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明清时期漳州的书院
  郭上人
  漳州书院肇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唐景龙年间创办“松州书院”，开创福建书院的先河，也是全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宋以后书院大步发展，明清时有书院76所，居八闽前列。漳州历代科名鼎盛，自唐至清进士及第970多名，占全省近百分之十；明清两代漳州考中进士690多名，占全省同期进士16.9％，不仅居全省前列，也居全国前列。漳州“海滨邹鲁”之誉名传四方。
  历代重视兴学重教
  陈政、陈元光父子于唐总章年间率兵入漳地平“啸乱”，当时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土著“所事者搜狩为生，所习者横暴为尚。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陈元光认为，“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陈在垂拱二年（686年）建立州治后，就办乡校，授儒学，讲伦理，启民心。景龙二年（708年）创建“松州书院”。时其子陈垧明经登第，县令席宏聘其为教席。《云霄县志》载，“州治初建，俗尚莽鄙，垧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松州书院是福建第一所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比创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年）的福州鳌峰书院早一百多年。唐时漳州还有梁山书院、周潘书院。宋时，北方战乱频繁，许多士子避乱定居漳州，其中有部分出身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带来中原重视文化教育的风尚。特别是绍熙元年（1190年）大儒朱熹任漳州知州，把兴学重教作为改变“漳郡俗未知礼”的政略，他每旬逢二日领学官下州学，逢六日下县学视事、讲学、解义。朱熹在漳郡教化厉治，力倡儒学，郡民由“好佛”而“崇儒”，由“嬉顽”而“习礼”。朱熹兴学重教之风，在漳郡留下深远影响。宋代漳州有丹诏、芝山、龙江书院等十所。
  明代，在朱熹兴学重教的影响下，许多知府如赵汝譡、郑防、章大任、傅伯寿等，都重视文化教育，办学之风盛行。朱熹知漳广传理学，从此理学代代相传，当时的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黄道周等等，都是颇具影响的理学家，理学的传人也大力推动漳郡“兴学重教”的开展。明中叶漳州月港洋市兴起，与3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贸易，海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带来家殷户足。民间“务农为本，耕读为业”流行，勤耕以丰衣足食，苦读以搏取功名。读书之风甚盛。明漳州府有龙江书院等8所；龙溪县有邺山书院等3所；海澄县有清漳书院等2所；漳浦县有明诚书院等3所；长泰县有龙津书院等5所；诏安县有石屏书院等5所；华安县有花山书院等3所；东山县有崇文书院等2所；南靖县有欧山书院。共有书院32所。邺山、石屏等书院更是名闻遐迩。
  清初，漳州因战争几遭劫难。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率兵在金厦树起反清复明旗帜，漳州成为郑军“集兵裕饷”的基地，从此郑军与清军在漳州展开拉锯战，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军东渡驱逐荷夷收复台湾，清廷为切断边民对郑军的支持，采取“迁界”的极端手段，划沿海30里为“弃土”，诏安、漳浦（云霄）、海澄、龙溪等县地处界外的广大边民流离失所。康熙十四年（1675年）郑经（成功之子）从台率军回师大陆，攻克闽粤沿海七府，漳州又处在战乱中。历经30多年的战争祸害，书院有的停办，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毁于“迁界”。士子科举也大受影响。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收复台湾后，漳州书院才逐渐恢复、发展。清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军天京陷落，侍王李世贤率太平军进漳，丹霞书院等毁于兵燹。清代漳州连遭战争灾难，但在科第、功名的诱惑下，战后各书院就相继恢复开办。清代漳州府有仰文、丹霞书院等5所，龙溪县有霞东书院等7所，海澄县有锦江书院等3所，漳浦县有梁峰书院等4所，华安县有养斋书院等3所，云霄县有云江书院等6所，长泰县有养正书院等4所，平和县有南胜书院等8所，南靖县有欧山书院等5所，诏安县有沈公书院。共有书院46所。
  自唐至清，福建省主要书院有750所①（唐7所，宋102所，元26所，明185所，清430所）。漳州主要书院有93所②（唐3所，宋10所，元2所，明32所，清46所），占全省书院12％强。明清两代，全省主要书院615所，漳州主要书院78所，占全省书院12.7％强，名列全省前列。
  校址幽雅陶冶情操
  漳州的书院注重选建在风景幽雅的地方，有的虽假寺、庙、祠、观为院址，也远离尘嚣，环境静谧。书院主要设置有礼堂、讲堂、花厅、斋舍、藏书阁等。
  丹霞书院位于城内东南丹霞湖畔，清同治三年（1864年）因兵燹被焚毁，书院迁考棚旧址。光绪十六年（1890年）汀漳龙道尹刘倬云提议在原址复建，并捐俸银400两为首倡，各县纷纷捐款，次年落成，共花银1万3千多两，复建后书院扩大一倍。书院前面丹霞湖北边临水建半月楼，寓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对岸有威镇阁、魁星阁，湖中有拱桥连成一体。湖畔林竹苍郁，垂柳成行，四季花香。书院正中为讲堂，祀朱熹牌位，以纪念朱子知漳之功绩，配祀黄勉斋、陈北溪、王东湖、陈布衣等乡贤。堂两边各建房8间。左边有功德祠，立捐户牌位以志褒扬。右边有花厅，以供会客，还有办公室，院长卧室、书室。还有藏书阁，有经、史、子、集数千册。讲堂后面有斋房28间，供学生读书、住宿、用膳。
  邺山书院建于明崇祯末年，址在虎渡桥北侧，背靠邺侯山，面临九龙江。为黄道周倡建。书院辟有“邺园”，园中有“花园”、“迥廊”、“墨池”、“乳泉”，还有“幽雨谷”、“黄龙洞”、“兰谷洞”等。四周山水相映，古树围绕，环境雅致。书院建有“三近堂”、“乐性堂”、“与善堂”③等。“三近堂”以近山近水近月，比喻修身应“好学、力行、知耻”，反映黄道周“学、知、行”统一的教学主张。“乐性堂”是寓“知性为乐”之意，是黄道周及门人讲习、研讨之所。黄道周认为“明理知性”是最大的乐趣。万物一体，人性相近，只要孜孜学习，真正明理，即可达到“善”的境界，而成为贤人。这反映黄道周的教学目的。“与善堂”是邺山书院的神堂。堂内列圣贤孔夫子、颜渊、曾参、孟轲、朱熹及漳郡名贤陈淳（北溪）、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林魁、蔡烈等神位，是师生谒圣之所。黄道周希望门人从先圣、乡贤的思想学到“道义之善”，并施于他人，使社会达到“至善”的境界。黄道周以幽美的环境及建置的寓意，陶冶人的情操与德性。
  严格学约规范行为
  官办书院招收学生有定额，唐、宋、元时期由地方官推荐，明清时期少数由地方官推荐，大部分向社会招生。学生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后按成绩分班。邺山书院选择入学门生很严格。《邺山讲仪记》载有五条标准：“凡我同侪，勿爽尔德，勿贰尔心。有为谋不忠，与交不信，习异端而害正道者不在此位。有不孝不悌，傲侮兄长者不在此位。有托文章以败善类者不在此位。有逾闲越简，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有寡取非分之财，好兴讼者不在此位。”④邺山书院对门生有违忠、信、孝、悌等品德的不予招收入学。这说明书院培养人才要以德为先。
  书院学约始于宋代。黄道周在邺山书院讲学，每开讲前都同声朗读学约，向上天、列圣、父、师、兄长宣誓。学约内容是“我等不二心，不背德，有失相规，有过相劝，决不做以下七种人：谋不忠、交不信、习异端以害正道；入不孝，出不悌，傲侮兄长，慢游是好；使辟善柔，骄诌佚乐，托文章以败善类；放利而行，为阳鱼乔以希攀援；称人之恶，以讦为直，居下流而讪上；逾闲越简，不衣冠而遨市井；凌侮鳏寡，取非其有，好兴讼以讦文纲者。（清乾隆《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强调门生“七不”，以做正大光明，操履纯洁的正人君子。
  漳州丹霞书院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订的学约有五条：一、读书要循序渐进，先经而后史。二、学贵有恒，当立定课程，逐日按课程去做，不可间断。三、读书当实事求是，不可存门户之见，以义理为本，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本宋儒之切近，加汉儒之精专。四、读书以心得为主，学思各居其半，日读夜思，防用力不专，心思不入。五、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尚，器识为先，文艺为后。⑤
  书院学约以办学宗旨、学习目的与方法，严格规范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启发探究教法善巧
  书院依照科举取士的要求，课程主要学习“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以文史为辅。书院的教学特点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重视精读、深思、论辩、问难、明理。以培养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士大夫。
  黄道周在邺山书院讲学，内容注重经史结合，以史为鉴。要求学生通过潜心研读，从中汲取治国平天下的教益。讲学方法采取讲、习、问结合，即在讲解后，鼓励门生对疑难问题发问或提出不同见解，再进行解答或阐发。这种问难论辩的方式，有利启发思维，把学习经典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黄道周屡在邺山书院举行公开“讲会”。参加讲会者不仅有书院门生，地方官员、士民等也踊跃参加。邺山讲会强调学术争辩应端正态度，讲究虚心问学，反对盛气凌人，矫柔造作。既不可互相吹捧窃取荣名，也不许谩骂攻奸，有犯者不得参加讲会。邺山讲会的突出特点是争鸣问难，争鸣以促进学术探讨，问难以相互交流。讲会还要求宜省繁文以求实益，反对毫无准备信口神聊，保证精力用于探讨学术问题。讲会仪式十分隆重，据《邺山讲仪记》载，黄道周每次开讲，必先率门人及宾客到“与善堂”（神堂）拜谒诸先圣，然后再入“乐性堂”（讲堂）。开讲前要鸣鼓三通，左右升坛，率众宣誓有关“仁义礼智”、“涤心立志”等内容的训条。在乐声中由宾主互献诗歌，礼毕才正式开讲。讲会完毕又要鸣鼓奏乐，唱礼毕才把宾客送走，再把门人送走。体现书院教学的严肃与礼仪。邺山讲会在当时很具盛名。因邺山书院地处九龙江边，远近官员、士子多坐船来赴会，每次讲会“环江而来者常千艘”。
  丹霞书院是清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知府刘良璧创建。书院学生由州县学官于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中选择学行优秀者，每县一二名，由道署甄别考试，选取上舍生数十名入学。学生每月给银一两，米三斗，每年发10个月。书院课程规定，“经以明理，史以记事”，经以四子书为主，易书诗礼春秋辅之；史以紫阳纲目为主，资治通鉴辅之。为参加科举，另选取明、清诸家、唐宋八大家文章作为范文；诗赋选六朝唐宋作品，熟读成诵。书院提出，“士子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尚，先气识而后文艺”⑥。要求读先儒的经史诗书，学先儒的思想品德，成为操守谨严，具有儒家风范的士子。书院的学习方法：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读《四书》、《五经》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从《小学》入门⑦。课程先后主次有明确规序。书院的山长和教师，不作逐章逐课讲解，而是点拨，批阅课卷、答疑。强调学生自学，自行诵读、精思，“字求其训，句索其解”。强调学思不可偏废，先学后思。“书不熟，久读自熟；理不明，深思自明。”培养学生潜心自学、独立思考，辩难明理的精神。
  科名鼎盛享誉全国
  官办书院山长（清乾隆三十年改称院长），由知府、知县选派对儒学有深研、品行好，可为学生楷模的乡贤担任。教师多是有功名，品学兼优的人才。许多乡贤名人也屡到书院讲学。郑深道曾任宁波府教授、皇太子朱高炽（明仁宗）侍读。回乡与漳州知府钱古训修建观澜书院，并在书院讲学。归休后主镇海卫学务⑧。进士陈天定官居太常寺卿，明亡后隐居华安，在花山书院讲学。清雍正朝内阁大学士、经筵讲官蔡世远告假回乡，到漳浦学宫、书院讲学⑨。龙溪人黄宽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登进士，任江西崇义知县，后回乡修扩邺山书院，“专心执教二十年，严规条、勤诱导、深探经义，学风勤奋，人才辈出。” 陈金拔（道光三年进士）任甘肃省某地知县、福宁府教授，后在丹霞书院任教席。
  历代各地都把科名人数的多少，视为书院培养人才、办学优劣的标志，全国历朝进士及第有十万多人，福建历朝进士有一万余人，占全国总数九分之一，按全省人口比例计算，唐略低于全国平均数，自宋至清皆高于全国平均数，位居全国前列（《福建省志·教育志》15页）。漳州历代考中进士973人，（11）占全省近十分之一。明清两代福建省中进士4100多人（12）（明2400多人，清1700多人）明清漳州中进士690多人（13）（明473人，清220多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九，不仅居全省前列，也居全国前列。明清漳州出现一批政治家、教育家与文化名人。有状元林震（明，长泰人），榜眼李贞（明，南靖人）、黄鸣凤（清），探花谢琏（明，龙溪人），林士章（明，漳浦人），林 （明，龙溪人）。明清曾任宰辅的闽人有20人，漳州有黄道周（明），蔡新（清）二人，杰出人物还有吏部尚书潘荣、工部尚书朱天球、兵部尚书戴耀、内阁学士蔡世远，理学家有陈真晟、林雍、周瑛、蔡烈，水利专家庄亨阳，《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等等。
  结语：
  明清两代漳州办学之风盛行，书院培养一大批人才。明代月港开放洋市，经济繁荣推动书院发展，是漳州科举最鼎盛，封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清代虽屡遭兵灾之害，但还办书院40多所，进士及第仍居全省前列。漳州的历代书院重视以环境陶冶情操；严格学约以规范行为；书院的教育注重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注重精读、深思、论辩、问难、明理等教学方式，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古代书院在宏扬华夏文化，培养人才，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起了很大作用。但古代书院重经文诗史，忽视科学技术，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和落后性，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光绪末年，清廷宣告停办书院。民国初年前后，漳州改办学堂，对课程进行改革更新。
  注释：
  ①②《福建省教育志》1998年，59页
  ③④《龙溪县志·艺文》卷二四，50页
  ⑤《福建省教育志》，1998年，39页、15页
  ⑥⑦吴杰《漳州今古》内刊1999年1期16页
  ⑧⑨⑩《漳州市志·人物》1999年，2983、3029、3044页
  （11）《漳州市志·人物》1999年，3240页
  （12）《福建省教育志》1998年，15页
  第一架红军飞机纪事
  郑炳炎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史料中有关击落敌机情节，其中击落敌机者何人，维修飞机者何人，一直扑朔迷离，如今终归水落石出。
  原军史调研员、现战史编写办主任肖启群编写一本红军征战纪实《铁军风云》，书中有一段记述：“1932年4月19日，我红四军在向漳州进军途中，在南靖龙山遇到敌机侦察，11师33团副团长陈冬生果断指挥机枪排长周长胜和一名机枪射手将敌机击落。”机枪射手是谁，当时尚未查清，所以没有写进书中。
  2000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第一”》一书，以“红军第一次击落敌机”为题记述：“1932年4月，中央红军第一、第五两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向龙岩守敌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军阀张贞部一个团，随即向闽南挺进，由于红军行动神速，敌人尚不知红军已攻占龙岩，当红军进到南靖龙山时，张贞部还派一架小型通信飞机往龙岩联系，当这架飞机飞到龙山上空时，红33团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朝飞机射击，敌机被击中，飞行员受伤被迫着陆，不久死去，红军非常珍惜这架飞机，很快派人修好，并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派一名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架机升空，撒下彩色传单……”。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机枪手姓名，也没有说修好飞机的是什么人。
  2003年12月9日《长春晚报》第5版有篇文章：《报告！我军最早击落敌机射手刘文寻到》。
  刘文是如何寻到的？2003年8月《铁军风云》出版后，有一天，长春青云街书店来了一位老大娘，翻看了《铁军风云》这本书，问：“这本书谁写的？多少钱？我要买一本！”巧在此时，住于青云街的肖启群也在书店，看她对此书爱不释手，一问才知道她就是击落敌机的射手刘文的夫人。“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机枪射手的家属！”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幸的是，要找的机枪射手、原吉林省公安厅长刘文已于1999年4月去世。
  对于军史上记述，“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朝飞机射击，敌机被击中……”肖启群告诉记者：“此文有出入，只提到陈冬生并不准确。当时的情况是，副团长陈冬生指挥机枪排长周长胜和机枪射手刘文将飞机击落。一挺机枪应由三至五人操作，特别是朝天上打飞机，需架在人的肩上进行。由于机枪射手人名一直未被人所知，军内有关文字记载均以机枪射手代替。”
  为了核实刘文是否当时为机枪射手，记者在东勘疗养院找到刘文的夫人侯文同志，她对当年打飞机的事依然记忆犹新：“以前我经常随他外出作报告，他曾提到那次打飞机的事。”在刘文家中，记者看到刘文生前留下的履历表和回忆录里的文字记载，让“打飞机”的情景水落石出。一份简历登记表记载：“刘文，1931年6月至1932年6月，由红二十一军编入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侦察员等。”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打飞机的经过：我们一军团去福建打漳州，在通过龙岩大山翻过东边山河沟里时，漳州来了一架敌机侦察我军情况，从我们头上飞过，不一会又经我们头上往回飞，连长叫我快把机枪架好打掉它，我就手握机枪瞄准敌机，当它向我头上飞来时，我的机枪一打，敌机翅膀歪了几下飞走了，只见到翅膀上冒了一股烟，我们部队进入漳州时，这架飞机还停在机场上，把它修好飞回瑞金去了。得了这架飞机，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红一军团进行表扬。连、团、师的首长都对我进行表扬，都说我“打得好。”
  在刘文回忆录中，也只说到“把飞机修好”，究竟谁把飞机修理好？这一问题对于军史虽无关重要，但作为知情者，应当知无不言，让这一事件始末清晰告诉世人。
  修理好这架敌机是林文宗。林文宗（1901-1962）漳州芗城人。解放初居住苍园街护营庙21号，他在漳州火力发电厂当领班。我家住于他的隔壁，他儿子林金泉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我曾经听林金泉说过他父亲在红军入漳时，给红军修理过一架飞机的事，但详情没说。现林金泉是长春地质学院副教授（已退休），去年给我来信，寄了一张《长春晚报》（2003年12月9日），信中告诉我，“我军最早击落敌机射手刘文寻到”。修好这架敌机的是他父亲林文宗。他说：1951年父亲在漳州电厂当领班，参加政治学习时，领导要他写自传，他不识几个字，就叫我帮他写，由他口述我笔录和整理。那时父亲有说到红军入漳时，他是漳龙汽车运输公司的汽车修理工，红军领导找他去修理一架飞机，他乐意去了，认真把飞机修理好（后来听说红军很快就把飞机开走了）。修好飞机后红军领导关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只提出要求释放被关在姓汪的大财主家大院里的亲戚陈林茂、蜜仔和邻居约20人，因为他们不是汪家的人，是一般无辜的老百姓。红军领导同意他的要求，下令释放那些人，父亲和家人、亲戚都很高兴，衷心地感谢红军，感谢共产党。红军第一架飞机的获得，不能忘记射击手刘文同志，飞机重新起飞，不能忘记林文宗同志。
  附录：报告！我军最早击落敌机射击手刘文寻到
  12月6日，长期从事军史研究的驻长春部原军史调研员、现战史编写办主任肖启群欣喜的告诉记者：“我一直寻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早击落敌机的机枪射手原来就在长春，并且还住在我家附近，还是原吉林省公安厅厅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今年8月，由肖启群编著的征战纪实《铁军风云》一书出版发行。一天，当一名战士在青云街正在翻看这本书时，突遇一位老大娘好奇地向他走来，饶有兴趣地翻看了这本书，当她看到“1932年4月19日，我红四军在向漳州进军途中，在龙山遇到敌机侦察，11师33团副团长陈冬生果断指挥机枪排长周长胜和一名机枪射手将敌机击落”的情节时，非常激动，连问几声“谁写的？谁写的？”恰在此时，住在青云街的肖启群正在散步，他闻声过来，“书是我写的！”“这本书多少钱我要买一本！”“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机枪射手的老伴啊！”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眼睛闪动出激动的泪花，可遗憾的是，要找的机枪射手、原吉林省公安厅长刘文已于1999年4月溘然离世了。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第一”》（2000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书以“红军第一次击落敌机”为题记述：“1932年4月，中央红军以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向龙岩守敌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军阀张贞部一个团，随即向闽南挺进，由于红军行动神速，敌人尚不知红军已攻占龙岩，当红军进到龙山时，张贞部还派一架小型通信飞机飞往龙岩联系，当这架飞机飞到龙山上空时，红三十三团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朝飞机射击，敌机被击中，飞行员受伤被迫着陆，不久死去，红军非常珍惜这架飞机，很快派人修好，并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派一名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驾机升空，撒下彩色传单，后因战事紧张，油料、器材接济不上，不得不把这架飞机废弃，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早击落的敌机。”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等书籍均有“1932年4月漳州战役缴获敌机”和“副团长陈冬生、机枪排长周长胜和机枪射手打敌机”的记载。确定，此次漳州战役打下的飞机确为我军打下的第一架敌机，但文中记载为“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朝飞机射击”，并未涉及到机枪射手刘文一一人。对此肖启群告诉记者：“此文有很大出入，只提到陈冬生并不准确，当时的情况是，副团长陈冬生指挥机枪排长周长胜和机枪射手刘文将飞机击落，一挺机枪应该由五入到三人操作，特别是朝天上打飞机，需架在人的肩上进行。由于机枪射手人名一直未被人所知，军内有关文字记载均以机枪射手代替。”
