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旧事杂忆（下）
  陈郑煊
  编者按：陈郑煊先生的《漳州旧事杂忆》，在第十六辑《芗城文史资料》已选登一部分文章，本辑再选登部分文章。另《漳州旧事杂忆》全文十余万字已由漳州图书馆编辑成册，特此告知读者。
  忆漳州的轿
  轿是漳州早期陆路交通的主要代步工具。轿有三种类型：
  一、高级轿
  高级轿的造型较小，结构全用竹器，抬动轻快，装潢考究，轿蓬用蓝色或绿色的漆布制成，轿厢两旁各有纱窗，用柔软的呢绒作为坐垫。高级轿是官宦、士绅、殷商以及名医所坐的，如：东门街士绅陈智君、林者仁，浦头新行街名人施拔甘，岳口著名中医蔡潮初，南门文川里清末举人郑丹等人，都有自置外出往回的高级轿，雇用体力较强的中青年为轿夫。
  二、普通轿
  普通轿是一般人所坐的轿，装潢比较随便，用绿色油布作为轿蓬，用藤或竹片作为坐板。以前东门岳口、西门西市场后、南门新桥头、北门北廓顶等处，都有开设普通轿和新娘轿的轿铺。轿夫大多数是泉州人，他们抬轿走路时，常用一种暗语做指示，如转弯过角，或是发现有水沟，抬前扛的轿夫就说声“踱摆小”（慢步之意），使后面抬扛的轿夫步伐不要太快，起轿、停轿也都有暗号。轿资按路程远近计算，乘客的轿钱，轿铺主约抽取四成，当为轿租。赶路跑腿的轿夫，只能收入五、六成抬轿的工钱。他们为了度三餐，只能吞声忍气让轿铺主剥削。
  三、花轿
  “花轿”又称“红轿”，是新娘所坐的轿。轿有两式样：
  “红轿”是旧式的新娘轿，别具风格，轿厢、轿扛专用木料，造型比普通轿宽大，漆朱红色，雕镌花鸟图案，四面封密，只留轿门前一块玻璃窗门，上有小圆孔作为气窗。新娘坐在轿里能看见外面的人；而外面的人则看不见新娘。因为“红轿”比较粗重，一般要有四名轿夫抬扛。
  “花轿”是新式的新娘轿，用普通轿临时装潢得秀丽美观，轿帷悬红色绸缎扎成的彩球，或几串鲜花，轿帘垂下。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乌轿”。是寡妇改嫁要出门专用的轿。因为在封建时代，认为丧夫不守节，改嫁不光彩，晚上坐轿少人看见。由于使用时间均在晚上，所以称为“乌轿”。
  抗日战争期间，漳州市周围的公路破坏，车辆不能通行，轿铺生意特别兴隆。而今，漳州的轿已经被淘汰了。
  漳州的人力车
  旧漳州的交通落后，二、三十年代才有公共汽车，但只行驶于石码、浮宫、嵩屿、南靖、龙岩等地；小轿车属特殊阶层所有，车数极少；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
  人力车有两种：有钱人自备专用的称为“黄包车”，装璜讲究，车篷是用油亮的黑色漆布制成的，车两侧的挡泥板和轮圈一律镀铬，座位两旁扶手处各有一盏锃亮的白铜车灯，又附一个可压放的橡皮喇叭。坐垫柔软雪白，有的还绣着花纹图样，踏脚板下装有车铃，车夫都是车主人雇用的年青小伙子，衣着整洁。有钱人出门坐在车上，脚踏车铃叮当响，神气十足。
  另一种是车行出租的人力车，是一般市民所坐的。车身用木板制成，赭红漆斑驳脱落，车篷破旧挡不了风雨，坐垫黄黑带灰，扶手只有一盏玻璃油灯，晚上点起来半暗半明。车夫多半是莆田人，佝偻着腰，身上套一件破旧的车号外衣，经常在街上流动招呼坐客。人力车夫的生活十分困苦，当时笔者曾用方言编一首民歌：
  人力车夫最艰苦，无论出日或落雨，规日拖车在马路，衫裤时常粘砂土。
  天光拖到日暗乌，计共剩无到二元。
  要饲囝，要饲某，又要交车租，
  袋仔剩无几占钱，无食点心饿北肚。
  解放后，漳州的人力车已被三轮车所取代，踏车的多半是本地人，其中也有妇女，车夫称为工人。
  民国初期的漳州理发店
  早期的漳州人，称理发为“剃头”，因为清朝时人们都是留辫子，专用剃刀剃光前额的头发，所以叫“剃头”。
  民国初期，漳州的理发师多半是泉州人或莆田人，后来才有福州籍的理发师。泉州人与莆田人所开的理发店，只有一、二张旧式的靠背椅，顾客多时才以木凳增加座位。墙壁上挂着一块玻璃镜，只能照到头部。虽然设备简陋，但服务态度很好，顾客一进门，学徒就倒茶递烟招待，头发一理完，理发师即用双手替顾客捏背或槌几下肩膀，使人觉得精神舒畅。但是有一种不讲卫生的习惯，除了挖耳垢，还常用剃头刀端在理发者的眼眶轻轻地刮几下，据说是要清除眼角的污物，名叫“洗眼”。另外，凡是顾客的下颏有痣须，理发师就问要剃掉或是要留下来。理发工钱约收1角银毫，儿童半价优待，剃光头（兼修脸毛，剃胡须）只收8分银毫。理发店生意较差时，店主人常挑担四处流动理发，弥补收入。
  福州人所开的理发店，设备比较齐全，有可以转动的新式靠背椅，围巾全用白布，有照身的大面镜，工具也比较干净。还没有电风扇以前，夏天用一块白帆布挂在屋檐下，以小绳子一来一往拉动，当为风扇，要使顾客一边理发，一边纳凉。男子的发式有分头、背头、平头等，当时还没有风行烫发。理发的工钱，分头式与背头式约收二角银毫，平头约一角五分。理发的人，几乎都是男子，到了二、三十年代以后，才有青年妇女进入理发店剪短发或烫发。
  抗战前后的漳州卷烟
  漳州早时的吸烟者，都是竹管或以柑木制成烟管来吸“食烟”（烧烟丝），有的以特制的铜质烟筒盛开吸条丝烟（水烟）。烟丝一般是用闽南的平和、长泰以及闽西的永定等地出产的烟叶加工而成。
  1916年间，英美卷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由厦门转运到漳州推销，由于吸用方便，而且气味芬芳，漳州城的人都比较喜欢吸，但乡村农民仍喜欢吸用“食烟”。
  当时英美卷烟厂出产的香烟，分为高极、普通两种。高级烟有：五十支罐装的“大炮台”、“三炮台”、“大使馆”等。普通烟有：十支锡包装的“哈德门”、“老刀牌”等。不久，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出产的著名香烟“白金龙”、“地球牌”、“多宝牌”、“美丽牌”等机制香烟，也由厦门转运到漳州地区推销，质量不亚于英美香烟，购者甚多。英美烟草公司为了要与南洋烟草公司竞争生意，异想天开，高级烟附彩票，普通附图标（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西游记人物图像）。起初业务有些好转，后来因为吸烟者认为这是一种诈骗手段，都不高兴吸这些外国烟，英美的卷烟推销效果渐差，彩票的方式无形中自行取消。
  1929年后，上海光华卷烟厂和厦门合兴烟草公司出品的香烟，也相继运到漳州销售。因为人民群众喜吸国产香烟，销路广阔。
  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封锁，洋烟运不进来。厦门沦陷后，合兴出产的香烟也无法运进漳州。当时漳州一些工商业者，乘机成立了手制的卷烟厂（俗称“土烟支”），装璜不讲究，用牛皮纸类做包装，刻木板印刷牌名，如：“三角牌”、“风行牌”、“灯塔牌”等。此外，还有家庭加工的“土卷烟”，一般是用木匣子手卷的，有二十支装，也有五十支装，以白纸包装，大家叫做“白牌土烟”。因为价钱便宜，很受城乡吸烟者欢迎，不少妇女、小孩也学会了吸“土烟支”。
  漳州的茶油和石粉
  一、茶油
  茶油，是用茶籽榨取的油，茶油树与饮用的茶树不相同，高者一、二丈，大树干可握把余。多种于山谷，冬季开花，春季结果，榨压出来的油呈褐色。
  茶油应用于妇女梳头，因它油质滑而不腻，很适合抹头发。茶油亦可配方治病，如小孩胀风则以茶油配合石粉，推小孩腹部就能驱风，亦可以用茶油炒线面食之，能止胃疼，还可以配合药散治理外科，能消肿退癀。
