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8年龙师罢课学潮
  施正渊
  1948年12月31日，位于漳州市区的省立龙溪师范学校发生了轰动全省的大罢课，只两天时间，学生都卷铺盖离校回家了。事后，三位老师和四位学生被国民党便衣队抓去关在水德宫队部，对漳州社会震动很大。
  回顾当时学生运动：1947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愈战愈烈，激起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风起云涌。1948年5月31日，漳州学生向京沪厦有人性的同胞看齐，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复活的大示威，激起广大民众的共鸣。
  再看时局对学校的影响：194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不得人心的大规模内战节节失利，国统区经济频临崩溃，大印纸币，币值更大贬值，物价猛涨，民生更加窘困。学校经费严重不够，难以维持。这时省政府还于1948年11月决定，停发龙师的平价粮，使学校几乎接近断炊。原来靠政府供应膳食的龙师学生，近年来都是食发臭的夹杂着稗和沙的米饭，而且吃不饱，很多学生为此得了胃病时时疼痛。一年中还因胃病严重死了六七人。每到开饭时，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咽不下去，不由喷吐出满口都是沙与稗的饭粒在桌上，但挨饿难受，仍是勉强吃下去。因此，众人发出咒骂当局与学校不管学生死活的不满言论。
  学潮发展经过：1948年12月间，龙师两位学生因上厕人多厕所小，为争坑位发生了争执，并引起打架。有人报告校方，校长郑玑立即通知那两位学生到办公室，问了情况后，就说要开除。那位学生不服进行理会。一位校长亲信的教师，即上前用力将学生的右手猛扭在背后，学生挣扎着，教师用力更猛，扭剪更凶，使学生哀叫起来。教师打学生，学生们看不人眼，于是群情激愤。对当局与学校的不满，发展为矛头直指校长，反抗学校家长式的法西斯统治，迅速酝酿学潮。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鉴于国统区政局正动荡不安的形势，及时利用这一时机，支持闹学潮。中共闽中工委副书记周兴民指示他的舅子，龙师教师余瑞霖出来领导。余老师联络吴敏川、郑水源、苏水池等五个进步学生，本人也参加，暗中组成罢课委员会。分头发动各班进步学生蔡佳珍、曹国鹏、郑炳忠、张友西、佘金声等支持罢课或者起来带动。进步教师张方，郑畴也暗中鼓动、支持。1948年12月30日，“罢课委员会在修文西路左转的香港路的第五六间的民房里，秘密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惠安人吴敏川同学说：“不用怕，我的哥哥在教育部任事。”接着就讨论罢课的步骤。第二天早晨，每间教室的黑板上都贴一张通知，写：“同学们起来，反对教师打学生，反对奴化教育，罢课！罢课！罢课！”在校内香蕉园里也贴满号召罢课的标语。学生们一看，哄起来，发生很大骚动，都没有去操场参加升旗礼。接着，吃饭钟响了，只有少数人去膳厅。那时普师二上郑水源同学上去重新敲钟，大声喊：“同学们，大家吃饭，吃完饭，到马肚底集中。”
  同学们到马肚底的不少。惠安人吴敏川号召罢课，通知大家回去就收拾行李，下午三时以前，家在市区的同学都离开学校，家在外地的同学先搬出去住朋友家或住旅社，第二天才回去，叫互相转告。讲完就解散。刚离开不远，国民党宪兵队就赶到了。扑了空。
  中午，学生郑炳忠通知复学生到共和路的泉永同乡会馆（后改为延安小学校址）去，也是发动大家搬铺盖离校。（靖师本科毕业生，到小学任教二年后，可就读普师二上。他们复学被称复学生。）
  反动教官陈修慧在学生从马肚底回来后，于礼堂（旧时的黄金戏院）召开三青团骨干会议，了解学潮中出头露面的学生，记在黑名单上。
  下午三点左右，有人继续鼓动，有人带头，有人响应，有的随大流，纷纷将行李搬出，回家或暂住外面，二天后都陆续回家了。
  罢课后第二天，罢委会六人在圆圈边卫生楼再秘密召开第二次会议，通知：明天罢委会移去厦门，以后有什么情况，再通知。罢课后第七天，周兴民老师带佘金声、蔡学海、张友西……等四位同学到厦门余瑞霖的家，也是周老师的丈人的家。与同学们拟“告全省同胞书”和“全省同学书”，印发八十多份。此时余瑞霖老师逃难刚去台湾。同学们办完事也分散各自避难。
  这次罢课成功，显示了学生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团结的力量。
  龙师罢课学潮，震动全省，省教育厅派员来校调查，郑玑自告辞职。这一事件给以高压手段管理学校的奴化教育者是个极大打击。事后，学校公布开除了12位学生。
  龙师罢课学潮，影响很大。本来漳州时局就不安定，学潮又给当局蒙上统治不稳定而惴惴不安的阴影。
  由是，漳州统治者气急败坏，不久，抓了张方、郑畴、林南洲三位老师和蔡佳珍、郑炳忠、佘金声、曹国鹏国位学生。第二学期初，龙师一位学生名张应字突然失踪，后来发现被吊死在洋老洲土地公庙里，张的下身根器还被割掉，血滴殷殷，不忍卒睹。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残杀者的狰狞面目和凶残本性。
  （根据当时罢委会成员苏水池校友的回忆和蔡佳珍校友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
  左宗棠与漳州
  林南中
  笔者淘得一本上海六一书印刷，金谷书局发行的《左宗棠真墨迹》书帖，此书没有印行时间，从其版式分析，估计印行于清末民初。研读此帖，可以窥见一代名将左宗棠与漳州的一段因缘。
  清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应汀漳龙兵备道夏献纶和漳州知府刘惠人之请，为漳州芝山试院题写柱联，现柱联已经无存，幸有漳州名儒黄仲琴先生旧拓存世。联句云“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士；筹边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从瘴海班师。”《左宗棠真墨迹》一书为此联跋语，全文共295字，文后镌印两方印章，一为“青宫太保”一为“一等恪靖伯”。