  为了核实刘文是否是当时的机枪射手，记者费尽周折，希望找到刘文生前的有关资料，揭开这个鲜为人知的“我军第一”，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东勘疗养院顺博爱老年公寓找到了刘文的老伴候文老大娘，她今年已经82岁，又因脑血栓大脑小脑逐渐萎缩丧失了对大部分往事的记忆，但一提起老伴刘文当年打飞机的事，她依然记忆犹新：“对，对，对，漳州战役时用机枪打飞机那个就是我老伴刘文！以前，我经常跟随他作报告，都曾提到那次打飞机的事。”
  在刘文的家中，记者看着刘文生前留下的履历表和回忆录里记载的文字让“打飞机”的情景逐渐清晰起来。一份由刘文生前为自已写的简历登记表中清楚的记载：“1931年6月至1932年6月，由红二十军编入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侦察员等，证明人：刘忠”他在自己用钢笔写就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打飞机的经过：“我们一军团去福建打漳州，在通过龙岩大山翻过东边山河沟里时，漳州来了一架敌机侦察我军情况，从我们头上飞过，不一会又经我们头上往回飞，连长叫我快把机枪架好打掉它，我就手握机枪瞄准敌机，当它向我头上飞来时，我的机枪一打，敌机翅膀歪了几下飞走了，只看到翅膀上冒了一鼓（股）烟，我们部队进攻漳州时，这架飞机还停在机场上，把它修好飞回瑞金去了。得了这架飞机，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红一军团进行表扬。连、团、师的首长都对我进行表扬。都说我打得好。”看了这段文字记载后，肖启群进一步解释道：“敌机被机枪射手刘文击中后，飞行员身受重伤，最终被迫降落。当我军进攻漳州取得胜利后，在机场发现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共有9个弹孔，飞行员流血过多身亡。”
  “可以肯定，刘文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击落敌机的机枪射手！”对军史已有50多年研究的肖启群如是说。（原载2003年12月9日《长春晚报》）
  漳州方言
  仔细
  做事情要仔细。在闽南方言中，“仔细’读成“ciān细”．其实是“hiān细”细的变音。腔调有稍徽的区别。但“hian：应用哪一个汉青来表达？我认为是“公＂字。
  “公”的现代语音为xiān，是轻轻地拿起或举起的意思。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九华山歌》，诗中写道：“悠悠亿万年，气势不死那腾仚。”并自注道：仚，轻举貌。＂朱灏《探莲赋》也吟道：“荡舟约约，凭桡公公。”
  当然，“仔细”古人也常用，如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就有“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的句子，只可惜“仔’字的现代语音和方言音相去丢远，用在方言中会使人不知所云。
  还有“详细”一词，与闵南方言青相近．但在词义上一般作“详情，周备”解，与方言词义略有差距．因此，闽南方言表达做事仔细或小心的词，应用“仚细’为妥。真得希望大家要“仚仚细细”做好阂南方言的规范用字。（李竹深）漳州“闽变”事略
  林南中
  民国时期曾经发生“反蒋抗日”的两大事变，即“闽变”和“西安事变”。对于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闽变”，人们却了解不多。漳州是“闽变”时期十九路军的总指挥部及龙汀省省府所在地，并有“作过八日国都”之说。
  笔者在民国著名杂志《良友》画报第83期中找到了这次事变的记载，杂志上“闽变”主要领导人及“闽变”时期漳州风貌的图片资料，真实地记录了那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地方文献史料。
  该期《良友》画报出版于1933年12月，在刊上第8至9页以两个4开版的篇幅刊登了《闽变》专题，编者按写道：“闽省之变，组织人民政府，推翻当治，更换国旗，消息播传，举国震动。局内主要人物，多为国民党昔日秉政大员，本志现搜得照片多幅，特刊登，以飨关心国事者。”专题内容有“闽变最初发动处之漳州”及“闽变主要领导人”等照片和简短的文字说明，照片的摄影者均标明“良友摄”。照片中的人物和建筑今多已荡然无存，它们见证漳州“闽变”时期的重要史实，可为地方增添新的文献佐证。今择其部分图片，结合自己的调查介绍如下。
  “漳州十九路军总部之前门”。从照片建筑物上的字迹尚可分辨为“闽南医院”字样，“闽南医院”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所创办，聘请地方绅士黄连舫等为董事，地址设在马道底，即今漳州大酒店周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九路军入漳时总部设于此。
  “漳州中山公园”及“中山公园内之中山纪念台”。“中山纪念台”原址在今中山公园“七星池”南边，该纪念台为十九路军驻漳时所建，上世纪80年代还曾作为露天电影院使用。
  “漳州运货牛车”及“漳州陆安路为漳州商业中心区”。“陆安路”即今新华东路，该路是民国七年（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漳后以其笔名所命名的街道。
  闽变主要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
  李济深（1885-1959年），原名济琛，祖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闽变时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
  陈铭枢（1890-1965年），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浦北）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参加领导1932年淞沪抗战，后代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闽变时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文化委员会主席。
  蔡廷锴（1892-1968年），广东罗定人，是我国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1932年日本侵犯上海时，他率部进行了闻名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闽变时任人民政府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1932年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令十九路军入福建“剿共”，十九路军入闽后被迫向苏区进犯，主力部队在闽西、闽北连遭红军重创。十九路军领导人认识到剿共毫无出路，要抗日就必须联共反蒋。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鼎、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各地抗日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宣布将福建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省及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这一事件史称“福建事变”（或称“闽变”）。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漳州机关、社团、工厂、商店、学校都悬挂新国旗，国旗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星。12月26日，各界人士和民众万余人聚会马道底，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1934年元旦，漳州地方军政当局，在漳州东坂后（今青年路）礼拜堂举行“龙汀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当时“闽变”要员几乎全部出席，当中有中华共和国主席李济深、文委会主席陈铭枢、财政部长蒋光鼐、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经委主席余心清、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徐名鸿副省长率全体政府官员宣誓就职。龙汀省政府下设财经、文教、工农运动三个委员会，辖闽西南龙溪、海澄、漳浦、南靖、龙岩、漳平、永定、长汀、清流、宁化等21个县，在闽西设第二办事处。苏区派黄一青（即黄火青）担任苏维埃政府驻龙汀省领事。
  “福建事变”当晚，南京国民党政府就紧急召开中政会，吁请严厉处置“闽变”，务求克日“平叛”。蒋介石亲自兼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海、陆、空三军10万余人围攻福建。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在福州外围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新政府决定放弃福州，设在福州的首都也在1934年1月13日移到漳州，到21日下午，蒋军攻占漳州，移都漳州的中华共和国政府便不幸夭折，存在仅58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告失败，漳州也因此有了“作过八日国都”之说。
  我在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岁月
  苏施根口述 马丹华整理
  编者注：苏施根（1921）福建省漳州市人，民革党员，现任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漳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苏施根于1938年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西怀远17期通讯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队通讯兵第二团，1942年奉命赴印度编入新38师通讯营参加对日作战。1946年回到国内任新一军军部参谋处参谋，1948年随军在沈阳起义。解放后，苏施根进入漳州建筑企业工作直至退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国作为英美的同盟国迅速得到了大批军事物资援助，但是日军侵占了印度支那和缅甸，严重威胁到我大后方与国际社会联系的通道——滇缅公路。中英两国政府因而于1941年12月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次年3月，英国政府依该协定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赴缅甸援助英军。国民党重庆统帅部迅速调集精锐部队第5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由云南开赴缅甸作战。远征军打了几个胜仗后，日军针对这一支劲旅，调整战术，集中最优势兵力和火炮凶悍地围攻远征军，而中、美、英三方指挥又不协调，相互牵制，使敌人有机可乘，以致远征军几次战斗均受挫失利。1942年4月底远征军奉命撤退。同年秋后，撤往印度的新38师及新22师等部改称中国驻印军。
  1942年，我从军校毕业后不久便被调至新38师，先后任班长（军官）、排长、区队长，在印缅参加盟军的对日战斗。由于我随师司令部行动，又是通讯部队的军官，对我师全面的作战情况比较清楚。
  一、飞越驼峰进驻印度
  1942年8月，我所在的新38师奉命开赴印度比哈尔邦兰姆伽。当时，我任通讯兵二团教导大队排副，担任训练学生兵通讯工作。这一天昆明的天气特别晴朗，在机场官兵们井然有序地列队登机。飞机升至5000多米的高空时，大家都争着往窗外看看，看着一堆堆尚未熄灭殆尽的战火和硝烟以及饱受蹂躏的广袤大地，“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壮志和去国怀乡的依恋之情骤然而生。不久，我们抵达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上空，俯瞰大地，白雪皑皑。在这条“驼峰”航线上两侧80多公里的航路地区，已经有几百架盟军飞机的残骸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峡谷中。透过云层偶尔可以看到坠毁的飞机残骸在太阳光的反射下闪烁发亮。这时除了飞机遇到强对流时发出的吃力的轰鸣声，机舱里大家都显得异常平静。由于地处高原上空，天气复杂多变，而且很多山峰都远远超过我们的飞行高度。飞机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加上山谷中气流变化非常快，稍不注意就会撞到山上——这是一次“漫长”的飞行。几个小时以后，飞机终于安全着陆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丁斯加机场，大家依旧列队走出飞机。以后我们乘火车至恒河再转乘轮船，经六、七天才到兰姆伽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中国驻印军驻地在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武器装备的使用及各兵科技术培训，我在那里主要是接受通讯技术培训。
  二、进入野人山
  1943年春，部队结束在兰姆伽的整训，进入靠近缅甸的印度阿萨密邦的利度，这一年，新38师与新22师合编为新一军。我们在利度继续整训，包括森林作战、强渡河流、识别森林里可食的野果。这时我军先头部队已沿着当时所谓东京路，进入野人山最高峰的塔家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人猿泰山”。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贯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指挥部派出中国驻印军工兵第十团、美军机械化工兵团以及印度、尼泊尔劳工7000多人从利多向南修筑中印公路及铺设输油管道。这条路必须穿越野人山、那加山脉，进入缅北丛林，经马科、拉昆到缅北重镇密支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抗击日军侵扰，保证中印公路修筑工程的顺利进行。
  雨季来临，我们部队进入野人山，经新平洋，进孟拱河谷。这一带是荒无人烟的亚热带原始森林，黑压压的林海，到处是几个人合抱不过的参天大树。林中云雾瘴气重重，如头发那样细小的山蚂蝗很多，绑腿扎得紧紧，它也能钻进去。似苍蝇般的疟蚊到处飞舞袭人，一旦被叮咬，马上发作恶性疟疾，所以每人都有蚊帐，有防蚊油，官兵们涂搽防蚊油、穿上鞋袜还不保险不患疟疾，因此每日要服两粒亚特平药片。为防野兽袭击，我们每人都发给一把缅刀，每晚宿营，都是自砍自搭草棚和床铺，而且刀不离人。我们在丛林中既要与日军作战，又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
  在森林中作战，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要随时提防从侧面、后面出现的敌人。因此我们都在宿营地床前挖一个散兵坑，一有情况（如遭敌人夜袭），翻下床在散兵坑里就可参加战斗。部队要求官兵越出警戒线时必须携带武器，以防不测。在这里作战虽然艰苦，但士气极其旺盛，一提起打日本鬼子，个个奋勇当先。在森林里，没有大阵地作战，双方都派小股部队参战，但是战斗仍然十分惨烈。因为战线不分前后，敌我突然遭遇是很平常的。我军英勇作战并不断推进，每攻下一个据点，就用指北针确定方位，披荆斩棘，继续推进。我们常常迂回到敌人背后，一举歼灭之，就这样我们端掉了敌人的许多据点。日寇仍时有来袭或摸哨，我们都要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由于我们的补给靠空投，制空权在盟军手中，我们能够从空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武器、弹药和食品的补给。日寇的补给只靠大象运输，一旦被我们包围，补给就中断，就被全歼。总之在这里的敌我态势和国内战场的情况已迥然不同。
  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5日，我参加了在胡康河谷孟拱的战斗，摧毁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继而攻战密支那。当时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英）认为在原始森林中根本无法作战，对我军的节节胜利起初不相信。但是我军缴获敌军第十八师团的军旗、武器、俘虏及击毙日寇的数字使他不得不叹服。就这样，我们在野人山、孟拱河谷和日寇周旋了一年多。
  三、参加密支那战役
  1944年5月17日清晨，突然机声隆隆，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密支那进行了长时间的轰炸。上午10点，中美联合突击队向密支那以西约1公里的飞机场发动猛攻。在战斗机、轰炸机掩护下，一架架运输机拖着滑翔机，载运空降部队在密支那日军机场强行降落。和空降部队密切配合的是中美混合旅，这个混合旅是沿大山边秘密潜行到密支那机场附近的。他们一到机场边，就电告总指挥部：“我们看到机场了。”总部立刻派来空降部队。我们亲眼看到空降部队强行着陆的壮观情景。远观一群群“蜻蜒”，转瞬间就成为阵阵大鹏。空降部队一着陆就勇猛投入战斗，喊杀声、枪炮声混在一起，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四现。日军对突如其来的中美部队茫然失措，仓皇抵抗。中美联军经过4小时的战斗，完全肃清了机场上的敌人。下午，满载着武器、弹药、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在混合旅配合下，迅速攻占机场，随即又进攻密支那火车站。这更是一场恶战。经过激烈的阵地战、肉搏白刃战，我军终于攻占了火车站。这一战双方伤亡惨重。我军一个团里12个连长就牺牲了9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军校同学。此时，日寇已溃不成军，我们加紧追击，与友军一道把密支那包围得水泄不通。盟军飞机每日对城中日军轮番轰炸，大炮也频频轰击，城中已夷为平地，经过45天的惨烈鏖战，终于消灭了城中日寇，攻克了密支那。1944年8月，当我们打出河谷时，中印公路利多至密支那445公里路段全程畅通。
  我军在密支那稍事休整后，向南，经那龙，势如破竹直抵八莫。八莫是缅北第二重镇，传说是诸葛亮平蛮时的“不毛之地”。我军先后攻占八莫、南坎，切断了入侵我云南之日寇的退路，使之成瓮中之鳌。我军获得重大战果。1945年1月17日，中印公路全线开通。
  四、芒友会师
  1945年1月28日，我军占领芒友后，与国内远征军胜利会师，来自国内的远征军在通往祖国的道路上竖起白色横幅“欢迎驻印军凯旋回国”。这一天，新38师工兵营在芒友搭起会师礼台，礼台用丝质降落伞辅盖，台前是一红色“V”字，台前正中是两根旗杆。上午九时许，我们着黄色军服和来自国内的远征军步伐整齐地迈入会场。仪式由新38师师长李鸿主持，滇西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印军指挥部索尔登将军、新一军孙立人军长等高级将领以及陆军大学将官班的部分学员站在旗杆下。在举行中美两国升旗礼后，两国代表卫立煌、索尔登分别致词。在卫立煌“今天是东京会师的开始”和索尔登“到东京去，让两国的国旗飘扬在东京上空”的讲话后，会场群情激昂，官兵们振臂高呼“芒友会师是东京会师的先声”，场面甚为热烈，当时我和弟兄们更是热泪盈眶，相互拥抱并道以祝愿。散会后，中国远征军依原路返回国内，我们又继续向腊戍前进。
  五、班师回国
  1945年3月8日，我军攻克腊戍，这场战斗，我们仅用半年时间就推进350公里，击伤击毙敌军3500多人，取得辉煌战果。新38师也结束了缅北战役，部队奉命将防务交给盟军。在密支那南坎集结空运至昆明后转机广西南宁，准备投入到国内的抗日战争。时为1945年6月，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两个月左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战斗征程63周年，岁月虽然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但冲不走我们对60多年前抗战英烈的怀念与敬仰，这是一段浸满民族血泪的抗争史，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国际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将永载史册。
  漳州市芗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陈金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掀起初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高潮，到1979年才逐渐收尾，前后持续1/4世纪以上，是建国后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全社会运动。在漳州①，从1962年一直到1978年期间，前后有近两万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夹杂着大量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城镇干部及其家属）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而家住农村在城镇读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界，知青上山下乡可分为二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在1962年～1965年，这一时期依靠各级政府有条不紊动员，大多数知青是自愿上山下乡，依靠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模式（如一整套宣传模式、几条明确的安置方向、从动员到安置的一整套方针政策等等）。第二阶段在1969年～1978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路线影响，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群众运动，本身也被严重扩大化，形成两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69年和1974年。
