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陈炯明（1878～1933年），字竞存，号陆安，1878年1月13日生于广东海丰。1906年春入广东政法学堂。1910年2月在上海秘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广东响应，陈炯明被推举为东江起义军总司令。广州光复，广东军政府成立，被举任副都督。二次革命进行讨袁，陈炯明以广东大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布告，声讨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罪行。讨袁失利，陈炯明抵港转赴南洋。袁贼暴亡后，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炯明为省警卫军（20营）司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毁弃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11月10日，在梧州军事会议上决定陈炯明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粤军由原警卫军20营组成。1918年4月起，陈炯明兵分三路向闽进攻，经百余战，始于9月1日进占漳州，并建立直辖闽西南27个县的闽南护法区（早称福建护法区）。自此，陈炯明与漳州有着短短两整年的历史缘分。
  陈炯明在漳州驻扎两年，建立闻名的闽南护法区，为漳州现代史添上光辉的一页。闽南护法区成为孙中山反对军阀进行护法的唯一“根据重地”，护法军握有固定政治疆域、能够行使政府权力的唯一辖地，也是早期宣传马列学说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传播重地，列宁信使波达波夫密访漳州这个中苏早期关系史的见证地，还是“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独具特点的发生地。
  陈炯明在漳州期间，成为粤军和闽南护法区的首脑、对外对内的最高代表。他一手抓粤军军队工作，一手抓闽南护法区建设。在治军方面，他特别强调军人“不干政”（不干涉政府工作），以保证地方民主政治的施行。由于特殊需要，他派出几名统领和副官去当汀漳道道尹（熊略）和重要县份的知县、知事（如尹骥、熊子勋、黄凯），其目的在于加强道、县推行民主政治的领导。其次，在军人中严禁扰民，提倡护民、助民。最突出的是，当时粤军军饷拮据，军政府扣拨甚至不拨，除廖仲恺、朱执信设法补给外，只好在闽南护法区内征收一些税赋，另派兵士砍伐樟树制造樟脑出售以充军饷。尽管饷源如此窘迫，他依然下令各部“不能向各乡摊派军饷或移借米粮”。粤军军纪十分严明，凡是违法作科者严惩不怠。1918年10月31日，粤军进驻漳州刚刚两个月，陈炯明便下令在漳州东门外枪毙三个军犯——李生犯嫖妓逞凶罪、周芳仔犯偷卖枪枝罪、袁毓南犯私谋叛变罪。他对漳城百姓，却以善相待。那个时期，他热心进行新社会建设，造公路，筑轻轨火车道，建设公园，开辟街道，拆旧墙石作江堤，见沙泥、垃圾四处散落，便命令军人主动助民扫除，整治市容，《民国日报》记者作出专题报道。这样的护法队伍，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陈炯明肩负着“维护约法，再造共和”的政治使命，在漳州致力于“整军经武”，很快地增强了军力。自1918年9月至1920年8月，他不但使粤军成为闽南护法区这个护法政权的主要成分，而且保护了闽南护法区这个护法政权的存在和巩固，保障了护法区人民在进步社会中享受政治民主的权利。同时，粤军在孙大元帅和护法区人民的资助和支持下，其军事实力也得到巨大的发展。粤军在广东初建时只有20个营5000人，毛瑟枪等3000多杆。经过百余战，折将损兵1500人。可是，到1919年12月底，正是粤军准备返粤攻伐桂系之时，则发展到20000多人（据《申报》报道，单驻闽南有16000人），共112个营，拥有各式大炮3000门，马步枪4500杆，重轻机枪220挺，飞机16架，另在漳州、汕头、龙岩设立兵工厂三所。1920年8月12日，粤军在漳城第一公园誓师伐桂，已经拥有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总司令亲自兼任，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参谋长为蒋介石），第三军军长邓铿，下辖九个支队28个统领，浩浩荡荡离开漳州，一举三路攻粤，未三月攻克广州，从广东驱走桂系军阀，使孙中山得以第二次重组护法军政府。
  陈炯明在漳州治政，其显著处有四个方面：
  一、建立廉勤简约的地方政府机构。他对闽南护法区政制的构想，一是符合护法战争非常时期的需要；二是反对机构多、冗员多、扰民多的政府建制；三是政府职官必须廉勤明政，不贪不腐，行政履职有效。所以，他对政制设置，在闽南护法区内只沿用旧制设“汀漳道”，“道”管辖27个县，又设“汀漳镇守使”（类似军区），以保卫护法政权。“道”之下直接设：（1）政务处，保障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处理有关政务事项；（2）警务处（辖水陆警务处），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水陆交通安全；（3）高等法院，负责刑事民事司法审判，保护民主政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4）财政局，负责地方财政收支，管理金融，开源节流，扶助发展地方经济；（5）工务局（下设工务处、督办建筑处），负责市政、交通、道路、园集建设和监管；（6）教育局，教育、文化双肩并举，创办新制学校，倡导新文化运动；（7）《闽星》（报刊）社，作为共和、民主、爱国思想和传播苏俄共产党、社会主义学理的阵地，以作“劳动社会主义”试验的舆论准备。闽南护法区一级政府机构，有据可查就这寥寥七个。单单靠七个简约机构，仅用两年时间，就把直（皖）系军阀、闽督李厚基统治下的破烂漳州，改变了百废面貌，换上了新姿门庭，人们思想动态也活跃在民主气氛中。漳州老辈经历者有目共睹，对陈炯明设置廉勤简约、各司其职的地方政府机构，都留下良好的口碑。
  二、实行委派制、任命制、邀聘制、荐举制，采用人事革新的方法，安排和择用地方行政职官。这种用人制施行于民国初期，又处于护法战争的非常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例如：道尹熊略、镇守使洪兆麟，政务处处长徐桴、警务处处长丘哲，龙溪、海澄知县尹骥、张友仁，东山、漳平、宁洋知事陈策、熊子勋、黄凯，都是直接从军官中择用加予委派履职的。