  书帖内容如下：“开元寺建自唐时，佛谍详之。朱事之盛，朱子曾讲学寺右，北溪勉斋诸先生从之游，后人即其地立祠，并建芝山书院，而址小于寺，诸生出入必由寺门，儒者病之。当时陈北溪先生曾有开元改建试院之议，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咸丰三年，寺毁于寇，而栋宇尚有存者。迨同治三年，粤寇陷城，寺宇尽付一炬。僧徒逃散殆尽，昔之连屋系栋并遗址不可复诚矣。余督师过此，结营寺后山顶，适漳人议修复试院，因令即寺故址为之，且示以北溪旧议，曰陈先生命我矣。五年春，余自梅州班师过漳，试院工已逾半，观察夏君、太守刘君乞余题柱，因遂书此。芝山书院旧有石刻一联云：‘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相传为朱子遗迹，此固无可考，估不吝为今日言之也。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夏四月。总制闽浙使者一等恪靖伯左宗棠书。”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均没有《左宗棠真墨迹》书帖印行和发现的记载，因此，此书可称为孤本。其发现为清军入闽镇压太平军及漳州芝山书院的历史沿革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清同治三年（1864年）6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沦陷，在长江以南征战的部分太平军，由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率领转战于闽、浙、赣三省之间。农历九月十四日，侍王李世贤率部进占漳州府，毙清朝总兵禄魁、汀漳州龙道徐晓峰等重要官多人，所属乘胜攻克平和、云霄、漳浦、南靖、永定、龙岩各县。为了尽快扑灭闽西南太平军，以免造成燎原之势，清军统帅左宗棠拟定了作战方案：首先进攻龙岩的太平军，以切断驻南阳、新泉的太平军汪海洋部与李世贤部之间的联系，再向南阳、新泉进发，最后再谋力克漳州。
  左宗棠指挥的清军在围攻龙岩时，也对漳州的太平军李世贤部采取分割包围的态势。同治四年（1865年）2月19日，太平军在镇门镇战役失利后，侍王多次组织突围，均告失败。5月15日，清军攻破漳州城。接着，攻取了南靖、漳浦、云霄、平和各县。漳州——这是天京失守后，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南最大的根据地，终于在清军的攻克下失陷了。突围至广东梅州的李世贤率余部投奔汪海洋，旋即被汪杀害。李世贤被杀后，太平军将士离心，斗志低落，同治五年（1866年）2月9日太平军余部全军覆没于白沙坝。左宗棠正是广东梅州剿灭太平军后，班师经过漳州时写下了这幅柱联。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主将，也是率部西征，从沙俄手中收复新疆，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兴之臣。从《左宗棠真墨迹》一书可以看到，左宗棠身为武将，兼通文墨，其书风沉着激迈，文辞通畅，依稀透露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盛气。在腥风血雨过后，地方官员显然没有忘了请“大帅”留下墨宝，左宗棠欣然命笔，与“朱子”并论，自诩“修文偃武”之伟绩。为漳州留下一份书法艺术珍品，印证了一段书坛轶事。
  太平军鏖战漳州
  郭上人
  太平军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军事上节节胜利，1853年3月定都天京（南京）。太平军进京后，政治上出现腐败，大兴王府，热衷声色；争权夺利，内讧分裂；互相猜疑，自相残杀。上层的腐败、昏庸、分裂，造成军事上屡屡失利。1864年初，天京被围。6月天王洪秀全怀愤病逝。7月天京陷落。“太平军历时14年，转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给清封建王朝及西方势力沉重打击。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在长江南北各战场数十万太平军，仍顽强抵抗清军的进攻。长江以南浙江、江西的太平军，遭到清湘军、淮军的围攻夹击，大部并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与康王汪海洋部，转战广东、福建。9月上旬李世贤、汪海洋率十多万兵由粤入闽，攻占武平、大埔、龙岩、永定，向漳州进军。
  轻取漳州城
  太平军李世贤部9月13日攻占平和、南靖后，在夜幕中先头队伍悄然抵达漳州城下。14日，太平军扮成农民模样，分散从西门入城，汀漳龙道道台徐晓峰闻报大为震惊，因他昨天还接到‘漳郡未有贼情’的报告。他急令总兵禄魁等带兵勇堵击，自已也策马率众赶赴西门应战。正当禄魁在天后宫与太平军接战时，策马冲杀而来的徐晓峰，也被蜂拥入城的太平军团团围住，被刺杀下马。漳州知府扎克丹布、龙溪知府钱世叙、游击沙肇修先后带兵勇来阻击，终因仓促上阵，寡不敌众，与禄魁等都死在太平军利刃下，太平军轻取漳州城。
  太平军入城后，地处城内东北一隅“马道底”郡民，封街堵巷不事太平军。这里郡民多从事打铁打铜业，民风尚武强悍。相持数日后，太平军发出警告，勒令拆墙开街通巷开店营业，否则武力征剿。但“马道底”郡民不予理睬。太平军终于使用武力，区区“马道底”郡民哪是太平军的对手，太平军冲入“马道底”见人就追杀，来不及躲避逃脱的都成为刀下鬼。“马道底”原来人烟密集，房屋店肆成片，被纵火烧成废墟。太平军给不归顺者下马威。
  李世贤进漳，他不住府署、道衙，而是以龙眼营“通元庙”为“侍王府”。该庙两进，后进两层，楼上一厅二房，范围狭小。此庙靠近九龙江西溪，地处偏僻，但交通方便，有利进退。李世贤，广西藤县人，在广西参加太平军起义，身经百战，屡以少胜多，后以“少勇刚强”被举为大将。1858年，世贤镇守安徽抚湖，力敌江南清军，保卫天京粮运，协同江北太平军作战。是年，太平天国设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李世贤任左军主将，在安徽宁郭郡大破清浙江提督督办邓绍良部，天王论功晋封世贤为侍王。天京陷落，李世贤与汪海洋带10多万兵从江西征战广东入闽。10月15日李世贤在漳发谕“安民告示”，要“百姓名就其业，安居如常。不准兵卒下乡扰民，严令士兵和善待民。晓示逃避他方者返里，采尔甘蔗，收尔稻谷。要求下民纳贡，倘有玩忽法令不纳税者，大军必兴问罪之师”①。李世贤在漳州建立地方政权，“打算攻取泉州、福州，以争取海口”②。李世贤驻军漳州时，他不顾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主旨，“曾致函英、法、美公使，许以权利，约与共攻清朝”③。李世贤欲依靠殖民者力量，图谋再起。
  进军外围诸县
  太平军轻取漳州城后，乘胜向外围诸县进军，在攻取长泰、漳浦后进攻云霄县城，9月24日，列王朱义德率天将宋北斗、朱世芳等部兵临城下。清守城同知史恩绶、游击英俊早已遁入莆美土城内“办公”避难。乡绅陈时雍父子率乡勇义士400多人在“西门堡”迎战，因没战斗经验，人数悬殊又没援兵，被太平军分块围杀，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顺利入城。