  一知青上山下乡的初潮——“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上山下乡（1962年～1965年）
  知青上山下乡起源于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当时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设想。到1954年夏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城乡大力普及教育，各地首次出现了有65％的小学毕业生不能入初中，约6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的局面。为此1954年5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首次明确指示：绝大多数中小学毕业生今后都应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这一大方向。1955年，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与农业合作化进程是各地政府大力提倡的政策，上山下乡开始被提起，全国范围内有些城市开始尝试动员城市少数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
  1957年，漳州市工业化兴起，1958年开始受“大跃进”影响，城市工业化步伐迅速加大，造成了城市劳力不足的虚假现象。为城市生活和较高的收入所吸引，大量来自外地（包括归侨）和本市农村的人口流入城市，使市区人口自1957年的86344人迅速上升到1960年的109626人，这其中除自然增长外，来自外地的有14018人，来自本市农村的有6687人。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家大幅度地压缩各项基本建设，对城市工业实行关、停、并、转综合整治，大规模减少城镇人口，精减工厂职工。以此为转折点，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开始被严格执行，1962年，在这一前提被明确以后，国家重提上山下乡政策并开始把重点完全转到城市中来。
  在漳州，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以1962年为起点的，其起点就是1962年5月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工作。1961年下半年起，漳州市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动员一部分多年来流入城市的闲散人员回乡，同时采取精简各单位各工厂临时职工以及停止1961年新进职工等措施，使全市职工净减20.6％，两项合计净减市区人口3898人，占全市人口的3.55％。1962年又压缩城镇人口10879人，占1961年底市区人口总数的8.6％；精简职工8670人，占1961年末职工人数32.72％。1963年，在着重巩固的基础上又精减城市人口3000余人。这样到1963年底，三年精简工作全面完成地委分配的任务，共精减职工10797人，占1960年末全市职工总数的48.29％；减少城镇人口19260人，占1960年末全市城镇居民总人口的17.57％。三年中共动员原本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和其他居民9084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2年底在精减城镇人口工作基本结束后，漳州市开始组织动员和安置城镇无就业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底和1963年共计动员和安置1551人下乡，其中到市郊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有277户674人；上农场、林场、渔场有377人，这些人应该是漳州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居民。这些人分布安置在市郊6个公社43个大队插队，具体安置情况是：
  1、下乡当会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63户64人。
  2、市区居民下乡插队40户96人。
  3、天宝、浦南两镇部分居民分散在附近农村就地插队有45户188人。
  4、原分布在农村“五匠五员”（铁匠、木匠、泥水匠、石匠、竹匠；理发员、代售员、缝纫员、医务卫生员、民办教员）就地插队114户294人（其中家属约180人）。
  5、1963年初通过自找亲友下乡插队15户32人。
  6、1963年4月动员城镇闲散劳力（被精简的青年职工、干部子女、知识青年）377人到省亚热带作物试验场（五凤农场）、诏安水产养殖场、天宝林场、程溪军垦农场（大房农场）。
  到了1964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政府推进知青上山下乡的计划愈来愈显出强势。早在1963年周总理提出：在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件大事。要求各省编制15年安置规划（1964～1979年），计划编成经审定后，纳入国家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1963年底各省制定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的15年安置工作规划，并自1964年度开始实施。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将下乡插队转向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广阔天地，同时确定了以插队到农村人民公社各社队为主的下乡安置方向，并决定每年国家拿出一笔专款作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的经费，以便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并使农村生产队易于接纳他们。插队安置费，南方各省为185元/人（用于路费、建房、口粮、农具家具等）。1964年3月20日，国家粮食部还专门下达了《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保证下乡插队人员头三年在农村口粮得到供应。
  按照上级通知精神，1964年精简城市居民的口号改为“建设山区、支援边远农村”，下乡插队人员开始被安置到边远的山区农村。1964年5月，漳州市撤消精简办公室，改称“建设山区精简安置办公室”，列为行政编制，编制4人。1964年，动员下乡插队人数是按计划指标逐级下拨的，指标完不成要多方设法，压力巨大。1964年龙溪专区下达漳州市的任务数是1000人，计划安排700人去长泰县农村插队，其余300人辖区内解决。市委按这一任务详细分解下达全市各基层单位，需要动员知识青年400名，城市居民150户600人。动员涉及单位主要有：市教育系统、街道总支、市手管局、市城建局、市卫生系统。安置方向：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700人（其中插队到长泰县农村500人、市郊农村200人）；到农、林、渔“三场”300人。
  全市大动员工作自1964年5月23日开始，首批以街道总支为主，市手管局及各服务社配合，经过近一个月的宣传发动，六月下旬开始报名以及资格审查，到7月28日，首批下乡插队约300人，主要安置到长泰的城关公社和陈巷公社约250人，市郊公社约50人。第二批于8～9月间，在中、高考后发动一次宣传高潮，动员不能升学的应届毕业生约200人，往届毕业生约150人，安置方向依然以长泰为主，市郊为辅。第三批于11月中旬发动宣传，12月中旬约安置近100人去市郊后房农场，以及城郊公社在天宝大山下举办的集体农场。另外，全年共约动员300人到平和的安厚农场、长庐林场、天马林场、天宝亚热带五凤农场、云霄的园岭林场、华安金山林场、潭口林场等。
  这年，安置到长泰的大部分集中在城关公社的十里大队、积山大队；陈巷公社的美彭大队、后坊大队、祖地大队；坂里公社的新春大队、正达大队。其中以十里大队居多，有158人，美彭大队次之，有近100人。安置到市郊的主要集中在过塘公社的盘谷大队、仙都大队、埔里大队；石亭公社的南山大队、秋坑大队；浦林公社的浦林大队、布坑大队；浦南公社的园坑大队、谢坑大队。知青下乡后，单身下乡的以集体插队为主，三、五人成一个集体户，分散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居民户则成户插入生产队落户。安排经费是近插130元/人，远插为150元/人，口粮全劳力33斤/月·人，供应一年，生活补助头一年6元/人·月，还有农具、医疗、搬迁等生产补助等。
  到了1965年，省、地区下达漳州市的下乡任务有所减少，达600人，安置方向也改变了，主要转向华安县。从5月中旬开始动员，到10月9日，首批欢送231人到华安县。华安县把单身的知青安置到县办龙头山柑桔苗圃场28人，社办沙建公社官古农场61人，高车公社前岭农场52人；整户下乡18户82人以及其它社会青年8人，安排在高车公社高车大队各生产队。10月下旬开始，又在街道系统、教育系统、交通系统、市劳动服务公司动员约280人上华安，加上陆续全年动员400人到市郊插队，全年实际动员957人下乡，超额完成省、地区下达漳州市的下乡任务。
  二、大潮涌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
  （1969年～1970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勃然兴起，文化教育部门首先受到冲击，教育系统瘫痪，各中小学停课。随后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也纷纷受到冲击。8月，漳州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了“红卫兵”运动，中小学被迫停课。9月～10月形成“破四旧”高潮，随后红卫兵又加入全国大串联。到1967年1月，市委被夺权，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1967年3月，建立起“三结合”的市革命委员会，维持起新的社会秩序，到1967年10月，接上级指示精神，各中小学校才开学复课。自1966年夏季起，教育部门一直是受“文革”动乱影响最深的领域，全国所有的大中专学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所有工作也同时中断。加上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漳州也深陷派性武斗的泥潭，社会秩序处于失控和半失控状态。对中小学校毕业生的管理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秋季，这时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有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史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一直不能升学，也不能分配到社会上参加工农业生产工作。到了1968年夏秋之间，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在全国性的各新闻媒介上介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196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的社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篇社论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随后，全国各地报纸一再以同一口径反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这一政治路线确定下来后，全国各地上山下乡运动骤然加速，全国各省会城市纷纷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上刊登了甘肃会宁县（长征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文章之后的编者按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各级革委会和所有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斗批改”运动的工宣队、军宣队都被立即调动起来，主要任务就是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毛主席的一声令下，上山下乡迅速演变成席卷全国城乡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1968年底至1969年初，漳州市正处于“斗批改”运动高潮中，大批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等待精简下放。1968年12月下旬，市革委会制订出《第一期动员干部下放，知青和城镇居民插队落户的初步计划（草案）》提出：全市初步规划动员上山下乡人员16958人，其中，初、高中毕业生3886人，干部1072人，城镇闲散人员12000人，需要下乡的对象有：①1966年、1967年、1968年老三届毕业生家住农村全部回家，家住城镇的全部安排插队落户。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河北灵保县的经验，全市大部分干部要精简下放农村，市直下放80％干部，各公社（街道）下放25％干部，企事业单位下放35％干部。③全市文艺团体人员大部分下乡插队落户。④一切城镇中闲散人员一律下乡插队落户。⑤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下乡插队落户。安置去向主要是地多人少的山区和内地农村，初步规划主要是去长泰、华安二县。
  1969年1月中旬，第一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1969年1月10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了1969年第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月14日，又成立市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基层）。启用办公室印章及信件专用章等有关印章。15日，市区以各中学、各街道公社为主进入动员高潮，至1969年2月8日，第一批以老三届毕业生为主的知青约1300（其中夹杂部分市直机关下放干部）被送到华安、长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9月上旬，第二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牵动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和城镇干部下放工作。9月7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1969年第二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后以各街道公社为主在军宣队、工宣队的主持下，成立各街道四面向办公室，下设宣传组、办事组，各公社分别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街道小组会以及各点学习班。到9月15日，各街道公社报名完毕，送走了约8000余人。这次下乡插队除了1969年应届毕业生和部分往届毕业生，最大量的是城市居民1680户共7010人（其中市区下放干部和居民1181户5333人，郊区各公社及集镇499户1677人），市区的大部分去了华安、长泰，一部分下放千部和居民去了南靖、平和、漳浦、龙海，郊区全部下放在本公社各村。
  第三批上山下乡高潮主要是针对天宝和浦南两镇。1970年5月中旬起至8月止，共动员两集镇居民608户2622人（到1973年又增加到2914人）下农村插队，主要插队到石亭公社、浦林公社、过塘公社、天宝公社、浦南公社各生产大队落户。这二镇居民历史上来源复杂（特别是浦南镇）居民半工、半农、半贩者居多，居民中除少量干部或国营单位职工外，大部分是集镇各种集体合作单位职工及其家属。1970年5月起为了顺利完成上山下乡任务，以改造旧镇为名义，除保留国营供销合作社外，撤消所有集体合作单位（如合作运输队、合作饮食小组、水果小组、手联社等），所有职工下乡插队，以减少城镇人口。以浦南镇为例，该镇居民424户2235人，被动员下乡插队270户1151人，占总人口51.5％，每年减少国家粮食供应53万斤。动员工作从1970年5月16日开始，先后撤消22个集体合作单位，共有职工294人以及家属904人、小商贩49人。动员期间举办各类学习班9个，有490余人参加，到8月下旬，送走大部分人。安置地方主要在浦林公社的浦林村、金沙村；浦南公社的谢坑村、宏道村、溪园村、园坑村。安置以集体安置为主。如原浦南镇船民运输队于1970年7月3日被集体安置到园坑大队落户，组成一个有26户人口169人的船民生产队，两年后共开荒总面积198亩，建成住房仓库等40余间，抽水站一座。
  “文革”前下乡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农业工人，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当时主要也是采取集体插队方式，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然而“文革”开始后，“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的做法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使知识青年脱离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所以为了便于对知青进行“再教育”，于是就推行了把知青点直接建在生产队上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把下乡人员编成若干人的小组直接安排在各生产队，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一时期安置主要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部分农村生产队房屋无法落实，就安排知青租借农户家中，这样就出现了分散插户的现象。
  三、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全面调整（1973年）
  1972年，几位不同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上书毛泽东，其中以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一事最为影响力。以此为契机，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被迅速提上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从而掀开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篇章。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并将李庆霖的上书和毛主席的复信以及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复信的通知》，一并传达到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广大群众中去。1973年6月22日～7月15日，漳州市上下开始传达中共中央21号文件以及省委11号文件。7月16日～7月22日，各街道公社开始组织上山下乡知青和居民揭发问题，最后形成材料上报市委。基层公社传达中央21号文件的详细情况，据市区新桥公社1973年7月12日一份情况简报摘要如下：1973年6月22日～7月15日，全公社传达14000人，占总人口94.6％，历年知青倒流人员281人全部参加学习，各街道共召开群众大会64场，各居民小组会210场，共有71846人次。
  1973年6月22日，全国第一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终于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送毛主席圈阅后，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转发全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热火朝天的宣传庆祝活动。各地相继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21号文件和30号文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认真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检查组被派往基层知青点，宣传落实知青政策。
  学习中央30号文件后，按照上级布署，漳州市委开始调整知青政策。其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1973年10月25日，市委加强了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力量，由市委第一书记直接负责并任组长，同时决定成立“福建省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于1973年11月1日起启用新印章。1974年8月，接上级通知统一改称“中共漳州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其二，自1973年11月开始，对历年知青上山下乡经费进行大规模清理，随后针对清理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措施，凡被挪用、私分、冒领侵吞、误拨重拨的下乡经费，一律追回。其三，重判严惩，按照1973年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举行公判大会，严厉惩处了一批摧残迫害下乡知青的罪犯。其四，根据中央1973年30号文件和省委[1973]20号文件精神，对1972年以前下乡知青的生活困难进行补助，凡1962年至1972年下乡的知青、社会青年，并且包括由城镇回原籍农村落户的知青，能坚持在农村的都是补助对象，补助起点统一从1973年7月15日起，至1974年6月15日止为第一年度，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每年补助100元，没有建房的每人补助200元，同时还补助发放了口粮，医药费以及布票等，与华安、长泰县有关方面协调，解决了知青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无故克扣工分以及给予知青自留地等问题。
