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文化发祥地——天宝山
  郭上人
  漳州天宝山，古称九龙山，山高千仞，有“五峰”、“十二尖”，周回百余里，踞芗城、南靖、华安三县（区）边境。漳州城郊的庵仔山、望高山、紫芝山、日华峰、万松峰、禅月峰、保福山、隆寿山、净安山、腾龙山、起凤山、金峰山、竹林山等都发脉于此。天宝山下周边远古文化遗存丰富，已出土4—8万年的旧石器，是闽南最古老的文化遗存。有商周年代的石器、陶器，时漳地先人已有制陶、纺织及种植等。位于九龙江支流汰溪的仙字潭摩崖石刻，记载漳地先人三千多年前创造的字画记事文化。肇建于商代用以祭祀后土农神的祭坛，是继生殖崇拜出现的崇拜遗址。“汉代通京古道”是中原文化输入漳地的最古老路线。诸多文物古迹表明，天宝山下一带史前已有多彩的文化。
  出土4至8万年旧石器
  1989年，曾五岳先生在市区北郊莲花池山、竹林山采集一批石器，经考古专家张森水、尤玉柱鉴定，确认为旧石器时代石制品27件，以脉石英作为原料的12件，水晶质的4件，石英石晶体10件，硬沙岩1件。石制品分为石核、石片、砍斫器和切削器4种①。为进一步了解地层与石器的关系，考古专家尤玉柱、蔡保全等专门到出土石器台地考察，认为出土石器有二个层位，其中红土堆积层中砾石条带，含有用石英晶体和脉石英制作的石器，约为地质时代晚更新世中期，距今约4—8万年，是本省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仅次于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遗址）。其二是覆盖在红土层以上的，是一层红黄色砂质土，其中有燧石质原料制成的精美石器，约为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距今约9千至1.3万年。上述发现说明漳地在4万年以前就有先人在这里生息，进行鱼猎、采集、繁衍，和大自然斗争，用劳动创造远古的文明。这些先人经过长期的繁衍、迁徙，有的向内地迁移，有向海边迁移，通过“东山陆桥”，迁向澎湖、台湾。两岸专家认为，台湾早期的“左镇人”是由大陆迁徙的，漳州距台湾路程最近，又有“东山陆桥”可进入台湾，漳地先人应是史前入台的先行者，是闽台史前文化交流最早的开拓者。
  1986年省、市文物普查队在天宝山周边发现113个新石器文化遗址，共搜集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镞形器、雕刻器、石钻、石杵等1400多件②。这说明4千至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人散居在天宝山周边，人口已有明显增加，制造石器类型多样，质地精细，石器文化已有明显的变化与进步。从搜集到的许多镞形器，说明先人那时已普遍使用弓箭狩猎。
  天宝山周边台地还采集到许多陶片，有夹砂陶、素面陶、蓝纹陶、丝纹陶、中绳陶、方格纹陶等，经鉴定为商周文物。较突出的有“茅山商周文化遗址”（天宝镇月岭村）、“虎头山商周文化遗址”（芝山镇谢溪头村）、“龙期山商周文化遗址”（浦南镇山后村）、“蔡前商周文化遗址”（石亭镇蔡前村）等③。2001年秋，省博物院、漳州文管办联合考古队对天宝山南脉松柏山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商代墓葬7座、隨葬品有陶豆、陶尊、陶钵、陶釜、陶罐、陶壶、陶纺轮、石锛等④。
  中原硬陶器制作始于商周。漳地出土的硬陶器大部是商周时期，陶器粗糙、苍桑，但品种多样，体形美观，陶纹也有变化。陶器是先人生产生活用品，陶釜是生活用的炊器，陶尊是用作贮器，陶豆、陶钵是盛食器，陶壶是酒器，陶罐是盛水器。陶器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了手工业，陶纺轮说明已有了纺织业。石锛、石斧是用来进行农作物生产的工具，用石锛随葬说明当时已大量种植农业，生活相对安定。从陶纹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已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陶器、石器的随葬则是受中原殷商文化的影响。从这些出土陶器、石器，可看到商代漳地社会文明的侧面。
  出现字画记事文化
  天宝山东北麓（今华安沙建境内）九龙江支流汰溪有著名的“仙字潭摩崖石刻”，北岸崖壁有石刻5处，50多个符号，有的似武士，有的似舞者，有的似人头，有的似兽面。有的如画，有的似字。2005年在南岸崖壁又发现两处石刻，共10个符号，有两处似画，有头、腹、臂、指、腿，是极简单的人物线条画。这些石刻年代久远，内容深奥难释，民间传为“仙字”。据文献记载，唐时韩愈据拓片释为“天公责蛟螭”之意。现代学者研讨，大致有文字说与图画说两种。文字说认为是吴越文、系属商周金文系统，是古代吴、越族之间一次战争的记功碑。或认为是畲族先民的文字等。图画说则认为是先民的原始图画，内容表达图腾、娱神、舞蹈、宴饮、祭祀、生殖崇拜等。刻制年代有新石器中晚期、殷商时期，秦汉时期等说。
  1961年福建省定“仙字潭摩崖石刻”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出现的年代定在商周时期。2001年漳州在龙文区“虎林山商周遗址”发掘一批遗存，有青铜器、玉器、石器与陶器，其中有一件陶罐的内壁画有人形符号，与“仙字潭”石刻的人形符号相似。专家认定，虎林山遗存是在“商代晚期偏早或中期偏晚阶段，约距今3250年左右”（《虎林山遗址》140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这为“仙字潭摩崖石刻”出现在商代中晚期提供实物明证。
  我国原始的记事方法，有物件记事、结绳记事、图画记事等，在木、竹、骨、石、陶器刻画符号帮助记事。近代在殷墟（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出土商王朝晚期大批甲骨文。商代有31世王，20世王盘庚把京城迁到殷都，出土的甲骨文估计距今约3200-3300多年，与出现“仙字潭摩崖石刻”时间相近。“仙字潭摩崖石刻”的符号，是字是画虽尚未定论，内容也未破释，但它是漳地先人创造以字画记事的例证，与商代出现甲骨文的时间相近，这是漳地先人创造字画记事文化的开始，是迈向使用文字文明的标志，使人们看到漳地古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到先人创造文字的愿望与智慧。
  数千年前的崇拜文化
  古代先人由于对大自然的奥秘不理解，产生敬畏心理，出现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对自然界的崇拜，如对天地、祖先、图腾崇拜，对山川、动植物的崇拜等。芗城区岳口街有一“石笋”高1米多，这是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多年）古先人的生殖崇拜。“石笋”也称“男阳”。是继“女阴”崇拜后（7000多年）出现的生殖崇拜，都是祈求种族繁衍的崇拜物。
  商代中后期（距3000多年）漳地出现敬祀后土农神的崇拜文化。天宝山下石亭镇塘边村宝莲寺，原称瑞云寺、塘边大庵，有前中后三殿，敬奉三宝佛等。寺出土一通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重修寺庙的石碑，记载宝莲寺悠久的历史。
  “本庙肇自太戊乙卯岁，历祀数千余载，几经兴废，至大明隆武元年（1645年）五社募众重修。今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久月深，颓倾崩坏，五社募四保助缘重修复建，众弟子姓名开列于左”，下列是27个社保及姓氏捐款名单。
  石碑记载宝莲寺“肇自太戊乙卯岁”“太戊名密，甲骨文作大戊，是商代第十世王”。商王朝六百年左右（约公元前16-11世纪），前后经历31世王。太戊继兄雍已王位后，拜伊尹的儿子伊陟为相，臣扈、巫咸辅政。太戊年轻继王位只图享乐，不勤国政。太戊就位第七年，在王宫庭院生长二棵树，因长得又快又大，被认为是妖怪，太戊非常恐惧，伊陟乘机进言：臣听过妖怪胜不过德，如果大王善修德政，以德治民，就会免除祸害。商王朝很迷信鬼神，一经劝戒，太戊果然一改前非，勤于王政，修德治国。太戊的德政起到安抚民心，收复诸侯的作用，使商朝出现兴盛的局面。就连自汤以后时服时叛的东方地区“九夷”，也纷纷入贡朝见⑤。宝莲寺肇建于商代太戊“勤于王政，修德治国”的兴盛时期。自夏朝开始，中原地区就开始建立社稷，建庙以祭祀土地神与五谷神，每年举行祭祀仪式，祈求后土农神降福。太戊的德政使社会生产发展，他也认为是天地的福佑，命在王都郊外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山川仪式，后年年祭祀，夏商的崇拜文化逐步影响到漳地等边远地区。
  宝莲寺故址处于天宝山南麓台地，九龙江支流故道绕庙前而过，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于农耕。因靠山面水，又便于采果、狞猎、捕鱼等活动，利于居住生活。天宝山周边已出土石器的110多个新石器文化遗址（点）分布在今石亭镇、天宝镇、芝山镇、浦南镇等70多个村的所属范围，而宝莲寺正处在这些文化遗址的中心处，最远的距离只10多里路，宝莲寺所在塘边村也出土石核、石片、尖状器等石器，塘边村周边的北斗、高坑、仙景、埔尾、新厝、丰乐、乌石、后巷等村都出土不少石器，近邻北斗台地出土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镞形器103件，仙景台地出土98件。可见商代天宝山下已有不少先人聚居，并有共同的崇拜文化。漳地地处亚热带，气候多变，常有旱涝灾害，先人在这里建壇祀后土农神以求福佑。现在这里还遗留敬拜天地农神祈求丰收的习俗。
  宝莲寺肇建于商朝太戊年间，距今已三千多年历史，是闽南最古老的寺庙，其历史值得关注与研究。汉代通京古道
  清《漳州府志》载，漳州西方屹然为群（峰）之镇者曰“天宝山”。去城三十五里，五峰峭列，周围百余里，上有宝岩洞、芙蓉城、百丈泉、鬼漈坑。漳郡诸（山）多祖脉于此。山上有营头亭、揭鸿塞，路通安溪、龙岩、漳平等县。汉唐时西北向长安故道，由安溪、大田以行。这说明漳州许多小山都发脉于天宝山；天宝山汉唐时已有通京古道。
  汉代（前220-206年），距今已有2200年历史。周代漳境属“七闽”地。秦始皇时，漳境属闽中郡。秦末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率闽越人佐汉，秦亡后，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东冶（福州），时漳境属闽越国。后汉廷立武侯织为南海王，以漳境今漳浦盘陀岭“蒲葵关”为界，南属南海国，北属闽越国。后闽越国与南海国反汉，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廷兴师破闽越国，移其民于江淮间，可见汉代闽境就有通往中原的古道。天宝山汉代古道留有“揭鸿塞”等遗址，有唐慕容韦的“度揭鸿岭”的诗为证。
  闽越曾为塞，将军旧置营。
  我歌空感概，西北望神京⑥。
  “闽越曾为塞”反映漳境汉时属闽越国，在这里建塞守卫。“将军旧置营”记载唐时陈政、陈元光从中原带兵靖安漳境，在揭鸿塞一带设置军营驻守。今这里还留有军营山地名。