  诏安县宰赵人成早在近邻平和县落入太平军手中时，就与文武官员、乡绅共商对策，调集官兵，招募乡勇，加强城防，对各城门出入严加盘查。另设立义安局，专事捐输之责，以保兵粮饷款。云霄被太平军攻取后，赵人成调守备许天成到云、诏两县交界处防守，并向上告急救援。先后有饶平县、潮州1500多兵勇入诏助战。云霄太平军几次出兵，都无功而返。同治四年（1865年）春节，赵人成深入军营拜年，以银两赏劳兵勇。并在营盘之前设立祭坛，备办祭品，亲自沾香对交战中捐躯的兵勇奠祭，以激发斗志。
  春节过后，侍王从漳浦调1000名太平军援云攻诏。太平军战将黄虎在双溪口与清军接战，千名援军分队冲杀，清军败退。清军一番策谋后，主动出战，太平军黄虎率马队冲杀，清军诈败后退，黄虎率队穷追中了埋伏，四面被围后退无路，黄虎连中数铳，连同坐骑扑倒沙场。太平军败退回营。
  驻守平和的太平军丁太阳，闻报诏安清军主力集中云霄战场，城中空虚，带兵袭击诏安。2月17日，丁太阳部抵达朱家山，防守的兵勇不敌太平军，纷纷败逃。驻扎青龙山的乡勇闻讯自忖力薄，不战而散，太平军顺利进入大布寨村。消息传入县城，人心惶惶。县宰赵人成紧急知会武营，查点壮勇准备战军，传愈各村家长绅耆，组织精壮上城守卫。四更时分，城外呼喊之声由远而近，有本乡人喊开城门，欲入城避难，赵人成命发火箭照明细察，发现许多太平军偃旗潜伏，欲借开门之机破城。太平军见计谋被识破，遂扎营良峰山，伺机攻城。丁太阳见城高防守严密，力攻难下，暗令开掘地洞炸城。因掘洞有声，被清军发觉，连夜掘地用大石填堵。开洞炸城被阻，丁太阳继而秘密收买守城乡勇为内应。因有内应，丁太阳对城内情况了如指掌，又密令改道挖洞炸城。3月6日晨，一声巨响，地震城颓，火烟冲天，太平军趁乱攻城，城上内应的乡勇纷举白旗接应，太平军纷涌入城。清军急擂号鼓，催兵勇御战。城上城下一场大激战，县宰赵人成、把总叶胜华、都司郭世雄及其子、侄上城奋战，俱战死。漳潮分局方显庭、中军守备金占熊、千总关殿扬、武举沈龙章等俱在巷战中阵亡。“是役诏安死难者三千余人”④。
  火烧福宁寨
  “福宁寨”位于芗城天宝后园村西侧，建于明末清初，是为防卫战争、贼盗抢动、宗族械斗而建的。寨圆形两层，下层以花岗石砌墙，二层以三合土春筑。墙厚1.2米，寨门三个，大门朝南，门额镌刻“福宁寨”石匾。全寨上下二层有厅房96间。二楼设小窗，另有枪眼多处，以供了望与防卫。庭院有二口大井，水源充足。因是后园一带陈氏六房共建，又称“六房寨”。太平军进军漳州，“福宁寨”的六房族亲纷纷携老带幼、牵亲拉戚避入寨内。族长陈穹等从长远计，寨内储备大量米、麦、豆等粮食及柴草燃料，还组织青壮年守卫。
  太平军攻取漳州，西路以天宝山尾“胜陵楼”及“天宝寨”为据点，驻重兵守卫。“胜陵楼”距“福宁寨”只三四里路，初期各有戒备，但互不侵扰。一天，太平军开饭，照例“咚——咚——咚”击三通慢鼓为号，当太平军正吃饭时，“福宁寨”却擂起战鼓“咚咚咚……”，太平军以为是清军进攻，急忙丢下饭碗披甲应战，但“福宁寨”的战鼓却停了。此举激怒了太平军，派探子调查虚实。原来寨内只有百姓，没有驻兵，但藏有很多粮食。时太平军粮食短缺，几次向寨内要粮纳税，都遭婉拒。11月中旬刚过，太平军再次派人要粮，并提出最后通牒，不交粮纳税就采取武力解决。时清军已调兵入漳境征剿太平军。“福宁寨”民众认为太平军末日将到而置之不理。太平军终于采取攻寨行动，但都因寨高楼坚屡攻不下。太平军只得寻找破寨之策，他们砍下许多甘蔗堆在寨附近的山岗上为高台，向寨内探虚实，发现寨内人多拥挤，露天庭院也搭草寮住人。据此，太平军决定火攻。1864年11月28日，太平军用薄棺装炸药炸墙不果，继用茶壶装炸药抛向寨内，并射“火箭”引火。一时草寮纷纷着火，炸药又连连爆炸，大火烧向堆积的柴草，烧向楼房，寨内成了火海，哀号求救之声震传数里。许多寨民急中跳下大井求生，结果二个大井填满尸体。大火燃烧两天两夜，在寨中避战乱的2200多个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寨内的粮食也烧成灰烬。而今福宁寨废墟已成蕉园，但仍曾挖出被烧的黑米，黑麦。
  清军三路反攻
  清政府对太平军攻克漳州及各县，深感不安，加紧调兵布阵反攻。1864年10月下旬，福建提督林文察的先头部队副将惠寿率军先达漳州东郊。尚未立足就被太平军伏兵击溃。11月2日，林文察统率主力一万多人抵江东西岸，驻扎在万松关瑞香亭一带，意欲夺取万松关后进攻漳城。总兵曾玉明也率水师到江东一带待命，协同林文察作战。李世贤闻讯，于3日迅速带领2000精锐将士，抢占万松关上的岐山（今瑞竹岩一带），下半夜突然发起袭击。太平军居高临下，突闯清营，清兵措手不及，一片混乱，主帅林文察当场被杀，清军大部被歼。泊在江东的总兵曾玉明闻报，急带水师支援，也被太平军击退。
  清军损兵折将，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得不入闽督师。为加强对太平军的镇压，左宗棠调兵从三路进攻漳州。一路从江苏调派提督郭松林、杨鼎勋部8000名淮军援闽。该军全部洋枪洋炮武装，自上海乘海轮到厦门，在海澄登陆从南路进攻漳州。二路命在闽西的王德榜部、在龙岩的刘明珍部东进，在永安的总兵刘瑞冕部南下，从西北部会攻漳州。三路是从浙江调3000名湘军，由衢州总兵刘清亮率领，从东郊进攻漳州。统计围攻漳州的湘军、淮军、闽军已达3万余人，且多是装备有洋枪洋炮的精锐部队。
  同治四年（1865年）3月初，左宗棠吸取林文察失利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进逼漳州。3月16日，清军高连升、刘清亮部进驻东郊一带，李世贤率太平军和南靖援军分路出击，欲以优势兵力围攻清军。太平军虽勇敢冲杀，但经不起高连升部洋枪洋炮的攻击，伤亡甚众。李世贤再次组织攻击，受到高连升等部联合反击，后退又遭清军伏击，“阵亡三四千人，带伤以万计”⑤。24日清军王德榜部渡过九龙江北溪在浦南一带扎营，李世贤再次率军出击，阵斩游击钟元兴，但受对方排炮轰击，未能攻破清军营垒。从江苏乘船在海澄登陆的郭松林、杨鼎勋部，已进驻南乡古县一带。面对洋枪洋炮武装的清军，李世贤也集中军中洋枪洋炮队伍，于4月10日在古县一带，与郭松林、杨鼎勋部交锋。意欲扫下清洋枪洋炮队的威风，但清军以强大的火力发起猛攻，太平军的火器远不如清军，伤亡惨重而归。两军经连续的激战，太平军已处于明显劣势。时李世贤致英、法、美“共攻清朝“的函，也如泥牛入海。
  太平军溃败
  太平军面对清军合围，因南面有九龙江西溪为屏障，重兵守卫东、西、北三条防线。东线重兵驻守“楼内寨”、“东关”（市尾）一带，防止清军从东门进攻。西线重兵驻守“天宝寨”、“胜陵寨”、“靖城”一带，与南靖守军相呼应。北线重兵驻守“鳌头园”（今石亭鳌门）一带，可与西线太平军相接应，也防卫从浦南进攻的清军。太平军连营14座守卫“鳌头园”。4月20日，清军王德榜、刘清亮部向“鳌头园”发动进攻。因这里是起伏的丘陵地带，有利太平军隐蔽、防守，清军未能取得较大战果，急调洋枪洋炮队精锐郭松林、杨鼎勋部投入战斗。清军以洋炮对太平军营垒及山岗阵地猛烈轰击，一时硝烟弥漫，火光闪亮，“十四座营垒先后被攻破”，清军乘胜冲杀，太平军遍地横尸，一片狼籍，死伤一万多众，余部向南靖方向退却。清军追杀到天宝寨才收兵。
