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明清时期漳州的书院
  郭上人
  漳州书院肇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唐景龙年间创办“松州书院”，开创福建书院的先河，也是全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宋以后书院大步发展，明清时有书院76所，居八闽前列。漳州历代科名鼎盛，自唐至清进士及第970多名，占全省近百分之十；明清两代漳州考中进士690多名，占全省同期进士16.9％，不仅居全省前列，也居全国前列。漳州“海滨邹鲁”之誉名传四方。
  历代重视兴学重教
  陈政、陈元光父子于唐总章年间率兵入漳地平“啸乱”，当时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土著“所事者搜狩为生，所习者横暴为尚。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陈元光认为，“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陈在垂拱二年（686年）建立州治后，就办乡校，授儒学，讲伦理，启民心。景龙二年（708年）创建“松州书院”。时其子陈垧明经登第，县令席宏聘其为教席。《云霄县志》载，“州治初建，俗尚莽鄙，垧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松州书院是福建第一所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比创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年）的福州鳌峰书院早一百多年。唐时漳州还有梁山书院、周潘书院。宋时，北方战乱频繁，许多士子避乱定居漳州，其中有部分出身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带来中原重视文化教育的风尚。特别是绍熙元年（1190年）大儒朱熹任漳州知州，把兴学重教作为改变“漳郡俗未知礼”的政略，他每旬逢二日领学官下州学，逢六日下县学视事、讲学、解义。朱熹在漳郡教化厉治，力倡儒学，郡民由“好佛”而“崇儒”，由“嬉顽”而“习礼”。朱熹兴学重教之风，在漳郡留下深远影响。宋代漳州有丹诏、芝山、龙江书院等十所。
  明代，在朱熹兴学重教的影响下，许多知府如赵汝譡、郑防、章大任、傅伯寿等，都重视文化教育，办学之风盛行。朱熹知漳广传理学，从此理学代代相传，当时的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黄道周等等，都是颇具影响的理学家，理学的传人也大力推动漳郡“兴学重教”的开展。明中叶漳州月港洋市兴起，与3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贸易，海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带来家殷户足。民间“务农为本，耕读为业”流行，勤耕以丰衣足食，苦读以搏取功名。读书之风甚盛。明漳州府有龙江书院等8所；龙溪县有邺山书院等3所；海澄县有清漳书院等2所；漳浦县有明诚书院等3所；长泰县有龙津书院等5所；诏安县有石屏书院等5所；华安县有花山书院等3所；东山县有崇文书院等2所；南靖县有欧山书院。共有书院32所。邺山、石屏等书院更是名闻遐迩。
  清初，漳州因战争几遭劫难。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率兵在金厦树起反清复明旗帜，漳州成为郑军“集兵裕饷”的基地，从此郑军与清军在漳州展开拉锯战，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军东渡驱逐荷夷收复台湾，清廷为切断边民对郑军的支持，采取“迁界”的极端手段，划沿海30里为“弃土”，诏安、漳浦（云霄）、海澄、龙溪等县地处界外的广大边民流离失所。康熙十四年（1675年）郑经（成功之子）从台率军回师大陆，攻克闽粤沿海七府，漳州又处在战乱中。历经30多年的战争祸害，书院有的停办，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毁于“迁界”。士子科举也大受影响。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收复台湾后，漳州书院才逐渐恢复、发展。清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军天京陷落，侍王李世贤率太平军进漳，丹霞书院等毁于兵燹。清代漳州连遭战争灾难，但在科第、功名的诱惑下，战后各书院就相继恢复开办。清代漳州府有仰文、丹霞书院等5所，龙溪县有霞东书院等7所，海澄县有锦江书院等3所，漳浦县有梁峰书院等4所，华安县有养斋书院等3所，云霄县有云江书院等6所，长泰县有养正书院等4所，平和县有南胜书院等8所，南靖县有欧山书院等5所，诏安县有沈公书院。共有书院46所。
  自唐至清，福建省主要书院有750所①（唐7所，宋102所，元26所，明185所，清430所）。漳州主要书院有93所②（唐3所，宋10所，元2所，明32所，清46所），占全省书院12％强。明清两代，全省主要书院615所，漳州主要书院78所，占全省书院12.7％强，名列全省前列。
  校址幽雅陶冶情操
