一踏上美国土地就感触良深，他说：“看到美国，我感慨非常，我们中国人落后了，中国内忧外患而美国康庄富强，值得我们去学习、反思。”他第一学期在南伊利诺大学修两门课，个体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成绩A；第二学期修三门课，总体经济学、西洋经济思想史和数理统计学，成绩又是A。连续两学年硕士学业成绩优秀，他申请直攻博士学位，到达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博士，一边于此校攻博士一边为彼校完成硕士论文，待正式拿到硕士学位又入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读博士。他交错地穿插攻读，够苦够累，嗣后他说“我准备长期做工支援我念书，长期抗战修念博士学位”，他的留学效率超过常人，应该说，他的打工效益也超过常人。他初到美国大学的第二天就去当油漆工，每钟头一美元；他在芝加哥、华盛顿的饭馆洗碗、打杂，竟然有一天工作12-13小时的经历。天才来自勤奋，1968年魏萼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1972年他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支那战争是世界新闻焦点，在伊利诺大学一场有关“越南战争”大辩论中，年轻的魏博士登台亮相，用经济学和市场经济观点出来讲话，他博闻强识又口若悬河，折服在场听众。美国是注重人才的，他们给魏萼送来绿卡，可是他的理念和追求是“敦品励学，爱人爱国”，他想到在美国坎坷的经历，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我的前途是替国家、社会，尤其是对台湾，有所贡献。1973年，魏萼学成回国，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任教。
  回国后的魏萼有了用武之地。1975年有一场“当前台湾经济问题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一批大名鼎鼎的教授从美国回来参加，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占上风，提出“台湾实施浮动汇率，伸缩型的汇率，希望新台币能够升值，或者贬值顺应市场的规律。”的看法，年轻的魏博士站在相反的角度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述，强调物价稳定为重，他的立场和观点得到当局的支持。此后，魏萼应邀到许多单位演讲，名气不断上升，很快步入政坛，直至担任中国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主管新闻出版、文艺宣传。这段时间，他注重研究国家建设和中国统一问题。
  魏萼先生多年来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奔波、操劳。1984年，他在美国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就提出“和平统一”的观点，在当时背景下，是需要勇气，也需要代价的。他提出依发展的顺序形成“闽南经济圈”、“闽南文化圈”以及“闽南文明圈”的时代性功能，他认为漳州拥抱大地，泉州面向海洋，台湾环绕海洋，三个闽南文化重镇相辅相成，意义重大。就是漳州、泉州、厦门这三个地区跟台湾关系密切，加强合作，进而扩大到大陆各个方位的合作发展，他想“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他坚信中国必须这样才能富强，中国人在未来才能顶天立地有尊严地站起来。1992年漳州水仙花节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漳州耆老彭冲暨夫人在漳州宾馆设宴招待魏萼，席间，谈到在台湾成立有利两岸交流的相对机构问题，魏萼返台以后，遂于宜兰成立“台闽经贸发展协会”，是正式立案的社团法人机构，为两岸经贸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厦门认识项南和贾庆林，应邀展开两岸扶贫工作，回台后发动台湾医界人士，在陕西、广西、贵州、新疆以及闽西做了许许多多医疗扶贫的具体项目。他出版专著十六册、文章百余篇，倾心于经济学研究，着眼于中国的前途，他预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必将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所影响的区域甚广，包括日本、南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越南等等地区。这些地区在未来将持续快速经济发展，形成亚太经济的主要力量，也是新‘第三世界’的重心。”（《变局中的苏联》魏萼主编）
  魏萼先生的学术研究极富创新精神，2003年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中心发表《新新儒学》的专题演讲，在全球产生良好的影响。他认为不应“打倒孔家店”，而要“打醒孔家店”。其新“新儒学”的基本思想是不做外来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也不做中国古代思想的奴隶，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力求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富论”道路，中国经济要藏富于民和民富国强。他颂扬邓小平治国方向正确，采取改革与开放政策，创造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奇迹。他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深入的了解，以高层次的知见剖析闽南历史和现状，在2007年发表了《中华文艺复兴与台湾闽南文明》，论述闽南文化的经济意义。
  一位爱国爱乡的学人，以毕生精力研究社会的进步和民生的发展，是值得称颂的。魏萼先生得到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说“有机会侧知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体会到他们是建设中国，统一中国的领军人物。他还说“我们要为中国找希望，为中国人找前途，为华人找福祉。一定要使中国人真正的顶天立地，有尊严地站起来。”
