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编者按
  2004年我区撰写19位“漳州历史名人”的文稿，送漳州市政协汇编出版，其中姜谅、王履亨、许地山、黄仲琴、杨骚、赵以成、林语堂、戴文赛、黄典诚、叶国庆等10位历史名人的史料，已经在原漳州市（今芗城区）和我区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过，为避免重复，本辑对这10位历史名人不再刊载，其原先载文期号分别如下：
  姜谅：《芗城文史资料》第5辑，张胡山撰写的“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漳州名宦姜谅与姜公祠”。
  王履亨（王咸熙）：《芗城文史资料》第5辑，郑美华撰写的“独立特政，原俗正蒙——漳州近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王咸熙传略。”
  许地山：《漳州文史资料》第2辑，熊寒江撰写的“落花生的品格——许地山生平散记”、周俟松撰写的“许地山年表”。
  黄仲琴：《芗城文史资料》第9辑，黄永汉撰写的“黄仲琴和漳州教育文化”。
  杨骚：《漳州文史资料》第3辑，江辑撰写的“杨骚主要翻译篇目表”和“杨骚主要著作篇目表”、磬陀撰写的“新诗先行者的路径——杨骚生平散记”；《漳州文史资料》第8辑，杨西北撰写的“杨骚年谱”。
  赵以成：《漳州文史资料》第7辑，汪培娲撰写的“神经外科专家赵以成”。
  林语堂：《漳州文史资料》第3陀撰写的“林语堂生平事略”，《芗城文史资料》第4辑，许志勇撰写的“林语堂爱国怀乡轶事”，《芗城文史资料》第5辑，邹倩林撰写的“我的五叔公林语堂”以及转载的“林语堂先生年表”。
  戴文赛：《漳州文史资料》第7辑，刘圣梅撰写的“天文学家戴文赛传略”。
  黄典诚：《芗城文史资料》第11辑，颜日三、黄叶沱撰写的“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
  叶国庆：《芗城文史资料》第11辑，颜日三撰写的“叶国庆教授生平及其著作”。
  本辑登载的漳州历史名人有：朱熹、亘信、黄取、陈炯明、周醒南、高捷成、徐飞仙、蔡竹禅、林子青。
  朱熹治漳政略
  郭上人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翁，祖籍江西婺源。幼颖悟勤学，好探求知识，十九岁登进士，朝廷屡召不仕，只做六任地方官和46天宁宗皇帝待诏兼侍讲，潜心著书讲学40多年，建立深有影响的朱熹学派。朱熹知漳重教化、整弊俗；兴学校、倡儒学；宽赋税，恤民瘼。政绩显著，影响深远。
  教化厉治 严整弊俗
  南宋时期，金兵南侵。朝廷委曲求全，苟且偷安，弊政害民，世风日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以花甲之年知漳州。时漳州号称“佛国”，有寺庙600多所。许多男女聚集寺庙为“传经会”，女不嫁遁入空门，祈望来生福报。众多庙宇，各有拜神之礼，逐月有迎神之会，竞相谢神作淫戏。造成郡民荒废本业，迷于应酬嬉玩。寺庙有的以“劝缘”、“修庙”为名，有的假王公、佛爷之号，岁敛钱数十万。时漳郡民间好诉讼，讼师与官吏交结，诱挟村人之财分利。有些富家豪族称霸一方，仗势欺压善良。
  朱熹认为这是“俗未知礼”造成的。他以教化与厉治，整饬吏治民风。先后布颁《谕俗文》、《晓谕居丧持服教》、《劝女道还俗教》、《朱子家礼》等告示。谕民“不得传习魔教”，“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寺”，“约束寺院不得以礼佛传经之名，累集男女昼夜混杂”，“约束城乡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谕劝遁入空门男女还俗，及时婚嫁”，竭力农耕。
  朱熹为刹词讼风布颁《晓谕词讼教》，并“依法判下词讼243道”。他首先严厉吏治，对“官吏违法扰民，事理彰著者，据法送狱”，劝谕“官户士宦之家，安分循理，克己利人，不可恃强凌弱”。对郡民词讼则区别对待，“蛮横无理的词讼，坐罪遭刑”。对“为些少钱米田宅”引起的词讼，感发其善心，规劝和解，以免伤财废业。对“关系百姓公共利害，非一旦可遽革者，广行咨询后，妥善解决”。朱熹还严查办案者“未知情由便行追对，以致善良被扰”的奸弊，要求“判状委官要调究周祥，公正办案，予夺之间，不得差误，务必不扰良民，不长奸恶。”
  朱熹严革嫁娶丧葬陋俗，劝谕“子女婚嫁费用要随家丰俭不铺张；办丧事要节俭，乡邻亲朋可吊送资助，但不得责备供酒食。”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寺院，如有停寄棺柩灰骨，限一月安葬”，“如违依杖一百，官员不得注官，士民不得应举”。
