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钱看闽台币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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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20005148
颗粒名称: 从古钱看闽台币缘
分类号: K875.6
页数: 7
页码: 53-59
摘要: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福建的关系更是密切。台湾考古界已经证实,台湾本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自福建一带,宋代以后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不断增多,闽南话亦成为台湾的地方方言。康熙二十三年台湾隶属福建管辖,光绪十四年方与福建分治建省,台湾为福建所辖府治有200多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台湾与福建人不仅有地缘、人缘、情缘、也有币缘,这从古钱上也能得到反映。笔者在漳州地区钱币收藏爱好者的藏品里,找到了与闽台历史相关的部分钱币实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岸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据史料记载,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曾先后三次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通宝。
关键词: 文史资料 芗城区 古钱

内容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福建的关系更是密切。台湾考古界已经证实,台湾本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自福建一带,宋代以后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不断增多,闽南话亦成为台湾的地方方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隶属福建管辖,光绪十四年(1888年)方与福建分治建省,台湾为福建所辖府治有200多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台湾与福建人不仅有地缘、人缘、情缘、也有币缘,这从古钱上也能得到反映。笔者在漳州地区钱币收藏爱好者的藏品里,找到了与闽台历史相关的部分钱币实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岸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
  南明郑氏永历钱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入闽,设于福州的南明隆武政权被清军攻灭,郑成功在闽南一带举兵抗清,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形成对峙拉锯的局面。同年冬,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称永历年号,郑成功遥奉永历政权,于永历三年(1649年)被封为延平公。为了巩固东南沿海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铸造永历通宝,用于筹措军饷,融通资金,促进贸易,稳定根据地经济。
  据史料记载,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曾先后三次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通宝。第一次是清顺治八年即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在厦门时“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王果大悦,相助铜铅,令官协理,铸铜质永历钱……”。第二次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郑经据台湾时“上通日本……并铸永历钱。”第三次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郑经据厦门时“又差兵部都事李德往日本,铸永历钱。”
  由日本代铸的永历通宝正面铸有对读“永历通宝”四字,光背,永历通宝钱文书法秀逸生动,分草书(图1)、行书(图2)、篆书(图3)三种版别。该钱材质紫铜,直径27至29毫米,重量在5.7至8克之间,与当时流通的宋、明制钱币相比更为精致,因此流通市场后受到坊间百姓的欢迎。由于海外贸易和战事拓展,郑氏永历钱也流通到东南亚、日本以及江浙、广东等地。
  1994年,福建漳州龙海石码镇出土了一批永历通宝,这批永历钱与郑氏政权委托日本代铸的永历通宝存在许多差别。此次出土永历钱做工较粗糙,材质均为黄铜,钱缘未加锉边,留有烧铸的流铜,重量7.6克至8克,钱径达30毫米至31毫米(图4、5)。据此,部分专家认为:这批出土永历通宝是郑氏政权据金厦(金门、厦门)攻漳州时在石码所铸,是一种临时铸币。对于这种出土的永历通宝是否为郑氏政权在石码所铸,钱币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认为郑氏政权不可能在两军对垒、“适当兵冲“,旋得旋失的龙海石码铸造钱币。关于这种异品永历通宝何时何地所铸,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如果在石码所铸成立,此种异品永历通宝将成为漳州地区最早的地方铸币。
  郑氏永历钱自清顺治八年(1651年)始铸,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宝“漳”局康熙通宝面世,在闽南地区流通长达29年;在台湾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政府在台湾铸造宝“台”局康熙通宝止,在台湾也流通了27年。永历通宝作为郑氏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为郑氏政权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建设发挥了具大的作用。并对闽南、台湾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府制“漳”、“台”康熙钱