  漳州的书院注重选建在风景幽雅的地方，有的虽假寺、庙、祠、观为院址，也远离尘嚣，环境静谧。书院主要设置有礼堂、讲堂、花厅、斋舍、藏书阁等。
  丹霞书院位于城内东南丹霞湖畔，清同治三年（1864年）因兵燹被焚毁，书院迁考棚旧址。光绪十六年（1890年）汀漳龙道尹刘倬云提议在原址复建，并捐俸银400两为首倡，各县纷纷捐款，次年落成，共花银1万3千多两，复建后书院扩大一倍。书院前面丹霞湖北边临水建半月楼，寓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对岸有威镇阁、魁星阁，湖中有拱桥连成一体。湖畔林竹苍郁，垂柳成行，四季花香。书院正中为讲堂，祀朱熹牌位，以纪念朱子知漳之功绩，配祀黄勉斋、陈北溪、王东湖、陈布衣等乡贤。堂两边各建房8间。左边有功德祠，立捐户牌位以志褒扬。右边有花厅，以供会客，还有办公室，院长卧室、书室。还有藏书阁，有经、史、子、集数千册。讲堂后面有斋房28间，供学生读书、住宿、用膳。
  邺山书院建于明崇祯末年，址在虎渡桥北侧，背靠邺侯山，面临九龙江。为黄道周倡建。书院辟有“邺园”，园中有“花园”、“迥廊”、“墨池”、“乳泉”，还有“幽雨谷”、“黄龙洞”、“兰谷洞”等。四周山水相映，古树围绕，环境雅致。书院建有“三近堂”、“乐性堂”、“与善堂”③等。“三近堂”以近山近水近月，比喻修身应“好学、力行、知耻”，反映黄道周“学、知、行”统一的教学主张。“乐性堂”是寓“知性为乐”之意，是黄道周及门人讲习、研讨之所。黄道周认为“明理知性”是最大的乐趣。万物一体，人性相近，只要孜孜学习，真正明理，即可达到“善”的境界，而成为贤人。这反映黄道周的教学目的。“与善堂”是邺山书院的神堂。堂内列圣贤孔夫子、颜渊、曾参、孟轲、朱熹及漳郡名贤陈淳（北溪）、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林魁、蔡烈等神位，是师生谒圣之所。黄道周希望门人从先圣、乡贤的思想学到“道义之善”，并施于他人，使社会达到“至善”的境界。黄道周以幽美的环境及建置的寓意，陶冶人的情操与德性。
  严格学约规范行为
  官办书院招收学生有定额，唐、宋、元时期由地方官推荐，明清时期少数由地方官推荐，大部分向社会招生。学生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后按成绩分班。邺山书院选择入学门生很严格。《邺山讲仪记》载有五条标准：“凡我同侪，勿爽尔德，勿贰尔心。有为谋不忠，与交不信，习异端而害正道者不在此位。有不孝不悌，傲侮兄长者不在此位。有托文章以败善类者不在此位。有逾闲越简，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有寡取非分之财，好兴讼者不在此位。”④邺山书院对门生有违忠、信、孝、悌等品德的不予招收入学。这说明书院培养人才要以德为先。
  书院学约始于宋代。黄道周在邺山书院讲学，每开讲前都同声朗读学约，向上天、列圣、父、师、兄长宣誓。学约内容是“我等不二心，不背德，有失相规，有过相劝，决不做以下七种人：谋不忠、交不信、习异端以害正道；入不孝，出不悌，傲侮兄长，慢游是好；使辟善柔，骄诌佚乐，托文章以败善类；放利而行，为阳鱼乔以希攀援；称人之恶，以讦为直，居下流而讪上；逾闲越简，不衣冠而遨市井；凌侮鳏寡，取非其有，好兴讼以讦文纲者。（清乾隆《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强调门生“七不”，以做正大光明，操履纯洁的正人君子。
  漳州丹霞书院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订的学约有五条：一、读书要循序渐进，先经而后史。二、学贵有恒，当立定课程，逐日按课程去做，不可间断。三、读书当实事求是，不可存门户之见，以义理为本，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本宋儒之切近，加汉儒之精专。四、读书以心得为主，学思各居其半，日读夜思，防用力不专，心思不入。五、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尚，器识为先，文艺为后。⑤
  书院学约以办学宗旨、学习目的与方法，严格规范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启发探究教法善巧
  书院依照科举取士的要求，课程主要学习“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以文史为辅。书院的教学特点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重视精读、深思、论辩、问难、明理。以培养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士大夫。
  黄道周在邺山书院讲学，内容注重经史结合，以史为鉴。要求学生通过潜心研读，从中汲取治国平天下的教益。讲学方法采取讲、习、问结合，即在讲解后，鼓励门生对疑难问题发问或提出不同见解，再进行解答或阐发。这种问难论辩的方式，有利启发思维，把学习经典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黄道周屡在邺山书院举行公开“讲会”。参加讲会者不仅有书院门生，地方官员、士民等也踊跃参加。邺山讲会强调学术争辩应端正态度，讲究虚心问学，反对盛气凌人，矫柔造作。既不可互相吹捧窃取荣名，也不许谩骂攻奸，有犯者不得参加讲会。邺山讲会的突出特点是争鸣问难，争鸣以促进学术探讨，问难以相互交流。讲会还要求宜省繁文以求实益，反对毫无准备信口神聊，保证精力用于探讨学术问题。讲会仪式十分隆重，据《邺山讲仪记》载，黄道周每次开讲，必先率门人及宾客到“与善堂”（神堂）拜谒诸先圣，然后再入“乐性堂”（讲堂）。开讲前要鸣鼓三通，左右升坛，率众宣誓有关“仁义礼智”、“涤心立志”等内容的训条。在乐声中由宾主互献诗歌，礼毕才正式开讲。讲会完毕又要鸣鼓奏乐，唱礼毕才把宾客送走，再把门人送走。体现书院教学的严肃与礼仪。邺山讲会在当时很具盛名。因邺山书院地处九龙江边，远近官员、士子多坐船来赴会，每次讲会“环江而来者常千艘”。