  朱熹还劝谕大家要“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修本业，莫作奸盗，莫相论诉，莫纵饮赌博，莫相斗打架，不得宰杀耕牛”。对向善“事迹显著者，依条格旌赏”。对“不率教者，依法究治”。他要求“保伍”和“保人”，要互相劝戒，共同遵法守纪，和睦邻里。
  朱熹的教化与厉治改变了漳郡陋俗，歪风邪气受到整肃。“传经会一禁而尽”，“女入空门者都还俗”。藉故敛财者消声匿迹，民讼不敢饰虚词，奸究也畏法不敢复出。一些纠纷“相解而自止”。后人说“自晦翁过化以来，民知婚丧祭祀之礼，士习尧舜周孔之学，天下称之”。
  笃意学校 力倡儒学
  朱熹一生对教育与学术的贡献昭著，修建了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创建闻名的考亭书院，还建立了武夷书院、紫阳书院、晦庵书院、建安书院。他的学生数以千计，高第者即有六十八名。朱熹知漳，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变漳郡“俗未知礼”的方略。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要求。为办好学校，他牒延八位“耆儒入学表率”。如黄樵仲，淳熙进士，官承福尉，俸外分文不受，有善政清廉之名，他以“俸薄给亦足，官卑清自尊”自愉。去官回乡，邑望甚高。还有陈淳、杨士训、林易简、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等人，都是漳邑名士。朱熹本人则定期赴校视事讲学，“每五天一诣学，为诸生讲说”，“每旬之二日必领学官下州学，六日下县学”。学校不但习文，还有习武，所创“受成斋”，就是“教养武生员，练习骑射”。朱熹还公开讲学，据漳州府志载，“朱子当过白云山（漳南郊，今白云岩）讲《诚意篇》”。至今白云岩尚留朱熹讲学的遗址，有石碑刻“紫阳夫子讲学处”，碑高二米，宽八十公分，字大二十公分上下，碑前有二支石柱，刻有朱熹手书：“日月每从肩上过，江山常在掌中看”。朱熹在漳郡办学，有长期的打算与宏伟的计划。他拟“移贡院，扩州学”，以贡院之地建“东诸斋”，他甚至要“移行衙于马棚”，以衙址建“西诸斋”。学校规模很大，要求“仿都城太学规划”。朱熹的宏愿虽因去任而未果，但兴学重教之风，却在漳郡留下深刻影响。
  朱熹对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教育，以至自然科学都作深入的研究，撰著、编次、注释、校刊许多名著。朱熹一生用力最精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注释，即《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知漳州期间完成及刊行的。《四书集注》被誉为“圣经章句”，是士子必读之本，是科举仕试的内容。漳州师从朱熹的有陈淳、王遇等，均以精通理学，德高望重而盛名。朱学在漳郡影响很大，郡民由“好佛”而“崇儒”，由“嬉顽”而“习礼”。社俗民风趋向严整。朱学在漳郡代代相传，有元代王吉才，明代陈真晟、蔡烈、周瑛、林雍，清代蔡世远、庄亨阳、王履亨等，都是博学多才，颇具影响的朱学学者。
  减轻赋税 倡行经界
  南宋役繁税苛。夏秋正税外，还有经总制钱，预借钱等等。朱熹体恤民瘼，屡办“荒政”。他认为“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他极力蠲减赋税，“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经制钱四百万”。后又奏罢“科茶钱”。漳郡濒海产盐，原无官卖。官府为弥补费用，改为“官卖”，按月“抑配”，吏役乘机敲剥，甚至“盐不时给，徒责要钱”。官盐害民，也被朱熹废除。
  漳郡因土地兼并，田税不均，郡民陷入困境，这也是朱熹深为不安的大事。据传，一天朱熹到农村查考，顺路造访陈淳。陈见朱临门，十分高兴，忙备餐相待，因只有麦饭及二碟菜，心中甚歉。在餐上说：“一碟葱姜一碟鱼，呼童捧出且踌躇，若还不是知情者，谁肯烦翁下草庐”。朱熹想到郡民穷困潦倒，对粗茶淡饭已是满意，即信口答说：“莫道麦饭与姜鱼，姜补丹田麦补脾，饭后试登墙上看，民间还有未炊时”。朱熹看到土地兼并，农民无地耕作，饥寒交迫，又伤心又愤慨，上书朝廷要求“行经界”，奏诉漳郡“本册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家大姓诡名冒占，而郡民产去税存，或受依寄之租，困苦狼狈，无从所出”。朱熹认为土地兼并，田税不均，是“拙政病民之源，细民从乱之因”。只有“行经界”才能解决土地兼并与田税不均的矛盾。朱熹的“行经界”，即核实田亩，编造鱼鳞图，“置立土封桩标界至”，按人口占有土地，禁止土地买卖，以解决土地兼并与赋税不均。行经界“榜之通衢，郡民欢跃鼓舞”，广为拥护。可是“行经界”遭到豪门大族的抵制和反对。等到皇上诏准，已是春忙季节，打量经量，有碍农事，未能立即实行。后因朱熹离任，行经界未能实现。