  汉时，天宝山通京的路线，据《漳州交通志》载，由揭鸿塞向北至华安汰内，路沿北溪上溯，经新圩岭、龙头岭抵华崶（今华安县城），再越骡仔岭向安溪、大田北行，经沙村（今沙县）抵延平（今南平），与秦汉入闽古道衔接入京⑦。此路经延平也通闽越国都城东冶。天宝山“汉代古道”向西经“蒲葵关”可达南海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因有通京古道，两汉以降，就有中原人陆续南下。晋太康三年（282年），今漳境北属晋安郡晋安县，南属南海郡揭阳县。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由于中原士民陆续入闽，人口增加，义熙九年（413年），析揭阳在今漳浦一带建绥安县。又历经百年于天监六年（507年）于今九龙江流域滨海地区置龙溪县（另一说：龙溪县始置梁大同六年〈540年〉）又于今九龙江西溪中上游流域南靖一带置兰水县，县治设在天宝山下兰陵（今靖城）。由于南下漳境人口增加，中原士民与土著屡发生矛盾，唐总章二年（669年）发生“蛮獠啸乱”，唐廷敕命陈政、陈元光带兵入漳境靖边，于垂拱二年（686年）奏准建立州治，设置唐化里，传布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办乡学、讲伦理、彰法治、启民心。景龙二年（708年）在天宝山下九龙屯（今浦南松州）创办“松州书院”，讲习书经史伦，是八闽第一书院。从此中原文化迅速在漳州传布。天宝山是漳州文化的发祥地。
  注：
  ①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6
  ②③《芗城区志·古遗址》，1579、1582页，方志出版社，1999.9
  ④陈兆善、杨丽华《虎林山遗址》，140页，海峡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11
  ⑤《中国小通史·伊陟相太戊》二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1
  ⑥《漳州古诗词选》3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11
  ⑦《漳州交通志》1-2页，东方出版社，1993.11
  天宝古楼寨史事
  郭上人 戴腾云
  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年）倭寇开始骚扰我国海疆为害，明洪武年间初，加强海防，倭寇不敢轻举妄动。嘉靖年间，官宦弄权，腐败成风，军备松弛，倭寇乘机而入，入侵闽浙沿海掠劫。倭寇侵漳郡先在漳浦、诏安、东山等沿海地区洗劫，继深入长泰、南靖、平和等山区危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由龙溪、长天宝寨江焕明摄泰窜入天宝，焚烧房屋、乱杀无辜，金银财宝抢劫一空，损失惨重。明末清初，郑成功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以金、厦为据点，在漳州展开拉锯战。倭寇入侵及明清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民间纷纷建土楼石寨以御卫。明以后，天宝相继建天宝寨、埔里寨、墨溪寨、月岭寨、福宁寨、长发寨、万春楼、胜宁楼、怀远楼、鸿湖楼、德庆楼、薰天楼等10多座。
  天宝寨 西郊最大的寨，也称大寨，又名西文寨，位于现大寨村东侧。天宝寨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为圆形土楼，据《天宝辂轩韩氏家谱》载，时拥韩缁为寨长。清乾隆二年（1737年）九月重修，在土墙外围砌砖墙加固。寨为二层，有房厅108间。寨辟三门，南门门额镌刻“天宝寨”，左款“乾隆二年九月重修”，右款“韩斌书”。韩斌，大寨人，清雍正十年（1732年）壬子科武榜第三十三名举人。东门门额有“璧生辉”三字，西门较小，门额无题款。寨内有口八角形水井，井栏高40厘米，宽60厘米，内径30厘米，栏厚12厘米。井边有圆形石水槽，高30厘米，外径68厘米，边厚8厘米。寨内还有古墓一座，三合土结构，无墓碑，据说是明代的祖墓。
  寨内有“显应庙”，青砖砌成，祀显化将军赵渊。庙面朝南大门。庙中悬“英光显赫”匾，清康熙八年（1669年）唐朝彝题谢。今匾为1997年仿制。唐朝彝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官到御史，在朝任职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才归休漳州。
  南大门内侧立一石碑，碑高1.8米，宽0.8米，厚0.2米，是韩裔记载祖先坟茔的碑记，碑题为“列祖行实坟茔之记”，碑记说，“人之有祖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子孙当知祖德，深识本源”。碑文记载一世祖观佑、二世祖均谦、三世祖弘祥、四世祖元吉、五世祖建绍、六世祖建瑞及七世祖君德、君备等及其祖妣的埋葬地点。现石碑保存完好，可见圆楼韩氏后裔对祖先的尊崇与敬重。大寨保存较好，现居住韩氏后裔。
  万春楼 址在天宝路边村，清康熙年间重修，门额上镌刻“万春楼”三字，楼近四方形，为砖石结构。墙长43米，宽36米，前后墙厚1.2米，东西墙厚1.25米。楼门高1.95米，宽1.35米。现居住韩氏后裔。
  唐陈元光开漳时，曾在四境建置戌楼驻守，保地方安定。陈有诗句云：“戌楼西北望泉山，十载干戈暑又寒”就是佐证。在天宝大山一带还有揭鸿塞、军营寨，后成为地名。时有韩器、韩尧、韩求从河南光州固始县随陈政入闽开漳，韩器为府兵校尉，有功晋为昭德将军。韩尧、韩求为府兵队正，初镇驻漳江（今云霄），后迁驻辂轩（今路边村）。据叶国庆教授考证，万春楼的前身是唐代戌楼。辂轩的含义，据《说文》说，“辂是竹，可作矢”，查有关记载，“辂”的原义是越族出产的竹，坚硬可做矢，芽可吃，故说它是美竹。“轩”的词义是摇舞。辂轩是摇舞的竹，是越族语，译为汉语是竹仔林或箭竹林。这里有箭竹林，韩氏沿用古越语称居地为“辂轩”。路边社清时属龙溪县二十都黄林保紫竹林村，说明“紫竹”符合“越辂”的含义。
  万春楼现居住韩氏部分后裔，因年久失修，部分已倒塌改建为民房，现存楼门及后墙，但村民仍把它看成是古辂轩社的标志。
  薰天楼 因周边盛长菖蒲，气味薰香而得名。址在埔里村北端，又名埔里楼，坐东向西，原为土楼，明洪武元年（1368年）孟春重修，改土楼为砖石结构，门额上横匾镌刻“薰天乐胜”四字。
  翻阅《漳南陈氏族谱》，未见对“薰天楼”的记载，但有陈氏开基埔里的记述：陈万珠，字在明，唐龙湖（陈元光）二十七世孙，克私公第三子。生于明洪武丙寅年（1386年），卒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万珠赋性宽恕，中存孝友，为子孙昌盛，游学四方，历相山水。明永乐初（1403～1423年），从（漳州）霞南步天宝，择地于三台山（天宝山）之前，爰买林家地一所，卜宅辟居于斯，名其里，曰莆邨，是为陈氏开莆邨第一世祖。后把其里及莆邨各取一字，名莆里（埔里），由此可见陈万珠卜居埔里之前，已有林姓在此居住拓垦，已经有“薰天楼”，并于洪武元年（1368年）重修。埔里陈姓系开漳圣王陈元光后裔，明永乐年间由龙溪县下南坂到埔里肇居。昔日埔里为杂姓地，以林黄为多数，陈姓初至，以农耕与养鸭母为生，传说陈姓因得好“地理”，鸭母日日生蛋，个个“双黄”，实是这里石螺、蚯蚓、青蛙、鱼虾丛生，野生吃料富足，鸭母长得肥又快，蛋多又大，大发鸭母财。因丁财两旺，埔里成为陈姓村落。该楼肇建何时，有待查证。
  薰天楼因年久损坏，于1984年又重修，原门额“薰天乐胜”石碑已拆断埋没。新置的门额改为“望江临月”。
  墨溪寨 又名“孤星寨”，建于明末清初，址在天宝西边墨溪村。寨呈方形结构，宽65米，长73米，高约8米。以花岗岩条石砌墙，坐北向南。寨开两门，南门门额匾镌刻“墨溪古胜”四字。西门门额匾镌刻“西成”两字，落款（清）“丁丑（1705年）仲秋麦村盼书”。戴盼，字子质，墨溪村人，康熙甲戌年（1694年）进士，河北长垣县令。南门与西门门楼是寨庙，南庙祀“关圣帝君”，西庙祀“寨内元帅”，崇尚忠义勇武精神。寨内有二直三横五条小街，现住20多户戴氏后裔。墨溪寨犹如一座小城。
  鸿湖楼 位于洪坑村，为条石与青砖结构的圆楼，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楼墙厚80多公分，楼门阔1.7米，弯弓门高约2米。康熙辛亥五年（1721年）重修，楼门门额石匾书“鸿湖乐居”，右款“康熙六十年季冬吉旦书”。楼高三层，每层有房18间，共54间。楼内一楼梯共用，二楼、三楼有通廊可通各房间。楼中有八卦形石埕，直径约18米，有八角形水井一口，水位很低，约5米才能吊到水。圆楼因年久失修，西边已倒塌二间三层。现整座圆楼只住3户4个老人，年轻人都住在楼外新房或古大厝。昔日建楼用了大量资金与人力，花了近5年才完成，而今却被冷落一边，令人惋惜。
  胜陵楼 在天宝东边山尾村，双层方形楼，底层为花岗石条砌建，二层用三合土椿筑。楼南北长56米，东西长49米，高约7米。四角建有耳楼，以供瞭望与射击防卫。楼肇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康熙辛末年夏重修。东门门额镌“锦里潜鳞”四字，下款是“东铺陈严书”。西门门额镌“胜陵楼”三字，题款人名模糊不清。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军由江西入闽西，于10月14日轻取漳州，“胜陵楼”成为太平军西路重要据点。派重兵防守，是年11月下旬出兵围攻天宝后园“福宁寨”不遂，于28日火烧“福宁寨”，全寨2000多人全部遇难。
  福宁寨位于天宝后园村西侧，建于明末清初。楼圆形二层，下层以花岗石砌建，二层以三合土椿建。墙厚1.2米，楼门有三，一大门二小门。大门朝南，门阔1.2米，门额镌刻“福宁寨”三字。全寨上下二层有厅房96间。二楼设小窗，另有枪眼多处，以供瞭望与防卫，庭院有二口大井，水源充足，大旱不干。因是后园陈氏六房头共建，又称“六房寨”。
  “福宁寨”东南侧有后园河环绕，可通达九龙江西溪。西北边有条古道，东通漳州、长泰，西通南靖、龙岩。水陆交通方便，建寨的石条是从江东船运到后园河上岸的。福宁寨边有一墟场，糖、谷从后园河外运。这里曾一度科第兴盛，后园祖祠“思敬堂”还高挂一对白色红字的大灯笼，上书“三世进士”。
  清同治三年（1864年）9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带军从江西入闽占领漳州，西路以天宝“胜陵楼”为据点，驻守重兵防清军进攻。在太平军进军漳州时，福宁寨的六房族亲纷纷携亲带戚避入寨内。族长从长远计，寨内储备大量米、麦、豆等粮食，还组织青壮年守卫。清军驻守的“胜陵楼”距“福宁寨”约三里，初期各有戒备，但互不侵扰。一天，太平军开饭，照例“咚—咚—咚”击鼓为号，当太平军正吃饭时，“福宁寨”却擂起战鼓“咚咚咚……”，太平军急忙放下饭碗披甲应战，但“福宁寨”的战鼓却停了。此举激怒了太平军，但探子打听到寨内只有百姓，没有驻兵，藏有很多粮食。时太平军粮食短缺，屡次派代表向寨内要粮，都遭拒绝。太平军决定攻寨，但几次攻击都因墙坚寨高而无功。11月28日采取火攻，一面用薄棺装炸药炸墙，一面用茶壶装炸药掷向寨内。寨内因人多，庭院都建草寮住人，一时草寮纷纷着火，寨内成了火海，哀号之声震传数里。许多寨民为逃生而跳下大井，二个大井都填满尸体。大火燃烧两天两夜，在寨中避战乱的2000多个男女老少，没人幸免。