  四、高潮再起——“文革”中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1974～1976年）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上山下乡很快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全国各地立即再掀起高潮，强大的国家机器调动起各方面的力量使这场运动重振旗鼓，开足马力，迅猛向前。中发[1973]30号文件的附件之一《规划草案》传达到全国各地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的区、县均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出本地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逐级上报、汇总。同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城乡两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积极性不高的被动局面，1973年底，一种新的知青安置模式在湖南株洲脱颖而出，史称“株洲模式”。到1974年6月15日，经《人民日报》推出后，将全国的学习活动推向高潮，全国各地知青工作部门争先派人到株洲“取经”学习并相继发出通知，推广落实。1974年4月9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4]2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推广湖南省株洲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的通知》，1974年11月7日，中共漳州市委以漳委[1974]03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株洲经验，继续掀起我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通知》，并随文件发了两个附件《厂社挂勾分配表》、《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说明》。随后，漳州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立即进入高潮。
  漳州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1969年掀起第一次高潮后，随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向恶性发展。到了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就遇到巨大的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大量倒流），家长忧虑，农民不满。这种情况对即将毕业的城市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城市居民普遍把上山下乡视作畏途。所以，到了1973年，当政府重新启动上山下乡运动时，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1973年，根据省、地委指示，漳州市须动员一千名知青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经过全市上下大张旗鼓动员，结果不了了之，实际上没有动员一个知青下乡。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在家长和毕业生都在抵制面前，靠学校和街道来做动员工作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说服力，人们都在互相观望。
  到1974年6月25日，按省委指示精神，漳州市委发出漳委[1974]015号文《关于认真做好1974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意见》，提出在6、7、10月间来一个大动员，共需动员2500人上山下乡，但随后动员工作也迟迟不能开展。直到11月7日，市委发出学习株洲经验的漳委[1974]031号文件，动员工作才进入高潮。从1974年12月起，先从地市二级首脑机关着手，带头先走一步，自市委常委开始直到各系统各科室领导带头，把符合下乡插队条件的子女送到农村。随后又研究决定指定地区农械厂、汽车分公司、轴承厂、糖厂、木材站、中百站、地区医院、市罐头厂、市麻纺厂、市蜜饯厂、手工业系统市轴承厂、市中百公司等为首批试点单位，自1974年12月1日起先走一步，吸取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动员工作随后全面开展。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动员了604人下乡插队。
  到1975年3月，全市包括地区各系统各企事业单位采取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子女，街道包居民的做法，依照市委安排的《厂社挂勾分配表》，执行对口动员与安置工作。纷纷进入动员高潮。至12月中旬，基本完成本年度动员工作。1975年全年全市共动员知青4561人（这一数字包括地区专署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八军以及驻军2878部队、龙溪军分区、175医院等军地干部子女近2000人。）下乡插队。这一数字几乎是把1971年以来该动员而未能动员下乡插队的知青一扫而光，其中大部分是这些年来符合上山下乡条件却被招收在城里的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做临时工、季节工和家属工的青年，这些青年在这轮动员高潮中一律被清退后立即送下乡插队。随后1976年、1977年、1978年三年，基本延用“知青对口下”制度，又分别顺利动员了277人、609人、356人下乡插队。
  1974年以后，推广株洲“厂社挂勾”经验后，知青安置由原来的分散转变为集中，安置地域由远转变为近，知青点由以生产队为基础改为设在大队或人民公社所在地，安置工作由主要依靠农村单方面做转变为城市农村两方面共同来做。这些都标志着知青的安置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漳州市安置知青的地点全部被指定在市郊，不必再被撵到长泰、华安等较远的山区地方。再加上城乡“对口下”，调动了城乡双方的积极性，城里的各单位主动帮助，基于对本单位职工子女利益考虑，对挂勾社队从技术上、物资上多方扶持，甚至可以以各种名义将各种物资包括紧俏物品支援给挂勾社队，使农村社队得到不少实惠，自然地农村对知识青年的态度有了好转。这一转变也使1974年初困难重重的知青住房建设有了极大的改观。
  农村社队对下乡插队知青用房建设的抵触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尽管1973年以后国家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用于建房的经费仍然不敷所出。知青下乡后建房仍然需要当地公社或大队直至生产队的人力和物力的无偿支出。可以说在长期上山下乡中，由于建房误工多，增加社队集体负担，影响生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始终缺乏给知青建房的热情。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上级拨多少就建多少，没有社队愿意超额完成任务。
  1974年初，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知青动员安置高潮，为了做好安置工作，落实定点建房迫在眉睫。1974年元月10日，市委组织市郊各公社、各农场主管副书记和各公社专职干部以及有安置任务的大队支部书记等30多人专程来到龙海的清泉大队、长泰的美彭大队参观学习建房先进经验。2月3至4日，市委又专门召开了农村安置工作会议，专门布置定点建房工作。然而过后，各公社、农场建房进度很不平衡，只有石亭公社的几个大队动工兴建，其余各公社、农场基本上按兵不动。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74年12月学习株洲经验，“知青对口下”制度迫使城里对口单位拿出大量物资支援社队建房，这一老大难问题才算完满解决。
  1975年，漳州市郊区有8个公社、81个大队、751个生产队、三个国营农场、一个畜牧场。1974年12月到1975年底，市区共有4500多人知青下乡插队，基本上是全面开花，知青插队几乎遍布市郊农村每一个角落。期间建立起88个知青点，在社队知青数1975年底突破5500人，紧急建成知青住房106座745间21610平方米。到1976年夏收时，还有在建的达25760平方米。所有的基建材料，除了市委下拨的专料专款，其余的绝大多数来自城里挂勾单位的协作。
  1975年知青下乡插队大高潮过后，面对地区下达的1976年2400人下乡插队任务，压力主要来自农村社队，这时已经没有社队表示愿意再接收知青。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市郊每人平均土地9分8厘（水田5分8厘，农地4分），近郊的城郊、上墩两公社人均土地更少。经过1975“遍插”后，市郊农村已安置了5500多人知青，加上1970年整户上山下乡的居民近三千人，合计已达8600多人，已占市郊农业人口10％多。所以在“无地可插”的情况下，1976年5月19日，市委向地委发出《关于要求跨县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请示地委把漳州市1976年以后应动员数分配给兄弟县协助进行安置，跨县安置同样以株洲模式进行。但是这一请示1976年没有得到地委批准，所以1976年全市只完成近300人知青下乡插队任务，非常艰难地插到市郊各公社社队。1977年，地委批准这一请示，指示除少数可以插队到郊区，多数应插到长泰、华安、南靖、平和四县。1977年、1978年有近1000名知青被安置到这四县农村社队。其中以靠近漳州市的几个公社较多。
  五、知青的返城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并没有立即被调整过来，上山下乡依照其惯性继续进行着，但是运动中许多根深蒂固、长期积累下来的严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到1978年这些知青问题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全社会的头号老大难问题。为此，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全国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青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地解决现存的问题。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文件《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工作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后以中发[1978174号文件传达全国，对上山下乡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其一是改变城市学生以下乡为主的分配主要方向，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扩大留城比例，放宽留城政策，缩小下乡插队的范围；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搞上山下乡工作。所以漳州市1979年起就不再动员上山下乡。
  其二是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返城渠道，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宽病、困退条件。为此，早在1977年11月，国务院就已经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青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城市家中的，经市、县知青办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之前，各地病、困退制度虽实行有相当长的时间，但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确定，还属首次。1979年更是采取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使知青回城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
  1978年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就是：上山下乡行将收场。所以各地等不到会议文件的贯彻落实，一场空前的返城风潮拨地而起。1979年知青返城形成高潮，1980年次之，到1981年，仍然坚持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了。1982年5月，市委知青办撤消，其业务合并到市劳动局，成为市劳动局一个科室，处理知青问题善后事宜。
  漳州方言
  缩与勼
  “缩”字是《增注雅俗通十五音》开卷的第一字，它的普通音人尽皆知，但它的漳州方言发音就颇为特别，有lūn，giū和ggiù三种发音。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系部》中释道：“《通俗文》云：物不申曰缩。”在漳州方言中，借用“缩”字“收缩”“退缩”的字义，为方言的“lǖn”字所用，如“寒甲头缩缩”、“凡事缩在后壁”等。事实上，“缩”字发“lǖn”的音，在古诗中已有出现。如宋代欧阳修《见杨直谏女奴弹琵琶》一诗：“虽然可爱眉目秀，无奈长饥头颈缩。”苏舜钦的：“相逢眼尽白，闭户甘退缩。”这两首诗中的“缩”字都应该读成平声的“lǖn”，而不能读成归入入声一屋韵中的“suǜ”字。
  “缩”在漳州方言中的第二种发音是“giǖ”。如“龟头缩入腹”。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有一句诗：“人喜君畏事，欲作龟头缩。”在这里，“缩”字读方言“giǖ”。在通常漳州方言的运用上，常将“”作为“giǖ”用，这是用错了。“勼”在汉语中只有“聚集”和“解”两义，不含“缩”字在任何字义。方言用“勼”代“缩”只采用其青jiǖ，而不顾其义，这是不可取的。
  在津州方言中，“缩”字还有第三种发音ggiǜ。它的释义是“抽取、抽出“，巧好是“缩”字本义的反义。《小尔雅·广言》：“缩，读抽也。”“缩”作“抽取、引取”解，在古汉语中常见。《国语·周语中》：“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战国策·秦策五》：“武安君北面再受死，缩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释皎然《周长史防画毗沙门天王歌》：“降魔大戟缩在于，倚天长剑横诸神。”漳州方言中的“缩刀仔”正是“缩”字的古音义。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漳州方言中有上古雅青的存在。
  （李竹深）
  漳州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语运动
  子璞
  漳州是我国开展世界语运动较早的地区。1911年宋善庆在漳州创办世界语学社，从那时起漳州世界语运动是和推翻满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当年漳州中共地下党许铁如（彭冲）、柯联魁为首的芗潮剧社，在学校和知识界，以推广世界语为手段，去扩大党的影响，联络更多的群众。1938年5月6日国民党杀害了柯联魁，芗潮剧社随着也被解散，从此，漳州世界语运动也受到挫折。但是，“为中国解放而学习世界语”是广大世界语者的心愿。1937年后在延安等根据地和新四军中都有成立世界语组织，学习世界语。毛泽东同志还在1939年为延安举办的世界语展览题词。
  1949年新中国建立，党更重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1951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陈毅亲自参加世界语全国工作会议，参观世界语展览，几次发表热情洋溢讲话，指示做好世界语的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对外文委专门讨论世界语工作，并发出支持世界语工作文件。教育部多次从一些高校调来青年教师学习世界语，培养师资。不少大学开办世界语课程，做为第二外语。北京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先后用世界语向国外广播，后者至今每天都有世界语广播，出版了不少世界语书籍和一些刊物。许多地区、部门、专业机构成立世界语组织。“文革”使世界语运动受挫，但外文出版社还组织翻译出版《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世界语译本。
  漳州世界语运动在解放后是沉寂的，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与全国各地一样获得新的生机，世界语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本文所提的“改革、开放初期”界定的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叶，这个时期漳州世界语运动的特点是学习的人多，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有关部门注意青年智力开发，领导、指导青年学习世界语，成立市级青年世界语组织；世界语者为漳州城区中小学生和日本小学生架起理解、友谊、和平桥梁。
  下面简述运动过程。
  一、漳州学习世界语的初期
  1982年12月16日教育部发出“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规定毕业生毕业、干部考核和考研究生可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科目。不少大学开设世界语课程。全国有十多万人在学习世界语。漳州地区学习世界语的有200人以上，分布在漳州市（今芗城区）、平和县、华安县、龙海县、长泰县、漳浦县、云霄县和漳州高等学校以及驻漳部队。现有资料可查的，漳州市有一百多人学习世界语。学习世界语的方式；一、参加函授、刊授。其中参加武汉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函授的最多；其次是参加安徽省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湖北省黄石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二、自学。这些自学的人都是有较好的外国语基础，其中有的是一度中断过学习的老世界语者。老世界语者也有参加函授的。因为种种原因手头一本世界语书籍也没有，参加函授是为了获得教材、工具书、讯息、从而购买有关书籍。
  参加世界语函授的人不少自动组织学习小组。最先组织的是新华世界语函授学习小组（以下简称新华学习小组）。以后参加淮南函授的也组织学习小组（以下简称淮南学习小组）。
  新华学习小组组织于1981年，开始只是十多个人，选出组长王金水（外贸日语翻译）、副组长唐志贤（在学习日语）和何泽民（中学英语教师）。每半月左右聚会交流，不是参加新华世界语函授学习的人闻讯也来参加。由一位1948年就开始学习世界语的老同志辅导答疑和就读。
  1983年上半年，新华学习小组骨干还应一些学习者要求，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漳州市区华侨中学辅导学习，参加的有本市区、外县、部队的一些参加函授、刊授学习者，参加的人最多时教室坐满了，有的坐在教室外面。
  1983年，福建省世界语学会成立。新华学习小组和省世学会取得联系，省世学会负责人很关心漳州世界语运动，因为漳州曾经是我国最早开展世界语运动的地区之一，希望能成立地区级世界语组织，而这是世界语运动的地区核心和重要标志。新华学习小组骨干酝酿、提出成立漳州世界语小组的建议，以便团结全地区世界语学习者，筹备成立地区级世界语组织。
  二、成立漳州世界语小组
  1983年以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学员学习小组为骨干组成漳州世界语小组，并于3月得到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的批准。地委宣传部通知漳州师范专科学校党委转告中共漳州二中支部（当时漳州二中是漳州师专附中）负责具体领导漳州世界语小组。漳州二中党支部书记郭奎光同志委托该校副校长郭锦标具体与小组联系，支持帮助小组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和地区各市、县的世界语组织、个人联系，共同推动世界语运动，为成立地区级世界语组织做前期准备工作。组长王金水，副组长唐志贤、何泽民。小组做了几件事：
  1、培养几位有外语基础的同志做骨干，以后为世界语学习班当教师。首先组织漳州二中英语教师刘跃进，郭少琼和张燕等学习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课本》（上册、初级）。1983年下半年又组织市区几位英语教师一起于每星期四晚上在漳州二中共同学习，请郭锦标辅导，进而还学习李威伦《世界语课本》下册（中级）。
  2、进行联系工作。福建省世界语学会理事会于1984年8月在泉州召开，天宝中学庄瑞声老师出席，其解放前学过世界语，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曾给他回过信，何泽民、刘跃进二位教师列席参加。8月泉州成立世界语学会，庄瑞声、刘跃进、何泽民、郭少琼和张燕也专程参加。7月，平和县世界语爱好者协会成立，庄瑞声、郭少琼专程祝贺。此外对全市、各县世界语学者进行联络，也和王恩泽任组长的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学习小组取得联系，这个小组比较经常性的开展学习活动。
  三、共青团龙溪地委成立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筹备组