  以前漳州的茶油，一般来自漳平、华安以及汀州、连城等地，有时也向浙江购买，补充供应。茶油店有巷口（今新华东路）宝发号、芳美、启成和打锡巷白牌（招牌白色黑字）陈荣兴。其中陈荣兴比较著名，因为茶油配合中药香草浸制，气味芬芳，颇受妇女喜爱，十分畅销。这几家茶油店只是自销并无批售。经常有小贩挑香油担或携茶油桶，在街头巷尾零售，沿途呼喊“卖香油”招徕顾客。
  二、石粉
  石粉，是选择颜色雪白的矿石，研磨而成的粉，因为妇女在化妆抹脸的时候，要加上水调和，所以有人称为“水粉”，又因为常使用于儿童爽身，也称“扑粉”。今新华东路的郊区“霞田下”社，很早有开设几家石粉磨坊，出产的石粉质量良好，洁白细腻，没有铅质，气味芬芳。起初出品的石粉全是圆形，后来增加一种玫瑰色的椭圆形水粉，抹在皮肤上可以增强美感，在省内外及海外都很有名声。
  据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有漳州顶田下人跟着义军渡海到台湾，在新竹县定居下来，他们发现附近山上的矿石颜色雪白，很适合磨为化妆用的水粉，就和当地人共同开设磨坊。生产著名的“新竹石粉”。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日本妇女也喜欢用此粉来化妆。
  漳州在解放前，街头巷尾经常听到叫卖“漳州大模粉”的声音。
  漳州名贵的丝绒
  丝绒，又名天鹅绒，是漳州最名贵的丝织品，名驰中外。漳州绒的外表雍容华丽，具有坚固耐磨、不易褪色的特点。
  漳州的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十三、四世纪的元代，就已经名扬四海了。民国初期，漳州东门外的市尾、六石、埔尾等乡，是生产漳绒的集中地。
  漳绒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历史上一贯作为贡品送到京都，不得留在民间。
  漳绒的生产有五道工序和七种工艺规程。每道工序要求都十分严格，特别是织造、染色这两道工序，更加讲究，织要织得密，染要掌握火候，炼要恰如其分。既要保持蚕丝的原有弹性，又要保持蚕丝的光泽。无论哪道工序，稍不小心，绒毛便会倒得零乱不堪，使产品大为逊色。
  漳绒的品种分为平面绒和提花绒两种。提花绒的织造比较复杂，需要由两个人操作：一个织绒、割绒；另一个人提花。漳绒不仅坚固耐磨，而且色彩鲜艳，图案内容丰富，有飞禽走兽、有奇花异草等等。它通过用凹凸两种织底来表现花色图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现在，全国只有漳州、南京、苏州三个地区生产天鹅绒。据说，南京织造天鹅绒的技艺，还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一位漳州艺人传授的。
  漳州“冇 有木器行”
  以前漳州下营街（今北京路）有一家“有有有木器行”，字号取得十分切合。老板未详，全行职工十多人。经营木材品种分为杉、松、杂木三种，其中杉木占大部份，主要做为建筑材料。松木用于造船、建筑和薪炭材料。杂木用于制作家具、农具。
  木材的来源，主要依赖西溪、北溪两岸山区出产的木材。西溪是南靖辖的书洋、船场、奎洋、金山、龙山、和溪等地。北溪是龙岩的永福、漳平、白沙等地。掌握八月至十月有利的季节，将采购的木材，用扎排流送的方法运到漳州来，先停泊于洋老洲，而后派工人把木材运至木器行。
  在销售方面，除本地外，其余全部外销厦门、晋江、同安、惠安、金门以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地。
  木材计算方式：有“根数”、“筒数”、“鲁班尺寸”和“目测计量”四种。其作价办法，根据市场货源及特殊用材需要而定，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木器行老板在木材出产区收购时，有一种数字暗语：
  “一”说“扣四”、“二”说“倒三”、“三”说“减二”、“四”说“双双”、“五”说“满把”、“六”说“加一”、“七”说“小翘”、“八”说“两捺”、“九”说“大翘”。此外，还有双方在背后以手相握作为成交暗号。
  价格方面：因为价格不稳定，时有起落，一般售价是按进货价格增加利润来作价；若遇热市缺货时，利润则增加将近倍数。
  这家木器行，由于经营木材数量大，利润高，获利颇丰。起先是用人工锯木料，后来改用电锯，发展更加迅速。
  抗日战争开始后，水路转运困难，特别是厦门沦陷后，海面受到封锁，木材不能运往泉州、金门等地，此店的营业日趋衰落，资金周转困难。两年后，则将剩余的木材全部转卖给同行，宣告倒闭。
  漳州以前的塾学
  漳州还没有设立小学以前，儿童要读书就要进入塾学（又名私塾）。塾学有四种类型：
  一、由各大姓宗族开设的，将公田、学田收入的钱，作为聘请塾师的经费。
  二、由华侨富商捐资办乡塾。
  三、由乡镇的长者或宗族的家长倡导开设的，熟师的酬劳，则由就读的人交纳学费支付。
  四、富家或官家关心后代的教育，自费聘请塾师，培养自家子弟，以及亲友子弟。
  私塾的校舍，有的利用祠堂、庙宇或公共房屋，有的用私人的闲屋或书轩。课桌椅由就读的儿童自备，散学后（指年终结束）各自取回家中。
  每间塾学的学生数多少无固定，多者二、三十人，少者四、五人。入学的年龄，一般是从六、七岁开始，多数是男儿童，女的极少数。不分年级，也不编班，初入学的叫“启蒙”。
  塾师大多数只有一人，聘请清末的生员或是年纪较大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充任。
  教育方法，采取个别面授，按各人的接受能力，能者多授，长些；差者少授，短些。读的书本，主要是《四书》、《五经》。
  读书的进度，先读押韵的小书《三字经》、《千字文》，然后读《四书》、《五经》。书要读到会背诵为止，还要重复五次。首次用红笔在章节中以点“、”为记号；第二次用钩“√”为记号；第三次以圆“○”为记号；第四次以重圈“8”为记号；第五次的符号，用红笔写“温”或数字。第一阶段没有解释，到了第二阶段才释义，称为“读注”。另外，还教做对子，如“天对地”、“父对母”、“清风对明月”、“花香对鸟语”等。《四书》、《五经》读完后，再进一步读古文、诗词赋，也是要读到会背诵。
  熟学很注意写字，先描红格字（上大人，孔乙己），经过一段时间，用薄纸（俗称白竹仔纸）临摹大小楷字帖；经过这样的练习，字也就写得工整了。
  塾师管教十分严格，凡是学生不会背诵的，就用竹板打手掌，字读错音的，用竹板轻轻敲脑袋。不听教训的顽皮学生，则处罚跪在孔夫子的神牌或图像面前。学生要出去外面大小便，必向熟师领取一根小竹签，回来后交还。大便叫“出恭”；小便叫“解手”。
  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封建时代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学生家长也表示赞成，越严格越好。
  当时学生家长对塾师很尊重，逢年过节常常赠送一些食品，如：端午节赠送粽子，中秋节赠送月饼，冬节赠送冬节圆子等。
  民国七年，陈炯明入漳后，推行学校制度，龙溪全县四十多处的塾学馆被禁设。但在他撤离漳州后，塾学馆又复抬头，不过为数不多，至抗战初期，终于受到淘汰。
  抗战期间龙溪县小学教员索薪事件
  抗战前，龙溪县立小学的教职员待遇，校长30银元左右，课主任25银元左右，级任教员22银元左右，科任教员20银元左右。当时生活费用不高，教职员们有这样的工资收入，生活还过得去。
  1937年，日机不断空袭龙溪县境，地方财政收入大受影响，教职员的薪水拖欠了3个月，生活陷于困境。各校的校长数次向县政府教育科和财政部门交涉，终无效果。