  事后清廷钦赐“福宁寨”为“忠义乡”，在寨废墟上建“忠义堂”，堂左右挖坑埋尸骸，建两座大墓，每年殉难日及清明日举行祭扫。在附近古道立1米多宽，2米多高的石碑，上书“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以表悼念。
  而今故址是一片浓绿的香蕉园，有的已挂上蕉果。令人奇怪的是在香蕉园中长出一抱绿竹，如鹤立鸡群，原“忠义堂”及墓域都不见了。据说福宁寨及忠义堂的砖石都拆去建大水港水利工程。我们在蕉园草丛中发现二通沾满泥土的墓碑，碑长90公分，阔70公分，厚20公分，上书“钦赐忠义乡殉难男女之墓”，右款是“皇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腊月立”，左款是“六房众子孙立”，这是原两座埋尸骸的墓碑。如今废墟地下还曾被大雨冲出烧焦的黑米、黑麦。
  火烧“福宁寨”已远去140年，后园陈氏后裔每年11月28日家家都备祭品，在门口敬祀因战争逝去的祖辈。
  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天宝镇楼寨有的保存较好，有的失修破落，有的因战争或其他原因已废圯。但这些楼寨是漳州史上建筑文化的一种独创，它记载着明清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人文价值，需要人们给予关注与保护。
  漳州文史资料辑录
  漳州芝山书院
  清·左宗棠
  开元寺，建自唐，时佛事之盛志谍详之。朱子尝讲学寺右，北溪勉斋诸先生从之游。后人即其地立祠，并建芝山书院，而址小于寺，诸生出入必由是门，儒者病之。当时北溪先生曾有开元寺改建试院之议，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
  咸丰三年，寺毁干寇，栋宇尚存者。同治三年，粤寇陷城，尽付一炬，僧徒逃散殆尽。昔之连屋累栋并遗址，不可复识矣。余督师过此，结营寺后山顶，适漳人议修复试院，因令即寺故址为之，且示以北溪旧议，曰：“陈先生命我矣。”五年春，余自梅州班师，过漳州试院，工已逾半。观察夏君、太守刘君乞余题柱，因遂书此。芝山书院旧有石刻一联云：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十二峰送青排 ，自天宝以飞来。相传为朱子遗迹，此固无可考，然不啻为今日言之也。
  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土；
  筹边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从瘴海班师。
  ——录自《左文襄公联语》
  （李竹深辑）
  千年文化古村——墨溪
  郭上人
  位于芗城区天宝镇“十里蕉林”的墨溪村，是戴姓村落，肇建于唐代，已有1200年历史，村中居住唐开漳分营将戴君胄后裔。在漫长的发展中，至今已传衍40多代。戴氏后裔重视华夏的传统文化，思源敬祖，弘扬祖德，传承祖训。重视耕读，兴学重教，鼓励科第仕进。村中文化积淀深厚，还遗留塾学、碑刻、祠堂、族谱、楼堡、庵庙等文化遗址与文物。
  思源敬祖建郡马亭
  走近墨溪，村口蕉林中新建一座“戴郡马纪念亭”。亭呈八角形，红柱瓷瓦，屋顶每角都有瓷粘的彩龙，龙体弓身奋腿，似欲奋起飞天。亭四周是小花园，种植数十株常青的松柏与七里香，散发阵阵幽香。纪念亭中竖立一座黛色石碑，碑高2米，阔80公分，厚10公分。碑面阴刻“戴公郡马亭碑记”，记载戴君胄的生平与业绩。碑前两边亭柱有副对联：
  功昭八闽黎世盛赞辅国大将军，德溢九洲子孙缅怀郡马副元帅。
  戴君胄（703～778年）名汝孙，号肃庵，开漳刺史陈元光季婿，故称郡马。戴君胄祖父戴伯岳，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在闰州（今江苏镇江）任官，家住丁卯桥。伯岳于隋末追随固始人李克耕（犊）起义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佐李渊、李世民建立唐政权，以战功授府兵校尉。伯岳生一子元理，号木轩，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随归德将军陈政入漳开疆，以功封顺德将军。戴元理生子君胄，是漳州戴氏家族第三代。开漳归德将军陈政病逝后，子陈元光袭父职，创建漳州州治，敕任首任刺史。景云二年（711年）战殁。时戴君胄才8岁。戴出身将门，少承祖训，潜心读书，又苦练武功，后佐陈元光孙陈酆治郡，历任分营将、司田参军等职，大力传布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对漳郡颇有贡献。戴君胄逝于大历十三年（778年）。宋代追封戴君胄为“郡马副元帅”，追封妻陈怀金为“柔徽克济益恭弼德夫人”。
  戴君胄有三子（克纯、克绍、克统），长子克纯袭父职为分营将。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漳州，克纯及子耀德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迁居龙溪县游仙乡墨场（墨溪）。这里背靠九龙山（今天宝山）余脉，滨临九龙江西溪，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有利发展农业。墨场前有月湖，舟楫可通溪达海，水运方便。而距墨溪只二三里的双溪口兰陵（今靖城镇），早在天监年间（502～519年）已是兰水县治所，开发较早，人烟较多。克纯领子耀德在这块宝地卜居传衍。
  如今戴氏后裔已衍布芗城、龙海、漳浦、云霄、长泰、平和、南靖及福州、广东、广西、浙江、台湾及东南亚等地。但戴氏子孙仍不忘宗功祖德，建立“戴郡马纪念亭”以缅怀赞颂祖先，体现寻根思源，弘扬祖德，敬祖睦族的文化传统。记载千年家族文化
  古村有一部父系家族世系谱牒《墨溪戴氏族谱》，在开漳始祖世系图族谱序言中写道：“万物皆本于天，人生皆念其祖。家之谱牒与国之史册，无异也”。国有史可知盛衰兴替，族有谱可知血统本源。可见戴氏前人对纂修谱牒的重视。《墨溪戴氏族谱》着重记载血脉的传衍。从隋末始祖戴伯岳始，经唐开漳戴元理、戴君胄，到龙溪墨场开拓的戴克纯父子，北宋熙宁间十六世戴禹宾，南宋绍兴年间二十世戴知先，明洪武年间廿六世戴仲华，清康熙年间三十五世戴仲翼，到民国时期四十三世戴希贤，共记载四十三世，历经1300多年，世系简明清晰。因年久湮损，谱牒已不完整。但通过子孙历代撰写续修，仍可看到家族的来源、迁徙、繁衍、婚姻、丧葬以及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内容，使子孙能知根源、明宗支、识辈份、承祖德。懂得慎终追远，饮水思源。
  撰修谱牒的目的是教育后代崇敬祖先、宏扬祖德，丕振门风。《墨溪戴氏族谱》对扶伦建业者表之，树德立勋者扬之。对进士、举人、贡生及仕进者，在其名下加以简注科第、官衔，并另立“仕官表”，记述褒扬。从隋末戴伯岳带兵佐唐为官，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戴嘉谟中举的1200多年间，漳郡有戴氏307人入仕为官，其中墨溪村有30多人。《族谱》以宗功祖德，激励后代缅怀、效法、崇敬祖先。《族谱》为记载、褒扬祖先拓垦之功，对有突出贡献的先祖戴元理、戴君胄、戴善忠、戴永明、戴祥正、戴文达、戴顺化等70多人立名，以供后代祭祀。使子孙明了祖业来之不易，寄望子孙以谱为镜，上承先泽，下开未来，慎身励志，光大祖业。
  《墨溪戴氏族谱》分谱有篇《家训》，是三十七世戴绚之所撰，绚之生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于乾隆六年（1741年）。《家训》主要内容有六点：一、衣食足而后礼义兴。男耕女织，及时勤力，制节谨度，量入为出，自有余饶。二、对童年子弟，须择谨厚通沏之师，教以进退揖让，涵养德性。成童有知，教以谨言慎行，明伦执史，隆师亲友。工习文章，挺取科第，显亲扬名。三、婚冠之事，依份而行，不可苟慕富贵，不奢侈办事。赋税早求输官，以尽忠民之义。四、睦族之道，是为要务，忍小忿，恕小过，勿因微嫌而结怨。有隙当审义理，不争斗诉讼。五、子孝其父，少顺其长，富恤其贫，贤教其愚。六、勿习赌博，以倾其家。毋作非为，以辱其先。为善则身心安，读书则门第高。《家训》要求后裔作到衣食足，兴礼义；尊师重教，挺取科第；忍让睦族，不搞词讼。要孝悌忠信，恤贫助愚。不为非乱作，要为善读书。《家训》虽带有族权统治的色彩，但可窥见家族文化积极的一面，它利于家族的团结互助，进取向上。
  古村昔日的辉煌
  戴氏大宗祠堂位于村中央月湖边。正厅高挂“谯国祖堂”、“追远堂”两个匾额。“谯国”是郡望，戴氏的来源是周宣王于二十九年（公元前799年）封一位商朝遗族为宋国国君，在位34年，深受百姓爱戴，殁后周宣王谥为“戴”，称宋戴公，子孙以戴为姓。因从谯郡（今安徽毫县）发祥，故戴姓以“谯国”为郡望。“追远堂”是含追远报本，祀祖敬宗之意。正厅中央立祖宗神位。一世祖戴伯岳，二世祖戴元理，三世祖戴君胄，四世祖戴克纯等，体现戴氏血脉来自中原，根在中原。
  墨溪戴氏历代重视从中原传承“耕读为本”的祖训，耕以丰衣食，读以振家风。办塾学培养子弟，设书田鼓励仕进，因而人才辈出。明清时，祠堂门前石埕竖立“旗杆”30多支，祠堂内挂满“举人”、“进士”、“祖孙进士”、“兄弟进士”、“奕世承恩”、“纶青宠锡”等等匾额。体现戴氏文运辉煌，仕进腾达。宋代进士有戴开，任临军州刺史，虞部郎中；戴天泽，通州通判；戴觉，奉议郎，宫廷教授。明代进士有戴传，廉州教授；戴礼，临州知县；戴以誏，温州知府。清代有戴盼，长恒知县。墨溪先后出7个进士，9个举人，10多个贡生。（秀才考入府学为廪生，廪生考选京城国子学为贡生）。有的举人也被委以重任，戴骥（明代），浙江御史；戴和（明），两浙盐运使；戴曜（明）凤阳知府；戴毓濋（清），兴文知县。有的为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漳州府志》为其立传。戴以誏（1547～1624年）字振宇，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时倭寇从海上侵掠浙江沿海州县，温州府遭抢掠烧杀，危害最烈，造成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是时知府戴以誏“抚循备至，温人沐浴膏泽，郡人感恩至深，立祠祀之”。归休后“建宗祠置祀田，敦宗睦族，有古乡先正遗范”。他又“献书田以赏子孙登科”。殁后祀为乡贤。立传的还有戴养健、戴盼等。墨溪屡有士子登第仕进，这是崇文重教风气的象征，因而被誉为“书香之村”。
  墨溪戴氏分支在长泰县等地的后裔，因遵循崇文重教祖训也科第鼎盛，相继到墨溪祖祠竖旗挂匾，荣宗耀祖。有为戴耀、戴壎立的“父子进士”匾；为戴时宗、戴燝立的“祖孙进士”匾；为戴熺、戴熚立的“兄弟进士”匾，为戴绅、戴玑立的“叔侄进士”匾；还有为戴时宗立的“督抚都堂”匾；为戴熺立的“藩侯文宪”匾；为戴仕衡立的“忠谏”匾；为戴耀立的“宫保尚书”匾；为戴燝立的“柱史文宗”匾等等。这使墨溪戴氏的文名锦上添花，声誉广传。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进漳，看到祠堂前旗杆林立，祠堂内匾额高挂，视之为敌，一把火把祠堂化为灰烬，把旗杆砍落在地。这些荣誉与权力象征的证物，一夜化为乌有。现在的祠堂是清末重建的，唯有祠堂边“出仕芳名录”残碑，还记载着昔日的辉煌。