  共青团龙溪地委十分注重青年智力开发，1985年初邀请郭锦标在地区团干培训会上介绍世界语，以后下达文件给各市、县团委，注意青年智力开发，组织青年学习世界语，参加活动。3月成立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筹备组，团地委副书记张国胜亲任组长。至此，漳州世界语小组停止工作，未完成的工作由筹备组承当。概括起来，筹备组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1985年3月筹备小组成立后便在漳州二中召开全市（地区）世界语学习者大会，宣布筹备成立龙溪地区（漳州市）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地区级世界语学会），分发学会章程草案，征求意见。同时宣布将办世界语初级班，当场许多人报名参加。各不同函授学校学员此时相见，热烈交谈，尤其是淮南函校学员还表示要加强小组活动。此次大会市区为主，各县学习者来的较少。
  2、1985年4月开始办世界语初级班。初级班由团地委和漳州大学合办，漳州二中承办。领导小组组长吴东南（漳州大学校长），副组长张国胜，领导成员还有郭奎光等。教师郭锦标（主讲）、刘跃进、郭少琼和张燕。本来拟办一个班，因报名的人多，办了两班。共有学员80人，都是35岁以下的青年，绝大多数是共青团员。学员中十多位是本科、大专毕业生，其余大多数是中专、高中毕业生。有的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比较多的是工人、商业人员、技术人员、医师、教师、翻译、政法干部。一些英语教师也参加旁听。4月8日晚举行开学仪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再成、吴东南校长等都发表讲话，鼓励学员认真学习。地区科协和教育局也派人参加。教材采用李威伦《世界语课本》上册（初级），每周上课两个晚上，每次上课两小时。学员学习热情很高。由于不少学员工作繁忙、出差、参加电视大学、业余大学等原因，最后经过考试，51人结业。结业成绩有较严格要求，有闭卷考试和综合项目评定；在结业成绩中半期考（闭卷）占30％，期终考试（闭卷）占50％，朗读（面试）和平时作业练习占10％，期终写一封有规定内容的信占10％。由漳州大学发给初级结业证书。
  世界语组织每年都在不同国家举行世界语大会。1986年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要在中国北京举行，按例国家有关领导人要致辞。参加大会的各国世界语者都要用世界语交流。这消息鼓舞了不少人。初级班结束后，有一些人要求继续办初级班、中级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学习班没有再办。漳州陈跃罗自费参加中华世协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语口语短期培训班。
  3、1985年“五一”劳动节，团地委、团市委在中山公园举办“美在漳州青年为您服务”活动，一些世界语学习者都在筹备小组领导下，用挂图、播音宣传介绍世界语，提供咨询，展览世界语资料，流通世界语书籍。
  4、继续派代表参加友邻地区、本地区县的世界语组织成立大会。1985年7月，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大会在昆明召开，刘跃进、郭少琼、张燕在团市委、漳州大学、漳州二中支持下，代表我市世界语者参加大会。
  由于人事变动，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筹备组长改为杨立群，副组长刘跃进、黄宁夏（漳州师专英语教师）。
  四、成立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
  1986年2月23日（农历元宵节）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成立了。市委常委、秘书长陈再成、市委宣传部吴玉辉副部长，漳州大学吴东南校长、教育局李受麟副局长及漳州大学、科协、教育学院等的代表参加上午的成立大会。省世界语学会理事会和省世界语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漳举行，其成员也参加大会。曾经和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到泉州播撒世界语种子的省世学会副理事长盛子贻及从国外回来的老世界语者、省世学会副理事长郑金殿也出席大会。出席的还有外地区、本市一些县的世界语组织代表。几十位青年世界语者参加成立大会。按国际惯例，大会开始要唱《希望》世界语歌曲。漳州二中刘跃进带班的学生，学会这歌曲，也参加大会。大会由黄宁夏主持，杨立群致开幕词，刘跃进代表筹备组汇报筹备工作，刘子维（团市委副书记）致闭幕词。省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葭菼转达省世学会会长朱展华贺信，转达致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芗潮剧社老社员、老世界语者陈虹对家乡成立青世学会的祝贺寄语。大会收到不少贺电、贺信。最后，通过学会章程，选出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
  下午，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出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名单附后）。省世学会学术研讨会也在下午举行。郭锦标用Rokin笔名提交并宣读《重在培养能力》的理论性总结文章。晚上，杨葭菼代表省世学会理事会宣布增选郭锦标为理事。接着漳州二中英语组师生用英语、世界语演出，受到好评。省世学会副会长林谷当场赋诗，用汉语、世界语朗诵。
  五、为漳州、日本学生架起理解、友谊、和平的桥梁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迫使日本投降，1945年8月6日子时15分美军飞机飞临日本广岛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广岛市建筑物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78150人当日死亡，死伤人数20余万。8月9日美军飞机又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60％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郭锦标（当时以郭锦飚名字和外国世界语者通信）的世界语同年信友、日本京都府城阳县深谷小学校长义本正男于1976年8月6日这一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来信，建议学生书画交流，“衷心希望国际的理解更加传播在世界儿童心中”，并说“我们做为教师应该教育学生推进世界和平和友谊”。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收信人的心。于是郭锦标向漳州市实验小学少先队负责人转达了日本朋友的建议。漳州市实验小学、日本城阳县深谷小学两校学生开始交流书画作品，并且各自举办展览会。
  为什么选择实验小学交流图画作品？因为1987年这一年是世界语发表百年纪念。柴门霍夫发表世界语方案用的名字是“希望者博士”，表明他希望这一国际辅助语——国际普通话能有助于人类的语言相通，相互理解，从而建立友谊与和平。第二年恰好是漳州青世会成立，副理事长刘跃进，理事郭少琼、张燕和顾问郭锦标就利用实小举办夏令营，进行1天半的世界语活动。世界语是科学的，易学的国际辅助语，他们向学生介绍世界语，而且与汉语拼音字母、英语字母比较，教授了世界语字母，使之当场能读，而且能说几句日常用语。当场还学会字母歌和日常用语配歌。
  1990年义本正男和郭锦标同时退休了，义本正男说他开始人生的第二次生活，担任日本城阳市共同中心主任，每周向该地师范学院开一次讲座，组织小学生举办几期国际理解班，进行课余活动。他建议漳州学生和现在任职单位的学生通信，日本学生的信由他翻译为世界语，中国学生的信由郭锦标翻译，双方接到来信，又译成本国文字。日本方面前后寄来51个学生姓名、住址，漳州也相应由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和一中、二中一些学生和他们进行通信联系。龙师附小校长郑良国、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吴明惠主动联系，热情做好这件事。每逢两国儿童节（5月5日是日本儿童节）都互寄书画，春节、圣诞节也如此。孩子们天真无邪，信中各自介绍家庭、生活、爱好、旅游经历，互送节日贺卡和自己动手做的小礼物。义本正男强调，世界语搭上桥梁，两国儿童互相理解，建立友谊，达到和平相处。日本人民再也不要广岛、长崎悲剧重演，不战争、不侵略、爱和平载入宪法。
  家长都支持自己的孩子和日本学生通信。以后虽然由于升学、迁居等原因中止通信，但是理解、友谊，热爱和平的情感烙印是不会消失的。每逢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纪念日，义本正男和郭锦标都互相通信或寄明信片，共延续了十年之久。
  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成立，促进漳州市世界语运动的开展，但是以后随着人事变动，学会没有改选和举行会议，也由于种种原因，像全国各地一样，世界语运动热潮逐步减退，但是上述经过是值得记载的一段历史。漳州至今仍然有世界语学习者，有的还参加2005年举行的全国第六届和2007年第七届世界语大会。
  附件：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组织机构：
  名誉顾问：
  陈再成（市委常委、秘书长）
  吴玉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受麟（市教育局副局长）
  吴东南（漳州大学校长）
  郭奎光（中共漳州二中支部书记）
  张蕴琪（原芗潮剧社老社员、老世界语者）
  顾问：
  郭锦标 王金水 郑宗笃 郭有信 王恩泽 颜金盘
  庄瑞声 王明新 唐志贤 陈中星 朱乃九
  名誉理事长 李银钦（漳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理事长 刘子维
  副理事长 杨立群 刘跃进 黄宁夏
  秘书长 杨立群（兼）
  副秘书长 陈希健 陈澄 陈建源
  理事（共32名）
  石炳荣 刘子维 刘跃进 刘静华 李志刚
  吴红
  何泽民 林小华 林惠玉 杨立群 陈金花 陈建源
  陈希健 陈澄 郑艺英郭 少琼 柯志宏 张燕
  黄宁夏 覃轶雯 蔡木德 蔡建福 颜珍珍
  参考资料
  郭锦标《漳州早期世界语运动》，芗城政协《漳州芗城文史资料》第九辑、（1998年10月）。
  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漳州青年世界语学会首届一次会议会刊》（1986年2月）。
  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第1版）。
  （世界语信件摄影 江焕明）
  漳州“六无城市”的追忆
  郭谋忠 冯水国
  追溯到五十年前的1958年3月18日，在漳州市（1985年7月改称芗城区）召开的福建省除四害讲卫生观摩大会的闭幕式上，省委书记魏金水宣布：“漳州为基本实现‘六无’的卫生城市”（“六无”即无蚊子、无苍蝇、无麻雀、无老鼠、无跳蚤、无臭虫）1959年1月6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漳州举行授奖大会，漳州市荣获国务院和全国爱委会奖状，被授予“爱国卫生先进城市”。
  1958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在为漳州荣获“六无”卫生城市发表的社论《清洁卫生，人人振奋》中指出：“漳州市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顽强艰苦的斗争，成为我省第一个基本实现‘六无’的卫生城市，大大振奋了人心，为全省‘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树立了先进的旗帜，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其间，漳州先后接待中央卫生工作检查团和上海、江西、浙江等43个省内外代表团的检查参观，深受好评和赞扬。漳州成为“六无”城市的精彩照片上过《人民画报》封面，为漳州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六无”卫生城市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六十岁以上漳州人对这一切都留有深深的记忆。
  新中国前漳州卫生状况极差：垃圾遍地，蚊蝇成群，臭气四溢，疾病流行。这个不满六万人口的城区，每年死于鼠疫、霍乱的达千余人。1945年洋老洲一巷本有300余人，一场鼠疫就死去200多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政府专设卫生管理机构，重视卫生保健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1953年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56年党提出了“除四害、讲卫生”的政治任务。1957年，福建省党代会提出在五年内实现“四无省”的号召。漳州人民在市委领导下，决心彻底改变全市的卫生面貌，当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抓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奋战二个半月，成为全省第一个基本实现“六无”卫生城市。在相当一段的时间里，漳州果真“六无”了。
  老人们常说，当时漳州市把除四害讲卫生看作是一件大事，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每次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扩干会都把卫生工作列入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1958年期间，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康仲吉身体力行，还深入嘉禾街抓点；市长田庄兼任市爱委会主任，亲自带领干部扫街道；申文成副书记夜晚到郊区灭鼠；机关干部带头动手搞卫生，消灭卫生死角。实行“条条贯彻保证，块块包干负责”的办法，充分发挥各系统和基层单位的组织作用和积极性。
  1958年的卫生宣传力度很大，市里运用了黑板报、广播、展览会、报告会、漫画、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市委工作组深入到街道居民小组组织两次全民卫生大辩论，用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如算生病花钱痛苦账，无病、无痛幸福账，让“除四害、讲卫生”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学校组织中小学生上街督导，小孩子童言无忌，常叫随地吐痰者，乱扔杂物者无地自容。
  在市委领导下，完善卫生组织机构，保障各项卫生工作的落实。除设立爱卫会组织外，各机关、工厂、学校、居委会也组织卫生委员会，由单位领导具体负责，组织战斗队伍，建立了卫生宣传队、劝导队、突击队、督导队。注意培训骨干，通过经常性举办短训班，利用节假日和晚上共培养和训练3253名卫生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有关从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除病灭害工作顺利开展。
  各单位还开展竞赛，组织评比，订立爱国卫生公约，行业制订卫生规则，树立“人人爱清洁，户户讲卫生”的新风尚。自居民小组至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以及全市各行各业定期检查观摩，设立流动红旗，每月检查一次，每季度总结一次，掀起学典型赶先进的热潮。各单位采取周检查、月小评、季大评的方法层层进行评比。每年评选表彰先进，1957年评出卫生积极分子900多人，1958年全市评出清洁户和最清洁户占全市居民户90％以上。
  当年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卫生先进单位，根据现有可查的资料就有20多个，为全市普遍深入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树立了旗帜，作出了榜样。记得当年嘉禾街居委会主任闵世珠向市委表态：“不吃不睡，也要搞好卫生，死角不除，决不收兵。”她组织一支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卫生突击队。他们分头找到全街67处死角，苦战了13个夜晚，清除垃圾163车。有的女同志在推车时闪了腰，有的年轻人被臭气熏得呕吐，还是劲头十足，坚持参加卫生大扫除。还有一个“全面跃进的红旗单位”一漳州市糕饼厂。该厂有职工352人，位于偏僻的互助路，毗邻前锋村，附近猪屎堆多得很，加上洼地多，水沟不通，俗称“猪屎窟”。不远的地方是屠宰场，糕饼厂生产原料粮、油、糖更是苍蝇的嗜好品，按说厂里一定是苍蝇满天。可是当中央卫生工作检查团深入检查时，从烤饼车间到糕饼车间，从冰糖车间到饴糖车间，从厕所到晒冰糖的地方，只看到蜜蜂却看不到苍蝇。时中央卫生教育所高所长感动地说：“糕饼厂这个卫生成绩得来真不容易啊！”
  翻阅当年的报纸、简报，发现群众捕鼠、灭蚊、扑蝇、挖蛹、捞蛆，维护公共卫生、除害灭虫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修竹街打破常规过春节，在正月初一、初二就发动群众打扫环境卫生，两天中清除垃圾1300多担。林漳兴老人虽然年近七旬，但立誓消灭鼠害，成为无鼠之家后，又四处寻找鼠洞，成为捕鼠能手，1957年一年共灭鼠1200多头，大同街居委会主任洪英带领群众两个月里共挖蛹灭蝇30多斤。第一联合诊所医师李顺安不单是消灭蚊子，还细心地鉴别蚊种，寻找蚊源，直到消灭孽生场所方才罢休……
  又见五秩春风度，别有鲜花满庭芳。时光流逝，但人们心头珍藏的五十年前的记忆，抚今追昔，仍有不少的感慨。讲究卫生，除害防病永远是人民群众所渴求的，正是顺应民心的大好事。
  “福建护法区”的见证
  林南中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为抵御北洋军阀的进犯，扩大护法成果，1918年5月，粤军司令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率兵进军福建，经过与北洋军阀驻福建李厚基部队的激烈争夺，粤军占领了闽西南27个县。6月，陈炯明与李厚基达成划界停战协议。8月，在所占区域建立“福建护法区”（后称“闽南护法区”），以漳州作为首府。
  “护法区”成立后，陈炯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精神，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创办《闽星》刊物，宣传新思想；大刀阔斧进行市政建设改造，折除旧城墙、扩大市区，新建公园、整治街容，改建桥梁、河堤，建成福建省最早的公路---漳码公路。此时，漳州出现了商旅云集，市肆兴旺的新气象，国内媒体赞誉漳州是“东方的一颗明星”，是“闽南的俄罗斯”。孙中山称“护法区”是再造共和的“根据重地”。当时民国政要廖仲恺、许崇智、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等也相继造访漳州；远在苏联的列宁，也特地派信使波达波夫造访漳州，与陈炯明商谈合作事宜。
  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率军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岑春煊、莫荣新。漳州重新沦为军阀统治区，“闽南护法区”宣告结束，存在时间仅两年左右。
  笔者从民间搜集到一批“闽南护法区”时期的文物，这些90年前的纪念章、证书、地契、书刊，见证当年漳州进步和开放的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炯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绩，可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土地、田赋丁粮制度提供珍贵史料。
  名刊《闽星》最早传播马列
  护法区时期的漳州，曾诞生了著名的刊物《闽星》。该刊是福建省最早传播马列学说的报刊，与当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并称为全国三大进步刊物。
  1919年12月1日，《闽星》半周刊在漳州创刊；1920年元旦又续办了《闽星》日刊。陈炯明亲自担任总编辑，从广东聘请陈秋霖、梁冰弦分别担任两刊主编。
  《闽星》半周刊为政论性杂志，着重讨论时政，介绍新学；日刊主要刊载国内外及地方要闻。两刊相辅相成，以讨论和传播新思潮出现于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凯、陈铭枢、戴天仇等众多名人曾在《闽星》刊上发表文章。
  《闽星》以大量的篇幅，介绍马列学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高度评价苏维埃制度。如：《闽星》半周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李文范的文章《人类斗争形态的变迁》，文中指出：“历史是斗争的历史，人类间的斗争，小的有人的斗争，大的有种族的斗争，国家的斗争，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分为两类：一是政治阶级斗争，一是贫富阶级的斗争。前者是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斗争，后者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1920年8月，粤军回师广东，《闽星》半周刊先行停刊。《闽星》日刊移交给地方人士陈阡真、陈家瑞接办。不久军阀李厚基进驻漳州，《闽星》遭封杀停刊。
  商会证书记录市肆兴旺气象
  民国初期，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作为民间商业组织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建设中曾发挥独特作用。
  这张当年龙溪县商会所颁证书，高11.4厘米，宽25.3厘米，印制精美大方，底色为黄色，边缘为绿色套框，四周边角分别印有“龙溪商会”四字。正文内容刊写“龙溪商会为给与证书事，现据酒商金叁丰号铺东游清，由会董介绍入会，核与部颁商会法规定会员资格相符，应准登号，列丙等商，同享会员权利。合行填给证书为据。右给与游清君。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六日给，商字一千二百六十九号。”右下方钤“福建龙溪县商会之钤记”红印。
  龙溪商会原为漳州商务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首任总理为陈汝诚。1915年，南京临时政府农商部颁布新的《商会法》提出：商会以“谋商工业之发展，并辅助地区政府推行商工业政策”为宗旨。《商会法》还规定：“会长必须是较殷实的大商号主并在社会上有较高声望者。”新《商会法》颁布后，漳州商务会更名为龙溪商会，并推选“椿记纸栈”老板孙宗蔡为会长。
  粤军入闽后，陈炯明听闻时任龙溪县商会会长孙宗蔡在社会上享有声望，便亲自登门拜访，讨论搞好地方建设事宜，得到了孙宗蔡的鼎力支持。
  景物旧影再现芗城名园盛况