  太平军在漳州的主力部队受到重创，但仍坚守漳州城及东西郊防线。5月14日，漳州东郊的清军高连升、黄少春部向东线的太平军发动总攻。太平军因北线已失，军心浮动，士无斗志，清军迅速攻下东线重要据点“楼内寨”（今步文楼内村），大批太平军向漳州城方向遗退，清军乘胜进攻“东关”（市尾），又连败“东关”营垒的太平军。败退的太平军争先恐后逃入东城门，清军紧跟追击，夺城门而入。李世贤带领城内太平军与清军进行巷战，但已没法扭转败局。入夜，李世贤率余部杀开一条血路，从西门向南靖撤退，5月5日，清军重占漳州城。
  李世贤撤离漳州前，下令太平军余部往平和集结，但传令兵被清军俘获，“密令”落入清军手中。太平军向平和撤退，大队的清军接踵而到，李世贤率部且战且退，由于山路险窄，人多拥挤，在清军枪炮追击下，坠崖、落水而死者难计其数。李世贤也连人带马坠入河中受伤。李世贤、陆顺德余部退到南靖塔下，又遭清军康国器、王开琳部的攻击，有的战死，有的投降，李世贤只身从塔下逃出后，“刈去须发，密蔽山中，昼伏夜行”⑦。6月28日至广东镇平投汪海洋。汪海洋礼待李世贤，但他怕被李世贤取代，命人将熟睡中的李世贤及随从刺死。后汪海洋也在广东阵亡。至此，转战闽粤的太平军余部以失败告终。
  尾声
  太平军进漳到离漳，前后8个月，但这场战争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据清光绪新增本《龙溪县志·兵纪》载，“同治三年九月，粤逆伪侍王李世贤由汀洲、永定一路窜入漳境，十四日陷郡城，大肆烧杀，城乡男妇老幼不屈死者数十万人。”清政府为纪念忠于清廷而死的官员、士绅、平民，建“忠义祠”于漳州城“下井巷”，祠前立石坊一座，陈启仁题写碑记。碑记镌载入祀者达2285人，但这只是死于战祸的一小部分。城郊就有多处埋骸义冢，多则万人，少则数千人。民国廿四年版的翁国梁《漳州史迹》就提及六处：在北厢南坑社义冢收埋遗骸六千余具；在北门外高坑社后，收埋有额颅者三千多具；在西门外西湖社义冢，收埋有额颅者计万余具。在西门外塔山，收埋遗骸以万计，建亭其上，题石柱楹联云：“草草一杯，万家烟火共；年年九月，满城风雨哀”⑧。义冢还有南门外、东门外等多处，埋骸人数不详。同治丙寅年（1866年）清廷钦赐被太平军烧死两千多人的“福宁寨”为“忠义乡”，在寨废墟上建“忠义堂”，在“忠义堂”左右边建两座义冢，并各立墓碑，碑面阴刻“钦赐忠义乡殉难男女之墓”，右款是“皇清同治丙寅年腊月”，左款是“六房众子孙立”。每年殉难日及清明节都举行祭祀、扫墓仪式。在“忠义堂”附近有条闽粤古道，路边立一道一米多宽，二米多高的石碑，上书“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以示敬悼。火烧“福宁寨”距今100多年，后园陈氏后裔每年11月28日家家户户都备酒肴菜饭，在门口敬祀因战祸逝去的先辈，这不仅是告慰在天之亡灵，也教育后辈要牢记战争带来的灾难，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
  注：
  ①《漳州市志·附录》35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②③《太平天国史》第三册2092、2093页罗尔纲著，中华书局出版。
  ④《诏安屠城记》51页，清吴梦沂编著，手抄本。
  ⑤⑥⑦《漳州市志·军事》19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⑧《漳州史迹》56页漳州图书馆出版，内刊2002年出版。
  二种宝贵的民众教育教材重现
  民国初期，龙溪县设立民众教育馆，馆址设于中山公园内，负责民众教育。该馆附设的国语讲习所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印制《国音字母讲义》（陶锡斌编）和县立注音符号讲习班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印制《注音符号讲义》（陶锡斌编）等二种教材供民众学习使用。这二本教材的出现为我们真实提供那时期民众教育的宝贵佐证。
  （冯水国提供）
  从古钱看闽台币缘
  林南中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福建的关系更是密切。台湾考古界已经证实，台湾本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自福建一带，宋代以后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不断增多，闽南话亦成为台湾的地方方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隶属福建管辖，光绪十四年（1888年）方与福建分治建省，台湾为福建所辖府治有200多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台湾与福建人不仅有地缘、人缘、情缘、也有币缘，这从古钱上也能得到反映。笔者在漳州地区钱币收藏爱好者的藏品里，找到了与闽台历史相关的部分钱币实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岸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
  南明郑氏永历钱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入闽，设于福州的南明隆武政权被清军攻灭，郑成功在闽南一带举兵抗清，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形成对峙拉锯的局面。同年冬，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称永历年号，郑成功遥奉永历政权，于永历三年（1649年）被封为延平公。为了巩固东南沿海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铸造永历通宝，用于筹措军饷，融通资金，促进贸易，稳定根据地经济。