  5月中旬，全县县立小学教员罢课两天，在东华小学（今新华东路巷口小学）集会，各校选派代表一人，要向县长请愿索薪。当时的代表记得有：沈长兴（东华小学）、陈郑煊（古县中心小学）、张成钦（毓南小学）、洪正宽（文衡小学）、周兆兰（霞文小学）、杨达（霞浦小学）、陈衍庆（岱东小学）、李赞木（霞北小学）陈棣华（霞南小学）等人。
  代表选派后，则整队前往龙溪县政府（今漳州教育学院）。到达时，传达室人员说：“现在县政府已经疏散办公了，若是要求见王县长（王维嵩），到北廓顶一座大楼屋找他。”于是，众代表又转往北廓顶，东问西探，才找到王县长。
  王县长接见代表时，尽言目前因为时局紧张，影响财政收入，以致县府经费无着，并不是故意要拖欠教员的薪金。教员代表据理力争，王县长才答应想办法先发给1个月薪水。众代表认为“有胜于无”，再多费口舌亦难予解决，则各自分散回去，次日继续照常上课。
  通过此次请愿索薪后，教职员薪金只领1个月，尚欠2个月的薪金以七成发给。
  学校绰号趣闻
  漳州的中等教育历来发达，从民国初至解放前，市区有开设省立、县立、私立的中学和师范学校。以前漳州曾有人用押韵的方言，给几间学校起绰号，颇耐人寻味。
  “师范老，八中拳头，寻源缘投，崇正虼蚤，五校杂凑，暨南畚斗，芗江软毂，进德歌喉。”
  这些绰号都有一定的根据来由，笔者特解释于下：
  师范——是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漳州五中内，原丹霞书院旧址），创办于1916年，其前身为汀龙师范学堂，因为开设的时间最早，校史悠久，就用“师范老”来绰号，颇为切合。
  八中——是福建省立第八中学（今漳州一中），该校的学生喜爱体育运动，训练得体格强壮。每遇球赛发生口角、打架时，敢于搏斗，所以有“拳头”之称。
  寻源——是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寻源中学（校址在芝山），其前身是厦门鼓浪屿寻源书院。该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教会和富家子弟，衣着比较讲究，出门常穿西装皮鞋，头发毛蜡油擦得亮堂堂。因此，就绰号为“缘投”（即漂亮、美观）
  也有人绰号“寻源番仔狗”，主要是认为该校是外国人创办的。
  崇正——是天主教会创办的崇正初级中学（校址今芗城实小），省教育厅还没立案以前，该校的学生有不少人尚未毕业，就中途转学。因为求学的校址不能固定，所以绰号为“虼蚤”（喜跳动之意）。
  五校——是由龙溪县单级教员养成所、龙溪县立理数专科班、龙溪县立师范甲种工业、农业、商业等科合并起来的学校（校址在龙文塔边，今人民市场边）。因此，就用“五校杂凑”来绰号。
  暨南——是私立暨南中学（校址在今太古桥边）。该校因为基金不足，经费多半依靠收学生的学杂费，招生不够严格，所以绰号为“畚斗”（滥收之意）。
  芗江——是龙溪县立芗江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今打锡巷木器厂后面）。该校的学生终日抱书研读，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致使身体比较软弱。每次与进德女中比赛篮、排球时，均是败北，甚至常在球场摔倒。因此，就绰号“芗江软毂”（即软弱之意）。
  进德——是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进德女子中学（今漳州三中）。该校的学生经常做礼拜吟圣诗，训练得具有一口好歌喉，所以绰号为“进德歌喉”。
  回忆漳州暑期补习学校
  漳州暑期补习学校，是由厦门大学校友会漳州分会开办的。招收在学的中学生和师范生利用暑假期间进行补习功课。
  1939年的暑假，我也进入暑期补习学校。校址设在杨老巷私立西河小学内，课桌椅均向西河小学借用。补习为期一个月。学费（包括讲义费）收白银二元。科目有国文、英语、数学、理化、史地等科。教材由担任科目的教员编选，讲义用“珂罗版”印刷。分为高初两班，全校男女学生约40余人。上课时间定在上午，从8时至11时。教师大部分是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学者。他们全是义务，不收报酬，甚至来往的车费也是自己掏腰包。当时的教师记得有：叶国庆（厦大历史系教授）、郑鸣岐、沈君泽、郑江涛、曾郭棠、吴芳桂等人；职员有：邹荣和、黎希兰（女）、洪丽丝（女）等三人，参加补习的男学生记得有：陈郑煊、石逢云、郑其琛、郑启东、郑朱祥、吴芳辉、郑江波、谢家祥、洪奠基，女生有：吴瑞柳、吴瑞蓉、庄雪冰、徐珠痕、陈翠冬、林玉霜等人。
  暑期补习学校有三位老师给我良好的印象。一位是叶国庆先生，一位是郑江涛先生，另一位是郑鸣岐先生。
  叶国庆先生教史地课，教学方法深入浅出，按段顺序叙述。他的英语功底好，讲解世界历史时，分析外国人姓名和地名，要求学生先跟着用英语读两三遍，然后教授学生分音节读和记，从而使一些难记的外国人名和地名在课堂上就记熟了。
  郑江涛先生教国文课，他的学问渊博，古典文学造诣甚深。教学十分认真，尽管身体衰弱，在课堂上讲解得气喘咳嗽，但仍是坚持到下课。批改学生作文，发现写错字、文句不通顺，以及标点符号有错误，都一一修改，并写出中肯的评语，使学生受益不浅。
  郑鸣岐先生教数学课，在课堂上，学生遇到难题，有问必答。讲课的声音虽不高昂，但语言简练，条理清楚，易懂易记，每节课都留下十余分钟，让学生到黑板上演算习题，堪称为一位难能可贵的数学教师。
  暑假结束，晚上假少司徒黄金戏院举行文艺晚会，招待全体师生以及家属。记得节目有：歌剧《瞎子瞎算命》，演员黎希兰、洪丽丝。歌舞《乌夜啼》，演员陈翠冬、庄雪冰。笑剧《谢灵舍》，演员吴芳桂、郑基琛、徐珠痕、郑江波。我与石逢云也参加演滑稽双簧。晚会节目精彩，受到观众的好评，闭幕后掌声不绝。
  我在漳州暑期学校补习，时间虽然过去半世纪，但回忆起来，当初情景历历在目。
  龙溪县文衡小学童子军的活动情况
  1934年，我在龙溪县立文衡小学任教员时，曾兼童子军教练。现将当时文衡小学童子军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记述如下：
  一、中国童子军的组织
  1、历史：童子军是德国人贝登堡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青少年为战地服务的经验而创建的。旧中国吸收了这些知识和经验，在全国初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中组织“中国童子军”，以“智、仁、勇”为三达德，以“日行一善”为宗旨，以“救死扶伤”为目的，每天都作为一项必修课程向学生授课。
  2、编制：各校以团为单位。1935年秋季，上级才颁发了一面中国童子军第一八零四团的团旗给文衡小学。
  3、组织：文衡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按班级编成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为三个小队，每小队九人，中小队长由学生担任。
  4、队旗：蓝色长方形的大面布旗，旗中绣有“一八零四团”字样；中队旗黄色长方形的小布旗，剪燕尾式；小队旗白色三角形小布旗，旗中印有虎、豹、狮、象或其他动物标记。