  丹霞书院是清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知府刘良璧创建。书院学生由州县学官于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中选择学行优秀者，每县一二名，由道署甄别考试，选取上舍生数十名入学。学生每月给银一两，米三斗，每年发10个月。书院课程规定，“经以明理，史以记事”，经以四子书为主，易书诗礼春秋辅之；史以紫阳纲目为主，资治通鉴辅之。为参加科举，另选取明、清诸家、唐宋八大家文章作为范文；诗赋选六朝唐宋作品，熟读成诵。书院提出，“士子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尚，先气识而后文艺”⑥。要求读先儒的经史诗书，学先儒的思想品德，成为操守谨严，具有儒家风范的士子。书院的学习方法：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读《四书》、《五经》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从《小学》入门⑦。课程先后主次有明确规序。书院的山长和教师，不作逐章逐课讲解，而是点拨，批阅课卷、答疑。强调学生自学，自行诵读、精思，“字求其训，句索其解”。强调学思不可偏废，先学后思。“书不熟，久读自熟；理不明，深思自明。”培养学生潜心自学、独立思考，辩难明理的精神。
  科名鼎盛享誉全国
  官办书院山长（清乾隆三十年改称院长），由知府、知县选派对儒学有深研、品行好，可为学生楷模的乡贤担任。教师多是有功名，品学兼优的人才。许多乡贤名人也屡到书院讲学。郑深道曾任宁波府教授、皇太子朱高炽（明仁宗）侍读。回乡与漳州知府钱古训修建观澜书院，并在书院讲学。归休后主镇海卫学务⑧。进士陈天定官居太常寺卿，明亡后隐居华安，在花山书院讲学。清雍正朝内阁大学士、经筵讲官蔡世远告假回乡，到漳浦学宫、书院讲学⑨。龙溪人黄宽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登进士，任江西崇义知县，后回乡修扩邺山书院，“专心执教二十年，严规条、勤诱导、深探经义，学风勤奋，人才辈出。” 陈金拔（道光三年进士）任甘肃省某地知县、福宁府教授，后在丹霞书院任教席。
  历代各地都把科名人数的多少，视为书院培养人才、办学优劣的标志，全国历朝进士及第有十万多人，福建历朝进士有一万余人，占全国总数九分之一，按全省人口比例计算，唐略低于全国平均数，自宋至清皆高于全国平均数，位居全国前列（《福建省志·教育志》15页）。漳州历代考中进士973人，（11）占全省近十分之一。明清两代福建省中进士4100多人（12）（明2400多人，清1700多人）明清漳州中进士690多人（13）（明473人，清220多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九，不仅居全省前列，也居全国前列。明清漳州出现一批政治家、教育家与文化名人。有状元林震（明，长泰人），榜眼李贞（明，南靖人）、黄鸣凤（清），探花谢琏（明，龙溪人），林士章（明，漳浦人），林 （明，龙溪人）。明清曾任宰辅的闽人有20人，漳州有黄道周（明），蔡新（清）二人，杰出人物还有吏部尚书潘荣、工部尚书朱天球、兵部尚书戴耀、内阁学士蔡世远，理学家有陈真晟、林雍、周瑛、蔡烈，水利专家庄亨阳，《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等等。
  结语：
  明清两代漳州办学之风盛行，书院培养一大批人才。明代月港开放洋市，经济繁荣推动书院发展，是漳州科举最鼎盛，封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清代虽屡遭兵灾之害，但还办书院40多所，进士及第仍居全省前列。漳州的历代书院重视以环境陶冶情操；严格学约以规范行为；书院的教育注重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注重精读、深思、论辩、问难、明理等教学方式，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古代书院在宏扬华夏文化，培养人才，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起了很大作用。但古代书院重经文诗史，忽视科学技术，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和落后性，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光绪末年，清廷宣告停办书院。民国初年前后，漳州改办学堂，对课程进行改革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