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翁，祖籍江西婺源。幼颖悟勤学，好探求知识，十九岁登进士，朝廷屡召不仕，只做六任地方官和46天宁宗皇帝待诏兼侍讲，潜心著书讲学40多年，建立深有影响的朱熹学派。朱熹知漳重教化、整弊俗；兴学校、倡儒学；宽赋税，恤民瘼。政绩显著，影响深远。
  教化厉治 严整弊俗
  南宋时期，金兵南侵。朝廷委曲求全，苟且偷安，弊政害民，世风日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以花甲之年知漳州。时漳州号称“佛国”，有寺庙600多所。许多男女聚集寺庙为“传经会”，女不嫁遁入空门，祈望来生福报。众多庙宇，各有拜神之礼，逐月有迎神之会，竞相谢神作淫戏。造成郡民荒废本业，迷于应酬嬉玩。寺庙有的以“劝缘”、“修庙”为名，有的假王公、佛爷之号，岁敛钱数十万。时漳郡民间好诉讼，讼师与官吏交结，诱挟村人之财分利。有些富家豪族称霸一方，仗势欺压善良。
  朱熹认为这是“俗未知礼”造成的。他以教化与厉治，整饬吏治民风。先后布颁《谕俗文》、《晓谕居丧持服教》、《劝女道还俗教》、《朱子家礼》等告示。谕民“不得传习魔教”，“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寺”，“约束寺院不得以礼佛传经之名，累集男女昼夜混杂”，“约束城乡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谕劝遁入空门男女还俗，及时婚嫁”，竭力农耕。
  朱熹为刹词讼风布颁《晓谕词讼教》，并“依法判下词讼243道”。他首先严厉吏治，对“官吏违法扰民，事理彰著者，据法送狱”，劝谕“官户士宦之家，安分循理，克己利人，不可恃强凌弱”。对郡民词讼则区别对待，“蛮横无理的词讼，坐罪遭刑”。对“为些少钱米田宅”引起的词讼，感发其善心，规劝和解，以免伤财废业。对“关系百姓公共利害，非一旦可遽革者，广行咨询后，妥善解决”。朱熹还严查办案者“未知情由便行追对，以致善良被扰”的奸弊，要求“判状委官要调究周祥，公正办案，予夺之间，不得差误，务必不扰良民，不长奸恶。”
  朱熹严革嫁娶丧葬陋俗，劝谕“子女婚嫁费用要随家丰俭不铺张；办丧事要节俭，乡邻亲朋可吊送资助，但不得责备供酒食。”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寺院，如有停寄棺柩灰骨，限一月安葬”，“如违依杖一百，官员不得注官，士民不得应举”。
  朱熹还劝谕大家要“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修本业，莫作奸盗，莫相论诉，莫纵饮赌博，莫相斗打架，不得宰杀耕牛”。对向善“事迹显著者，依条格旌赏”。对“不率教者，依法究治”。他要求“保伍”和“保人”，要互相劝戒，共同遵法守纪，和睦邻里。
  朱熹的教化与厉治改变了漳郡陋俗，歪风邪气受到整肃。“传经会一禁而尽”，“女入空门者都还俗”。藉故敛财者消声匿迹，民讼不敢饰虚词，奸究也畏法不敢复出。一些纠纷“相解而自止”。后人说“自晦翁过化以来，民知婚丧祭祀之礼，士习尧舜周孔之学，天下称之”。
  笃意学校 力倡儒学
  朱熹一生对教育与学术的贡献昭著，修建了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创建闻名的考亭书院，还建立了武夷书院、紫阳书院、晦庵书院、建安书院。他的学生数以千计，高第者即有六十八名。朱熹知漳，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变漳郡“俗未知礼”的方略。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要求。为办好学校，他牒延八位“耆儒入学表率”。如黄樵仲，淳熙进士，官承福尉，俸外分文不受，有善政清廉之名，他以“俸薄给亦足，官卑清自尊”自愉。去官回乡，邑望甚高。还有陈淳、杨士训、林易简、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等人，都是漳邑名士。朱熹本人则定期赴校视事讲学，“每五天一诣学，为诸生讲说”，“每旬之二日必领学官下州学，六日下县学”。学校不但习文，还有习武，所创“受成斋”，就是“教养武生员，练习骑射”。朱熹还公开讲学，据漳州府志载，“朱子当过白云山（漳南郊，今白云岩）讲《诚意篇》”。至今白云岩尚留朱熹讲学的遗址，有石碑刻“紫阳夫子讲学处”，碑高二米，宽八十公分，字大二十公分上下，碑前有二支石柱，刻有朱熹手书：“日月每从肩上过，江山常在掌中看”。朱熹在漳郡办学，有长期的打算与宏伟的计划。他拟“移贡院，扩州学”，以贡院之地建“东诸斋”，他甚至要“移行衙于马棚”，以衙址建“西诸斋”。学校规模很大，要求“仿都城太学规划”。朱熹的宏愿虽因去任而未果，但兴学重教之风，却在漳郡留下深刻影响。
  朱熹对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教育，以至自然科学都作深入的研究，撰著、编次、注释、校刊许多名著。朱熹一生用力最精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注释，即《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知漳州期间完成及刊行的。《四书集注》被誉为“圣经章句”，是士子必读之本，是科举仕试的内容。漳州师从朱熹的有陈淳、王遇等，均以精通理学，德高望重而盛名。朱学在漳郡影响很大，郡民由“好佛”而“崇儒”，由“嬉顽”而“习礼”。社俗民风趋向严整。朱学在漳郡代代相传，有元代王吉才，明代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清代蔡世远、庄亨阳、王履亨等，都是博学多才，颇具影响的朱学学者。