  据史料记载，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曾先后三次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通宝。第一次是清顺治八年即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在厦门时“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王果大悦，相助铜铅，令官协理，铸铜质永历钱……”。第二次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郑经据台湾时“上通日本……并铸永历钱。”第三次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郑经据厦门时“又差兵部都事李德往日本，铸永历钱。”
  由日本代铸的永历通宝正面铸有对读“永历通宝”四字，光背，永历通宝钱文书法秀逸生动，分草书（图1）、行书（图2）、篆书（图3）三种版别。该钱材质紫铜，直径27至29毫米，重量在5.7至8克之间，与当时流通的宋、明制钱币相比更为精致，因此流通市场后受到坊间百姓的欢迎。由于海外贸易和战事拓展，郑氏永历钱也流通到东南亚、日本以及江浙、广东等地。
  1994年，福建漳州龙海石码镇出土了一批永历通宝，这批永历钱与郑氏政权委托日本代铸的永历通宝存在许多差别。此次出土永历钱做工较粗糙，材质均为黄铜，钱缘未加锉边，留有烧铸的流铜，重量7.6克至8克，钱径达30毫米至31毫米（图4、5）。据此，部分专家认为：这批出土永历通宝是郑氏政权据金厦（金门、厦门）攻漳州时在石码所铸，是一种临时铸币。对于这种出土的永历通宝是否为郑氏政权在石码所铸，钱币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认为郑氏政权不可能在两军对垒、“适当兵冲“，旋得旋失的龙海石码铸造钱币。关于这种异品永历通宝何时何地所铸，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如果在石码所铸成立，此种异品永历通宝将成为漳州地区最早的地方铸币。
  郑氏永历钱自清顺治八年（1651年）始铸，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宝“漳”局康熙通宝面世，在闽南地区流通长达29年；在台湾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政府在台湾铸造宝“台”局康熙通宝止，在台湾也流通了27年。永历通宝作为郑氏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为郑氏政权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建设发挥了具大的作用。并对闽南、台湾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府制“漳”、“台”康熙钱
  康熙朝铸钱大多以省级为名，福建钱局宝“福”康熙通宝在康熙六年（1667年）就已铸行。为何在有了福建省局铸钱后，又加铸了漳州、台湾两种府局制钱，这与康熙帝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这段历史不无关系。
  清初，由于郑氏军队与清廷在闽南沿海战事连连，清政府急需发行货币用于筹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福建巡抚奏准在漳州铸造宝“漳”康熙通宝钱。该钱面文对读“康熙通宝”，背满、汉“漳”字，钱径28毫米，穿宽6毫米，重4克至4.9克（图6）
  漳州地方学者认为，宝“漳”局康熙宝铸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仅仅过两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就停铸。而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不可能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作为清政府收复台湾的前沿阵地，在当时的闽南重镇漳州铸行钱币，其军事目的十分明显，完成使命后，宝“漳”局康熙通随即停铸。由此可见，宝“漳”局康熙钱的铸行，为清政府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次年四月，台湾设立府治，隶属福建省管辖。经历多年战乱，此时台湾社会百废待举，为了促进宝岛的开发建设，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铸造宝“台”康熙通宝。该钱面文为对读“康熙通宝”，背满、汉“台”字，钱径23.5毫米，穿宽5.5毫米，重3.3克（图7）。
  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各局制钱均较大型，而唯独宝台局制钱略小，（后来为求整齐配套而补铸的大型宝“台”康熙通宝，并不属于正式行用钱。）这并非是地方官员自行其是，而是根据清中央政府政令所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户部以鼓铸制钱，每文金一钱四分，二本过重，议准每文改重一钱。行文铸钱各省，俱照新式鼓铸。”这说明当时台湾府是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据清政府条例而铸行钱币的。
  见证祖国统一的康熙20钱局花钱
  清康熙时期的制钱背后大多铸有满、汉地名，称为“背文纪地钱”。“漳”、“台”康熙通宝铸行后，人们为了纪念祖国统一，将“漳”、“台”钱局和康熙其它铸钱局合编成一首朗朗上口、通俗易记的五言诗，诗文内容为：“同（山西大同）、福（福建福州）、临（山东临清）、东（山东济南）、江（江苏江宁），宣（河北宣化）、原（山西太原）、苏（江苏苏州）、蓟（河北蓟州）、昌（江西南昌）”；“南（湖南长沙）、河（河南开封）、宁（甘肃宁厦）、广（广东广州）、浙（浙江杭州），台（福建台湾）、桂（广西桂林）、陕（陕西长安）、云（云南昆明）、漳（福建漳州）”。
  康熙20钱局花钱（又称厌胜钱，是除正式行用钱外其它铸钱的合称，花钱不用于流通，有点类似现代的“纪念币。）就是根据诗文的内容铸成的。该钱直径45毫米，重22.5克，圆孔（图8）。它把包括“台”字在内的20个钱局名环铸在花钱的正反两面，表明了台湾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充分表达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对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的良好祝愿。
  缓解通货紧缺的乾隆钱