  至于任命制，如财政局局长钟秀南和高等法院院长郑丰稔（龙岩人）以及一些县知事，都是通过任命当上职官的；至于工务局局长周醒南、教育局局长梁冰弦、《闽星》社主编陈秋霖，却是从广东择贤邀聘而来的；还有，清流、建宁、将乐三县知事区戊圻、吴海清、朱泰谟，可以说是由当地贤达士绅荐举的拥护约法又众望所瞩的开明人士充任的。这些选贤任职的擢官做法，经过实际检验，颇得政令通达，勤政清廉，多为民谋，官绩彰然。
  三、推行“以闽治闽”的自治思想，首倡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鼓励组织民众团体，开放言论、结社自由。这个政治主张，陈炯明在他的宣言、通电、演讲中，都申明是“终生的追求”。故在当时漳州城内，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行业会、教育会、店员会、妇女会等群众性团体相继出现；作为粤军和民众喉舌的报纸、杂志、出版、图书社共十余家；国民享有人身、居住、结社、言论和示威游行等民主权利，能够应时表达百姓的政治意愿和诉求；知识界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可以不避犯尊地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面争辩；漳州“五四”爱国运动如洪潮澎湃，学生等各界两次集结两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签订不平等的“巴黎和约”，不但不受驻军劝阻和压制，还得到粤军主帅陈炯明的通电支持，要求“置私订密约者于典刑”，还表示“倚马漳泉，誓为国死”。因为，在当时国内南北军阀割据一方、争雄称霸的历史背景下，漳州城能够出现这种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的生动局面，不能不说闽南护法区政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四、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建设市政，繁荣经济，推行新文化，启发民智，勤为民谋。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当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不但年老的漳州亲历者皆有口碑传颂，而且全国闻名的《民国日报》、《申报》均有赞美的连续报道，说“成绩之取得，其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勤为民谋，遇难而解，事有后效”。周醒南建公路、辟街道、造大桥、筑堤岸、开雅集，资金缺乏，则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和民间筹措办法辅予解决。建40亩大的第一公园，花费不足四万光洋，在一年内完成，园内树木、花草、碑亭、厅堂、莲池俱备，其中一尊“博爱、自由、平等、互助”的方碑，于今还耸立园中，供人瞻仰。在公司企业方面，实行公营、合营、私营多种经济形式，政府开博通公司，也建贸易雅集，使漳州有着赣南、粤北、厦泉、岩汀商贾的云集，物资集散畅流，城乡经济繁荣一时。
  漳州在经济建设同时，注意同步进行文化建设。二十世纪初叶，陈炯明具有这种经济、文化同步的建设观，那是可取的。陈炯明从广东邀聘来当教育局长的梁冰弦，对教育旧制进行改革，取缔私塾，改造塾师，兴行新教育制度，乡乡办新制小学，在城内设日校、夜校、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妇女读书班，实行义务普及教育。另办飞行学校、技术学校、路政学校、师范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还组织两批61名优选生赴法勤工俭学，开漳州成批留学史之先。
  在报刊媒体方面，陈炯明创办《闽星》报刊，亲自兼任社长，亲撰发刊词，阐述报刊宗旨，还支持创办《军事日报》、《闽锋周刊》、《闽南新报》、《龙溪通俗周报》、《龙溪教育月刊》，支持出版《二师周刊》、《云中周刊》和《霞文潮》、《自明集》（资料录自《陈炯明与粤军研究资料》丛书），拿出主要篇幅宣传“五四”爱国精神和科学民主思想，宣传苏俄社会主义和马列学理（有的莠存幼稚、偏颇和片面的观点），陈炯明借以灌输劳动社会主义，传播新的文化思想，多方面地启发民智。陈炯明说，用“平民教育精神，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夸说闽南护法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美国公使在提交政府的报告中还称赞“漳州到处可见建设的显象”。美侨对“陈氏（炯明）之施政均引以为荣”。
  纵观之，陈炯明在漳州的短短两年中，对建设新社会、推行新文化是做过好事的。这期间，还发生一件早期中苏关系史的重大事情：1920年4月，列宁派来的信使波达波夫秘密到漳访问陈炯明。会见后，波氏向陈炯明转交了列宁的信件，并转达列宁意见，希望陈氏注意开展群众运动。两人在互谈中，陈氏向苏方提出提供粮食救助的要求，还写入《谈判纪录》，由双方签字。5月10日，波达波夫携带由朱执信起草、陈炯明签字的《致列宁函》、《致苏俄中国工人兄弟书》离开漳州，陈炯明赠给港币2000元，又派秘书李瑞珍送波氏经厦门赴香港。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领粤军离漳入粤讨伐桂系。而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见更加相悖，导致矛盾激化，终于分道扬镳，兵戎相见。陈炯明失败后，走香港。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港岛。临终时，还连呼：“共和！共和！”卒后，因“家贫几不能备棺殓，义故助之，始成丧。于是知君清操绝于时人”。章炳麟撰《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时作如此评述。吴稚晖挽联也说：“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说明陈炯明一生是守于贫、操于廉的。
  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界时期（1918年9月——1920年8月），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驻扎漳州，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举旗护法，整军经武，推行新文化，建设新社会，实行政治民主，被孙中山先生称誉为再造共和的“根据重地”。他的治漳之绩，这是不须争议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