  《漳州第一公园纪略》（1920年12月出版，冯重熙编）。该书记载民国七年（1918年）冬至翌年秋，护法区工务总局修建漳州第一公园的情况。全书有目录2页及内容39页。第1页是陈炯明撰写的《漳州第一公园记》，第2页是工务总局局长周醒南的《弁言》，书中还有“缘起”、“基址”、“沿革”、“工程嬗递”、“公物捐置”、“特殊记载”、“经费”、“修养”、“扩充”以及编者冯重熙的《跋》和《收支对照表》等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所附2幅《公园现象图》及《公园故址图》，表现建园时的景象及建园前的陈迹。此外，该书所附16幅《公园景物图》照片，使我们在时隔近90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较直观地一窥当年园中的景致。
  漳州第一公园是我省建成最早的公园之一，占地42亩，投资3.9万元银元，由原来的旧府署及部分民居改建而成。公园保留原府衙的仰文楼、七星池、馀园中的园林山水。府衙大堂、二堂等改作图书馆。新建方尖碑（博爱碑）和民众教育馆、美术馆、美育俱乐部、喷水池、音乐亭、草坪等。公园西北角修建球场，东南角辟为运动场。工程历时仅一年便告竣工。1926年北伐军进漳后，将第一公园改称中山公园。至今公园还保留有原府衙旧址、七星池、博爱碑等建筑，这一极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公园仍是漳州市民休憩的好去处。
  粤军纪念章、粤军地契、教员讲习证
  纪念章为铜质，圆形，光背，直径2.8厘米。该章具有典型的民国初期风格，正面图案为一对交叉斜立的旗帜，一面是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共和旗”，另一面是代表当时18个省的“十八星旗”；两旗之间有一椭圆型框，中间空白处原嵌装像片，现已脱落；左右点缀嘉禾麦穗；章面上方镌写“粤军纪念章”五字，下方是“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字样。
  这种粤军纪念章，在闽粤其它地方也有发现，应属当年陈炯明颁发给作战有功的将士。
  地契为竖式，票面内框分“天头”、“地格”两部分。“天头”印有“粤军总司令部执照”字样。“地格”的内容是：“给照执业事，今据粤军财政总局详报，龙溪县人沈呈（南、港）承买坐落蔡美保埔美社水洛地方官有屯田，除由该县登记承卖官产簿第肆册第五页，并将该屯田米额（）亩，暨应缴价值分款开列外，合行给发执照，须至存照者……”等字样。
  地契的出票日期是：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此外，票面及骑缝处还钤盖有“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清理龙溪县屯田查验讫”及“每斗完粮三分”等多方红色印章。地契的左下角还印有粤军总司令部的告示，内容是：“此项业产，永远不得转售与非有中华民国国籍者，如有此情，察出严究。”表明了“护法区”政府抵御外侮的严正立场。
  《龙溪县教员讲习会》证书内容是：“学员游启泽，系福建省龙溪县人，现年十六岁，经本会规定各科学讲习期满。此证。龙溪县知事兼会长张友仁，主任陈辛槃。”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八日。证书左下方钤“龙溪县印”官章。
  “护法区”时期，龙溪县知事张友仁能够秉承“教育救国”之志，致力于教育改革，开展普及平民教育。为了在漳州推行“一乡一校”，采用白话文教学。“护法区”政府在汀漳龙师范学校开办讲习班，令各县派小学教员到漳州培训，以提高师资素质。这张“龙溪县夏季教员讲习会证书”正是“护法区”政府开展普及教育的物证。
  漳州第一家灯谜研究社
  张胡山
  灯谜在漳州，自古以来是民间一种活动，过去为一般文入学者官宦士绅休闲消遣的文化娱乐。每逢良宵佳节或喜庆寿辰，常常邀约二三谜友举行悬灯征射。据史载，明宣德三年（1428年）龙海榜山翠林村太子太傅郑深道告老还乡。有一年元宵节，在郑氏祖庙悬灯征射，并邀请致仕归里的礼部尚书林士章、监察御史沈汝梁、云南副使方文耀等人及漳码文人雅士在其府第猜谜遣兴。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中秋节，归里养老原文华阁大学士蔡新来访，原刑部侍郎陈文芳在其“颖川别墅”悬灯结彩欢迎，并举行“文虎征射”，邀集文武官员、士绅贤达游园览胜。当时在漳州类似这样由官宦士绅，商贾豪富自行举办“悬谜征射”的活动，不胜枚举。
  灯谜会社，漳州自古以来多为私人结社。诏安在清末已作先声。民国二十一年上己节，石码成立“文虎社”，相继“龙文社”亦随之组成，但这都是私人组合。漳城清末虽有杨遂庵、陈家瑞、魏子端等先生嗜爱灯谜，有时应邀主持谜场或参加竞猜，但没有成立灯谜会社。1945年初，黄尔昌任龙溪社会服务处主任。他很重视文娱活动，当时社服处文艺干事黄松云，学问广博，对灯谜情有独钟，他看到《大刀报》副刊“刀光”上有谜谈或谜作和《儿童新报》连载“小小谜语”，探知是柯如瑛和张胡山等的习作，且与陈燕贻、温而理两谜坛名家常在一起研究灯谜猜作，因之与他们连络由谜友而成为挚友。并倡起组织龙溪社会服务处“灯谜研究社”，成员五人，由黄松云专负其责。其举办“悬灯征射”，创建了漳州第一家“灯谜研究社”，奠定漳州灯谜发展的基础，一度激起了漳州人嗜爱灯谜的热潮。
  “漳州灯谜研究社”成立后，黄松云常聚会研究灯谜历史和制谜习作，同时统一谜条规格，由黄松云设计。决定谜面有出处，对牵强附会、俚俗之言均不能选用。增入击鼓报中项目，激扬谜场气氛。并决定不限定以“六书”为主，拓宽谜底范围，让学生和一般公务人员都能在谜灯下尽情参与竞猜。
  “漳州灯谜研究社”不仅逢年过节，而且在国定重要节日也举行“悬灯征射”。并且借《闽南新报》社庆、《大刀报》庆祝抗战胜利、崇正中学校庆举行三次盛大的灯谜大会猜。现简介当时盛况，为漳城灯谜发展史提供一份珍贵史料。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闽南新报》为庆祝抗战胜利和创刊九周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灯谜征射晚会，邀请“漳州灯谜研究社”黄松云、柯如瑛、陈燕贻、温而理等为主持，由该报社编辑主任张胡山专责其事。为了使谜会丰富多彩，决定向全市商家征募奖品，商家踊跃捐出不少贵重物品，可以说奖品之丰，为漳城历来之最。
  为欢迎外地谜友前来参加，除《闽南新报》和《大刀报》作新闻报道外，并发出请柬，邀请石码锦江、龙门两文虎社谜友参加。是晚报社门前悬挂长形灯栏，谜条是特制的，整齐耀目，非常壮观。分为内外两场，外灯栏下站满喜欢灯谜的群众，男女老少，而且有很多中学生。大厅中内场也坐满各地来的谜场健将和漳城名儒虎将，新朋旧友会聚一堂，大家一边品茗，一边沉思谜底。灯栏下的猜谜勇士和灯栏后虎将，都在争先斗胜。一时报中咚咚鼓声，和猜中佳谜赞扬之声，激起一股欢腾气氛。虽然时过六十个春秋，如今追忆起来，仍令人难以忘怀。
  继《闽南新报》灯谜晚会之后，漳州《大刀报》也择定一九四六年元旦举行灯谜晚会，在马坪街（现延安南路）报社，由该报总编辑张胡山、编辑柯如瑛负责筹划，仍请“漳州灯谜研究社”黄松云、陈燕贻、温而理等共同主持。奖品仍由商家捐献，但比以前更丰厚。这次仍分内外两场，由于奖品丰盛，吸引更多凑热闹的群众，门前灯下站满了射手，路为之堵塞。
  六十年春秋似水流逝，这些先贤名儒均已下世，而当年鼓声咚咚却犹回旋耳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漳州崇正中学建校十七周年，又是抗战胜利周年，学校为了隆重举行校庆，除举行各项活动外并编印校刊和灯谜晚会。由该校兼任国文教师张胡山负责。张时任闽南、大刀两报总编辑，又是“漳州灯谜研究社”的成员，仍请黄松云、柯如瑛、陈燕贻、温而理等主持。这次邀请范围扩大到厦门、海澄等地。此次谜会为漳城谜坛未来的团结与发展筑下牢固基础。
  而后黄松云回厦工作，张胡山和柯如瑛忙于自身工作，无暇兼顾谜社，一颗刚露萌芽的花朵——漳州第一个公有组织灯谜研究社，就无形中停止活动。
  漳台灯谜文化传承与交流
  张奕虎
  灯谜是中华“国粹”之一，自先秦的“瘦辞”、“隐语”演变而来，源远而流长。灯谜具有启迪智力、增广学识、陶冶情趣、丰富生活的功能，是一项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也是一项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灯谜在宝岛台湾和历史文化名城漳州均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以谜事兴盛、精品迭出和交流密切而蜚声谜坛。
  “海滨邹鲁”悬春灯
  漳州，一向以“凌波仙子”水仙花的故乡和“中国女排的摇篮”闻名于世。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漳州的灯谜之花以其绚丽风姿和奇特清香，芳名远播海内外。
  由于古代统治者和部分文人的偏见，视灯谜为“雕虫小技”，史书里极少有关于灯谜活动的记载。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曲园）为灯谜专集《新灯合璧》（管礼昌编著）题词《钗头凤》，可以管窥在清代这个灯谜大发展时期，文人学士以至平民百姓爱好灯谜的情景：“春灯谜，春宵成，闲情偶向乐中寄。消和息，浑无迹。绛纱亲制，锦笺偷译，密、密、密。文心慧，诗心细，大家围着灯儿睨。寻还觅，机犹窒。几回凝想，默头抱膝，得、得、得。”
  据《芗城区志·文化卷》载，明万历后期，灯谜开始出现于上元节。漳州“玄云七子”之一的陈翼飞《元夕灯词》云：“三三两两陷横纵，小令花间虎谜工。丛里但呼庚癸语，灯前迷迭当金钟。”漳浦县灯谜活动的兴起，可追溯到明清二代。《漳浦县志》（清光绪本，民国二十五年重刊）卷之三《风土志·风俗》记有：“元夕，自初十日放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采为花，备极工巧。……文人墨客明灯悬谜语于通衢，谓之灯谜。射中者，以笔墨果品酬之，备极欢谑。”“刘国轩破谜闹公府”的故事在市区、龙海、长泰一带广泛流传。
  漳州市区谜事在清末民国时期相当活跃。清末，漳州廪生曾虎文（1844-1888，字寅仲，号小轩，龙溪人。）在《漳州杂诗》中云：“自从幼妇衍灯猜，结习于兹擅妙才。倚傍多门堪笑杀，未宜侮到四书来。”虎将有杨遂厂（庵）、陈子宏、徐飞仙和魏氏祖孙——展诚、汝諴、子绳、子端等。据魏子端先生回忆：杨、陈及魏之祖父展诚均嗜好灯谜，闻有开猜，不论远近，结伴欣然前往，风雨无阻。他们还主持谜场、创作谜条，并留下了一些记载谜作、活动情况及谜友交往的笔记，如杨遂厂（庵）有《遂园集》问世。据沈观格《拙庐谈虎集》所言：“吾厦名谜家代不乏人。在清末时，闻李小谷（注：即现代著名谜家李绣伊）先生言：有王步蟾孝廉今坡、吕澄孝廉渊甫、周殿修孝廉梅史、钱作霖秀才雨若、柯荣试贡生硕甫等，曾在漳州合刊一谜书，名《五加皮》云云。”另据谢云声《灵箫阁谜话初集》所载厦门“萃新谜社”社员的专集中有龙溪人李之华（字实秋）所撰《听秋山房谜稿》一卷。郑墨樵《龙海县灯谜史话》还列有《锦江谜拾》（郑宝琛撰）、《芗城谜萃》（林其馨撰）二书目，惜今无从寻觅。
  民国七年（1918年），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率粤军入漳，建立“闽南护法区”。翌年（1919年）在漳州南校场召开了闽南护法区运动大会，灯谜也占有一席位置，猜者甚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前后，厦门人黄松云在龙溪县社会服务处任干事，通过猜谜，结识了柯如瑛、温而理、陈燕贻、张胡山等谜友，组成龙溪县社会服务处“灯谜研究社”，经常雅集，品评谜作，切磋谜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秋节，文虎社、龙门社联合函邀厦门、海澄、漳州城区谜友赴石码会猜，会期三天，盛况空前。同年10月10日（或说1946年元旦），为庆祝抗战胜利，漳州《大刀报》社连续三夜在马坪街（今延安路）举办谜会，由柯如瑛、张胡山主持，奖品由商界捐赠。民国三十五年（1946）漳州崇正中学召开校庆纪念会，函邀厦门、石码、海澄谜友参加猜谜游艺。中秋节，漳州《闽南新报》社举办庆祝活动，石码龙虎二社谜友应邀来漳参与猜谜大会。是年，厦门青年会与厦门图书馆联办猜谜大会，石码龙虎二社选派代表出席，连连中鹄，获得厦门图书馆馆长、著名谜家李绣伊先生的赞许。
  四十年代初期，漳州谜界突破自守一隅的樊篱，开始了对外谜事交流。抗战胜利后，活动已不局限于一般猜射，部分谜人重视谜艺探讨，谜作、谜文登上了报刊。据张胡山先生回忆，当时漳州发行的《儿童新报》、《教育周刊》副刊曾辟有《小小谜语》专栏，并约张胡山（笔名珊郎）撰文介绍谜史和谜格。《正人报》也刊登过漳州谜作。
  清末民初漳州的谜家多是文人名士，如杨遂厂（庵）于宣统年间得中头名秀才，参与编修《龙溪县志》，开拓民乐南词，发起组织诗社。徐飞仙为清末举人、漳州名教师，曾任龙溪县立图书馆馆长、福建省文史馆员。魏展诚是同治年间廪生。徐、魏二人同为“谈何容易”诗钟社台柱。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在各级工会和文化部门重视支持下，漳州谜事日趋繁荣。1952年，有关部门在市区天主教堂举办综合游园活动，设有灯谜专场，石码、长泰谜人专程前来猜射。1956年，漳州市（今芗城区）文化馆开始在中山公园组织节日开猜。1958年后扩展为周末活动，与文娱、曲艺、球赛合称“四果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得到上级文化部门领导的嘉奖。文化馆灯谜组的十几名成员分别在中山公园和工人俱乐部（今市工人文化宫）主持开猜。谜坛宿将陈燕贻（组长）、柯如瑛、温而理等创作了不少具有时代气息的佳谜。
  1962年春节，市文化馆举办灯谜擂台赛，为期6天，12名谜手踊跃参赛，除陈、柯、温等老将外，还有方柱中、谢苏年、胡郑辉（时年12岁）等青少年。1961年至1966年初，市文化馆编印了15期《灯谜》。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残。”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灯谜被横加“歪曲现实”、“含沙射影”之罪名。如漳州一老谜人因以“主席万岁”猜汉人“毛延寿”，被打成“黑帮”，“反革命”，被挂牌游街，备受摧残，含冤病逝。灯谜活动被迫中止，谜著、古籍大量散毁。
  虎啸神州第一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传统文化形式之一的中华灯谜，在“文革”的废墟上迅速复苏、崛起，并形成一定的声势和气派。
  1977年春节，漳州市（今芗城区）灯谜组恢复活动。1979年国庆节，灯谜组应邀组队参加在南京市举办的全国九市灯谜会猜。1981年5月，漳州市灯谜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市级灯谜协会。1983年全国谜界评选十一届三中会以来谜坛十大事件，“漳州市成立首家灯谜协会”忝列其中。
  漳州灯谜协会长期坚持在市工人文化宫、芗城区文化馆、市青少年宫、漳州灯谜艺术馆（威镇阁）等处举办周末猜射长达二十六年。1978年起，漳州灯谜协会在中山公园开辟了“谜友之窗”专栏，每月一期，内容有灯谜知识简介、谜格释例、灯谜故事、谜坛信息、佳谜赏析、有奖征射等，节庆活动出专辑，雅俗共赏，图文并茂。至1991年5月，已编了135期，后因中山公园改建而中止。2006年，宣传栏重新恢复，更名为《谜城之窗》，每月一期，分别在中山公园和巷口文化中心刊出。
  漳州灯谜协会成立前夕，即于1980年向全国谜界征集“一代风流录”谜笺谜作，编印《一代风流录》专辑。1984年元宵节举办“福建省第五届灯谜会猜暨福建谜史讨论会”和“甲子迎春谜展”。1985年元宵，承办漳州“金盏谜会”，谜会盛况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片《闽南元宵行》，著名主持人赵忠样、李小玢主持了团体电控竞猜，青年女歌手葛军还演唱了《我爱漳州水仙花》。1989年元宵节，举办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1992年元宵节，主办福建省第二届灯谜节。1995年，举办“元宵乐灯谜大奖赛”。1996年元宵节，举办“漳台杯”闽南语地区灯谜邀请赛。1997、2000、2004年，举办福建省第五、六届灯谜艺术节暨海峡两岸（漳州）谜艺研讨会和第二、三届漳州灯谜艺术节。可谓好戏连台，高潮迭起。漳州谜协还长期配合有关部门，举办“爱我中华”、“五讲四美三热爱”、计划生育、普法教育、尊师重教、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迎亚运、人口普查、环保、储蓄、保险、档案、质量管理等专题谜会，寓教于乐，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漳州谜协会刊《虎啸》已出刊48期，主要栏目有“谜城风采”、“谜馆风情”、“流风余韵”、“华灯齐放”、“俊采星驰”、“凤毛济美”、“好风相从”、“海峡谜情”、“虎渡津梁”、“谜林撷芳”等，先后发表会员谜作数万则。《虎啸》每期均寄赠泰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大陆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灯谜组织、谜友，被称誉为“谜作精致，谜论严谨”“谜史研究，堪数南北第一。”著名谜家柯国臻赞曰：“画意诗工两并妍，超尘脱俗出天然。八闽圣后多高手，继起春灯又一篇。”吴仁泰题吟：“漳州《虎啸》，别具英姿。谜尚南宗，文多巧思。桥悬两岸，巧牵红丝。佼佼不群，超超出奇。”1988年至2006年，《虎啸》连续十九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谜刊”和“功勋谜刊”。
  虎将同心唱大风
  在漳州灯谜艺术馆展厅里，来宾们常常在摆满奖杯、牌匾、证书的展柜前驻足凝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漳州虎将参加了数十次大型谜会（赛），南征北战，“斩”获颇丰。自1986年勇夺龙岩福建省第七届职工谜会团体电控冠军，至2001年5月撷取石狮市首届灯谜艺术节桂冠，漳州灯谜代表队累计16次荣获团体总分、电控竞猜冠军。其中1988年春节至1991年国庆，连续在福建省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谜会，福建省首届灯谜节、元宵灯谜擂台赛、蚶江第二届侨乡谜会、上海“红楼谜会”技压群雄、独占鳌头，实现了“七连冠”的目标。漳州代表队还蝉联七届福建省职工谜会团体冠军（1988年春节永安市举办的第九届至1995年国庆节三明市举办的第十五届），显示了雄厚实力和高超技艺。1998年10月，在泰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广东、广西、安徽、江苏等高手云集的广东南澳“国际灯谜大奖赛”和中山“新旅程杯”全国精英赛上，漳州谜协代表张奕虎、郑育斌、郑明义与莆田、厦门谜友合作，以较大优势，二夺团体电控竞猜金牌。在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表彰的八项“十佳”中，漳州谜协，《虎啸》、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和杨梓章、张卫平、张奕虎分获“中华十佳灯谜社团”，“中华十佳谜刊”、“中华十佳谜会”、“中华十佳灯谜工作者”、“中华十佳灯谜新秀”、“中华十佳灯谜论文”，获奖项目居海内外各灯谜组织之首。张奕虎在20多次省级以上大型谜会中，战绩骄人，计荣获猜谜、制谜、论文奖80多项。张卫平在省级谜会个人猜射中，9次问鼎，其中有6次是连续夺冠。在1994年8月举行的中华灯谜国手赛中，漳州三位参赛者张卫平、郑育斌、林智宏均荣膺“中华灯谜国手”称号（全国20名）。漳州市灯谜协会被评选为20世纪十大谜社。1989年元宵举办的漳州市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因开创海峡两岸灯谜界正式交往，被列入20世纪十大谜事。杨梓章、张奕虎入选20世纪百佳谜人，张奕虎、张卫平、杨炎木、陈启达的谜作入选20世纪百佳谜作。
  “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漳州谜协和谜馆的主要骨干年龄都在50岁上下，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达70％。他们认定灯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学艺术，有其奇特的情趣和魅力，一向怀着强烈的事业心，把灯谜作为一门学术来钻研。漳州谜人敢为天下先，富有创新精神，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灯谜协会，创建了海内外首家灯谜艺术馆，创立了中华谜史上第一个基金会，举办了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率先实现了海峡两岸谜学的双向交流。漳州谜人精诚团结，锐意进取，创造了省级以上大型谜会“七连冠”和会刊《虎啸》连续19年荣获“十佳谜刊”和“功勋谜刊”的佳绩，《中华谜语大辞典》、《中华灯谜艺术画册》等7部专著，凝聚着漳州谜人的才华和心血，《谜城话谜》等电视专题片展现了灯谜名城的业绩和风采。
  1999年12月，福建省文化厅命名漳州市芗城区为“福建省灯谜艺术之乡”。2000年5月，国家文化部命名漳州市芗城区为首批“中国民间艺术（灯谜）之乡”。
  谜馆虎踞威镇阁
  “辟得芗城三尺地，迎来华夏九霄风。”漳州灯谜艺术馆始建于1992年春，原馆址在芗城区文化馆四楼，有“中华谜史第一馆”之称。馆内收藏着与灯谜有关的文字材料近3万件，包括海内外灯谜书刊2万多册、灯谜艺术照片千余福、印章谜108枚、210名谜人手书谜笺等。还陈列着当代文艺名家钟敬文、周而复、贺敬之、冯其庸、王学仲、沈柔坚、林墉、费新我、陈奋武和海内外谜界的书画佳作，纷呈异彩，琳琅满目。
  漳州灯谜艺术馆拥有“镇馆三宝”。第一宝是广东肇庆端砚艺术家、“端州谜社”社员陈日荣先生捐献的巨型“国粹一号”端砚。该砚有两大特色：一是“砚中藏砚”，大砚周边镂刻着393台小砚，系仿制历代名砚，如王羲之的凤池砚、苏东坡的东井砚等。二是“谜砚合璧”，砚背后面铭刻有168条砚谜。第二宝是近代“谜圣”张起南手书，近代著名谜家张超南撰句的“山作惊涛时杂云气，辉生明月可沁诗心”的金字楠木楹联。该联已有近百年历史，原悬挂于张氏昆仲故居——永定县岐岭陈东乡瑶下村“山辉书屋”，由其宗亲捐赠。第三宝即苏州已故谜书收藏家、“谜贤”高伯瑜捐献的79种150册灯谜古籍，其中孤本、珍本甚多，如清康熙年间出版的《一夕话·雅谜》、《玉荷隐语》、《跬园谜刊三种》、《张黎春灯合选录》、《增广隐格释例》，一向被谜界视为拱璧。“威镇重光扬正气，春灯焕彩展文风。”灯谜新馆与威镇阁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既增加了名阁历史质感和文化内涵，也使自身显得格调高雅、气势恢弘。徜徉于“谜城”、“谜史”、“谜艺”、“谜苑”展厅，人们仿佛走进扑朔迷离的灯谜大观园。那份美不胜收的富丽，铸史熔经的博大，以及曲径通幽的精深，足以令人陶醉。瞻仰“谜圣”张起南和“谜贤”高伯瑜那儒雅睿智的脸容，你会如沐春风，平添几许灵气和悟性，“高山仰止”之感油然而生。观摩质地凝重而气韵生动的《春灯源流图》石刻壁画、《历代谜家传略碑刻》、《当代谜会纪盛》系列石刻和仿汉代青石雕“曹娥碑”，发思古之幽情，你当为中华灯谜之源远流长、波诡云谲而惊叹。漳州灯谜馆开馆十五年来，已接待上万名参观者，有中央、省、市领导，有中央对外新闻单位记者团、港台新闻记者采访团和台湾民俗基金会，更多的是慕名而来的海内外谜友。1997年5月9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谜馆，当场挥笔题写“求真悟美”予以勉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聂大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扶和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也分别留下了“艺海奇葩”、“中华文化谜，谜底在漳州”、“中华文化一绝”、“奇观”的墨宝，为灯谜馆增辉添色不少。
