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上山下乡很快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全国各地立即再掀起高潮，强大的国家机器调动起各方面的力量使这场运动重振旗鼓，开足马力，迅猛向前。中发[1973]30号文件的附件之一《规划草案》传达到全国各地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的区、县均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出本地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逐级上报、汇总。同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城乡两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积极性不高的被动局面，1973年底，一种新的知青安置模式在湖南株洲脱颖而出，史称“株洲模式”。到1974年6月15日，经《人民日报》推出后，将全国的学习活动推向高潮，全国各地知青工作部门争先派人到株洲“取经”学习并相继发出通知，推广落实。1974年4月9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4]2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推广湖南省株洲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的通知》，1974年11月7日，中共漳州市委以漳委[1974]03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株洲经验，继续掀起我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通知》，并随文件发了两个附件《厂社挂勾分配表》、《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说明》。随后，漳州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立即进入高潮。
  漳州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1969年掀起第一次高潮后，随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向恶性发展。到了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就遇到巨大的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大量倒流），家长忧虑，农民不满。这种情况对即将毕业的城市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城市居民普遍把上山下乡视作畏途。所以，到了1973年，当政府重新启动上山下乡运动时，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1973年，根据省、地委指示，漳州市须动员一千名知青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经过全市上下大张旗鼓动员，结果不了了之，实际上没有动员一个知青下乡。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在家长和毕业生都在抵制面前，靠学校和街道来做动员工作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说服力，人们都在互相观望。
  到1974年6月25日，按省委指示精神，漳州市委发出漳委[1974]015号文《关于认真做好1974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意见》，提出在6、7、10月间来一个大动员，共需动员2500人上山下乡，但随后动员工作也迟迟不能开展。直到11月7日，市委发出学习株洲经验的漳委[1974]031号文件，动员工作才进入高潮。从1974年12月起，先从地市二级首脑机关着手，带头先走一步，自市委常委开始直到各系统各科室领导带头，把符合下乡插队条件的子女送到农村。随后又研究决定指定地区农械厂、汽车分公司、轴承厂、糖厂、木材站、中百站、地区医院、市罐头厂、市麻纺厂、市蜜饯厂、手工业系统市轴承厂、市中百公司等为首批试点单位，自1974年12月1日起先走一步，吸取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动员工作随后全面开展。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动员了604人下乡插队。
  到1975年3月，全市包括地区各系统各企事业单位采取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子女，街道包居民的做法，依照市委安排的《厂社挂勾分配表》，执行对口动员与安置工作。纷纷进入动员高潮。至12月中旬，基本完成本年度动员工作。1975年全年全市共动员知青4561人（这一数字包括地区专署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八军以及驻军2878部队、龙溪军分区、175医院等军地干部子女近2000人。）下乡插队。这一数字几乎是把1971年以来该动员而未能动员下乡插队的知青一扫而光，其中大部分是这些年来符合上山下乡条件却被招收在城里的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做临时工、季节工和家属工的青年，这些青年在这轮动员高潮中一律被清退后立即送下乡插队。随后1976年、1977年、1978年三年，基本延用“知青对口下”制度，又分别顺利动员了277人、609人、356人下乡插队。
  1974年以后，推广株洲“厂社挂勾”经验后，知青安置由原来的分散转变为集中，安置地域由远转变为近，知青点由以生产队为基础改为设在大队或人民公社所在地，安置工作由主要依靠农村单方面做转变为城市农村两方面共同来做。这些都标志着知青的安置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漳州市安置知青的地点全部被指定在市郊，不必再被撵到长泰、华安等较远的山区地方。再加上城乡“对口下”，调动了城乡双方的积极性，城里的各单位主动帮助，基于对本单位职工子女利益考虑，对挂勾社队从技术上、物资上多方扶持，甚至可以以各种名义将各种物资包括紧俏物品支援给挂勾社队，使农村社队得到不少实惠，自然地农村对知识青年的态度有了好转。这一转变也使1974年初困难重重的知青住房建设有了极大的改观。
  农村社队对下乡插队知青用房建设的抵触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尽管1973年以后国家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用于建房的经费仍然不敷所出。知青下乡后建房仍然需要当地公社或大队直至生产队的人力和物力的无偿支出。可以说在长期上山下乡中，由于建房误工多，增加社队集体负担，影响生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始终缺乏给知青建房的热情。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上级拨多少就建多少，没有社队愿意超额完成任务。
  1974年初，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知青动员安置高潮，为了做好安置工作，落实定点建房迫在眉睫。1974年元月10日，市委组织市郊各公社、各农场主管副书记和各公社专职干部以及有安置任务的大队支部书记等30多人专程来到龙海的清泉大队、长泰的美彭大队参观学习建房先进经验。2月3至4日，市委又专门召开了农村安置工作会议，专门布置定点建房工作。然而过后，各公社、农场建房进度很不平衡，只有石亭公社的几个大队动工兴建，其余各公社、农场基本上按兵不动。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74年12月学习株洲经验，“知青对口下”制度迫使城里对口单位拿出大量物资支援社队建房，这一老大难问题才算完满解决。
  1975年，漳州市郊区有8个公社、81个大队、751个生产队、三个国营农场、一个畜牧场。1974年12月到1975年底，市区共有4500多人知青下乡插队，基本上是全面开花，知青插队几乎遍布市郊农村每一个角落。期间建立起88个知青点，在社队知青数1975年底突破5500人，紧急建成知青住房106座745间21610平方米。到1976年夏收时，还有在建的达25760平方米。所有的基建材料，除了市委下拨的专料专款，其余的绝大多数来自城里挂勾单位的协作。
  1975年知青下乡插队大高潮过后，面对地区下达的1976年2400人下乡插队任务，压力主要来自农村社队，这时已经没有社队表示愿意再接收知青。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市郊每人平均土地9分8厘（水田5分8厘，农地4分），近郊的城郊、上墩两公社人均土地更少。经过1975“遍插”后，市郊农村已安置了5500多人知青，加上1970年整户上山下乡的居民近三千人，合计已达8600多人，已占市郊农业人口10％多。所以在“无地可插”的情况下，1976年5月19日，市委向地委发出《关于要求跨县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请示地委把漳州市1976年以后应动员数分配给兄弟县协助进行安置，跨县安置同样以株洲模式进行。但是这一请示1976年没有得到地委批准，所以1976年全市只完成近300人知青下乡插队任务，非常艰难地插到市郊各公社社队。1977年，地委批准这一请示，指示除少数可以插队到郊区，多数应插到长泰、华安、南靖、平和四县。1977年、1978年有近1000名知青被安置到这四县农村社队。其中以靠近漳州市的几个公社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