  古遗址与新楼群相映
  古村民居环湖而建，四周是蕉林，环境优美。这里原有“八景”：即“龟蛇把水口”、“鲤鱼接嘴”、“金龟背印”、“孤星伴月”、“圆山倒影”、“七星坠地”等。这是古村民对家乡地理文化的描述与赞美。但吸引人的还有那些古遗址与新楼群。
  明代塾学 进士戴以誏创建，另献“学田”奖励学子修业仕进。这是座三进古大厝，头进一层，二、三进二层，有厅、房、埕、廊，虽已“老态龙钟”，但仪容尚在。从塾学走出“九廪生，十三贡士（生）”，誉满府城，贡生在京都国子学学成后，都授任官职。戴品，授平乐府通判；戴章，授珉府教授；戴礼，授临州知县；戴黼，授六安州州判；戴振岳，授泰顺县训导。已过数百年，戴氏后人还对塾学津津乐道，屡以塾学事迹启发后生奋学上进。
  古村原称墨场，孩童八岁入学，村中读书人众多，学子习字后在村边小溪洗笔砚，致溪水常呈墨色，墨场因而被称墨溪。现在这里还流传着“读书肯认真，书中出黄金”、“富从勤俭得，贵从读书来”、“做人不读书，恰似一头猪”的劝学民谚。
  古塔与牌坊古塔名文昌塔，在村外溪堤上。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始建，天启六年（1626年）完工。塔为八角形，由条石与青砖砌建。初建九层，后因地震修葺，仅存7层，内设夹道以通上下。第一层有杨联芳撰的《建塔碑记》，第二层有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县张师孚题写的《文昌塔碑记》。文昌塔与靖城龙山阁隔溪相望，旨在兴文远、镇洪魔。两座石牌坊矗立在墨溪里门，“纶音宠锡”坊是为明文林郎、大理寺右寺副评事戴养健所建。约建于万历年间。“奕世承恩”坊，是为进士、温州知府戴以誏所建，坊建于崇祯七年（1634年），今牌坊都已废圮。但墨溪后裔把这两座牌坊看成是戴氏家族的“文化丰碑”，是家族的荣誉。
  墨溪石寨在村内西边，寨门匾额写“墨溪古胜”。寨有三层，一层为石墙，二、三层为青砖墙，现尚存二层。门墙厚2米多，设双重门，门楼上置水洞防火攻。石寨面积4680多平方米。寨内建二横三直五条小街，南北向二街各长72米，东西三街各长65米，南街与中街各宽5米，其他宽3米，像座小城。中街的尽头是西门，门上石匾额刻“西成”，边有小字，“丁丑仲秋”、“麦村盼书”。南门与西门有石梯通楼上寨庙，南庙祀“关圣帝君”，西庙祀“寨内元帅”。意含效法两神的“忠义勇武”精神捍卫乡土。石寨留传一段故事，寨建成后，为鼓励后生苦读仕进，商定由考中进士者写寨匾。村中生员纷下决心，要“金榜题名”，以得“石寨题字”。戴盼日夜苦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年（1694年）考中进士。石匾上丁丑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说明匾额是在进士及第三年后才写的。麦村是戴盼的号，戴盼授浙江长垣县知县，为官有政声，善写诗，著有《涵亭诗草》集。石寨原居50多户200多人，因相继在寨外建新楼，现住23户近百人。
  大宗祠堂宗祠二进，面阔三间，深三间，比一般的宗祠宽大，门前有石鼓分立，清代建筑风格。正厅木柱有副对联：
  “追来务尽孝，思念当年佐唐室开疆竹帛扬劳光俎豆；远绍无遗忘，泽愿此日依墨溪聚族算裘济美耀门楣。”
  此联要求后裔要铭记祖辈开疆的功绩，继续努力奋进以光耀门楣。现在墨溪戴氏后裔仍沿着耕读为本的祖训，重视子女的读书教育。替代当年挂在祖厅的“举人”、“进士”等匾额的是挂在西墙上的6个“学士芳名匾”，匾上题名的是60多名大学毕业的学士，其中女学士14名。戴明达一家出了二男一女“三学士”，这些学士是村中的精英，受到古村人的敬重。学士中有党政干部、工程师、教师、医师等等。多数戴氏后裔走劳动致富、科技致富之路，以种香蕉、经商、打工等发展小康家业。村中新盖的楼群最为显眼，多是二层、三层，面积在二、三百平方上下，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凉台、农具间。水电、通讯、家电齐备，新楼居成为财富、文化的象征。深厚的文化积淀，走向小康的新农村，是墨溪古村的新貌。
  本文参考文献：
  《漳浦姓氏丛谈》
  《漳州府志·人物》
  《漳州府志·选举》
  《墨溪戴氏族谱》
  《平和戴氏族谱》
  《龙溪县志》
  《南靖县志》
  天宝的庙宇王和贵戴腾云
  古代天宝就有庙宇，至今现有10平方米以上庙宇共32座，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始建的，其中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6所，列入文物保护的路边威惠庙（保福庵）有座元泰定三年（1326年）建的石雕石莲花。
  天宝各村、社庙宇列表如下（附分布图）：
  天宝显应庙
  据清《龙溪县志·古迹》卷之十一载：“显应庙，在郡西天宝市（今漳州芗城天宝镇），至元（注：即公元1335～1340）碑记云：神姓赵名棠，弟名柏，洪州人。不知何代，仕殁于漳，乡人立庙祀之。宋绍兴间（11311162年），有艺作神语者曰：腊月二十五日，有贼犯境，当相助。及期寇果至，忽无数蜂螯之遁去。嘉定十一年（1218年）敕赐‘显应’。嘉熙二年（1238年），封（赵）棠为‘应福英济孚忠普祐王’；（赵）柏为‘昭德英烈显应协祐王’。东厢记通灵显化将军，名渊，则王之孙也。”天宝显应庙何时拆毁无考，据说址在今天宝中心小学。
  天宝历代出俊才
  郭上人 戴腾云
  唐宋以来，天宝外来人口渐多，也带来了中原文化。祖辈在开疆垦拓中过着面对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却不忘关注子孙的培养教育，开私塾、办乡校、建书院（宝山书院），授儒学、启民智，培养才俊。戴姓、韩姓等家族还专门创立“书田”，鼓励子孙读书上进。宋以后，小小的天宝出现一批国学生、举人、进士。墨溪村出现举人9人、进士7人、国学生13人。近现代出现天文学家戴文赛、土木工程专家戴尔宾、医学教授戴天佑等等。明代移居印尼的韩氏后裔韩振泗等被选授主理华侨事务的“甲必丹”。“戴文赛星”遨游太空
  戴文赛（1911～1979年），是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人，1940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一生献身于天文事业。1964年10月30日，戴文赛参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研究时，发现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委员会认定，编号为3405号。1994年5月，国际小行星研究中心及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为纪念戴文赛对天文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将该小行星命名为“戴文赛星”。
  戴文赛的祖父务农，父亲信奉基督教当传道士，晚年在漳州城里任小学教师。戴文赛先后入教会办的育贤小学、寻源中学、协和大学物理系求学。他生性活泼，兴趣广泛，能弹钢琴、吹黑管、打网球、玩桥牌，还能作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以其收入维持生活及攻读研究生。1935年起先后应聘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助教。
  1937年8月考取“庚款”留学生，入英国剑桥大学，在著名天文学家麦丁顿教授指导下攻读天文学，1939年因成绩优异，获学校天文学奖金。1940年以《特殊恒星光谱的分光光度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他在国外生活、学习几年后，深有感触地说，“到了国外，你会更热爱自己的祖国，产生要使自己的工作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的想法”。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为回祖国服务，于1941年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昆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当时是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因缺乏必需的设备无法从事研究工作，只好到燕京大学任教。
  解放初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把业余时间和精力，用于天文学的研究，并编写天文学的教材。1954年到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任教，积极地开展天文学科的教学、研究和科普工作。早在1938年戴文赛留学英国时，应英国代表团的邀请，列席国际天文协会会议。1955年和1958年又两次应邀出席国际天文协会会议，广泛和国外天文学家进行学术交流。1958年，他参加全国天文工作规划会议，对开展天文学工作提出很好的建议。
  1962年，他提出“宇观”新概念，著有《宇观的物质过程》（1962年）、《宇观过程的特征》（1964年），《关于宇观概念的讨论》（与罗庆文合著）、《微观、宏观、宇观》（与陆琰、胡伟兴合著，1972年）等，这对推动全面深入地研究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以及宇观和微观的辩证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经过20多年的悉心研究，他收集和计算了大量有关的观测资料，在国外星云说的基础上，提出太阳系起源新学说，《天体的演化》一书，充分体现他在天体演化研究方面的独特见解。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恒星天文学》、《太阳系演化学》，这些著作在国际天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主编的教材有《普通天文学教程》、《恒星天文学教程》、《理论天体物理》等。此外还有论文、科学报告、科普著作等百余篇，部分科普文章汇编为《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他一生回复无数个天文爱好者的来信，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天文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戴文赛历任中国天文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编委会副主任。“戴文赛星”的出现，说明他是世界天文学界的顶尖人物。
  南京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戴尔宾