  2000年元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命名漳州灯谜艺术馆为“中华灯谜艺术馆”。随后，被确定为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宝岛谜风自悠扬
  清代乾隆年间，福建布政使钱琦曾在《台湾竹枝词》中，对台湾新春猜谜活动作了生动的描绘：“烟花火树拂墙过，映带春灯谜语多。忽听鼓声喧震地，绿旗营里唱秧歌。”道光咸丰年间，新竹望族、名士林鹤山（字占梅，号潜园，祖籍福建安溪）每逢佳节，辄与幕客制作灯谜，分送各书塾征射，射中者则以鼓乐致送奖品以资鼓励，可惜其谜稿大多佚失。
  现在台湾谜界公认的台湾灯谜播种人，允推唐中丞（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为首。唐景崧1891年任台湾布政使，1894年署台湾巡抚。唐生性豪爽风雅，政务之余，爱好灯谜猜制，于道署斐亭悬灯射虎，邀集僚属举办诗会、谜会，如闽县王贡南、德化罗大佑、顺德梁维嵩、台南施大浩、台中丘逢甲等，均与其列。由于唐之倡导，加上文人骚客推波助澜，上下竞效，极一时谜坛之盛。唐还著有《谜拾》二卷，收有作者政务之暇创作的灯谜五百则，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自刊于台湾，并在大陆谜界广为流传。
  清末至民国年间，台湾谜界就开始与大陆进行交流。据厦门著名谜家谢云声所著《灵箫阁谜话》载：“光绪壬寅（1902年）二月，陈君厚庵乃集诸友共二十余人，组织一谜社，命曰‘萃新谜社’。”在该社成员中，就有客居厦门的台南谜家卢蔚其（文启）、卢乃沃（心启）兄弟（注：文启、心启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的堂叔父），他俩不仅积极参加厦门的灯谜猜制活动，还著有《留种园谜稿》和《留种别墅谜稿》。
  1922年前后，福建泉州蚶江“谈虎楼”谜社的林桂舟赴台经商，将一些谜材带往，并将各种谜格介绍给台湾谜界，使台湾谜坛更加丰富多彩。台湾谜界随后也派员莅蚶，回访林桂舟等，交流谜艺。
  著名史学家、爱国诗人连横（1878-1936，字雅堂，号剑花，生于台南宁南坊马兵营，祖籍龙溪县万松关马崎社，系连震东之父、连战之祖父，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诗乘》等），幼年时即受其父连永昌熏陶，成为“谜痴”。每逢当地春节元宵悬谜征射，几乎场场必到。1930年，连横与同好创办《三六九小报》，开辟“文虎征射”专栏，推展谜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台北高山文虎社谜家黄朝传（字习之，号文虎，祖籍泉州）在上海《文虎》半月刊上发表《台湾台北谜学概况》（连载），将台湾谜事活动和谜人情况介绍给大陆同好。《文虎》半月刊特地在台北设有代售处。该刊主编、上海“大中虎社”社长吴莲洲在1931年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中写到：“通信征射，果也一纸风行，风调赓和者，捷如桴鼓。虽僻远如台湾，亦邮简频投，与文字缘，诚非始料所及。”
  1936年春，竹堑（今新竹）吴朝纶（静阁）在台北创办《的社》半月刊谜报，划分矢函两部，风从者百余人。同时与谢云声等大陆谜家保持通信联系，并极力收集大陆的谜学专著，如俞曲园的《春谜大观》、张起南的《橐园春灯话》、谢云声的《灵箫阁谜话》等。吴朝纶在为《中国灯谜选》（陈祖舜主编，1972年于台湾发行）所作序文中回忆当年：“余由上海购得谜书数种，中唯服膺张起南之立论，因尽弃白描作风，奉玉匣子体为圭臬。”
  尤其值得在中华谜史上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是，早在近70年前，厦前萃新谜社台柱谢云声（1900-1967，原籍晋江即今泉州市区，客居厦门，著有《闽南谜语》、《灵箫阁谜话》）就和台湾谜界缔结情缘、鱼雁互颁，开创了海峡两岸谜学交流之先河。《灵箫阁谜存·谢云声与我》（台北吴朝纶编著）收入谢云声与吴朝纶（静阁）来往的29封信，时间自1936年8月至1967年3月，其间1938年至1957年7月，因战乱频仍、地址变迁而中断联系。谢、吴二人神交30余年，在通信中切磋谜艺，抄寄谜作，诗词唱和，报道两地（先是台厦，后为台新）灯谜活动和谜书编印信息。吴朝纶极为珍惜这份谜缘：“初我《的社》所备谜书，只有《橐园春灯话》、《邃汉斋谜话》、《春谜大观》及剪报数帙而已，其孤陋寡闻可想见矣。自谢云声先生寄赠《灵箫阁谜话》、上海《文虎》半月刊及零星古谜若干条，置诸本社书架上，任人浏览，无殊涸鲋忽得西江之水，遽增泼剌声势，自是我台谜风为之一振，此岂非谢云声先生直接间接诱掖之赐耶？”吴则回赠《的社》谜刊予谢，邀请谢任《的社》顾问、为《的社》第八期矢部撰作课题等。谢云声在新加坡病逝后第二年（1968年），其子将其遗著《海外谜存》二千余则寄给吴朝纶校订，并嘱在台付梓。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灯谜艺术的发展和交流，也经历过发人深思的曲折历程。
  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使祖国宝岛沦入魔掌达五十年之久。日本军阀不许台湾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严禁结社活动。吴朝纶创办的谜报《的社》被迫中辍。但台湾人民毋忘祖国的民族思潮并不因此稍减，他们利用民间的灯谜活动，保存固有文化的命脉，最后终能摆脱异族的统治，重新享受祖国文化的温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南谜坛耆宿谢国文。据台南谜学研究会会长王火山《谢国文著〈省庐谜存）注释》介绍：谢国文（1887-1938），号醒庐、省庐，晚年又号稻门老汉。甲午年割台之议成，先生虽在稚年，便觉痛心疾首，有无限家国沦亡之痛。组织、参加“南社诗会”、“台湾文化协会”，发刊《台湾青年杂志》。先生诗余又竭力提倡灯谜，俾青年学子深研国史典故，独力创立“醒庐文虎社”，广邀省内同好，协力鼓励，于是全省谜学之风甚炽。1938年，先生宿疾复发，病笃时黯然叹曰：“我病谅不能愈，我死固无憾，所惜此幕雪耻剧未能看完耳！”正如王火山所评价：“纵观谢氏一生，以诗、文、谜来延续祖国文化在台湾之命脉，寓倡灯谜之推广，以保存国粹之不坠。他的处境可悲，用心良苦，堪称是热爱祖国之一大文人”。
  两岸谜缘更殊深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当局开放了“探亲门”，为两岸谜学的直接交流带来了契机。
  1984年元宵，漳州谜协在主办省第五届谜会的同时举办了“甲子迎春谜展”，其中“港台侨”部分展出的台湾灯谜书刊和简报，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1984年起，漳州灯谜协会的主要骨干张奕虎、林智宏、杨梓章就着力于海峡两岸的谜学交流，撰写了《海峡两岸系谜情》、《一个大有作为的新领域》等文章，并在《虎啸》第18至26期开辟专栏连续报道台湾谜坛历史、现状和动态，推介台湾谜家、谜书、谜作。
  1988年5月，经泰华著名谜家卢山夫先生荐介，台北集思谜社老谜家吴学平先生携夫人回大陆探亲，未到家乡（福建闽侯）便迳先专程赴漳州谜协访问，双方用乡音交流了海峡两岸谜坛现状，欢谈甚洽；互相赠送了灯谜资料，并合影留念。随后，吴先生又访问了福州、三明市谜协。
  1988年6月13日，香港著名谜家、有“当代谜国雁臣”美称的刘雁云先生，经韩国搭机莅台，在十天内访问了高雄、台南、台中、基隆等地谜学界。在开猜时，刘先生特地将其收集的大陆各地谜作悬猜，引起了台湾谜友的浓烈兴趣。
  1988年8月，台北谜坛宿将唐羽先生在赴厦门参加史学交流之际，访问了漳州谜协并赠送了一批台湾灯谜书刊。
  1989年元宵，“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拉开了帷幕，来自台北、高雄、台南及香港的16名谜界先进，和北京、上海、南京、沈阳、深圳14省（市、区）35市（县）的近120名谜友欢聚芗城，共襄盛举。代表中有年逾古稀的兰州马啸天先生（回族），有年仅13岁的合肥一中学生王磊。台北集思谜社总干事李次高先生说：“一踏上闽南的土地，我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们不仅语言相通，而且心心相印。见到许多慕名已久的谜友，深感荣幸。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盛会，在台湾前所未有的电控竞猜、竞制等均令我们大开眼界，谜著展览部分更令人叹为观止！”谜节期间，海峡两岸谜友首次同场竞技，切磋谜艺，交流谜书，缔结情缘。高雄县谜学会创会会长萧瑾瑜先生当场挥毫题写“春灯长辉”、“文化桥梁”。闭幕式上，高雄领队萧会长向组委会赠送“文化先锋”铜匾，表达了对漳州谜坛和文艺界的敬意。“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开拓了海峡两岸谜学交流的新里程，《人民日报》、《福建画报》、台湾《联合报》、菲律宾《世界日报》等30多家海内外新闻媒体报道了活动盛况并给予高度评价。
  “灯辉映照两岸人，谜缘沟通海峡情”。1993年，高雄市谜学研究会和漳州市灯谜协会结为姐妹会，携手共创中华谜史上第一个文虎基金会。1994年至2007年，文虎奖（含“金河川奖”）已评选九届，67名海内外谜界精英榜上有名，地域遍及大陆18个省（市、区）和台港、新马泰以至美国，包括许成章、卢山夫、刘雁云、柯国臻等耆宿，郑百川、赵首成等俊彦，韩清源、章镳等新秀。其中入选“二十世纪百佳谜人”的43名，目前已去世的17名。同时，29名姐妹会会员获得“姐妹会荣誉奖”。而在文虎奖休评的2002、2004、2006年，由基金会资助编选，出版了《微山谜话》、《雁云谜踪》等7种文虎奖得主的灯谜专著。
  “一代风流垂史册，千秋韵事播神州”。谜界的踊跃推荐和热烈反响，说明由姐妹会创设文虎基金会实属具远见卓识之举措，堪称泽被谜苑的“善举”、“义举”，她促使一大批谜坛英才脱颖而出，贡献才智，建功立业，有力地推动两岸谜艺交流和当代谜事繁荣。为此，谜人们称誉文虎奖为“谜界的诺贝尔奖”。而文虎丛书的出版既荟萃谜苑精品，转播谜艺知识，“续写”中华谜史，也在谜坛鼓荡起潜心创作、著书立说之风。
  1997年元宵，漳州第二届中华灯谜艺术节在芗城“梅开二度”，台湾谜学界联谊会会长沈志谦、副会长李次高等与百余名大陆谜友商灯探骊，其乐融融。谜节期间，高雄市谜学会邀请漳州谜协和芗城水仙花少儿艺术团赴台访问交流。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1998年元宵节，经过近一年的筹划，漳州灯谜协会和水仙花少儿艺术团一行35人，终于踏上了祖国宝岛，圆了十年之梦，率先实现了两岸谜界双边交流。艺术团在台期间，举办了四场展猜，挂出数百条以欢庆虎年元宵、抒发两岸人民情怀及闽台方言、台湾地名和人名为题材的灯谜。如“元宵前后共团圆”猜字“期”、“海峡两岸共涛声”猜飞机型号“波音、协和”、“百米开赛，竞争激烈”猜闽台口语“拼起走”等。现场展猜与少儿歌舞表演穿插进行，奖品是漳州特产乌龙茶、风油精、无极膏，颇受台湾民众欢迎。漳州灯谜协会还拜会了50名台湾（台北、高雄、台南）谜友，带回了上百册灯谜书刊。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雄辩地证明：国家的动乱、分裂乃至异族的入侵，可能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危机，使海峡两岸、海内外文化交流进入低谷，但永远不能扼杀、沦没古老而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华文化，不能斩断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亲情。海峡两岸灯谜文化交流融汇的潮流必将保持奔腾向前的势头，并日益广泛深入，为发扬大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而灯谜奇葩也将更加艳丽多姿，播芳馨于九畹。
  气排球人漳记述
  季平
  气排球不是联欢会上用的那种氢气球，它是用塑料薄膜制成的新式排球。风靡许多城乡的气排球怎样在我国发起？它怎样引入福建、引入漳州？笔者仅就所知做一记叙。
  一、气排球的发端及萨马兰奇的赞赏
  气排球发端于1984年，由内蒙古呼和浩特集宁铁路分局职工首创。开始是离退休人员用气球在排球场上进行游戏和娱乐活动，后来逐渐在实践中摸索、研究，用塑料球取代气球，制定了比赛规则，命名为“气排球”。
  1993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火车头老年人气排球协会。从此，我国气排球活动率先在铁路系统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开展阶段。这项运动不但在全铁路系统逐步推广与提高，而且还在各个系统逐步地推广。
  1995年5月16日，世乒赛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由天津来到北京，在国家体委、体总、铁路总工会、北京铁路局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局，先观看了《木兰拳》、健身操和老年人气排球等项表演，当听到有关人员介绍老年人气排球球体大、重量轻、球质软、不伤人及开展活动简况，萨马兰奇说：“气排球很好，既适合老年人也适合中年、青少年”。铁科院送给他一个气排球，他说：“请再给我一个，我要带回去研究一下”。同时，他还问：“你们向国际排联报了吗？”看完铁道科研院、北京铁路局群众体育活动后，他说：“我要祝贺你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把工作与体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你们是个典范。”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体育运动的黄金时代。我们国际奥委会不能光搞竞技体育，也要搞全民体育和体育教育。”他还说：“今天下午的参观给我上了一堂课，知道什么是群众体育。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同时也代表国际奥委会向全体职工转达问候。”他最后表示：“我不会忘记这次访问。在今后去别的国家访问时，也会向他们谈起在北京看到的一切。”
  萨马兰奇主席一般不会轻易地说什么球好。萨翁在北京头一次观看了气排球表演，就非同寻常地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要带回去研究一下。可见国外尚无气排球。这一报道在首都各报纸刊登，广播、电视台均转播，有力地宣传和推动了气排球活动。
  1999年中国老年人体协审定了《老年人气排球竞赛规则》，并委托中国火车头老年体协在郑州举办了全国老年人气排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当年4月，由中国老体协与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共同录制了“老年人气排球运动”的专题教育片，共5集，于当年5月份连续播放1个月。这两个举措，把气排球运动推向全国，起了播种机的作用。
  2003年10月，据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指示，排球管理中心发文，委托浙江省老年人体协修订《老年人气排球竞赛规则》，这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首次介入指导老年人气排球项目工作。
  二、气排球引入福建、引入漳州
  1993年全国老体协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气排球，旋即传入福建。1994年5月，省老体协在龙岩举办了一次气排球培训班。1999年省老体协郑祖淦秘书长、福州市冯坚、集美大学林岐锡教授等参加了在郑州举办的气排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回来后省老体协在泉州市又举办一次气排球培训班，请冯坚和林岐锡分别讲裁判和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兹将气排球自1994年引入漳州以来的重要事项，记叙如下：
  1994年漳州籍教练员首次参加全省老体协基层辅导员经验交流会及专职辅导员培训班（5月25-29日·龙岩）。省培训班请市少体校原副校长陈耀基主讲气排球技术及其比赛规则。
  1995年市区最早期开展气排球活动：8月初，由市老体协组织退休人员在延安北体育馆试训。首批运动员有：陈耀基、许柏茂、陈进贵、郑志、肖占魁、林锡涛等。
  同年市老体协首次组队参加全省老年人男子气排球比赛（9月26-29日·福州），13个代表队参赛，漳州市队获第3名，队员是：陈进贵、许柏茂、肖占魁、陈耀基、林锡涛和郑志。
  1996年市老体协首次举办市级老年男子气排球比赛：即市第四届老运会（7月27-31日）老年人男子气排球比赛，比赛名次顺序是：市直、龙海、长泰、云霄、南靖、漳浦。
  2005年9月市老体协陈玉璋常务副主席首次带领气排球项目骨干去莆田市观摩全国第二届老年人气排球比赛。笔者借观摩之机将浙江出品的第二代人造革彩色气排球引入漳州，自2007年起，我市均使用第二代气排球。而第一代黄色气排球，因球体易损坏被淘汰。
  2006年漳州籍男、女运动员首次参加了全国第三届老年人气排球比赛（10月18-22日·北京），漳州师院季平应邀代表深圳队参赛，该队获男子团体第5名；漳州教育学院朱明华应邀代表厦门思明区队参赛，该队获获女子团体冠军。
  当今在市区老年人晨练气排球已常态化，来自十多个单位众多中、老年气排球爱好者，自觉练球，乐此不疲。此外，龙海市区及角美流传村、漳浦县赤湖镇、长泰县的气排球也开展不错。可以预期，气排球之花，必将结出群众体育健身丰碩之果。
  承蒙集美大学林岐锡教授和市老体协林彩霞副秘书长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作者系漳州师院与漳州市老年人气排球兼任教练）
  漳州方言
  跍古或跔
  漳州一带过去流传过一则讽利私塾充生的方畜笑话，烦有意义。讲的是有一位乡村的私塾充生，不识“岛’字的读青，想当然的认为：“岛”字是一只鸟蹲在山头上，应该读kú。于是，这位先生在这间乡村学堂一kú就是三年。后来，来了一位新教员，依据正确的读青dò教学，没想到遭到家长的反对，说他读镨了，将他盘走。俗话说：“一kú三年，一岛就倒’．这就是指这件事。
  同样．在闽南方言的用字上，也常有这样长期误用的例子。这里要讲的正是kú的用字。就我接触的几本闽南语辞典来看，均以“跔’作为kú的用字，这是想当然的误用。距的现代语音为扣或qǔ。第一个音义是指人或动物手足的关节，因天寒筋脉抽搐而导致不能屈伸，也就是漳州方言所说的“脚跔(giù）筋”。汉代许慎的《说丈解字·足部》释道；“趵，天寒足两也。”徐锴《说文系传》注曰：“筋遇寒不舒也。”朱骏声在《说丈通训定声》说的更明白：“苏俗所谓膀牵筋。”先秦古籍《逸周书·太子香》写遭：“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趵，足以数也。’”“趵”字的第二个青义足作“行”解。《集韵·庵韵》：“跔，行貌．”这也同“kú”捱不上边。因此，将“趵”作为“蹲着”来使用，是有失考虑的。
  漳州方言的“kú”，应该是哪一字？有三字似在考虑选用的范围内。第一字是“蹲”。它有“虚坐”一义，表示两腿穹曲如坐，但臀部不能着地。杜甫《东屯月夜》有：“数惊闻鹊噪，哲睡想猿蹲。’可惜，它的音与“kú’相差杖大，可以排除。第二字是“趶”，青wù，表示蹲看。《集韵·足韵》：“趶，距也。”但“琚’是“垂足实坐’，不是“虚坐’。故菁虽与方言青相近，但字义却不对头，也应在排除之列。第三个字是“跍’。音“kū’，《广韵·横韵》释道：跍，蹲貌。”没其体指的是“实坐’或是“虚坐”。还好有《五台会兄》一戏曲文句可坐实所指，词曰：“手扒栏杆过桥嘴，但见乌鸦跍几堆。”乌鸩的“蹲”是“虚坐”的，因此“跍’字作为方言“kú”的用字无论在字音或字义方面都是符合的，准确的。
  “跔’作为方言“kú’的用字，使用时问已经很久了，不只是文前所说的三年，但用错了就要改。要“kú’请用“跍’字，勿用“趵＂字，以免“kú”错了。
  （李竹深）
  漳州早期体育纪念章
  林南中
  民国初年，西方近代竞技体育传入漳州。1918年秋，粤军陈炯明部驻漳后，于1919年4月在漳州举办闽西南17个县参加的“闽南护法区体育运动会”。此后，近代体育在漳州得以逐步开展与提高。
  十几年来，笔者从漳州证章收藏爱好者中找到本地区早期部分体育纪念章，这些证章见证了民国漳州体育运动的发展，透过他们，人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漳州体育健儿驰骋赛场的英姿。同时，通过这些体育活动，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民国时期漳州地方政权的更迭以及军阀政治权力斗争的历史。
  福建“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纪念章
  该章为圆形，直径3.8厘米，材质红铜，铸于1921年。正面镌铸“福建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纪念章”字样，背面为竖书“民国十年十一月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
  1920年11月，福建在厦门举办第一届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此后，1921年及1929年，福州先后举办了第二、第三届“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由于这3届学校运动会规模大，参加比赛的学校及运动员多，代表了当时福建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后来民国政府将这3届运动会正式列为福建省第一、二、三届省运动会。
  这枚纪念章是第二届省运会所颁，当时漳州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一中）、省立第二师范（今龙溪师范）及商业学校派队参加比赛，取得了3个单项冠军的好成绩。
  这是张毅统治漳州时期所举办的“漳属学校运动会”所颁发的一枚纪念章。纪念章为圆形、光背，直径2.8厘米，红铜质镶嵌珐琅彩。章面主图是交叉的双旗，即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共和旗”和当时18个省漳属学校运动会纪念章的“十八星旗”，两旗间为椭圆框，原应为嵌装照片现已脱落，左右点缀嘉禾麦穗，上方书“漳属各学校秋季联合运动会纪念章”，下方是“厦门镇守使张毅”字样。
  1923年，北洋军阀张毅率部进驻漳州，开始其对漳州3年多的统治。张毅原是福建督军李厚基的部属，入漳后，依附于北洋军阀孙传芳，被委任为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厦门镇守使，但当时厦门为海军陆战队林国赓的地盘，林国赓任厦门海军司令，张毅不敢冒犯，只徒挂虚名，实际并没有到厦门就任。这是该枚漳属运动会赠章却由“厦门镇守使”颁发的原因，也勘正了部分文章将其认为是由厦门举办的运动会所颁之误。
  张毅为了粉饰太平，附庸风雅，于1925年秋在漳州举办“漳属各学校秋季联合运动会”，地点设于漳州城郊南隅的南校场（南校场公共体育场于1919年举办“闽南护法区运动会”前建成，现已荒废）。
  据史料记载：“这次运动会筹备仅一个月，会期为5天。竞赛项目设有田径、排球、篮球、足球、网球5大项目，漳州各县中小学校近千名学生参加了此届运动会。”比赛结果，中学组以省立第二师范、省立第八中学为优，私立寻源中学和崇正中学次之。小学组以文昌宫、城守营两小学为优。这届运动会是继“闽南护法区运动会”后，民国时期漳州地区的又一次大型运动会，运动会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龙溪县运动会”奖章
  该章为盾牌形，铜质，高4.6厘米、宽3.6厘米，正面上方镌写“龙溪县春季全县运动大会奖章”13字，中间图案铸一手持铅球的运动员，背景是变体字“1936”，背面阴铸“第三名”字样。
