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以闭关锁国的方略进行统治，然而，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海外贸易，于是，沿海一带的“走私”、“海盗”行为就随之而来。漳州的海澄是通商的利市，民间海外贸易屡禁不止，这种现象延续近二百年，直至明穆宗执政时（1567年以后）方有限制地取消“海禁”。这一政策促使海澄月港的大繁荣，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由暗转明，以非法到合法。《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天主教入漳之始与月港商贸息息相关。
  月港对外通商的一条重要线路是与菲律宾各个港口通贸。当时的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以天主教为国教。月港商船一名颜姓船主，在菲律宾结识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会长若望·基利斯多和伯金纳德教士，这些外国人在1509年，明正德四年的时候，悄悄地搭乘中国商船进入当时龙溪县港尾白沙村，此时“海禁”尚未解除，他们两人登陆后，还来不及传教就被驱逐出境。
  又过四十年，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后，葡萄牙人与漳州商人私底下进行贸易，然后进入漳州盖房屋办教堂。纵然如此仍形不成传教的气候。
  借助明穆宗有限地解除“海禁”，西班牙奥斯定会教士4人，从马来亚的麻六甲海峡乘月港的商船来到漳州，他们是玛蒂诺赫（martimohe）、赫拉达（herada）、耶路尼摩（jeronimo）、玛利奥（mariao），稍微立足后，后来又与来自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一起传教。其时，漳州东郊后坂村是天主教传教的首选地区。
  后坂之所以成为漳州一处重要的天主教村，缘于严谟此人。明万历年间，1600年前后，龙溪县翰苑社（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有个举人严世同，又名严谟，字定猶，入教后的圣名保禄。他中举后到广东、广西当过官，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交往中，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教理，结合其自身国学的渊博，撰述《天帝考》一册，书中摘录中国古籍《尚书》、《诗经》及四书中涉及“上帝”语句，主张“上帝”之称为天主教尊奉之神，此书得天主教教廷赏识，抄本存梵蒂冈图书馆。严谟告老回到漳州后坂，他广泛利用姻亲眷属等等关系，发展天主教徒，从本村到邻近李厝、吴厝及岭兜等地，也奠定如今后坂村在漳州天主教的地位。
  1630年（明崇祯三年）澳门天主教士孟达拉，乘坐郑芝龙商船到厦门入漳州后坂，并定居下来进行传教。孟达拉把天主教与郑芝龙，包括后来的郑成功联织成关系网，及至后来郑成功为军事需要向天主教士求学天文和航海知识，甚至军中传教而不加以干预，于是又扩大天主教在闽南传播的范围。
  由于有了上述天主教在漳州的基础，1633年一大批教士入闽传教，他们是若翰、圣洗、巴伯特、摩拉勒斯、弗拉尼、狄挚特、弗拉比拉斯和方济各会神父东尼斯、圣塔玛利亚等。进而到康熙年间，海禁放宽，外国人传教也较宽松，天主教多明我会教士马秦以后坂村为据点在漳州各地巡游、传教，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漳州城区（今胜利公园附近）建立弥加厄尔圣堂。至此，天主教在漳州已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