  戴尔宾（1905-2001年），祖籍天宝洪坑村，曾在漳州育贤小学、省立八中（今漳州一中）、厦门大学读书，因有志于土木工程专业，向亲友借钱到菲律宾马尼拉大学读土木工程系。他白天读书，晚上当家庭教师，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与学业。1926年在侨胞林珠光先生资助下转读美国华盛顿大学。上美国康乃尔大学是他的理想，1927年暑假，他在一工厂做临时工，经一美国教授帮忙，才转到东部著名的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二年级。那时因没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大学青年会介绍到本校董事、银行家特里曼家做家务，才继续半工半读完成学业。那时他十分勤俭，把节余的钱寄给父母并帮助两个小弟继续上学。1930年夏天，取得康乃尔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戴尔宾单身空手到美国完成学业，历经许多艰辛，他说，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困难的，只要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实现理想。
  尔宾毕业后要回国服务，身边没路费，只得先到纽约一家桥梁公司工作。1931年9月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漳州父母身边时，身上只剩下60美元。1932年在漳州任龙溪县建设局长。1933年来到南京，在铁道部设计科任科长，在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博士郑华的手下工作，第二年与郑华的侄女郑熙澜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广西贵县负责修建黔湘桂铁路段工程。1942年到重庆，在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博士创建的“中国桥梁公司”任职。1946年戴尔宾在汉口创建“平汉铁路江岸桥梁厂”，负责修复汉口附近的三座桥梁，维护铁路线畅通。
  解放初期，“平汉铁路江岸桥梁厂”积极发挥作用，先后抢修郑州到长沙被破坏的数十座大小桥梁，使京广铁路迅速恢复通车。1953年“江岸桥梁厂”并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下设第三桥梁工程处，戴尔宾任总工程师，先后在宁波修建余姚两江大桥，在四川金沙江修建岷江大桥，在福建抢修闽江大桥，在河南漳河抢修四座大、中型桥，在南昌赣江修建两座大桥等等。在修建工程中不断改进技术，既提高桥梁工程质量又节省人力、财力。
  1959年，戴尔宾在南京长江大桥指挥部任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领导工作。南京的江面宽，水深流急，施工难度大。还有大桥水上作业多又杂，水上桥墩、两岸桥头堡及引桥相继开工，不少设备如水上吊船、铁驳船、拖轮、吊机、高压水泵等等不够用，为了避免发生争执拖延施工，大桥指挥部组织一个调度室，也由戴尔宾兼调度长，他把电话放在床头，常常三更半夜起来解决问题。由于做好协调，各部门通力合作，服从统一调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在各级班子坚强领导下，在员工的努力下，我国最大、自己设计、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通车，并已安全通车30多年。南京长江大桥凝聚戴尔宾的许多心血。
  戴尔宾一生参与修、建大桥40多座，江、浙、川、贵、滇、桂、闽、赣、湘等省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与员工一起睡工棚，下工地，搞技改……，他用毕生精力，为我国桥梁事业做出贡献。
  著名的医学教授、专家戴天佑
  戴天佑（1904～2002年），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人，一生献身医学事业，是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专家委员会委员。
  戴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年制预科，1933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五年制本科，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学习优秀金牌奖。后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学位。他经哈佛大学教授会推荐为美国公共卫生荣誉学会会员，授给“Delta-Omega”金钥匙奖，继续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修卫生教育，随后对美国东部、东南部和英、法两国进行城市与乡村卫生及卫生教育实地考察、研究。
  戴天佑回国后，先后在厦门保赤医院创办健康婴幼儿门诊部，对外门诊，并开展妇幼卫生宣传教育，因诊病认真负责，医愈许多患病婴儿，屡受好评，继赴南京新组建的中央卫生教育部门，协助作好机构充实与完善工作，并开展地方卫生教育与学校卫生。
  抗日战争期间，戴在南京卫生实验处和卫生公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任教育长3年，参与培训数以千计的高、中级卫生防疫专业人才。1942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教育组主任、国家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组织国内师资交流。编写教材，特别在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等医疗社团和联合国捐募外资和医疗教学器材，安排出国进修奖学金，协助解决抗日战争期间医学机构内迁及胜利后医药院校重建等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他还热心医学会工作，中华医学会总会设在上海，因抗日战争终止工作。时迁成都的执行理事会委托戴天佑为总会代理总干事（义务兼职），他也负起责任，继续发展联系会员，组织成立地方分会。当时条件甚为困难，他还继续编印出版中、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并联系有关部门、会员，组办1943年第六届会员大会，从而保持了中华医学会工作的连续性。
  新中国成立后，戴天佑继续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理事，继续为医学会活动献策出力，1984年获学会表彰。他还先后任华东卫生部技正、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教授、系副主任及医学院教务长等职。50多年来，戴天佑除在卫生工作、学院教学、医学会活动外，先后主编《公共卫生月刊》、《实验卫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还编著《儿童卫生学》，主编《农村卫生学》和辞海试行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部份，以及《医学卫生普及全书》。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同意在这些书基础上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从而引出了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
  1985年戴天佑获上海第一医学院授予执教从医52年荣誉证书及专家委员会荣誉证书。
  农家出身的名医韩得成
  韩得成（1906-1994年），城区天宝镇大寨村人，由农家子弟成为医师。解放后任漳州市（今芗城区）市立医院副院长等职，他从医60多年，勤勤恳恳为病者服务，终成漳州名医师。
  韩得成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与村里许多农家一样都是几代人不识字。韩氏家族留下“书田”10多斗种，以鼓励后代读书上进。韩得成的父亲虽不识字，却重视儿子的教育，他认为在农村读书难有出色，便送11岁的韩得成到漳州城育贤小学上学，后入寻源中学，1926年考入鼓浪屿教会办的救世医院附属医科学院学医。五年后毕业，因成绩优良颇得校方赞赏，留门诊部当医生兼任助教辅导工作。1934年被派往同安县任县医院院长。他以认真、细微、热情的服务态度，获得许多病者的信任。1936年，龙岩基督教会要以重金聘请韩到爱华医院任院长。韩得成以“医生只能以济世救人为重”为由谢绝，同安县也不同意韩离开。由于是支援山区，经多方协商，韩才到龙岩爱华医院就职。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使用细菌战，龙岩瘟疫流行，韩常一人干二班，全院员工都日以继夜抢救病者。1941年发生“闽西事件”，国共分裂。当时闽西革命领导人邓子恢、魏金水、刘永生等都曾患病秘密到爱华医院住院，韩得成等医院职工冒性命危险给予诊治保护，医药费都由“救济贫困”项目支出。1944年冬，国民党省保安团对闽西红区再次清剿，红军武装伤亡严重，派人到医院要药。因数量较多，不便在“救济贫困”项目支出。韩院长与董事长廖昌和商量，认为“医院是救死扶伤，要多少给多少”。当天深夜，打开药库任由来人按需取药。次日，医院以“药库失窃”为由报账了事。1947年下半年，韩辞去院长职务，携眷回漳州开业行医。群众知道他是医院院长，求医者日多，韩得成诊病“贫富一样，童叟无欺”。对少数贫困患者既送医又送药。他说，医生要医术，更需要医德。
  1949年9月漳州解放，魏金水、陈天才等同志进漳，登门请韩出来工作，嘱咐把在爱华医院支持革命的事迹整理出来，意欲给予论功重用，韩说：“过去支持革命的事是应该作的，不必提了，能作个无名英雄就心满意足了。”解放后，韩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医务工作者和社会防疫卫生工作。1954年韩任市立医院（今芗城医院）副院长。因医院事业发展，医护人员不足，医院附办护士学校，韩自任校长并参与上课，培养一批护士人员。在计划生育等各种活动中，韩带动全体医护人员尽力尽职完成任务。他在82高龄时写出一首诗：“一生谨慎，勤奋俭朴。行医救人，效法基督。言行一致，痛恨邪恶。理想深远，助人为乐。教勉后裔，尽忠爱国。坚强意志，以德造福。”这是一首感怀诗，反映韩的为人与愿望。
  韩得成曾任漳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常委、漳州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市卫协会副主任、市科普协会常委等职。百姓建祠敬念的县令戴盼