  乾隆初年，台湾出现“钱荒”，市面通货紧缩，钱价日升，铜钱折换银价节节上升，“兵民力不能支”。乾隆四年（1739年），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上奏乾隆皇帝，奏称：“臣等查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唯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觔，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经乾隆旨准，福建铸钱局代铸一万余串宝“台”乾隆通宝运往台湾。该钱面文为对读“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钱径25至26毫米，穿宽5毫米，重3.4至3.6克（图9）。
  当时，福建东南沿海同样出现铜钱紧缺，但是为了缓解宝岛台湾的“钱荒”，稳定台湾的军心军民，福建专门铸造了这批宝“台”乾隆钱支援台湾，使台湾安全渡过了通货紧缺的危机。
  宝“台”乾隆通宝在台湾的流通，不仅加强了两岸的联系，也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福建人民无私的支援以及台湾人民的辛勤耕耘，乾隆时代的台湾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宝“台”乾隆钱虽行用于台湾，但在福建东南沿海亦时有发现，这说明当时台湾和祖国内地的经贸来往已十分密切。它们在闽台两地的出土和发现，对研究清初台湾政治、经济及与福建的商缘关系提供了佐证。
  漳州早期的《新生报》
  林南中
  一份民国时期漳州出版的《新生报》2007年初被发现，由报头可知，《新生报》创刊于1947年10月31日，社址漳州太古桥，发行人欧阳建，社长吕理常。该刊逢星期二、五出版，报资每月国币二万元。
  这份《新生报》出版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元月二十日，为第二十一期，版面是四开四版，双面印刷。第一版刊载国际、国内大事。内容有：《九龙拆屋事件》、《由外长会议破裂论世界现状》、《在近东的策略》等。第二版为省内及本地新闻。内容有来自省城福州的电讯《会报检讨粮价无理上涨，决定标本兼治办法》以及本报讯《石码查获白米漏海》等。该版还刊登一篇《云霄乌山股匪攻烧水晶坪，驻军奋勇应战，人员损失惨重》，记录了乌山游击队袭击国民党军队的情景，它是乌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奇袭敌人的第一手资料。第二版下方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开辟有《读者之页》，答复读者在学习、健康、爱情及婚姻上的问题。第三版设有法治及人物介绍专栏。该期介绍的人物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值得注意的是该版还登有一篇发自台湾的航讯，题目是《一幅绮思的画面，活跃在生活战线上的台湾女性》，说明了漳州对台湾的社会、民生的关注是不分时间和空间的。第四版是副刊《会茶》。内容有《谈行政效率》、《世界上最名贵的几枚邮票》等。报刊的中缝登有福建龙溪地方法院布告以及婚丧启事等。
  纵观该期《新生报》，可以看出，《新生报》是一份立足本地，以时政为主的小报。查阅史料得知，《新生报》办刊者欧阳建，系龙溪县三青团干事。1947年10月，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成立龙溪县党团统一委员会，欧阳建为委员。该报估计为龙溪县党团合并后创刊，并取名《新生报》。
  《新生报》历经60多年仍然保存完好，实属不易。该期《新生报》的发现，不仅可以管窥当年漳州及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对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漳州的出版发行业有一定的意义，其刊行情况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天主教入漳纪实
  林宽让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以闭关锁国的方略进行统治，然而，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海外贸易，于是，沿海一带的“走私”、“海盗”行为就随之而来。漳州的海澄是通商的利市，民间海外贸易屡禁不止，这种现象延续近二百年，直至明穆宗执政时（1567年以后）方有限制地取消“海禁”。这一政策促使海澄月港的大繁荣，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由暗转明，以非法到合法。《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天主教入漳之始与月港商贸息息相关。
  月港对外通商的一条重要线路是与菲律宾各个港口通贸。当时的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以天主教为国教。月港商船一名颜姓船主，在菲律宾结识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会长若望·基利斯多和伯金纳德教士，这些外国人在1509年，明正德四年的时候，悄悄地搭乘中国商船进入当时龙溪县港尾白沙村，此时“海禁”尚未解除，他们两人登陆后，还来不及传教就被驱逐出境。
  又过四十年，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后，葡萄牙人与漳州商人私底下进行贸易，然后进入漳州盖房屋办教堂。纵然如此仍形不成传教的气候。
  借助明穆宗有限地解除“海禁”，西班牙奥斯定会教士4人，从马来亚的麻六甲海峡乘月港的商船来到漳州，他们是玛蒂诺赫（martimohe）、赫拉达（herada）、耶路尼摩（jeronimo）、玛利奥（mariao），稍微立足后，后来又与来自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一起传教。其时，漳州东郊后坂村是天主教传教的首选地区。
  后坂之所以成为漳州一处重要的天主教村，缘于严谟此人。明万历年间，1600年前后，龙溪县翰苑社（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有个举人严世同，又名严谟，字定猶，入教后的圣名保禄。他中举后到广东、广西当过官，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交往中，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教理，结合其自身国学的渊博，撰述《天帝考》一册，书中摘录中国古籍《尚书》、《诗经》及四书中涉及“上帝”语句，主张“上帝”之称为天主教尊奉之神，此书得天主教教廷赏识，抄本存梵蒂冈图书馆。严谟告老回到漳州后坂，他广泛利用姻亲眷属等等关系，发展天主教徒，从本村到邻近李厝、吴厝及岭兜等地，也奠定如今后坂村在漳州天主教的地位。