  5、服装：童子军的服装，黄色衬衫，结绿色领巾，黄色短裤，腰束“童子军”铜扣皮带，衣服左上袋口悬佩“童子军”蓝底白字布质徽章。腰系救护绳，手执童子军木棍，在救护时可作为担架用。另外，还佩带一个小型热水壶和一个救护袋，其中有纱布、红药水，可作为包扎涂伤之用。童子军戴宽边圆顶呢帽（当时因为漳州市内缺乏这呢帽，文衡小学童子军用黄布制成船形帽代替）。
  6、行礼：童子军行举手礼，右手三指伸直并拢，拇指和小指内屈交压。三指表示“智、仁、勇”三达德，拇指小指交压表示扶助弱小之意。
  二、童子军教学课程
  1、旗语：以英语字母组成进行传话。
  2、识别：在行军前进中，如何识别沿途的路标。
  3、结绳：日常应用的各种结绳方法。
  4、救护：包括止血、急救、包扎、外科用药、担架等项目；请医院医师授课。
  5、了望：包括结扎了望台，攀登竹杆绳索等练习，练好臂力抢救病伤员等技术。
  6、露营：结搭营帐，教授防避帐外毒蛇害虫的侵袭常识，以及如何造灶等。
  7、炊事：学习从淘米到烹饪各种应知的常识。
  在术科方面是结合体育授课，有行进体操、队列体操、以及篮排球、乒乓球和跑步等。
  三、参加社会活动
  1、每次龙溪县举行运动会或节日游行时，文衡小学的童子军出来协助维持秩序。
  2、1935年秋季，参加全县童子军大检阅，文衡小学获得小学组二等奖。
  3、1935年底，南市场边有一家香烛店发生火灾，文衡小学童子军闻讯，奔往南市场边协助抬水灭火焰，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回忆红军在水潮
  1932年4月间，中央红军东路军挺进漳州。途径南靖水潮时，我在当地隔溪的都美小学任教员，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现回忆记述于下：
  （一）
  红军自从进占闽西坎市后，国民党军的家眷和龙岩一些富豪，则纷纷逃向漳州，很多人连夜赶路，公路上人声嘈杂，火把闪烁，气氛紧张。
  水潮地界，原是土霸吴其祥的势力范围，其弟吴启昌担任民团团长，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乡民。他看到时局紧张，就把驻扎在河墘的民团转移到溪对面的都美圩，并将家属藏匿在大山内的乡村。
  过了一两天，国民党军四十九师杨逢年旅的残兵败将，也一阵阵的从龙岩撤退下来，衣冠不整，狼狈不堪。这时四十九师已处于崩溃前夕，而师长张贞却扬言要死守龙岩，划龙岩为第一防线，和溪为第二防线，企图阻挠红军入漳。
  4月上旬某个早晨，突然远远地传来一阵机关枪声，正在炮楼下烧饭的国民党兵，吓得丢下饭桶，拔腿就逃。驻守在都美圩的民团长吴启昌，慌忙带着团丁，卧伏在河边，不上半个钟头，有20多名红军便衣队身穿黑衣，头戴草笠，手执冲锋枪从和溪公路冲下来。吴启昌以为是“土共”（国民党称红军游击队为“土共”），认为人少可欺，便令团丁开枪射击，红军的便衣队（先头部队）回了一排子弹，枪声一响，民团长的手臂就被打中，鲜血直流，团丁扶他躲在大树下包扎，走卒继续顽抗。红军便衣队一面回击，一面向公路冲下，并不过溪。接着，一队身穿灰色军装，军帽上扎着树叶的红军，高举红旗紧随着便衣队后面前进。这时民团团长吴启昌见状，才知道红军已进入水潮了，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叫团丁扶他向都美乡的后山逃命（后来窜至小山城，被红军击毙）。
  红军刚到水潮时，都美乡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上大山。圩中一些商人，因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妄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也关闭店门，带着家眷躲避到内山去。
  民团长吴启昌逃匿大山后，仍派爪牙走卒下山骚扰破坏，曾在水潮公路附近，抓走了两名红军便衣通讯员，活埋在都美乡后山的树林里。
  （二）
  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后，驻扎在水潮的红军才进到都美乡，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进行打土豪，在河墘溪沙浦搭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又宣布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场把没收土豪的财物，分给穷困的农民。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听不懂普通话，红军某团部有一位姓蔡名中的政委（湖南人），了解到我会说普通话，即亲自到学校里请我作翻译员，又赠我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油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过后，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我还替红军绘漫画、写标语、编歌，在当地开展活动。
  躲在山村的商人，听说红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军纪严明后，便陆续回到都美圩开店做生意，他们看到红军买卖公平，都一致称赞“红军比白军好”。不久，都美乡也恢复了圩期。
  （三）
  5月下旬，中央红军完成任务后，主动撤出漳州，驻扎在水潮的红军，也随着离开。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红军在群众中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红军一离开水潮后，我因为有替红军做一些宣传工作，恐怕被回来的地主民团迫害，即连夜乘着木排，回到故乡漳州。
  忆漳州举行鲁迅追悼会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鲁讯先生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万众哀悼。当时，漳州“芗潮剧社”倡议举行追悼活动。其主要领导人柯联魁同志以龙溪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动员馆长黄润端出面，与驻军国民党第一五七师政训处科长陈柏麟洽谈。因黄与陈柏麟是暨南大学同学，此事获得了批准，便于11月8日在文庙（今西桥小学）召开追悼大会。
  追悼会的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大门前悬挂一幅横布条，上面写着“漳州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十三个大字，门前的两旁又有一幅“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楹联。在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四十多幅挽轴。