  戴盼，字子质，天宝墨溪村人。盼性机警聪敏，过目成诵，又喜读书，“草堂书声琅琅彻于夜”。少时适逢郑成功与清军在漳郡争战，受到兄长的多方关照。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统一台湾后，漳州才渐安定，盼参加科举考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年（1694年）考中进士，授长垣县令。时长垣县是河北省最难治理的“剧县”，民众屡遭强豪凌辱迫害，被害人忍辱吞气，苦不堪言。戴盼上任后，对积案“剖决如流”。有豪强横行危害乡里，事发后又十分猖狂。民众告到官府，三年还没下落。戴盼亲临实地调查，查清实情后，就地进行判决，强豪泥首折服，再不敢妄为。戴盼不畏强豪，敢于为民作主，名传四方。细民把盼当成“神君”呼颂，就地建生祠敬念。《漳州府志》为戴盼立传，记载戴盼的事迹，并评其文高远，下笔雄迈奇伟，不入俗体。盼晚年尤喜吟咏，与漳州文士成立“南州文会”，切磋艺文，交研经验，评击丑恶，宏扬善良。戴盼有《江东即事》诗云：
  苍凉古驿大江滨，故垒连山白草新。
  水势长奔三十里，涛声犹感五千人。
  乱余野庙乌啼树，秋冷平沙客问津。
  满眼荻花寒雨暮，扁舟凄断老夫身。
  这是描写郑成功军队与清军交战后江东一带的即景诗，虽然古驿、故垒犹在，江水依然奔流不息，但看到的却是“野庙乌啼树”、“荻花寒雨暮”的萧杀凄凉的景象，反映对战乱造成的破坏的伤感，让百姓过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的祈望。
  戴盼著有《涵亭诗草》一卷，有《江东即事》、《瑞竹岩》、《双溪新涨》、《龙山阁》等诗收入《漳州府志》、《南靖县志》。印尼“甲必丹”韩振泗
  韩振泗，祖籍漳州天宝辂轩里（今路边社），清乾隆年间曾任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甲必丹”。
  据印尼东爪哇《韩氏家谱》载，韩氏第十七世祖韩必强于明末清初由天宝辂轩里出洋移居印尼东爪哇。二十一世韩振泗授为“甲必丹”。韩振泗急公重义，常帮助华人解决困难，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威望，被授任主持华侨事务的官员“甲必丹”。华人社会中的纠纷、诉讼、华埠的建设、贸易、要求、建议，都由“甲必丹”解决、实施。韩振泗任“甲必丹”对华埠的建设、贸易，解决华人社会的矛盾，作出了贡献。韩振泗去世后，按他生前的愿望，夫妻遗骸迁回祖家安葬。现墓碑尚在。墓碑上方刻“天宝”两字，中间刻两排字：右边“特授显考甲必丹讳振泗韩府君墓”，左边是“显妣太孺人谥慎陈氏寿域”。右边小字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岁次戊戍孟秋吉旦，左边小字是子、女、孙的名字。据此可知迁葬时间为1778年。韩振泗生在异域，死后归葬唐山故土，体现了落叶归根、爱国爱乡的心愿。
  印尼东爪哇《韩氏家谱》尊唐开漳校尉韩器为开基祖，南宋进士、户部尚书韩鋐为开基中祖，十三世韩武松为印尼始祖。韩氏家族对印尼发展农业和制糖业发挥很大作用，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授“甲必丹”的还有二十二世韩长庚、韩天毕、韩宝南、韩宝鹿，二十四世韩肇兴等。
  注：本文参考文献
  《漳州府志》
  《漳州市志》
  《芗城区志》
  《南靖县志》
  《中国名医列传》当代卷
  《戴尔宾回忆录》
  《韩氏家谱》
  《印尼东爪哇韩氏家谱》
  漳州文史资料辑录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书》谓：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吕宋国，能辟瘴气。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矣。
  然唐诗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时已有服之者。据王肱《枕蚓庵琐语》谓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
  崇祯中下令禁之，民间私种者问徒。利重法轻，民冒禁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甚禁。
  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据此，则烟草自崇祯时乃盛行也。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33
  （李竹深辑）
  戴文赛故居
  郭谋忠沈其伟
  戴文赛（1911—1979年），著名天文学家、教授，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他因家境贫困，1914年全家迁至城区舅舅家寄居，六岁时就读于漳州育贤小学，后升学到厦门集美中学、漳州浔源中学。他自小聪慧过人，学习勤奋，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成绩优异。
  1928年，戴文赛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先后到广东岭南大学、北平燕京大学任助教。1937年8月他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学并获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后又到燕京大学任教。
  戴文赛是我国天文学界的前辈，他一生著述丰富，出版的专著有《恒星天文学》、《普遍天文学教程》等118种之多。他承担教学、实习、培养研究生任务，组织编写我国一整套天文学教材，为培养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恒星光谱、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填补我国天文研究的空白。1973年《天体的演化》一书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新星云学说，开创了我国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经常为学校、工厂、部队、机关等作科普讲座报告，并支持、培养了许多天文爱好者，为各地来信做解答。他晚年患不治之症，仍坚持伏案疾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戴文赛教授对天文学有突出贡献，先后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1952年加入民盟，1979年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国际小行星委员会于1994年把戴文赛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确认为“戴文赛星”。
  戴文赛的故居就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的洪坑村，这座古村落面对鸿湖，湖面约一百三十公顷。面湖的建筑一字排开，坐南朝北，层次跌落，主体是七座三进、五进大屋，每座大屋的两侧各有两排单层护厝，向湖里敞开，显得格外壮观，这就是戴文赛的出生地。
  古居依坡面水而建，暗红色的屋面斜坡纵横交错，秩序井然；房屋低矮，三合院的格局依然完整，从容地往水平方向铺展，紧贴着土地；屋脊线是舒缓的，檐角略略起翘，波浪一般涌起，一大片典型的飞檐翘脊的闽南古厝。古厝均以大条石砌基，砌得比人还高，墙壁用青砖砌成，屋顶铺红色砖瓦，人称“青砖石壁脚”。
  古居中有一座圆形城堡，楼门用方正平整条石砌成，拙朴浑厚，十分坚固，门楣上题着“鸿湖乐居”四字。鸿湖乐居直径35米，53间房屋分三层环列，空出正南一个大门，中央空坪上一个八角形古井，楼内设有木制通廊，可通各个房间。“鸿湖乐居”与闽西的土楼形状相仿，只是建筑材料太好了，青石青砖，故不称土楼。
  戴文赛故居的布局很独特。故居由七座大屋组成，居中的大房是坐南朝北的二进屋，花岗岩砌的墙，内侧面磨得平滑考究，向外的一色粗糙石面。逐步内扩的房屋一座比一座规模大，有三进，也有四进，有的又增设一片院落，有的大屋又添加两厢护厝，形成七座七种彩绘装饰，加上圆形城堡位于中心，如同七星拱月。每座大屋的设计者都是戴文赛祖上的叔伯兄弟，兄弟间也许是攀比，也许是标新立异，在房屋装饰上各有追求、各具特色。
  古村落的石雕颇见功底，流畅的雕刻线条，厚实饱满的实物，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造诣，其间以花草树木雕刻见长，且主要是浮雕，这些花卉树木逼真生动，栩栩如生。客厅风屏、壁木橱窗、屋梁柱子上的木雕，可称是造型艺术中的珍品。门厅屏风上刻有蝙蝠、燕子、铜钱、花草组成的图案，篇幅布局巧妙。乍一看，似乎无甚区别，细一辨，在这些动植物雕刻中竟奇迹般显现出“纳福、迎祥”、“金玉、满堂”或“福、禄”、“孝、悌”等形态迥异的字，令人叹为观止。屏风的横木板上还有镶嵌的梅雕、葫芦镂刻，整块屏风气韵浑然，古色古香。
  原先这些雕刻的外围大都漆上金漆，可以历经多年而不变色，每逢庆典节日，只要用清水稍加洗刷，便熠熠生辉。木雕中的窗格、雕栏、门额上的琴棋书画图案各异，惟妙惟肖，整体结构形成明朗而素雅、美观而大方的艺术风格。
  戴文赛系洪坑35世登山公之大房裔孙，其出生时所居三进大厝十分堂皇。这座大厝朝南，东西约20米，平房，正中大厅两侧各一房，大厅正中大门，左右有两个窗户，房间的门朝向大厅，朝南处又开一个窗户，从外面看上去，一门四窗朝南开。屋顶是瓦片铺就的，檐角翘起，闽南称“燕仔尾”，屋脊翘起四根“燕子尾”。大厝前沿是花岗岩条石，前面大埕，大埕足足有200多平方米。跨入中门绕从大厅屏风后走进去是天井，旁边两处廊道，第二进房屋两房抱一厅，再深入，第三进又是天井，还是两房抱一厅，左边的房间是降生戴文赛的地方。这个房间不大，大概15平方米，一门一窗，门是两房木板门外加一副木栅栏，窗是木框架，竖着几根木条，光线有点暗。窗外有护厝通道，这戴文赛居住的房屋群是用城墙团团围起的寨子，寨门是由条石垒起的，十分坚固。门额上镌刻“墨溪古胜”四字，意有洪坑戴氏发祖于墨溪。寨子里相当宽敞，有住房、水井、场院等生活设施，每逢多事之秋，族人集居里面，足以抵挡长年累月的围困，如今寨门虽然失去了用处，但堡内的住户继续繁衍。村内还保存着一块刻于清康熙年间的“鸿湖社禁牌”，堪称漳州最早的乡规民约，勒石铭记，体现闽南独特的文化特色。
  洪坑古建筑群
  天宝镇洪坑村，系天宝山脉延伸而下，地形酷似卧龙，地理座标为北纬24度38分、东经117度30分，中间脊背突起，南北倾斜，南面向圆山，村前有一湖，戴氏先辈建房时，做到统一规划设计，坐向一致，布局合理，整齐美观，别具匠心，是漳州天宝著名的古建筑群。
  洪坑古建筑群，始建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村南建12座二进的悬山顶一字排列的大厝，每座两旁均有护厝，厝前有砖埕和排水沟。清康照六十年（1721年），重修“鸿湖乐居”圆楼，室内宽35米，外墙用60公分厚条石砌成的三层楼房，每层18间，层层相通，形似客家土楼。嘉庆、道光、咸丰年间（1804～1861年），戴氏四代人在村北建7座二、三进“青砖石壁脚”的建筑群。全村占地面积约15公顷，各种厅堂、房间共635间，挖掘水井16口，保证全村饮水需要，各座大厝户户相通，酷似谜宫。洪坑古建筑群，曾经被古代人称赞为“有洪坑厝，也无洪坑富”，“有洪坑富，也无洪坑厝”。