  龙溪县于1933年及1935年春季举办过两届全县运动会。地点设于县城马道底龙溪县公共体育场（今改为胜利公园），这两届运动会的运动员各为500多人，比赛分民众组、中学组、小学组，设有篮球、网球、足球、垒球、铅球、射击、田径等20多个项目。
  从该枚奖章上所铸的“1936”字样判断，1936应代表该届运动会的举办时间，查阅史料，龙溪县只有1933年及1935年举办过两届运动会，该奖章所标注的时间如果正确，它还可填补史料空缺。
  “龙溪县脚踏车赛”纪念章
  这枚“龙溪县脚踏车赛”纪念章其形状、材质、铸造风格与上述“龙溪县运动会”奖章相似，比赛时间是1936年。该章正面上书“龙溪县芗江民众教育馆脚踏车竟赛大会纪念章”，正中是一运动员骑车的形象，左右分别镌写“锻炼体魄”4字，下方为时间“1936”字样；背面铸有“光达车行敬赠”。
  脚踏车，也就是现今的自行车，它在民国时期应该还算是奢侈品了，当年可能只有较富裕的人家才有主要条件参加这项运动。由于漳州是侨区，开展自行车运动较早。上世纪五十年代，漳州的自行车运动发展较快，漳州籍运动员多次在国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并两次打破全国纪录，可以说这与漳州在民国就开展这项运动不无关系。
  “省立龙溪中学运动会优胜纪念”章
  该章为圆形，直径2.5厘米，章面嵌珐琅彩，主图为一在跑道上起跑的运动员，上方环书“省立龙溪中学运动会优胜纪念”，光背。
  省立龙溪中学即今漳州第一中学，其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漳州府中学堂，曾先后改名为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第三高中，1930年更名为省立龙溪中学，1952年改为今名。该校是漳州地区开展体育教育最早的学校之一，在民国时期的省市运动会上屡获佳绩。
  该章虽没有铸时间，但从其校名、形制及包浆推断，显然属于民国时期所铸。这枚校运会纪念章，记录省立龙中开展学校体育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是这所百年名校的一件难得的校史实物资料。
  漳州方言
  肥皂
  肥皂的闵南方言是“雪文”。据说是外来语的音译。译得如何，姑且不论，如果让一位外地的朋友看“重文”两字，无论如何是不解其意的。译文讲究雅、达、信，我想，“雪文”的音译是没有达到的。既然音译未能表达事物的本义，何不另辟蹊径，扰如TV不译“稊米”，而直呼电视，快捷明了，有何不可！
  事实上，在古代已称呼肥皂为“番枧”，可见肥皂为舶来品是没错的。前人喜用“番、洋”字来称呼外来的东西，如以“番暮”称“地瓜”，以“洋火”称“火柴”，但似乎不用音译，这是对的。青译除了用在地名和人名等专用名词外，一般还是以意译为主。这正是我反对以“雪文”译“肥皂”的原由。
  枧的汉语语音jiǎn，闽南方言音giǎn。视的方言本义就是肥皂，用“番枧”来称呼肥皂是古汉语的专用，闵南方言可参考“雪文”的音译，以“枧扪”来取代之。用“枧”来“扪”洗，比“雪文”来得直接、直观，起到指物兼功能的效果，比没有实质意义的“重文”来得传神。为了闵南的规范用字，请用“视扪”，不用“雪文”。（李竹深）
  翰林故居与施大炳
  施德勇
  翰林故居座落于漳州市区新行街92号内，坐北朝南，楼名“寿晖楼”。对面原是竹围内，中间有一大水塘，前望是一片金黄的田野诗浦村，远处是群山，连接着水仙花产区的圆山，故居主人即是施调赓。
  施调赓（1841-1907年），字轴三，号少愚，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丙子科举人，九年（1883年）中癸未科进士，保和殿复试荣获第一等第9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这年，进士施调赓入翰林院时，晋江施姓宗亲来漳祝贺会亲。尔后，施翰林也率众多族人赴晋江衙口会亲拜祖，并在施氏大祠堂挂匾，于门前竖筑石旗杆座一对，楹联刻于祖厅石柱：迁籍溯光州，唐棣宋，元棣明，迄兹九百余年，纵古旧，支派难寻，伯叔祖讵分两本；建祠傍沧海，左序昭，右序穆，笑吾四十几岁，到如今，清芬共逮，昆弟辈才认一家。
  据载，施翰林后领令四川资阳县知县，赴任时，漳州同人于南山寺设宴饯行，寺僧欣喜贵宾光临，十分热情接待。席间，住持恳赐墨宝留作纪念。施翰林宴罢便当场挥毫，撰楹联一对，句云：“九转未成丹，忆当年蓬岛题名，回首已同仙世界；一行将行吏，趁此日梵宫随喜，欢心且结佛因缘。”
  此联后刻于该寺“九一精舍”石柱上。（“九一精舍”因年久失修，已圯。民国《龙溪新志》有记载）。
  太史少愚施调赓殿试所写考卷的楷书手迹今仍在，原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叶国庆老教授1999年7月2日曾写道“……清翰林施调赓中进士的会试殊卷，是他亲手重抄的墨宝，很珍贵。……足传永远，光照汗青。”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翰林施调赓之长孙施大炳（字蔚堂，清末附生），他年仅19岁，在清朝最后一届科举，府试得秀才，是当时漳州施家四子弟同榜考上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尔后，他热学办新学，先后在启东小学（现新行街92号）和东华小学（现巷口中心小学。原接宫亭的城守营，后改龙溪县立第二小学任训育主任）。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在漳州光复后，施大炳认识了老同盟会员、漳州首家《录各报要闻》报纸创始人宋善庆，宋先生早闻施大炳文笔很好，对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也非常拥护，于是请施大炳专职到报社，为革命形势的发展、扩大报纸版面的需要撰稿，施大炳满口答应，并自愿在经济上支持报社，于是就辞去学校职务，共同创办《漳报》。
  1911年11月21日《漳报》正式创刊。12月5日，该报主笔政者宋善庆先生在漳州马坪街惨遭暗杀，冤沉大海，报纸也无奈于12月27日停刊。
  之后，《漳报》创办人之一同盟会员李汉（字纪堂），与施大炳商量报纸复办问题，并通过施大炳的邀请：其叔在印尼的施荷农，时有侨汇，愿给报社予经济上的支持。于是，新创办的《漳州日报》就由李汉和施大炳两人负责，并于1913年2月2日创刊问世。
  《漳报》和《漳州日报》两报创办者之一的施大炳在《漳州日报》发刊辞中写道：“以漳州之大……挟太平洋文明之潮，长涌入台湾海峡，激九龙江而西上，记者之愿也”。而最后因政治风云的变幻，军阀割据混战等等原因而停刊。两报的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影响深远，其所报道都给漳州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资料。从施大炳在读报刊出《杂感》一篇可见其人品：
  中华浮沉人有责，笔尖刷却世间尘。
  骇浪警涛无所惧，阳光大道勇奔驰。
  满天风雨终有霁，心怀天下永不移。
  1919年，施大炳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35岁，社会人士惋惜地方失去了一位栋梁人才。
  漳州方言
  “分”的文、白省
  漳州方言字一般会有文、白两种读音。什么情况下读文音、白音，似乎又很难界定，只能以具体字来分析。
  “分”字的文音读fēn，是现代语音的转读；白音发būn，是方言的本音。
  漳州方言“分”读文音时，一般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如：“秋分、春分、时分、三分、十分”等等。杜甫《八阵图》一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中的“三分国”是一个特定名词，所以发文音。但是同样是杜甫的诗句《咏怀古迹》：“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里“三分”的“分”字做“分割、分开”用，属动词。就应该读白音。“分”在方言中发白音的，还如：“分开、分离、分手、平分、对分”等等。
  话虽如此说，但也不尽以词性来划定文、白音的。如，《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文、白两读均可，但以文音较常见。又李白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亦是如此的情形。上举杜甫《咏怀古迹》一诗，也有人主张读文音的。文、白的混读似乎没有十分的肯定或明白的限定，随意性较大。
  在古典诗词中。特别是作为格律诗的韵脚字，“分”的文、白音就显得很关键。列举诗例加以说明。
  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滚香幸见分。
  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
  诗中韵脚字“云、分、军”，现代语音分别是“yún、fèn、jūn”，是不押韵的。读起来不好听。如果用漳州方言“hún、būn、gūn、”来发音，就十分合辙。
  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三：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
  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棋盖仰三分。
  同样，韵脚“军、分”也要用漳州方言音“gūn、būn”来读才能押韵。
  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漳州方言中的唐音。
  但有时也会出现文、白音都能合辙押韵的。如杜甫《上卿翁请修武侯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一诗：
  大贤为政即多闻，刺史真符不必分。
  尚有西郊诸葛庙，卧龙无首对江〓。
  作为韵脚字“闻、分、〓”，其方言文读音与现代语音相近似，分别是“wén、fēn、fèn”可押韵，用漳州方言白音“bbūn、būn、pūn”亦合辙。
  从上举文例和诗例可以看出，漳州方言字的文、白音在实际运用上很难判定，大抵习俗上的读法一般是可行的。
  （李竹深）
  延安北路五十年
  区档案馆 陈侨森 蒋林建
  延安北路是1955年后建设的。原先，这块地段的南面是成片的竹园地，北面是山地。今延安北百货大楼路口，解放前是漳码警备司令部，临解放时为国民党警察局。明清时期这个地方为道台衙门署地，清代称汀漳龙道，汀漳龙道的长官称道员，尊称道台，辖漳州、汀洲、龙岩州。道台衙署坐北朝南，南向马坪街（即今延安南路），北至北濠沟，即原来延昌桥，衙署前为开阔地，俗称道埕、道口，故今新华西靠公园路段称道口街。这里原来有个祠，名曰“三道祠”，是纪念三个道台的祭祀堂。
  延安北路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城市道路，是漳州城市规划棋盘格局建设中的中轴线，新兴的繁华商业街区。
  1955年，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制订的《十二年城市建设轮廓规划初步意见》为满足对鹰厦铁路通车后市区交通运输的需求，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决定开辟拓通延安北路。延安北路南起中山公园东门口，接延安南路，北至火车站货场南坑路口。起先开辟从中山公园东门口至胜利路叉口路面全长474米，宽27米，1958年时全部铺设水泥路面，同年，再拓通修建从胜利路叉口至火车站货场南坑路口，道路长1226米，宽29米，后来全部铺设水泥路面。目前，该路从南至北，贯穿瑞京路、南昌路，以及胜利路、腾飞路，全程长1700米，宽27-29米，成为市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道路两侧，集中了漳州著名的商业机构、金融机构、餐饮、服务业公司、娱乐、健身机构等等，如百货大楼、东方红食杂商店、花园大厦、商业大厦、华侨大厦、新华书店，邮电漳州分公司等，真是店肆广布，游人争喧，可说是“宝马雕车香满路”，见证了漳州的繁荣发展。
  1956年，漳州第一座综合性国营商场，即漳州百货大楼在延安北路动工兴建，1957年建成试营业，1958年2月正式开业。营业面积1675平方米，百货大楼成了漳州市标志性建筑。其经营商品货色齐全，种类繁多，是当时漳州市最大的商场，长期执业界之牛耳，主导着漳州市商品销售的动态，漳州市商业的龙头老大。
  1956年，华侨林开德等联合华侨、侨眷多人，投资人民币15.55万元在延安北路兴建漳州旅社，经过新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1958年10月落成开业。漳州旅社总建筑面积3440平方米，临街正面3层，最上层为大厅，会议室，里面设施先进，设备齐全，房间整洁卫生，是当时市区规模较大的一座旅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漳州旅社也在不断地增容、扩建和改善配套服务设施，然而在原有框架里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终于在1995年拆除，改建为商业大厦。商业大厦建成后马上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商楼。大厦占地3472平方米，底层为1900平方米的地下室，地面建筑12层，总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这是漳州市第一家集百货、餐饮、娱乐、健身、宾馆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大楼，成了漳州人商务、休闲娱乐的首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漳州人早上总爱说“到十二楼”，就是指到商业大厦的茶馆吃早点、聚会。
  1957年5月，在延安北路北濠沟边，与南昌路交接处，漳州市服务公司修建了漳州市最大的美容理发厅。美容理发厅为二层楼房，地面面积180.5平方米，里面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技术一流，服务热情，不久即成为妇孺皆知的“美容厅”。
  1956年4月，漳州市医药公司经营部落户延安北路“美容美发厅”南侧。同年7月，福建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即福建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前身，迁在延安路中段，公司行政、营业基地、以及干部和职工宿舍楼都建于此。后来又在漳州旅社斜对面建设建筑工人俱乐部。1958年7月，漳州市立医院（芗城医院前身）迁址延安北路41号，同年龙溪轴承厂（龙溪股份公司前身）在延安北路近北圣楼建成投产。
  在延安北路拓通后几年时间里，就有全市最大的商场、旅社、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入驻，随后又陆续进驻了全市最大的食杂商店“东方红”，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公司俗称“华侨柜”，还有大型百货商场“大华百货”，“建筑工人俱乐部”影剧院。更有华侨大厦、新华书店、第二招待所（芗江酒店前身）、中国电信公司，占据了延安北路与胜利路交叉的四角。此外，银行、信用社等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在道路两侧冒了出来。凡在漳州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延安北路上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建筑来。
  在“文革”中，延安北路是政治中心，大字报栏夹道而立，游行、示威穿梭其间，漳州市每次重要的或国内外重大的事件都能在第一时间从这里得到消息。这混乱的情形，依然没有阻挡住延安北路前进的步伐，暴风雨过后，这里依然是商贾云集，游人如织。
  1972年11月，龙溪地区革委会采纳专家及国家体委建议，决定由国家体委投资，地方财政再拨款修建“漳州排球训练场地”，址在延安北路省七建公司旁。1975省体委接管后更名“漳州体育训练基地”。“漳州体育训练基地”被袁伟民及中国女排老队员称为“中国女排冠军摇篮”，从此斐声海内外。“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发展成为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体操、举重等多功能、多种运动项目集训的体育训练基地。为漳州市“奥运、体育旅游”的一大景点。
  改革开放后，延安北路更是快步前进。漳州市第一家洋快餐“特香鸡”就抢先在延安北路与瑞京路交接处开张，世界最大的快餐连锁店“肯德基”与“麦当劳”随后相继在其相距不远处开业。漳州最早、最大的西餐店“豪客来”就在百货大楼斜对面营业，也成就漳州的“牛排经典”。1984年7月起的小商品夜市，更造就延安北路夜晚那如潮的人流，1995年，小商品夜市移到延安北路北段。
  改革开放后，延安北路的发展更是飞速。1979年，城市规划在延安北路北段西侧，靠近火车站地方，开发建设城区商住地延安北新村。至1995年，已建成87幢商品房，2255套住宅，16.10万平方米。配套设施也相继建成，绿化面积6730平方米，延通市场三层大楼4489平方米，学校（通北中心小学）2400平方米（占地面积7.3亩），在新村内，市建行、市农行、市工行等银行储蓄所相继入住，邮政局、工商、税务、超市、饭馆、酒楼、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2004年，把早期的预制板楼房拆迁改造，建设延安广场，到目前为止，是漳州市最大的住宅区。
  延安北路荟萃了漳州著名的商厦、酒楼。入夜，整条路上各种灯箱广告，霓虹灯五彩缤纷，灯火辉煌，而游人则争喧逐闹，多姿多彩的服饰与两旁各种各样的品牌专卖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交相辉映，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追求着快乐、幸福。延安北路也是在这种岁月中，见证了漳州城发展的历史，凝聚着过来人的漫长回忆。同时，也展现着漳州的时尚风采。
  2007年底，漳华路拓通穿越延安北路，在交汇处建起高架桥，形成了在交汇路口上有六条不同方向的道路，分别是往南的延安北路，西南方向大通北路，西面是往华安方向漳华路，北面是南坑路，东北方向是火车站，东面是漳华路往龙文区路段。六条通道交汇于高架桥，2007年10月动工，2008年11月16日建成通车，高架桥东西走向，横跨延安北路，是漳州市第一座城市道路交通高架桥。抚今追昔，延安北路的变化和进步成了漳州发展的缩影。
  附：通往漳州北郊的古道
  漳州城在没有建设延安北路以前，通往北郊（以前称北乡）大概只有两条细小的羊肠小道。
  一、市区通往北乡，路线是联仔街——丙申桥——公府街（南昌路）——霞井街（民主路）——塔口庵（大同路）——北郭顶——宝珠园——北庙——糖市仔。（附：通往北乡的古道示意图）开始从联仔街（今在百货大楼旁边和公园之间小路）向北走，联仔街顾名思义，以前是经营楹联、字画、装裱商店一条街，据说是繁华闹市。穿过联仔街就是今地名瑞京路，旧地名称海道后，海道后是明代巡海道台衙署的后面。走过这路就必走过丙申桥，这丙申桥是在没有延安北路以前过北濠沟唯一便捷的桥，现位于芗城公安局的宿舍区内，为什么叫丙申桥呢？因为这桥非常古老，是唐丙申年，唐朝宪宗李纯元和十一年（816年）建的，至宋淳熙丙申年（1176年）重建，故名，原来存有残碑“申桥”二字。最早姜公祠建在这桥上，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纪念明知府姜谅而建的，后来祠圮才迁到八卦楼边上的厦门路大路头（这祠俗称姜太爷庙）。现丙申桥都被建筑物遮盖，只存老一辈的记忆中了。
  向北面走这条路就到公府街，即今南昌路西段，这处是清黄公台（即黄梧）的府第，古曾称兴贤街、上街，明代谢琏中探花时居于此，建有探花坊，遂称探花街，明末，黄梧献海澄降清，世袭一等海澄公，占探花府为黄公府，并将街名改称公府街。每逢新年这里热闹非凡，商贩、卖艺、演戏聚集在这里，直至解放初期这里还保留这种风俗，只是不呼公爷街，改称娱春场。
  往北走还须过霞井街，霞井今称民主路，这里有个祠，名“忠义祠”，这是漳州人纪念因“长头毛反”（即太平军进漳带来这场战争）而死乡民。清光绪《龙溪县志·新增·兵纪》载：“同治三年九月粤逆侍王李世贤由汀州、永定一路窜入漳境，十四日陷郡城，大肆焚杀，城乡男妇老幼不屈死者数十万人。”霞井建“忠义祠”并在祠立石坊、、石碑，这“忠义祠”，有的俗称“大众爷祠”、“有应公妈”等，都是祭祀鬼魂的。现霞井（即民主路）改为商品房和宿舍区了。
  过霞井街走一段就到塔口庵（今大同路），塔口庵原为北门一带主要庙宇，1919年陈炯明驻漳时，大兴市政建设，扩大路面时，庵中殿宇被拆除一部分。塔口庵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元漳州路总管罗良与陈友定在此巷战，罗良战死于此。时绅士乡民为祭拜亡魂，集资建庵供奉佛并纪念罗良。
  塔口庵前一座石经幢，位于今大同路与和平巷交汇处，俗称塔口庵经幢，建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飓风毁重造。幢身八面有石雕佛像各一尊，其中一面志修建时间，有七面竖写六字楷书“南无阿弥陀佛”，经幢是古代佛教石刻的一种，有很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1991年3月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大同路塔口庵，向北即北郭顶，市图书馆在此。原来附近有个太阳公庙，据说这太阳公庙纪念祭祀明朝崇祯皇帝，其庙主神两旁立像二尊，一个手捧日、一个手捧月，意为“明”，是清代时明的遗老们为纪念明朝建的，该庙还有太阳公经。漳州旧城墙的北城门（名太初门），即在原龙溪地区印刷厂处。去北乡方向，要出城门，古时北郭顶是必经之路，往宝珠园社里走，然后遂至北庙，北庙在北厢，即威惠庙，原芝山镇政府所在地。以前这里叫威惠庙前街、岭下亭街（早废）。从这里可达糖市仔，以前北乡产蔗榨糖，在这里结市交易故名糖市仔。
  走向北城门（即太初门），这路名叫北门街，今大同路最北端。解放前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前，北门街北面通一条小路，名叫月南路，月南路可通向北乡，这月南路到1955年还存在，1956年后拓通延安北路才消失。
  二、通向北乡另一条路是青年路，北接大通北路，大通北路与青年路交叉处，名叫乌衣巷，乌衣巷原来有王谢二姓望族居住而得名，过去东侧有王谢两姓的祠堂，谢琏探花也立牌坊于此。乌衣巷名称，本是江苏江宁府城内的一条巷，晋朝时，江宁府的乌衣巷都住王、谢贵族。晋代王导、谢安两家子孙，身上穿的乌衣，后来住的这巷被称为乌衣巷。唐刘禹锡有记述乌衣巷的兴衰诗，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写的乌衣巷，使乌衣巷成为王谢两家代名词。漳州这王谢两家为表祖先显赫，也称这地名叫乌衣巷，现改为大通北路，目前已改建高层的楼房。
  乌衣巷的北端，即胜利路交叉东西两边一段，过去没胜利路，即一条小巷，名图龙巷，过去有人把乌衣巷与图龙巷混认为同一条巷，实图龙巷即胜利路，还有人把图龙巷叫成土垅巷、台人巷。原来这巷东接北桥街、西邻镇台街，民国拆城这巷扩建成公路（即胜利路）。
  去北乡的路，过胜利路（即图龙巷），遂到大诵北路，过去漳州一中大门就在这里，过去不叫一中，叫龙溪中学，1935年前称省立八中。由北出城门，就到北庙（即威惠庙）。民国期间这里开辟一条公路名“漳南公路”，即漳州至浦南。厦存大同路抗战前后有汽车公司，名“利行汽车公司”，专门经营漳州至浦南的客运，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去北乡就较便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