  减轻赋税 倡行经界
  南宋役繁税苛。夏秋正税外，还有经总制钱，预借钱等等。朱熹体恤民瘼，屡办“荒政”。他认为“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他极力蠲减赋税，“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经制钱四百万”。后又奏罢“科茶钱”。漳郡濒海产盐，原无官卖。官府为弥补费用，改为“官卖”，按月“抑配”，吏役乘机敲剥，甚至“盐不时给，徒责要钱”。官盐害民，也被朱熹废除。
  漳郡因土地兼并，田税不均，郡民陷入困境，这也是朱熹深为不安的大事。据传，一天朱熹到农村查考，顺路造访陈淳。陈见朱临门，十分高兴，忙备餐相待，因只有麦饭及二碟菜，心中甚歉。在餐上说：“一碟葱姜一碟鱼，呼童捧出且踌躇，若还不是知情者，谁肯烦翁下草庐”。朱熹想到郡民穷困潦倒，对粗茶淡饭已是满意，即信口答说：“莫道麦饭与姜鱼，姜补丹田麦补脾，饭后试登墙上看，民间还有未炊时”。朱熹看到土地兼并，农民无地耕作，饥寒交迫，又伤心又愤慨，上书朝廷要求“行经界”，奏诉漳郡“本册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家大姓诡名冒占，而郡民产去税存，或受依寄之租，困苦狼狈，无从所出”。朱熹认为土地兼并，田税不均，是“拙政病民之源，细民从乱之因”。只有“行经界”才能解决土地兼并与田税不均的矛盾。朱熹的“行经界”，即核实田亩，编造鱼鳞图，“置立土封桩标界至”，按人口占有土地，禁止土地买卖，以解决土地兼并与赋税不均。行经界“榜之通衢，郡民欢跃鼓舞”，广为拥护。可是“行经界”遭到豪门大族的抵制和反对。等到皇上诏准，已是春忙季节，打量经量，有碍农事，未能立即实行。后因朱熹离任，行经界未能实现。
  朱熹的减赋税、行经界，体现他体恤民瘼，注重民心的思想。他认为“民心与财富之间，应以民心为重”，因“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不可复收”。朱熹体恤民瘼，缓和了矛盾，顺应了民心，深得尊崇与爱戴。漳州府志载：朱熹“以道德正大行之民心”，“漳民蒙泽，敬若神明”。
  昭雪贤良 褒扬气节
  南宋时，金兵南侵，国难当头，因奸臣揽政，贤良力主抗金，屡被贬杀。朱熹主张“内修明政，外攘金夷，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他力褒贤良，怒斥奸宦。知漳前，他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拆毁秦桧祠，撰写文告，历数秦桧罪状，奏劾不法官吏，事震朝野。朱熹知漳，知郡人高登蒙冤受屈，他上书《乞褒录高登状》，竭力陈情昭雪。高登（1104～1159年），号东溪，漳浦县人，二十岁入太学。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犯京师，高登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良策，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他与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等六名主和派奸党。第二年，高登又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主和派太宰李邦彦，启用主战派李纲，受到京都数千人的声援与支持。绍兴初，高登任政事堂审察，深入检查，反映民意，写出《时议》、《蔽主》、《蠹国》、《害民》等奏疏，评击“贤才未用，冗官贪残”等时弊，揭露秦桧奸党“玩弄权术、陷害贤良”的罪行。高登被贬古县令，仍满身正气，秉公办事；疾恶如仇，敢斗权贵。由于高登刚正耿直，力主抗金，奏劾奸党，屡被诬陷。后负冤被徒，绍兴廿九年（1159年）死于容州。朱熹上状为高登昭雪，朝官纷纷响应，光宗被迫下诏，对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郡人念高登刚正忠烈，建高东溪祠。朱熹亲自撰写“高东溪先生祠记”，赞扬他“学博行高，议论慷慨”，毕生都是“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陈本指斥寻谀不遗余力”，可谓“一世之人豪”。祠建成后，又写了“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付对联和两道横额，对联是“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明东仇桧万古识忠臣”。两道横额是“忠孝双全”、“百世师表”。从毁秦桧祠到为高登昭雪，可看出朱熹的高尚气节和抗金立场。
  朱熹知漳约一年，“约馈、宽赋、简役、劝农、办学、善政”，社风民俗日上。“官曹励志节而不敢纵所欲，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社会安宁。朱熹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离任，漳郡父老于“芝山之阳，建朱于祠”，祀颂朱熹德政。朱熹颁谕的礼教，郡民“遵若金科玉律，遗教越数百载”。由于朱熹的“过化”，漳郡逐渐由“俗未知礼”，而成为“礼义之邦”、“海滨邹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