  （戴腾云撰）
  周总理关心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建设
  ——天宝镇的水利建设
  方志文
  1960年漳州遭遇“六·九”特大洪水灾害，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灾后各县市大力兴建水利工程，以防灾抗灾。1962年元月，漳州在天宝镇动工兴建“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那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资金短缺，困难很大，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下，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顺利建成，并有力推动各县及天宝镇水利建设的开展。
  “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
  天宝镇背靠天宝山，面临九龙江西溪，过去屡遭洪旱灾害。遇到雨季，九龙江西溪上游四条支流花山溪、船场溪、龙山溪、永丰溪直泻而下，天宝山水入溪又受阻，造成泛滥成灾，一片汪洋。遇到大灾洪流所到之处，夷平房屋，摧毁农稼，人畜遭殃，故历代都重视水利建设。据志书记载，明庆隆六年（1572年）南靖知县曾球浚新河以疏洪水，灌溉靖城、墨场（墨溪）、塔尾、天宝等田地万有余顷。明代万历年间，县府曾在墨溪社外土堤建八角形、九层高的“文昌塔”，以兴文运镇洪魔，但西溪水害仍不断。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夏，西溪又大水，墨场进士戴麦村（盼）因乡里处于江流要冲地带，呈请建坝阻洪以安民，龙溪县令曹家甲募资修土坝、筑水闸以防水灾。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的30多年间，又有4次溃坝，4次大修。乾隆十九年（1754年）大水，巡道杨景素建议增建长堤，巡抚陈宏谋亲临勘察，“增筑土堤三百五十丈，自靖城西至龙溪墨场、天宝等六保田禾房舍皆保护。”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墨溪保石坝、长五百七十二丈”。三十七年（1772年）天宝“筑堤堰，相连塔尾、墨溪”。时陆路未通，天宝水运繁荣，圩市兴旺，修建堤防既保天宝圩市、墨场圩市，又用于码头装卸，因临江筑堤，商贸集营堤边，故堤上建有房屋、庙宇。隔二年又续固堤防，加建丁坝二道。光绪十八年（1892年）龙溪知县就地捐资，乘冬涸季节修理天宝堤岸。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十二年（1906年）、三十四年（1908年）连续三次大水灾，三十四年龙溪江堤冲塌十余里，死亡二百余人，天宝一带缺堤二十余丈。宣统元年（1909年）厦门商会会长林尔嘉向海外华侨募五万余两银元，赈灾、修复缺口、堤岸。因灾害频繁，堤防屡建屡废，这里曾流传“江水清，好收成；江水涝，收成无”的顺口溜。
  明清以来，天宝人民为抗御洪灾保护家园，一代又一代地进行防灾抗灾，但因没综合治理，治标不治本，成效不大，留下“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的局面。
  周总理关心电力排灌工程建设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漳州市开始着手水利建设，天宝也修建一些水利工程。1960年发生“六·九”特大洪灾，西溪上游山洪爆发，洪流汹涌直下，市区新桥、中山桥被冲坏，低水位的公路被毁。天宝等沿江村社水浸二楼，防洪堤漫顶崩溃，民房倒塌，人畜被冲走。虽然党政军民齐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仍受严重损失。大灾过后，人们重新审视水利建设规划，以百年一遇的灾害作参考，高标准的要求来调整水利建设工程。天宝是漳州的产粮区，又是名香蕉的产地，增产潜力很大，却屡因灾害而减产。1962年元月龙溪地委决定在天宝临江地段开建“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以防涝抗旱保丰收。时值“困难时期”，建设资金短缺，面临很大困难。当年龙溪地委书记马兴元到京开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福建组会议代表。总理与马兴元握手时说，“漳州农业搞得不错，在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调出20亿斤粮食支持灾区。”总理非常关心漳州的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情况。继而又问马兴元，目前漳州农业如何？有什么困难？马兴元感谢总理对漳州人民的关怀，如实汇报漳州地区农业调整情况并将建设“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的困难向总理反映。总理立即表态，下午请有关部门商议帮助解决。当天下午，总理邀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电部的几位领导人商议。因为有总理的关怀，各部门都大力支持。国家计委表态给大水港工程立项，财政部给工程拨款400万元，农业部、水电部也表示从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马兴元返漳州后，将财政部400万元拨款投入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保证工程顺利施工。
  周总理的关怀，鼓舞了全市及天宝人民，建设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的信心更足了，许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报名，自带工具、车辆到工地支援。郊区及天宝各村日出民工数千人开山挖渠道；数百名惠安打石工在石料场采石，保证工程用石料需要；漳浦、龙海民工参与搬运、砌石、建房；南靖、平和20多艘木船运输石料支援水利建设，省水电厅多次派员来漳参与研究水利建设方案，派技术员现场指导并参与作业。上海、广州、沈阳等地工厂为工程提供设备、机械，派员到工地指导安装、操作。由于各方支援、协作，“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于1963年12月竣工。
  “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分为排涝与灌溉二大部分。解放前，灌溉只靠人力，使用戽斗、戽桶提水灌溉。较富有的农户使用脚踏水车灌溉。处于丘陵台地的耕地，在田头园角挖深井，架绞车用人力吊水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没水可提，则成为“望天田”。大水港提水灌溉工程分四级抽水，一级站将江水抽高6米入总干渠，二级站抽高15米入低干渠，三级站抽水21米进入高干渠，四级站再提高送水入耕地。共有四个大站，五个小站（不包括社队小站），总装机量23台，容量4345千瓦。总干渠、低干渠、高干渠总长22.07公里；支渠14条长40.39公里，翻越大小24个山头。提水灌溉工程有水闸、输水涵洞、渡槽、倒虹吸管等各种大小建筑物400多座，工程可谓巨大。受益范围有天宝、石亭、浦南、芝山四个镇51个行政村和后房农场共2.88万亩，其中提水灌溉2.08万亩，排涝0.8万亩。排涝主要是天宝一带。天宝的提水灌溉还有仙都“大 电灌站”，提水16.3米，干支渠3公里，受益1000亩；埔里“桥头电灌站”提水12米，干支渠3.5公里，受益700亩；还有大寨“竹围林电灌站”、“茶铺电灌站”、大寨“楼仔山电灌站”、珠里“龟山电灌站”等，受益由250亩到1100亩，形成台地提水灌溉网络。“大水港电力排灌工程”的建成，大大改变市郊及天宝的水利面貌。
  建设水利综合工程
  周总理对漳州的关怀，大大促进漳州大办农业，建设水利工程的热潮。也促进天宝镇建成水利综合工程的决心。
  一、建好防洪堤及小型排涝工程。扩建加固连接南靖靖城土堤，自“文昌塔”至茶铺这段长7.12公里堤岸进行加固、扩建，增建水闸一座、丁坝四条，防洪范围有墨溪、镇区、山美、后园、塔尾等80多个村庄2万多人口、2万多亩耕地。建立小型的排涝站有“溪里排涝站”、“后园排涝站”，受益面积1000多亩。修建“天宝明渠排涝工程”，总长9.73公里，收集天宝山部分内涝水，直接泻出九龙江西溪，减少大水港电力排涝的压力，节省电力费用，缩短耕地受淹时间。
  二、建好蓄水、引水工程。天宝高坡耕地较多，因年际降雨量不均，遇上旱年，高坡耕地只能“听天由命”。先后建“五房山水库”、“大寨水库”、仙都“巷口水库”、“广畓水库”、埔里“毛南水库”、“后园水库”、“盘谷水库”、“埔里水库”、“寨林水库”等。遇到旱年，这些水库发挥了作用。建好“宝新引水工程”，这是灌溉万亩农田的大工程。从九龙江西溪上游永丰溪、龙山溪汇合点的宝林引水，经天宝、石亭到北斗新亭止，干渠长25公里，后又扩至30公里。有支渠8条22.6公里，其中有输水建筑物9座，分水建筑物58座，排水建筑物27座。工程建成后，沿线增建提水站，受益单位有南靖靖城6个村，天宝镇16个村，石亭镇3个村，设计灌溉面积1.52万亩。后由于进水口上游水土流失，西溪河床淤高，工程老化，造成了水量降低，工程功能下降。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及天宝镇合资修建，扩大进水闸，钢闸门改为电动启闭，闸前设置拦沙导流坎以拦截溪沙。工程改建后，恢复了进水能力，保持浇灌面积2.55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67万亩。
  天宝的综合水利建设有利于农业的稳产高产，1957年平均亩产430公斤，1967年增至624公斤。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体制下放后，进一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1997年，早稻平均单产465公斤，晚稻单产438公斤，合计903公斤。天宝镇成为粮食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天宝镇原有近3000亩“只见插秧，不见收成”的低洼田，改造为“立体养殖”基地，即把田地深挖为水池养鱼，把田地挖出的泥土加高池岸，在池岸种植香蕉、蔬菜，鱼池水面养鸭群，鸭粪既可养鱼也可当肥料，一举数得。“立体养殖”成为天宝农业新景观。
  天宝老一辈农民大都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运动，一提起水利建设的成就，就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念念不忘周总理对漳州水利建设的关怀与支持。