  出席这次大会约有两百余人，其中文化界居多。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派刘甘霖为代表参加。一五七师政训处陈柏麟也参加大会。会场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大家臂上都佩挂黑纱。九时许，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开始，由黄润端主持。司仪唱导全体默哀后，柯联魁首先上台介绍鲁迅先生光辉的战斗一生，鼓励大家要学习他的伟大革命精神，团结一致，抗御外侮。他的演讲，生动有力。接着，各界爱国人士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演说，齐声赞扬鲁迅在革命的新文化方面的伟大功勋，表达了共赴国难的意愿。大会结束后，全体合唱《安息吧，鲁迅先生》的挽歌。会后，全体在文庙礼堂前拍照，刘甘霖与陈柏麟托词不参加。这帧照片，现在还保存在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中展出。
  当天，由柯联魁借漳州《闽南新报》副刊版地，主编了悼念鲁迅先生的专刊。数日后，厦门《闽南文艺协会会报》也刊载了漳州举行鲁讯追悼会的消息。这张报纸现在也陈列在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回忆编唱“救亡弹词”和编演街头剧
  一、编唱“救亡弹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漳州“芗潮剧社”以龙溪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一支歌咏队，嘹亮的抗战歌声响彻全漳州城。歌咏队所唱的抗战歌曲，都是用普通话演唱，当时普通话在漳州还不十分普遍，尤其是农村，因此对歌词内容，不甚理解。举一个例子：如在“救中国”那首歌中，“努力呀！努力呀！”有些人误听为“娘奶呀！娘奶呀！”（母亲的称呼）。
  我看到这种情况，便试用通俗的民间小调，配合本地话编写了一首“劝兄弟”。
  1、劝兄弟，着识想，现在中国无同样；咱的所在（地方）人要抢，大家不起来，将来国亡要怎样？
  2、劝兄弟，要紧醒，日本倭鬼真无理，占咱所在（地方）抢咱物，又刣（杀）咱百姓，这款（种）冤仇恰大天。
  3、劝兄弟，要紧起，各人拿起利家私（武器），去甲（和）日本拼生死，讨回咱所在（地方），百姓安心过日子。
  这首歌编完后，油印三千张，由歌咏队分头到街头上分发教唱，想不到只示唱了两三遍，群众即学会了。抗敌会中的“芗潮”诸同志，认为运用这种通俗的“救亡弹词”来宣传，收获甚大，即鼓励大家编写。
  以后，我又连续编写了“送哥去做兵”、“骂汉奸”、“十二生肖抗日歌”、“日机炸漳州”、“金门失陷”、“防空歌”等二十多首。高般若、黄文智、陈周桢、杨达等人也各写了二、三首。抗敌会宣工团把这些救亡弹词，先用十二开的白报纸铅印活页，每张收成本二分，后来改为单行本，一出版就售完，供不应求，歌本传遍漳州四乡。
  为了普及宣传，我曾和几位芗潮社男女社友，利用中秋月明之夜，背着月琴在街头巷尾弹唱“救亡弹词”。
  二、编演街头剧
  漳州“芗潮剧社”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首先成立宣传队演出街头剧。
  柯联魁以“天闻”的笔名写了一个方言街头剧“人丹”，在漳州市内各街头进行演出。我记得有一次，宣传队在市仔头太古桥路口正要演出时，有一个国民党的警察，走上前来阻止，说什么这是妨碍交通。群众听了十分愤怒，纷纷起来说理：“这是抗日救国宣传，怎么不能演？”“你是不是中国人？”那个警察看到这样的情景，只好灰溜溜走掉，街头剧“人丹”便演起来了。
  不久，我也写了一个方言剧“捉汉奸”，在漳州东门圆圈的亭子上演出。这场戏的演员，面部都不化装，只穿着平常的便服。首先由宣传队唱着抗战歌曲，附近群众一听到歌声，就不断的围拢上来，十分拥挤。我扮汉奸的角色，故意挤在观众中造谣破坏，扮观众的郑万，把汉奸抓住，搜出身上藏有毒药和地图，扮观众的许铁如（彭冲），气愤地拳打汉奸。这时观众以为是抓到真的汉奸，怒气冲天，个个喊打。要不是宣传队连忙举起三角纸旗，说明是演戏宣传，恐怕我这个扮汉奸的，必定遭到群众的一顿痛打。
  日机滥炸漳州市区目睹记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件以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举入侵中原，战争烽火从河北向东南沿海蔓延。厦门沦陷后，漳州屡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三架敌机侵袭漳州市区最为凶暴。当时我在毓南小学任教员，学校为了防空提早上课，上午十时前就已经放学了。我回到下沙家中，时间尚早，家中正在修理屋漏，我刚要上竹梯协助时，突然一长声警报响了，但我们都不以为意，认为是日机过境，倾听没有飞机声就和平时一样，各干各的。不料隔十多分钟，紧急警报呜呜响起，声音短促紧迫，声尚未落，敌机声隆隆而至，震耳惊心，我们忙从屋顶下来，慌忙中找不到躲处，我看见菜园边有一大堆稻草，忙叫全家人钻了进去。随着便闻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躲在草堆里，感到好似地震，草堆里的灰都震飞起来，蒙蒙地扑得我满头满面都是草灰，好不难受，不等敌机飞远，便先自草堆里走出来。大约不上五分钟，忽听门外有人惊呼：“哎呀！龙眼营益美香烛店落一弹，一家炸死三、四人，真惨！”那家香烛店是我的老同学曾庆福的父亲所开设的，我迫不及待从家里跑出来，直向南市场方向走去，经过东闸口附近（今厦门路北京路汇合处），看见地面上有个圆桌大的窟窿，浓烟未散，里面像沸水翻滚，旁边有人在喊叫“危险！站开！还有一颗炸弹尚未爆炸！”我哪顾得这些，一冲而过，一直跑到曾家现场。
  现场上那惨不忍睹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曾家的房屋全部化为乌有。四周泥墙倒塌，屋宇瓦砾朝天，板架木柱歪斜，残损的门窗、家具、货物狼藉。庆福的父亲炸死在堂屋瓦砾中，庆福的妻子被炸得衣裤破裂，屁股炸开，伏地而死。庆福的弟弟炸死在后房中。庆福俯卧在门前泥堆上，双脚被炸断，只乘一点皮吊着。我和邻居迅速找一张破竹床，把庆福抬到闽南医院去。
  我们把庆福抬到医院时，医院里人声鼎沸，有许多在别处被炸伤的男女，或抬或扶，络绎不绝而来。因为当时医院设备差，药品又不充足，曾庆福到医院只过一晚便死了。
  此次日机侵袭漳州市区，在南市场、龙眼营、东闸口附近、上坂以及公园一带，投弹三十多枚，炸毁民房一百多间，民众死伤一百多人。
  当时日寇的残酷罪行，欠下漳州人民的血债，迄今未忘。
  莺声歌剧社
  “莺声歌剧社”成立于1934年，系华南小学（今华侨中学校址）校长林迺清发动组织的。参加者均是爱好歌剧艺术的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人数约三十多人。林迺清之妻李青莲被选举为社长。成立后曾演出歌舞剧《三蝴蝶》、《仁慈的妹妹》、《面包》等。
  在“莺声歌剧社”逐步发展的情况下，李青莲本人认为力不从心，乃请许声谷担任社长，许是著名作家许地山的胞弟，当时任龙溪地区闽南医院内科主任，是“漳州平剧社”的主要人物。他接任后则主张节制歌剧发展话剧。改社名为“莺声剧社”。正式向当地县党部申请登记，并设制社徽。主要的骨干有：沈汇川、陈棣华、陈文星、周炳煌、陈毓光等人。
  抗日战争后，“莺声剧社”先后排演《警号》、《张家店》、《秋阳》、《烙痕》等剧目，巡回演出于漳州、石码两地农村。此外，还和兄弟剧社联合公演，募捐援助绥远抗日军民。