  从好苗苗到参天大树
  ——吴硕贤院士成长过程的点滴回忆
  许志勇
  吴硕贤院士简介
  1965年，漳州一中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荣获全国理科最高分的成绩，是全国高考“状元”。
  1978年，考取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1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
  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
  1990年，在浙江大学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8年，调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
  2005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爱生吴硕贤，原籍福建省诏安县。其父母在漳州任教，初中时转学漳州一中。六十年代初，我在漳州一中任教，有幸担任其班主任，并任其语文老师，先后两年，现在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度很高，本人且将其成长过程作点滴回忆。
  一、称职的第一任老师
  人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吴硕贤同学的第一任老师究竟怎样呢？硕贤生长在一个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秋山先生是漳州师院的中文教授，治学严谨，学养浓厚，擅长古诗词研究与写作；母亲林德熙先生是漳州一中的语文老师，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爱戴。我和他俩同事多年，深知其学术功底、为人处事的准则、以及治家教子的方法。他们学识渊博，有谦谦的君子之风，这除了给硕贤以直接的熏陶外，更注重鼓励孩子从小要立大志，长大要献身祖国、献身科学，使自己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注重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使孩子从小就知道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做个谦恭有礼、有仁爱之心、逆境不颇志、顺境不张扬、能吃苦耐劳的人；至于治学方法方面也有家传，如“循序渐时、勤于积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弹钢琴、忙而不忙”等等。总之，有如此教育得法的严父慈母与纯朴、奋进的教育世家，这就为硕贤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所以，说他们是称职的第一任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二、团结、奋进的班级集体
  当年硕贤所在的班级是高一（3）班。经姚沛泽先生带了一年，高二由我接手，至高三毕业为止。姚老师是个温和、会尊重人、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我接手后，发现班干部配备齐全，班级集体已基本形成，且团结向上，学习气氛甚浓。但从学业成绩看，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好的很好，差的很差。我根据学校的要求，结合班级的实际，在班干部的积极配合下，既抓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又抓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既深入学生的实际，又和家长密切配合。为了缩短优差之间的距离，培养更多的合格学生，发扬同学的互助友爱精神，班级组织了上中下搭配的互助组，并定期进行活动，这种做法融洽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推动了彼此之间的学习进步。硕贤是个称职的小组长，在“帮助别人，又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出点子、想办法”，尽心尽力，帮教活动搞得很出色。高考结果，小组内除了一人因病缺考外，其余的都考上了，收到积极的效果。
  64、65年社会经济形势不错，迫切需要人才，学校注重抓教学、升学率。不过处于那个年代，政治思想教育当然是放松不得的，配合思想教育则是下乡、下厂、下部队，向工农兵学习。我来自部队，自信心强，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不在话下；加上班上有多才多艺的学生积极配合，搞起活动来总是有声有色。比如，65年暑假年段师生从市郊天宝镇田寮村下乡回校，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作文展示活动，我班的写作能手马上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张贴在板报上后，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立即要我们班“好好团结，以便推广”。又如，高三年寒假，学校举行文艺会演，硕贤作词曲《紫芝山之歌》，并由班上文艺骨干自编自演了舞蹈，载歌载舞，声情并茂，全校师生反映良好，获得了奖项。对于经常性的课外活动，我也是常抓不懈的，每天下午三、四节课，一定要把学生统统赶到大操场去，教室一人不留。因此学校举行田径运动会，各种球类、棋类的比赛，我班不乏高手参与，结果往往有不错的成绩，吴硕贤、黄汇川、谢重光等同学往往名列其中。硕贤还拿过全市中学生游泳比赛第二名哩！
  是的，作为班主任老师，我应对学生全面负责，有责任推动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责任让班级成为团结一心、积极向上、可爱可亲、令人留恋的集体。
  三、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课