  1630年（明崇祯三年）澳门天主教士孟达拉，乘坐郑芝龙商船到厦门入漳州后坂，并定居下来进行传教。孟达拉把天主教与郑芝龙，包括后来的郑成功联织成关系网，及至后来郑成功为军事需要向天主教士求学天文和航海知识，甚至军中传教而不加以干预，于是又扩大天主教在闽南传播的范围。
  由于有了上述天主教在漳州的基础，1633年一大批教士入闽传教，他们是若翰、圣洗、巴伯特、摩拉勒斯、弗拉尼、狄挚特、弗拉比拉斯和方济各会神父东尼斯、圣塔玛利亚等。进而到康熙年间，海禁放宽，外国人传教也较宽松，天主教多明我会教士马秦以后坂村为据点在漳州各地巡游、传教，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漳州城区（今胜利公园附近）建立弥加厄尔圣堂。至此，天主教在漳州已初具规模。
  1982年“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始末
  陈自强
  1982年的金秋季节，由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中共龙海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漳州市（今芗城区）召开。众多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对明代漳州月港有关的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这在我国史学界是第一次，且取得丰硕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我受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的委派，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会务工作和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今年是明朝在月港开设“洋市”440周年，又是“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25周年，特撰此文忆述这次盛会之始末。
  筹备工作
  漳州月港是明代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心，也是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世界著名港口。研究明代漳州月港不仅是研究福建地方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是研究明代海外交通贸易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史学界对明代漳州月港的研究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趋向活跃，《福建师大学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福建论坛》、《厦门大学学报》等刊物相继刊载有关的论文。为了交流研究成果，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理事会于1981年12月决定与龙溪地区和龙海县联合召开“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并由常务理事蔡如金、理事魏秀茂向正在厦门大学参加省宣传工作会议的龙溪地委宣传部部长赵苏太、龙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炳炎转达了分会的意向，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与支持。省社科联批准召开这次会议。
  受龙溪地委宣传部和龙海县委宣传部的委托，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成立了以副会长罗耀九副教授、秘书长方文图先生、常务理事蔡如金老师为正副组长的筹备组。筹备期间，有关同志多次向龙溪地委宣传部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多次到龙海与有关方面沟通、协商，确定会议于1982年10月召开。4月，以“筹备简讯”的形式向省内外史学界通报有关信息，并拟出20多个研讨课题，“希望有关单位和热心研究月港的同志积极给予支持，准备好论文与资料，届时与会讨论”。简讯发出后，得到热烈反响，至7月底，筹备组接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室、中华书局、厦门大学、福建师大以及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龙海等地20多位同志寄来的论文或报题，筹备组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可如期举行。8月，向有关单位和论文作者发出了邀请函。9月中旬，三方单位的领导或代表召开一次正式筹备会，通过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处人员名单，确定了会议日程安排，认可了经费预算。至此，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会议概况
  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0月23日至26日在漳州市召开。来自北京、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龙海等地50多人应邀出席。
