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9年～1970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勃然兴起，文化教育部门首先受到冲击，教育系统瘫痪，各中小学停课。随后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也纷纷受到冲击。8月，漳州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了“红卫兵”运动，中小学被迫停课。9月～10月形成“破四旧”高潮，随后红卫兵又加入全国大串联。到1967年1月，市委被夺权，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1967年3月，建立起“三结合”的市革命委员会，维持起新的社会秩序，到1967年10月，接上级指示精神，各中小学校才开学复课。自1966年夏季起，教育部门一直是受“文革”动乱影响最深的领域，全国所有的大中专学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所有工作也同时中断。加上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漳州也深陷派性武斗的泥潭，社会秩序处于失控和半失控状态。对中小学校毕业生的管理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秋季，这时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有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史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一直不能升学，也不能分配到社会上参加工农业生产工作。到了1968年夏秋之间，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在全国性的各新闻媒介上介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196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的社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篇社论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随后，全国各地报纸一再以同一口径反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这一政治路线确定下来后，全国各地上山下乡运动骤然加速，全国各省会城市纷纷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上刊登了甘肃会宁县（长征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文章之后的编者按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各级革委会和所有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斗批改”运动的工宣队、军宣队都被立即调动起来，主要任务就是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毛主席的一声令下，上山下乡迅速演变成席卷全国城乡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1968年底至1969年初，漳州市正处于“斗批改”运动高潮中，大批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等待精简下放。1968年12月下旬，市革委会制订出《第一期动员干部下放，知青和城镇居民插队落户的初步计划（草案）》提出：全市初步规划动员上山下乡人员16958人，其中，初、高中毕业生3886人，干部1072人，城镇闲散人员12000人，需要下乡的对象有：①1966年、1967年、1968年老三届毕业生家住农村全部回家，家住城镇的全部安排插队落户。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河北灵保县的经验，全市大部分干部要精简下放农村，市直下放80％干部，各公社（街道）下放25％干部，企事业单位下放35％干部。③全市文艺团体人员大部分下乡插队落户。④一切城镇中闲散人员一律下乡插队落户。⑤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下乡插队落户。安置去向主要是地多人少的山区和内地农村，初步规划主要是去长泰、华安二县。
  1969年1月中旬，第一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1969年1月10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了1969年第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月14日，又成立市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基层）。启用办公室印章及信件专用章等有关印章。15日，市区以各中学、各街道公社为主进入动员高潮，至1969年2月8日，第一批以老三届毕业生为主的知青约1300（其中夹杂部分市直机关下放干部）被送到华安、长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9月上旬，第二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牵动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和城镇干部下放工作。9月7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1969年第二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后以各街道公社为主在军宣队、工宣队的主持下，成立各街道四面向办公室，下设宣传组、办事组，各公社分别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街道小组会以及各点学习班。到9月15日，各街道公社报名完毕，送走了约8000余人。这次下乡插队除了1969年应届毕业生和部分往届毕业生，最大量的是城市居民1680户共7010人（其中市区下放干部和居民1181户5333人，郊区各公社及集镇499户1677人），市区的大部分去了华安、长泰，一部分下放千部和居民去了南靖、平和、漳浦、龙海，郊区全部下放在本公社各村。
  第三批上山下乡高潮主要是针对天宝和浦南两镇。1970年5月中旬起至8月止，共动员两集镇居民608户2622人（到1973年又增加到2914人）下农村插队，主要插队到石亭公社、浦林公社、过塘公社、天宝公社、浦南公社各生产大队落户。这二镇居民历史上来源复杂（特别是浦南镇）居民半工、半农、半贩者居多，居民中除少量干部或国营单位职工外，大部分是集镇各种集体合作单位职工及其家属。1970年5月起为了顺利完成上山下乡任务，以改造旧镇为名义，除保留国营供销合作社外，撤消所有集体合作单位（如合作运输队、合作饮食小组、水果小组、手联社等），所有职工下乡插队，以减少城镇人口。以浦南镇为例，该镇居民424户2235人，被动员下乡插队270户1151人，占总人口51.5％，每年减少国家粮食供应53万斤。动员工作从1970年5月16日开始，先后撤消22个集体合作单位，共有职工294人以及家属904人、小商贩49人。动员期间举办各类学习班9个，有490余人参加，到8月下旬，送走大部分人。安置地方主要在浦林公社的浦林村、金沙村；浦南公社的谢坑村、宏道村、溪园村、园坑村。安置以集体安置为主。如原浦南镇船民运输队于1970年7月3日被集体安置到园坑大队落户，组成一个有26户人口169人的船民生产队，两年后共开荒总面积198亩，建成住房仓库等40余间，抽水站一座。
  “文革”前下乡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农业工人，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当时主要也是采取集体插队方式，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然而“文革”开始后，“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的做法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使知识青年脱离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所以为了便于对知青进行“再教育”，于是就推行了把知青点直接建在生产队上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把下乡人员编成若干人的小组直接安排在各生产队，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一时期安置主要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部分农村生产队房屋无法落实，就安排知青租借农户家中，这样就出现了分散插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