  上文提到，文革前学校根据上级的布置要求，都要利用寒暑假与节假日，按年段组织师生下乡下厂下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其本意是要让在校学生接触社会实践与生产实际，以改变学生脱离实际，轻视劳动的毛病；同时在劳动中可以培养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
  当时高二、三年是重点，时间短者一、两天（如送肥下乡），长者一、两个月（如支援“三秋”），下乡提倡“以艰苦为荣”，强调“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农村生活条件较差，吃住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我班吴硕贤等拔尖学生因为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下乡后都能经得起考验，普遍能够吃苦耐劳，表现不错。记得64年暑假到长泰县美彭大队、上花大队参加夏收劳动。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城市的女高中生割稻的速度、质量就不差于农村妇女；本来“麦子和韭菜分不清”的男高中生竟能挑起一百多斤谷子飞跑，跟农村的强劳力比高低。真是“脸晒黑了，心炼红了”。师生访贫问苦时，倾听贫下中农的哭诉，终于懂得了解放前地主如何剥削农民，懂得广大农民贫穷落后原因。同吃同住，则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离开乡下时，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放鞭炮相送，同学们则挥泪而别，其情景十分动人。回校后，同学们写“下乡心得体会”时，纷纷写上“忘不了下乡劳动这一课”，表示“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当然凡事都有个度，过则不妥。当年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时间过长，要求偏高，特别是和思想改造挂上了勾，确实是强人所难。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四、篇篇都是好文章
  63年秋天，我接手高二（3）班。我自知“任务繁重”，因为学校决心在这一届“翻本”，誓要夺取“高考红旗。”于是，我一手抓班级思想工作，一手抓语文教学工作，丝毫不敢稍有松懈。
  已经从事多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我，十分清楚的知道：学生学习语文，其最终目的就是为提高表达能力，即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而两者的交汇点就在于阅读与写作，要能读会写。读是为了写，写是实践读、加深读；写作能力高，语文水平自然高。我也深知：学生要真正提高语文水平，没有什么快办法、巧办法，只有慢办法、笨办法。“慢工出细活”，这就是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于是，我一方面努力把阅读课讲活，让学生爱上，听有所得；同是积极组织课外的阅读，指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并做好读书笔记，可读、可背、可抄、可剪贴，以扩展、加深课堂教学。另一方面，我抓紧作文课，要求学生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结合下乡、下厂、下部队，写亲身经历，写真情实感。至于平时则要求学生记日记，我手写我心。两年多以来，我坚持抓多读多写，读写结合，学生则积极加以配合，变要我写为我要写，变怕写为爱写，写作能力获得明显的提高。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效果。
  我的教学班级，应该说是集中了一批程度较高的学生，但语文程度仍然有上、中、下之别。教学是一门艺术，我只能区别对待，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保证让学生们“吃得饱”，“吃得了”。对于象硕贤这样一类的拔尖生，我则另眼看待，吃“小灶”。比如要他们组织文学兴趣小组，搞剪报、做卡片、写读书笔记，搞小型研讨会等等。
  应该说，硕贤在我接手之前，即在初中至高一时，已经有相当突出的表现，文理兼顾，全面发展。而语文科也是读得不错的。记得我接手该班教学后，他显得非常适应，似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师生之间心领神会，配合默契，学业成绩一直走在全班前列。语基、阅读、古文的考试常常满分，作文也写得漂亮。他非常喜欢上作文课，两节课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两三千言，篇篇都是好文章。他的文章立意新颖，内容饱满充实，结构严谨，语言酣畅流转，且有文采，批改他的文章往往毫不费力，顺顺溜溜下来就可以下评语了。学生文章让老师充分肯定，并在课堂当范文诵读，那是十分荣耀的事，而这“荣耀”，对于硕贤，实在太平常了。当时学校往往定期举行全校性的命题作文比赛，而硕贤则一再获奖，让师生刮目相看。由于家学渊源，硕贤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古诗词也有一定造诣，“十岁即作诗”，平时喜欢即席吟诗作词，年纪轻轻就有文人雅士的模样了。记得在考取清华大学时兴奋之余，他吟诗一首：“师朋报喜鹊噪技，考取清华慰所思。十载寒窗攻读日，一朝金榜题名时。投身学海寻珠玉，辟径书山采桂芝。收拾行装期北上，前程似锦任驱驰”。以后，他将其诗作汇集成册，取名《松风集·偶吟集》，并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寄赠于我，让我品味、欣赏。
  五、师者父母心