  龙溪地区行署陈天才副专员、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赵苏太部长、卢守德副部长、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诗启教授、龙海县政协副主席陈敏、中共龙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炳炎等出席开幕式。罗耀九副会长致开幕词，阐明举行这次讨论会的目的与意义，深信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会议一定能取得预期目的。陈天才、赵苏太、陈诗启在讲话中都指出月港研究的重要意义，希望代表们深入开展研究，并祝大会圆满成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林文明馆长代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致贺词。
  提交研讨的论文与资料共34篇。10多名代表在大会作专题报告或介绍论文要点。会议还用较多时间分组交流。研讨会自始至终贯彻“双百”方针，就月港研究的诸多问题，如月港的兴衰原因与历史地位、倭寇性质与反“海禁”斗争等，展开热烈讨论，各抒已见，学术氛围浓厚。许多代表还就今后继续开展月港研究、收集整理有关的文献资料、保护月港文物遗迹提出建议。
  会议第二天，同志们不畏八级大风，乘舟实地考察月港港道，并到海澄镇参观海交遗迹；归途中顺道游览了云洞岩。这天是重阳节。重阳登高，大家意趣颇浓。
  26日举行闭幕式，厦门分会副会长陈泗东先生致闭幕词。他概述了会议讨论情况和取得的学术成果，充分肯定了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富有激情地结尾道：“让我们对月港的研究，有如重九佳节登云洞岩一样，步步登高，渐入佳景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给会议寄来贺信；厦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缉部、《海交史研究》编辑部、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厦门市地名学研究会、龙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分会、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龙海县政协、龙海县文化局等单位向会议赠送刊物，以示祝贺。
  学术成果
  提交的30多篇论文，就其内容可分为：较全面地论述月港的历史进程、特点与地位；侧重探讨月港的兴衰原因；分析明代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闽南倭患寇乱对月港的影响；论述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对月港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研讨明代税监制度与月港海商的反高宷斗争；揭示月港兴起与漳州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评述张燮与《东西洋考》。应当说，论及了月港的主要问题。既有共识，也有歧见。
  共识方面主要有：1〉漳州月港是明代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是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所形成的由我国东南沿海经马尼拉到美洲阿卡普尔科港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港，是国际知名港口。〉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比较，月港的海外贸易具有鲜明特点：是一个以民间贸易为主的港口，以中国商人赴异国贸易为主，输入的货物以日常生活、生产用品为主，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和日本，但月港海商通过马尼拉这个中转站与欧洲商人进行广泛的贸易。3〉月港开设“洋市”后，实行征收银两税的办法，这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4〉对月港兴起的原因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多数从闽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人民的反海禁斗争、朝贡贸易的衰落、月港特有的地理条件等方面综合探讨。
  分歧方面主要有：1〉对明代倭患寇乱的性质、作用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们具有反海禁斗争的性质，以武装斗争逼使明王朝调整了统治政策，促成了月港的兴起；有的则认为，它们是一股社会破坏势力，给月港和沿海人民带来灾难，应给予否定。2〉对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影响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为月港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有的则认为它给月港的海外交通贸易带来破坏，是月港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有同志指出，要分不同时期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
  1983年4月，由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的《月港研究论文集》出版。它是这次盛会学术成果的结晶。厦门分会会长韩国盘教授在该书“前言”指出：“会议开得很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本月港论文集的刊出，就是有力的见证。”
  后记：政协漳州市（今芗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漳州文史资料初稿》第3期[1980年]刊登了我第一篇研究月港的文章《漳州海外交通初探》。据我所知，《漳州文史资料》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刊登月港研究的刊物。后，《漳州文史资料》第六辑[1984]又刊登我所撰写的《漳州的海外交通与对外关系》和《略谈日本长崎福济寺（漳州寺）》。对当年漳州市政协文史委富有见地的重视月港研究以及给予笔者的支持，我至今末敢忘怀，现追记于此，以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