  1937年秋，由龙溪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主持，在光明戏院演出田汉写的《八·一三炮声》（即“回春之曲”），由芗潮剧社柯联魁导演，参加演出的主要角色由“芗潮剧社”、“莺声剧社”和“毓南剧社”的社员担任。
  1938年，许声谷辞去“莺声剧社”社长职务，由陈毓光代理社长，又吸收一批新社员，改名“国防剧社”，重新设计社徽。
  “国防剧社”于1939年正式成立，这时社员已有100多人，选举沈汇川为社长，陈毓光为剧务组长，陈棣华为总务组长。成立大会在光明戏院（今大众戏院）举行。当晚，演出古装四幕剧《岳飞之死》（谷剑尘作）。
  后来龙溪县抗敌后援会组织“抗敌剧社”，三青团漳州分团也成立了“青年剧社”，负责人和基本社员都是“国防剧社”的成员，不论以何单位名称演出，从演员到后勤人员，几乎是同一批人马，有时吸收一些非国防剧社人员参加演出，社会上的观众也都说是“国防剧社”的。
  银海艺术研究社
  三十年代的漳州群众文艺团体，除了“芗潮剧社”和“莺声剧社”（后改为“国防剧社”）外，还有一个“银海艺术研究社”。
  “银海艺术研究社”（下简称“银海剧社”）成立于1934年3月间，是由一些小学教师、中小学生以及爱好文艺的社会青年所组成的。发起人陈大禹、杨耀如、蔡清秀（以上均是小学教师）、郑瑛（东华小学校长）、魏永绥（商音日报副刊编辑）、蔡子建（龙溪中学学生）、吕永清（社会青年）等，向龙溪县党部申请立案，制社徽（人物图案），聘请潘澄峨（曾任长泰县县长）为社长。主要领导人陈大禹（文衡小学校长叶英利之子）。社址设在霞仔巷文衡小学（今漳州中医院院址）。经费向当地几位士绅募捐（如潘澄峨、陈智君、林者仁等）。参加的女社员有：余瑞华、吴冬卿、林翠英、陈尚珍、陈大昭、许怀萱、潘莲英；男社员有：潘澄师、潘澄建、潘一得、徐宗鼎、廖达道、李镜深、章良佐、章良佑、蒋维周、陈尚仁、陈波生等，全社合计30余人。组织机构分为歌舞组（蔡子建任组长），戏剧组（陈大禹任组长），文艺组（魏永绥任组长），美术组（廖达道任组长），体育组（潘一得任组长）。
  活动情况：
  1、成立时，在少司徒（今北京路）黄金戏院举行文艺晚会，招待各界社会人士以及社员家属。演出的节目有：歌舞剧《人间天堂》、《国花》，笑剧《王先生与小陈》、《魔术》等。
  2、“双十节”在东市场边借以前的日本教堂举行画展，其中有国画、油画、水彩画、素描、漫画等，计50多幅。
  3、借漳州《商音日报》副刊版地刊登“银海文艺”，每两周出版一期，近代著名文学家郑子瑜（漳州人）当时亦常投稿发表文章。
  4、体育组组织“白浪”蓝球队，常与外界的篮球队开展友谊比赛。
  1935年夏，文衡小学校长易人，“银海剧社”主要领导人陈大禹往长汀中学任体育教员，主要骨干亦调动分散。因此，诞生未及一年的“银海剧社”则无形中夭折了。
  盲艺人卜唱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每年八月十五中秋夜有盲艺人沿街卜唱的情景：盲艺人身佩一把月琴，琴炳上挂着一圈可以打转的小竹签，上刻有歌词名的记号，让卜唱的人随意抽取。盲艺人就摸签号来唱片段的锦歌（一般四句）。唱毕，根据歌词故事内容来预卜吉凶、财运以及婚姻之事。常唱的有下面这几首：
  一、《吕蒙正》
  八月十五是中秋，月娥小姐抛绣球。
  绣球抛在蒙正手，相爷嫌贫不收留。
  二、《孟姜女》
  姜女对夫有情义，单身千里送寒衣。
  找无杞郎来相见，哭倒万里长城池。
  三、《闹花灯》
  老鼠出世在壁空，大闹花灯是薛刚。
  踢死太子惊皇上，连夜逃上九龙山。
  四、《英台山伯》
  英台拿镜照人影，脸肉消瘦为梁兄。
  暝日想念损心命，三顿饭菜不爱食。
  五、《陈三五娘》
  三人走到赤水溪，五娘失落绣红鞋。
  益春对着三哥说，紧雇小船搭过溪。
  六、《井边会》
  三娘担心在井边，遇着赶兔“咬脐儿”。
  十六年后才相见，母子团圆拜谢天。
  七、《遇文王》
  渭水钓鱼遇文王，子牙拜相命运通。
  带领兵马去灭纣，扶助周朝立大功。
  八、《昭君和番》
  昭君出塞要和番，手抱琵琶心不愿。
  怨恨奸臣毛延寿，害她离乡出汉关。
  盲艺人除了在中秋夜卜唱外，日常也出来谋生。一般是由家属或是雇请孩子拉着“马竿”引路，预防路上碰车或不慎跌倒。
  时至今日，漳州的街头巷尾，尤其是农村，仍有少数盲艺人卜唱。
  儿童打擂台
  漳州在民国初，每逢九月初九重阳节，南门竹巷下（今修竹路）后面坟地，有举行儿童打擂台的习俗，其由来无从查考，据说主要是作为节日娱乐活动，并提倡尚武精神。
  所谓擂台，并无搭台，只是一块土堆。时间一般定在下午二点钟左右。
  是日，市区各角落的儿童，招伴参加打擂台，群众围在四周观看，场面十分热闹。当地国术馆派一二名人员做临时评判员。
  擂台开始，要参加的儿童谁都可以登上土堆，挺胸握拳要做擂台主，其他儿童不甘示弱，则登上土堆与之较量，两方举拳相击，一来一往，互不退让，又运用力气相抱绊足。拼斗时间不限制，以摔倒或击倒对方为胜利。观众鼓掌喝彩，纷纷掏铜板（币）往土堆上丢，作为奖品。参加打擂台的儿童，有的被打得面部红肿，有的皮肤擦伤流血，其家长也不责骂、痛惜，认为“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是用消肿药膏或止血药水涂抹而已。
  这种儿童打擂台的习俗，到了1918年陈炯明入漳以后，才逐渐消除。
  宋江阵和连环八卦阵
  宋江阵和连环八卦阵，是国术馆表演的一种大型武术操。传说它的创始人是泉州少林寺五祖拳师蔡玉明。每年春节、元宵、中秋等民间传统节日里，国术馆常表演这两种武术操。
  民国初，我曾在东门浦头社看到当地国术馆在广场上表演宋江阵和连环八卦阵。其形式是这样的：
  “宋江阵”，以锣鼓开场，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顺序亮相表演。最先是表演宋江舞大旗，锣鼓一响，大旗卷地而起，浑天挥舞，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体现了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表演李逵使双斧的人，动作刚劲有力，而又迅猛异常，令人眼花缭乱，很象落地旋风，体现出不屈不挠，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表演武松的人手执棍棒，雄赳赳地舞动，双臂有力，又做出醉后颠摆的体态和在景阳岗上猛打老虎的动作。接着，表演林冲舞弄银枪，徐宁使用开钩镰枪，刘唐抡着朴刀，解珍、解宝飞舞托天叉……最后收场是关胜舞青龙偃月大刀，一来一往，忽左忽右，豪放潇洒，划破青天，象征不畏艰难，以少胜多的精神。梁山泊好汉纷纷上阵，十八般兵器各显神通，场面十分威武壮观。
  “连环八卦阵”是由三十二人演练。队伍排成八卦形，四人为一组，一个持刀托盾，三个手握棍棒，刀盾对棍棒，先表演三打一对练，然后刀盾与棍棒对打，再进行队列变换，最后集体循环对练。动作迅猛多变而且整整齐齐，一招一架，无不踏着鼓点。
  据说闽南地区的国术馆，现在仍有表演这两种大型的武术操。
  南市场
  1918年陈炯明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主政期间，大刀阔斧进行旧城改造，聘周醒南进行市政建设规划，当时建了五个市场：①东市场，今新华北与新华东交接点之东北侧；②南河市场，今新桥头一带；③北庙糖市仔，今大通北路北端；④牛圩，今市尾村一带；⑤南市场，今博爱道与延安南交接处西北侧。岁月流逝，五个市场旧址大多消失，唯南市场尚在，即如上所照。