  六十年代初，即文革前夕，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艰苦的岁月刚过，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又来临，当时自上而下是越左越革命，极左思潮充斥着教育战线，作为一棵棵待长的幼苗，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努力读书皆视为非法的“是培养修正义苗子”，“是走白专道路”；只有不断地下乡、下厂、下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班恰恰集中了以吴硕贤为代表的一批拔尖生，他们才华横溢，聪慧过人，文理兼长，发展全面。可是现实生活是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酷的政治说教与审察，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任班主任两年，寒暑假都要带他们下去，不断地“接受再教育”。下乡师生人人劳心劳力，十分辛苦，我要教书育人，虽怀有“师者父母心”，盼望为国家多培养一批有用之才，但上面的路子歪了，又能怎么样？最可怕的还是临近高考的政治审查和毕业鉴定。尽管学生们有种种好的表现，特别是上山下乡的劳动，但只因为父母的“政历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就入不了共青团，就过不了政审关。不过，幸好当时“下年段把关”的副校长朱国正，为了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争取“高考红旗”，从而为学生们慎重地修改毕业鉴定，而我因为爱才，因为有“让多一些学生到名校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积极加以配合，在文字上费尽功夫，最后才为当时视为“另类”的吴硕贤等学生写下比较好毕业鉴定，落实了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于是，吴硕贤考上清华大学、黄汇川考上北京大学，谢重光考上二师院，吴家斌考上福州大学，边清心考上福建师院……，班级的高考录取率整体上升了，漳州一中终于获得了第一面“高考红旗”，省教育厅王于阱厅长也来电表示祝贺。然而，随着文革到来，“高考红旗”成了“高考黑旗”，我也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积极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加以揭发批判，最后还被调离漳州一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后话。
  六、坚实基础的由来
  漳州一中，作为省级重点学校本来已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可是“为了更进一步办好重点学校”，上级允许一中向近邻友校商调名优教师进来，如陈作述、包至、吴冬卿等老师，（当然也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录取优秀的学生）。这就保证各主要学科（语文、政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主要年段（初三、高三）有较强、较全的老师任课，少有学科“拐脚”的现象，65年时，我们高（3）班各学科的任课教师都是中老年骨干老师或教坛新秀，都是很棒的，如占相宜、刘家麟、曾庆文、黄攸国等老师。他们既会教也肯教，起早摸黑，从严执教，还出现了互争辅导课的“怪”现象。这样能“打硬战”的师资队伍就保证了学生“吃得饱、吃得好”，不怕摔打，各科成绩整齐，于是象硕贤这样科科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便脱颖而出。班上还有黄汇川、谢重光、吴家斌等拔尖学生，学生戏称“四大金刚”。今年春节聚会，几位现在已经是博导、高工、高管的学生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进入才七、八个月就遇到文革动乱，以后考硕士、考博士就靠中学时老师帮助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太感谢老师了……”。
  在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与影响下，硕贤从小就崇拜华罗庚、钱学森、梁思诚等科学家，从小就“胸中有个大目标”。小学在平和育英小学读书，中学就读漳州一中，一贯谦虚好学，表现突出，无论哪门学科，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刨根究底、深入钻研，或找同学讨论，或找老师探讨，直至把相关的知识掌握到手为止。他文理兼得，全面发展，学业基础十分扎实。他平时如战时，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他悟性很好，一点便通，经常表现出过人的才智。考试对于学生，少有不怕的，而他却是少有中的“一个”。他不怕考，而且爱考，他说：不考怎能见高低？每次考试前夕，他总是笑眯眯的，“球照打，棋照下”，不慌不忙的，因为他总是稳拿第一。他平时善于总结经验，学习方法很好，、如“学弹钢琴、全面关照”，“主次兼顾、突出重点，”“刨根究底、狠抓不放”，“狠抓平时、临场不乱”等等，这些既灵活又扎实的学习方法，既使自己学识长进，又给班上同学以借鉴，学业成绩随之提高。他既学好“主业”，又搞好“副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吹拉弹唱件件皆能。老师赞叹说：“硕贤综合素质高，一专多能啊！”“老天不负有心人”，硕贤立志加有恒，天才加勤奋，终于脱颖而出，65年高考以科科接近满分的成绩（总分600分，他得569分）夺得“全国高考理科状元”，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文革结束后，硕贤凭着中学坚实的基础以不断地刻苦自学，成为清华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博士研究生。在学海中，他继续奋力猛进，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终于在建筑声学领域达到国际前沿水平。随后硕贤在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担任博士导师，并先后被提名入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而成为中国建筑科学界的精英，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