  参考文献：
  《芗城区志》
  《南靖县志》
  《漳州水利志》
  《龙溪县志》
  《漳州府志》
  《芗城区1997年统计年鉴》
  蕉乡天宝镇新貌
  方志文
  天宝镇已有千年历史，据志书记载，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2年）渔民邱鄯在九龙江得宝珠，郡守王冕贡珠朝廷，赐名天宝。宋理宗（1225～1265年）年间，里人郑玠考中京元，故天宝又名京元。宋以来天宝设圩称天宝圩，又称天宝市。明清属龙溪县廿一都，民国时期属龙溪五区。镇境背靠天宝山，面临九龙江西溪，主产稻麦蔗，盛产香蕉，素有“十里蔗园”之称，天宝香蕉以质优肉美驰名中外。1980年后，天宝镇改革产业结构，原来的“米粮仓”成为“万亩蕉林”；天宝山开发建成蕉柑荔桂“四大水果基地”。1990年后天宝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各种企业300多家，镇区原只一条小街、一个圩场，已扩大为近一平方公里的新镇区，新建的水泥街道两旁各种商店鱼鳞栉比，邮电大楼、银行大楼、百货大楼、交通大楼、门诊大楼、中小学教学楼拔地而起，还有香蕉批发市场、建材市场、农贸市场。农村乡里出现二层、三层建筑时尚、装修新颖的民宅。天宝展现的新貌，令人刮目相看。
  由“米粮仓”到“万亩蕉林”
  朝廷赐名天宝，并没给天宝“得天独厚”。这里靠山近水，地势峭陡，高的台地怕旱，低的洼地苦涝，民谚说，“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解放前农户只能惨淡经营，广种薄收。解放后天宝大力治山治水，开展水利建设，对旱涝灾害进行综合治理，形成防洪、排涝、灌溉水利网络，改善了耕作条件。农民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保证产量不断提高。天宝人用智慧、科学、汗水改变自己的命运。
  民国时期，靠近天宝山区一带，大部种单季稻。以1949年为例，平均亩产约170多公斤；平原地区种双季稻，早稻亩产约140公斤，晚稻亩产约175公斤，年亩产315公斤。解放后，通过修水利，采用良种，推广适当密植，产量进一步提高，1957年单季稻都改为双季稻，早稻平均亩产183公斤，晚稻亩产249公斤，年亩产432公斤。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生产责任制，推行科学种田，改造中低产田，水稻产量又有明显提高，1988年早稻亩产349公斤，晚稻亩产311公斤，年亩产660公斤。1989年后，加强吨粮田建设和高优农业项目实施。1997年早稻亩产465公斤，晚稻438公斤，年亩产903公斤，比解放前315公斤增加588公斤，增长一倍多，粮食总产5197吨。天宝镇是漳州粮果主产区，还种植大量香蕉、荔枝、龙眼、柑桔等名优水果，1990年前后，由于粮价偏低，香蕉价格较好，天宝的粮田逐步转种香蕉。
  天宝香蕉是福建名果，已有700多年种植历史，因天宝香蕉具有皮薄、味香、质甜、肉软、无蕊，含有多种维生素等特点，被誉为天然保健品而驰名中外。天宝香蕉的品种有矮蕉（度蕉）、天宝账蕉（白蕾）、台湾蕉、美蕉、粉蕉、柴蕉、墨西哥蕉、菲律宾蕉、广东蕉等17个品种。台湾蕉是上世纪30年代由山美村蕉农沈章发从台湾引进，几经选种培植改进，已成为天宝地区主栽品种，种植面积达80％以上。因品种优良在国内外很受欢迎。1949年全郊区香蕉的种植面积只1400多亩，年总产649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调整种植结构，1997年郊区种蕉面积达28425亩，产量31534吨。天宝镇种植面积最多，已成为“西溪香蕉基地”。天宝镇的山美、墨溪、珠里、天宝、张坑、洪坑、后园等村的洲地，天宝山下的仙都、埔里、过塘、盘谷、月岭的低丘、低山农地，相继改种香蕉。天宝镇1988年种蕉面积14321亩，总产14468吨；1997年面积增加为18811亩，总产18435吨，占全郊区产量的一半以上。
  1987年，在政府扶持下，建成“天宝香蕉专业市场”，沿319国道天宝地段有香蕉购销点近200家，形成以香蕉为主的水果批发大市场，起到了漳州水果收售的枢纽作用，年上市量近10万吨。远销省内外，出口日本、韩国。天宝香蕉经日方检测，认为“天宝香蕉属自然栽培型”，符合绿色食品要求，很受日本消费者欢迎。此外，天宝还有一批水果贩运销售队伍，设立200多个经销网点，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2个省（市）。销售渠道的畅通，使天宝香蕉的生产更具活力。
  由于天宝蕉畅销各地，种蕉收入优于种水稻，天宝镇稻田基本都改种香蕉，天宝镇由原来“米粮仓”成为“万亩蕉林”，是闽南香蕉基地。
  披荆斩石开发天宝山
  天宝山脉雄踞芗城、南靖、华安三县边界，山高壑深，峰峦陡峭，但面向天宝、浦南一带海拔二、三百米的山地则坡缓埔平，有利发展果、林、茶及粮油作物、畜牧等综合经营。1965年春，漳州市成立“开发天宝山指挥部”，制定了“全面规划、因地制宜，林果并举，综合经营”的开发方针，将山地划分给天宝、城郊、上墩、北斗等公社开发经营。农村社队实行“统一领导、小队联营，大队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共组织38个耕山队，近3000人上山安营开发。
  天宝山坡缓埔平，但土瘠石头多，大小石头犬牙交错，小的用铁棍挖，铁锤打，铁钎开，大的要用炸药炸。有些山坡开一亩地要花三四百工。青年人是开山主力军，大家不计较“工分”，不怕流汗吃苦，只希望把天宝山建成“万宝山”。这些青年人与天宝山一起变化，荒山开成果园，他们有的成为农技骨干，有的练成打石师傅，有的成为炸石能手。按照开发规划，低坡地辟筑为有岸埂的农地，种植名优水果，较高的山腰岗峦地挖鱼鳞坑种林、竹。常年多雾的坡埔垦植茶园。至1965年底拓出耕地1650多亩，种上林、果、竹、稻、茶等。“文革”期间，耕山队大部撤散。
  1980年后，市政府再度号召开发天宝山，组织耕山队上山复垦，还组建“农业建设兵团”作为农垦专业队伍。同时拓建环山公路，由浦南经布坑、林场、盘谷接天宝，长达20多公里。并筑10多条山道直通各耕山队，方便运输及生产。1995年，天宝山除原有林场，热作所外，又有5个镇办果林场，45个村办场，30多个家庭果场，种植香蕉、柑桔、荔枝、龙眼、茶叶等作物及造林等。天宝山麓上下已逐渐形成四个基地：一是香蕉基地，主要是天宝香蕉基地、浦南香蕉基地；二是柑桔基地，主要是天宝镇基地、浦南镇基地、官山农场基地。天宝基地有镇果林场、大寨柑桔场、盘谷柑桔场、过塘耕山队、仙都村等。天宝镇柑桔基地1988年面积1520多亩，年产352多吨。1997年面积3563亩，年产6693吨。主要品种芦柑达70％，其他品种有蕉柑、新会橙、印子柑等。三是荔枝基地，有天宝荔枝基地、浦南荔枝基地、石亭荔枝基地三处、天宝基地包括盘谷、月岭、过塘、大寨、仙都、洪坑、张坑、后塘等村及耕山队。1988年面积1144亩，产量78吨，1997年面积1223亩，产量616吨。主要品种有兰竹、乌叶、早红、桂林等，有少量的糯米糍、桂味、妃子笑、密丁香。四是龙眼基地，天宝龙眼环山基地包括仙都、盘谷、月岭、洪坑、过塘、大寨、埔里等村及耕山队。1988年龙眼面积840多亩，产量1375吨。1997年面积4653亩，总产量1809吨。主要品种有乌龙、车璧、福眼、赤壳等。其他还有种茶、造林、养鱼、牧牛等。天宝山在逐渐成为“花果山”。
  发展乡镇企业加快镇区建设
  天宝镇过去注重农业，也重视副业。这里流传一段搞副业的民谚：“仙都养牛多，大寨织草袋，路边做棵卖，山尾作斗笠，塔尾生意人多，墨溪织麻袋，茶铺作大笠，五里沙打草鞋，后园编笠胎，洪坑打面卖，田寮菜基地，张坑猪母多”。这说明天宝镇各村的副业生产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随着时代的变化，天宝镇的股分制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全镇现有企业300多家，占全镇社会总产值60％，拥有上千万元的企业3家，超500万元的企业5家，超百万元的企业13家。有二家“三资”企业。以天宝民政碾米厂、天宝珠里民政再生纸厂、漳州天珠食品厂、天宝珠里饼干厂、天宝镇建筑公司等15家骨干企业为主，组成粮食食品加工、木材纸箱加工、建筑、石材、茶叶等行业，形成商贸、加工、运输一条龙。集市贸易、交通运输也迅速发展，1993年拥有各类运输车400多辆，第三产业已发展到802家，成为一项支柱产业。
  天宝镇原只一条约一里长的小街（九一八路）若干条小巷及一个墟场。1980年以后，天宝镇经济迅速发展，镇区建设也加快。1984年天宝北环二号路建成，东接蕉香北路（龙湖桥），西至九一八路。同年建成九一八东路，东接蕉芗路，西至九一八路。1991年建成中学西路，南接319国道，北至天宝小学。1992年建成九一八路北段，南接市头亭，北至路边桥，路宽16米。1994年建蕉芗西路，宽16米。同年完成蕉芗路的扩建，路宽20米，新建的道路两侧建二至三层商住楼，一楼开店，二三楼住家。镇区商店鳞次栉比，商品多种多样琳琅满目，有各种家用电器、桌椅家具、服装鞋帽、文化用品、日杂用品、百货商品、中西医药、医疗诊所、饮食排档、各色糕饼、饭店酒家、美容美发、文化娱乐场所等等。
  天宝镇1992年在蕉芗路建成“天宝中心卫生院”，占地3000多平方米，有一幢三层的门诊大楼，一幢二层住院部，病房有30个床位。基本设施完善，方便农村病者就诊。1995年天宝中学新建一幢5层的教学楼，学校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运动场等土地面积3.5万平方米，有30多个班，1300多名学生。天宝20所小学都建设新的二层教学楼，天宝中心小学还建一幢二层宿舍楼。在319国道线一侧建成四层的邮电营业大楼，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还有其他配套建筑面积196平方米，程控电话1000门。镇区兴建一座自来水厂，日供水量1500吨，铺设6.5公里的供水管道，镇区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改善居民的用水条件和用水质量。镇区较显目的建筑有百货大楼、农业银行大楼、信用社大楼、镇政府大楼、交通管理大楼、供销社办公楼、税务所办公楼、派出所办公楼、电影院等等。还有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近百间店面的天宝香蕉批发市场；占地3150平方米的建材市场；占地316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等。天宝镇已由一条小街发展为一定规模的新镇区。民居大多是二三层的楼房，外观时尚、阳光充足、空气流通、水电通讯设施齐备，室内外装修新颖，让人们看到农村可喜变化。天宝镇现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500个集镇建设试点镇，这将促进天宝镇更大步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芗城区志》
  《芗城文史资料》
  《芗城统计年鉴》
  《龙溪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