  （庄木清文/图）
  唐山大地震回顾
  乔尚明（澳大利亚）
  编者按：海内外著名的佛学家、诗人，漳州籍林子青先生，其女儿一家经历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现移居澳大利亚，其女婿乔尚明先生特地撰写回忆文章寄回故乡，今全文登载，以飨读者。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6秒，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突然降临到唐山。唐山是河北省的中等城市，有近百万人口，因为拥有著名的“开滦煤矿”而被称为“煤都”。外国通讯社曾经报道：地球上已经见不到唐山了。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这场震级为7.8级、地表烈度达11度（最高烈度为12度）的强震中心就在唐山市区。据专家测算，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四百多棵1945年投放于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大约等于八百多万吨炸药。据统计全市各类建筑房屋1346万平方米，倒塌了1047万平方米，残存的房屋也已严重损毁。二十四万八千零二十二人死于灾难之中，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人受重伤，七千二百一十八户全家死亡，二千六百五十二名孩子失去了父母变成孤儿。尸横遍野、断壁残垣的凄惨景象，回顾起来至今仍感到触目惊心。
  震发时我正在吉林省辽源市出差，我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位于市中心的唐山煤炭研究院的家属宿舍。我们的左邻右舍：唐山矿业学院、军分区宿舍等伤亡都非常严重，而我们的十栋家属宿舍和一栋单身宿舍中完全倒塌的仅两栋，部分倒塌的共三栋，其余六栋虽然也严重损毁，但是没有倒塌，大大减少了伤亡。我家住在部分倒塌的东五楼一单元302室，此楼的二、三单元已夷为平地，一、四单元粉碎得像积木一样，但却岿然屹立，母子四人奇迹般的大难不死。经历了山摇地动的冲击之后，我12岁的长子被倒塌的墙壁埋在床上，妻子把三岁的小女交给大女儿，奋力将儿子扒出来，居然仅皮肉轻伤而已。因为门框严重变形，单元门根本打不开。在邻居的帮助下，他们从倒塌的墙洞里爬到二单元的废墟上，辗转逃离了危险的现场。幸免于难的人们各有不同的经历。有人从三楼被甩到地面上也毫发无损；有人从二楼楼窗跳下来却受了重伤。相比之下他们母子的脱险过程算是顺利的了。
  由于灾情严重，停水断电，唐山自身几乎没有自救能力，而当时正是“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极左时期，竟然置几十万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拒绝了国际间的援助，无疑加重了灾民的苦难。但是，全国同胞伸出了热情之手，在几天之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多名解放军、两万多名医疗队员、数不清的抢险救灾和运送物资的人员蜂拥而至。他们搜救掩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向外地运送受伤的灾民；修路、架桥，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为灾民运送、分发食物和饮水；掩埋已经腐烂的尸体；为伤病人员诊治医疗；帮助灾民搭建临时住所；由空中和地面喷洒消毒药物以防瘟疫；维护社会治安等等。正是由于他们无私无畏的援助，70余万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得以生存下来，至今仍然心存不尽的感激之情。
  身在辽源的我29日从早新闻中才听到这个噩耗，全课题组的人，心急如焚。电话、电报一切通讯都中断了，我们只想星夜赶回唐山。但火车票只售到沈阳，沈阳至山海关段铁路受地震波及，正在抢修，需到沈阳另行购票。几经周折，30日晚才到山海关，再搭乘抢险的汽车，31日下午终于回到了唐山！
  在山海关就看到了地震破坏的痕迹——偶见墙倒屋裂。一路走来惨象越来越严重。距唐山百来公里的滦县滦河公路桥断成锯齿状，汽车是从铁路桥上开过去的。到古冶——唐山市的东矿区，开滦煤矿所在地，已经见不到完整的房子了。车到唐山市内，那一片凄惨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家破人亡”这个词早就学过，但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如今真的来到了眼前。一眼望不到边的断墙残壁、乱砖碎瓦，掺杂着各种颜色的衣物和家具。随处可见裸露的尸体在废墟中无人过问，可能是家中已经没有幸存的人了。宽广的马路变成了在废墟中清理出的一条羊肠小道，车辆交会都非常困难。我已经在唐山居住了20年，对唐山的街道非常熟悉，可是当时却不知身在何处，找不到任何可以识别的标志。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没有听见哭声，人们的脸上似乎看不出，后来才明白这是欲哭无泪。因为这场灾难太大了，来得太突然了，太无法抗拒了，人们的思想也麻木了。震后唐山曾流传一些顺口溜：“大震跑不了，小震不用跑”；“死了是应该，活着是白捡”；“吃光花光，身体健康，死了不喊冤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绝处逢生人们的心态。
  从辽源一路走来，我的心里一直抱有一线希望，觉得地震一定会有预报，因为不久前发生的海城大地震由于有准确的预报而减少了伤亡。但是在山海关从来自唐山的灾民和伤员口中得知“地震根本就没有预报”时，希望开始破灭。“近乡心愈怯”，当我走入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的时候，一颗破碎的心彻底绝望了！突然，路上碰到一位我们单位的人，我辟面就问：“江涛她们娘几个还在吗？”，朋友说：“他们挺好的，都逃出来了”。这句话带给我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甚至有点将信将疑。我说：“你就别瞒我了，我就要到家了，你实说了吧！”朋友说：“真的没事，我亲眼见到她们娘几个了。你们东五楼一单元没有倒，你放心吧！”一颗悬挂了三天三夜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奇迹！真是奇迹！大难不死啊！