  康熙朝铸钱大多以省级为名,福建钱局宝“福”康熙通宝在康熙六年(1667年)就已铸行。为何在有了福建省局铸钱后,又加铸了漳州、台湾两种府局制钱,这与康熙帝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这段历史不无关系。
  清初,由于郑氏军队与清廷在闽南沿海战事连连,清政府急需发行货币用于筹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福建巡抚奏准在漳州铸造宝“漳”康熙通宝钱。该钱面文对读“康熙通宝”,背满、汉“漳”字,钱径28毫米,穿宽6毫米,重4克至4.9克(图6)
  漳州地方学者认为,宝“漳”局康熙宝铸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仅仅过两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就停铸。而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不可能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作为清政府收复台湾的前沿阵地,在当时的闽南重镇漳州铸行钱币,其军事目的十分明显,完成使命后,宝“漳”局康熙通随即停铸。由此可见,宝“漳”局康熙钱的铸行,为清政府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次年四月,台湾设立府治,隶属福建省管辖。经历多年战乱,此时台湾社会百废待举,为了促进宝岛的开发建设,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铸造宝“台”康熙通宝。该钱面文为对读“康熙通宝”,背满、汉“台”字,钱径23.5毫米,穿宽5.5毫米,重3.3克(图7)。
  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各局制钱均较大型,而唯独宝台局制钱略小,(后来为求整齐配套而补铸的大型宝“台”康熙通宝,并不属于正式行用钱。)这并非是地方官员自行其是,而是根据清中央政府政令所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户部以鼓铸制钱,每文金一钱四分,二本过重,议准每文改重一钱。行文铸钱各省,俱照新式鼓铸。”这说明当时台湾府是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据清政府条例而铸行钱币的。
  见证祖国统一的康熙20钱局花钱
  清康熙时期的制钱背后大多铸有满、汉地名,称为“背文纪地钱”。“漳”、“台”康熙通宝铸行后,人们为了纪念祖国统一,将“漳”、“台”钱局和康熙其它铸钱局合编成一首朗朗上口、通俗易记的五言诗,诗文内容为:“同(山西大同)、福(福建福州)、临(山东临清)、东(山东济南)、江(江苏江宁),宣(河北宣化)、原(山西太原)、苏(江苏苏州)、蓟(河北蓟州)、昌(江西南昌)”;“南(湖南长沙)、河(河南开封)、宁(甘肃宁厦)、广(广东广州)、浙(浙江杭州),台(福建台湾)、桂(广西桂林)、陕(陕西长安)、云(云南昆明)、漳(福建漳州)”。
  康熙20钱局花钱(又称厌胜钱,是除正式行用钱外其它铸钱的合称,花钱不用于流通,有点类似现代的“纪念币。)就是根据诗文的内容铸成的。该钱直径45毫米,重22.5克,圆孔(图8)。它把包括“台”字在内的20个钱局名环铸在花钱的正反两面,表明了台湾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充分表达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对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的良好祝愿。
  缓解通货紧缺的乾隆钱
  乾隆初年,台湾出现“钱荒”,市面通货紧缩,钱价日升,铜钱折换银价节节上升,“兵民力不能支”。乾隆四年(1739年),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上奏乾隆皇帝,奏称:“臣等查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唯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觔,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经乾隆旨准,福建铸钱局代铸一万余串宝“台”乾隆通宝运往台湾。该钱面文为对读“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径25至26毫米,穿宽5毫米,重3.4至3.6克(图9)。
  当时,福建东南沿海同样出现铜钱紧缺,但是为了缓解宝岛台湾的“钱荒”,稳定台湾的军心军民,福建专门铸造了这批宝“台”乾隆钱支援台湾,使台湾安全渡过了通货紧缺的危机。
  宝“台”乾隆通宝在台湾的流通,不仅加强了两岸的联系,也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福建人民无私的支援以及台湾人民的辛勤耕耘,乾隆时代的台湾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宝“台”乾隆钱虽行用于台湾,但在福建东南沿海亦时有发现,这说明当时台湾和祖国内地的经贸来往已十分密切。它们在闽台两地的出土和发现,对研究清初台湾政治、经济及与福建的商缘关系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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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确定七个栏目,分别是“故地踪影”、“往事寻踪”、“民俗记述”、“人物春秋”、“邑人书架”、“姓氏选登”和“文献集萃”,以芗城区为基点,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人、事、物进行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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