  终于走到了单位的门前，多么熟悉的环境啊，却变得如此恐怖。大门的四颗门柱完好无损，“唐山煤炭科学研究院”的大牌子依然如故。然而，六层高的主楼和东西两侧的试制工厂、洗煤试验工厂等主要建筑都变成了废墟。长长的东西围墙静静的躺在地上，像两条马路。一些残存的建筑物在频频发生的余震中颤抖着……。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办公区走进生活区，总算找到了他们母子四人。当时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好像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我们悲喜交加，拥抱痛哭，这是喜极而泣！他们身上穿的都是捡来的衣服，三岁的小女儿穿了一件草绿色的军上衣，好像一件长袍，因为他们都是穿着背心裤衩逃出来的。妻子领我回到“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在办公区后院的果园里，一条小路的中间，用四根竹竿撑起一块塑料布，地下铺了两张草席，总面积不过六平方米，却住着四户人家共13口人。晚上只能让六个孩子睡在草席上，大人们轮流坐在旁边给孩子打扇驱蚊子，或者躺在草席边睡一觉。所幸时值盛夏，夜间不很冷。
  次日晨，我首先向院、室领导报到，并逐户访问了课题组的每位成员。我们小组承担着国家重点课题，共有十个人。地震中全家震亡注销户口有两户；本人出差，其余人口全部震亡的有两户；另一户本人出差，两个孩子震亡，妻子受重伤被转送到外地；还有三个人本人出差，家中无人口；我本人出差，家中无伤亡，是最幸运的一户，全家六口人都在唐山，无一伤亡。可以说，这是唐山地震伤亡情况的一个缩影。
  劫后余生的人们全力以赴的投入到抗震救灾之中。当时，党政军警，士农工商完全由“抗震指挥部”统一领导，有伤病员和小孩的家里留一个人照料，其余的人照常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搜救废墟中的幸存者几乎在地震刚刚结束就开始了，强震过后，人们从各自的家中逃了出来，不约而同的聚集在生活区中央的篮球场内——这是唯一一块远离建筑物的安全地带。人们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突然，有人振臂高呼：共产党员们，快来救人！发出这时代最强音的竟是一位年近花甲的瘦弱老人——工会的袁主席。震灾就是命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只是共产党员，除了少数伤病员和带孩子的妇女，几乎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加入了抢救的队伍。与此同时，院里的几位领导也正在举行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决定以开采、选煤、测量、情报等几个研究室为主组建五支抢救队伍，分赴西四、西三、东四、东五和单身宿舍抢救幸存者。于是这支自发的队伍变成了有组织的队伍，他们赤手空拳，赤膊上阵，冒着余震的危险，展开了一场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搏斗。就是这支队伍在危险的废墟里抢救了几十条垂危的生命，也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情节。
  开采队在抢救我们组黄某的六岁男孩时，孩子的一只脚被一块巨大的水泥块压在脚背上，撬不动，抬不起，眼看着就救不出来。孩子已经知道他的父母都震亡了，可是他不哭不闹，可能他还不理解等待他的将是孤儿的命运，开心地说：叔叔你们休息一会吧！叔叔我给你们唱个歌罢！人们强忍住悲痛，奋力抢救，终于用钢钎和铁锤一点一点地把水泥块敲碎一角，把他救了出来。当时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喜悦没有保持多久，孩子在运往外地的途中死于汽车上，据说是因为压伤时间过久，组织坏死而导致败血症。
  另一位曾在我组工作过的年轻女士韩某，她新婚燕尔，又安排一间新房。正在这幸福的时刻厄运突然降临。地震中她丈夫为了保护她而卧在她的身上，不幸竟死在她的身上，她的内脏也受了重伤。当把她从废墟中抬到马路上时她要求扶她站起来，再看一眼煤研院。看后她静静的躺下来闭上双眼，从此再也没睁开来！多么坚强的女性啊！一朵刚刚开放的花朵凋谢了。
  我回到唐山时，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结束。因为又发生了两次五级以上的强余震，废墟中的幸存者又受到一次打击，已经没有呼救声了。我先后参加了搬运和掩埋死尸，抢救掩埋在废墟中的仪器设备，加固临时办公室，建越冬的半永久住所，装卸和运输各种物资等工作。做过瓦工、木工、电焊工、搬运工、电工、还无证驾驶了两个多月的手扶拖拉机，往返于机场和煤研院之间，运送救灾物资。当时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考虑艰苦劳累。当然，少数想发国难财的坏人也乘机表演，有人凯觎倒塌的银行和商场中的财物；有人劫掠阵亡者的财物，甚至从尸体上摘手表；有的不顾老爸的呼救却在搜寻老爸的存折。但这决非主流。震后的唐山既未发生动乱，也未发生瘟疫，这是真正的奇迹。
  两个多月后，我们搬进了“半永久”防震棚，墙高仅一米，上部全是木支架和油毡纸。房内不仅有炉灶，而且有睡觉和取暖兼用的火炕，震后第一个冬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城市功能的恢复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通水、通电；商店营业；学校复课；公交车恢复通行；城市又恢复了生机，尽管人们还住在防震棚里。一年之后，我们又搬回到新落成的宿舍里；依然是东五楼，但加高了一层，并且是框架结构，大大提高了抗震能力。
  1980年，因工作调动，我们举家南迁到江苏常州。
  1994年，唐山院40周年院庆时，我应邀重返唐山，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宽阔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几乎不认识了。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却恍如昨日。我永远不会忘记，从灾难中站起来的唐山人民，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在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唐山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唐山没有消失，他在大地震的劫与火中重生了。
  《闽南圣会报》
  笔者在旧书摊上搜集到一些民国时期闽南地区基督教会办的《闽南圣会报》，该《会报》编辑部先后设在漳州下沙礼拜堂、芝山闽南神学院、厦门港礼拜堂。编辑为贺兆奎、潘镜高、周清华。发行人为吴炳耀、卜显尔。发行部为漳州东铺头漳中会堂林鸿恩、鼓浪屿闽南圣教局。《会报》主要宣传十架福音，报导教会消息。内容有社评、讲坛、灵修、史料、特专载、人物介绍、文艺及会闻。各期的《会闻》报导了闽南各教区活动消息。它有厦门区、漳州区、泉州区、惠安区、长汀区、汀州区、过水区、永德大区、北溪区、南溪区、西溪区等。民国卅八年出版的第六十一卷《会报》为教育专刊，全面介绍了闽南地区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概况，是闽南教会办学的重要史料。
  （冯水国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