  朱熹的减赋税、行经界，体现他体恤民瘼，注重民心的思想。他认为“民心与财富之间，应以民心为重”，因“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不可复收”。朱熹体恤民瘼，缓和了矛盾，顺应了民心，深得尊崇与爱戴。漳州府志载：朱熹“以道德正大行之民心”，“漳民蒙泽，敬若神明”。
  昭雪贤良 褒扬气节
  南宋时，金兵南侵，国难当头，因奸臣揽政，贤良力主抗金，屡被贬杀。朱熹主张“内修明政，外攘金夷，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他力褒贤良，怒斥奸宦。知漳前，他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拆毁秦桧祠，撰写文告，历数秦桧罪状，奏劾不法官吏，事震朝野。朱熹知漳，知郡人高登蒙冤受屈，他上书《乞褒录高登状》，竭力陈情昭雪。高登（1104～1159年），号东溪，漳浦县人，二十岁入太学。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犯京师，高登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良策，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他与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等六名主和派奸党。第二年，高登又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主和派太宰李邦彦，启用主战派李纲，受到京都数千人的声援与支持。绍兴初，高登任政事堂审察，深入检查，反映民意，写出《时议》、《蔽主》、《蠹国》、《害民》等奏疏，评击“贤才未用，冗官贪残”等时弊，揭露秦桧奸党“玩弄权术、陷害贤良”的罪行。高登被贬古县令，仍满身正气，秉公办事；疾恶如仇，敢斗权贵。由于高登刚正耿直，力主抗金，奏劾奸党，屡被诬陷。后负冤被徒，绍兴廿九年（1159年）死于容州。朱熹上状为高登昭雪，朝官纷纷响应，光宗被迫下诏，对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郡人念高登刚正忠烈，建高东溪祠。朱熹亲自撰写“高东溪先生祠记”，赞扬他“学博行高，议论慷慨”，毕生都是“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陈本指斥寻谀不遗余力”，可谓“一世之人豪”。祠建成后，又写了“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付对联和两道横额，对联是“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明东仇桧万古识忠臣”。两道横额是“忠孝双全”、“百世师表”。从毁秦桧祠到为高登昭雪，可看出朱熹的高尚气节和抗金立场。
  朱熹知漳约一年，“约馈、宽赋、简役、劝农、办学、善政”，社风民俗日上。“官曹励志节而不敢纵所欲，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社会安宁。朱熹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离任，漳郡父老于“芝山之阳，建朱于祠”，祀颂朱熹德政。朱熹颁谕的礼教，郡民“遵若金科玉律，遗教越数百载”。由于朱熹的“过化”，漳郡逐渐由“俗未知礼”，而成为“礼义之邦”、“海滨邹鲁”。
  《永乐大典》卷8782
  从展
  《清漳志》：僧从展，福州人，俗姓陈。幼不茹荤。年十二，师事雪峰，一日，忽召曰：“还会么？”师欲近前，雪峰以杖柱之，师当下顿悟，作礼而退。梁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延〓（《淳祐志》作延彬），创保福院，迎请开堂，师曰：“须起个笑端作么？然虽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诸仁者还识么？若识得，便与古佛齐眉。”郡西北距城二里，有鹫峰山，师领徒弟造之曰：“此可为吾之兆域矣。”天成三年归寂，赠号大觉禅师，塔额曰：“灵应”。塔在鹫峰法堂之后。
  （竹深辑）
  佛教禅宗喝云派创始人
  ——亘信和尚
  庄宗沛
  亘信（1603—1659年）厦门同安人，俗姓蔡氏，字行弥。据《新续高僧传》记载，亘信和尚为明末漳州南山寺住持。漳州南山寺原为家宅后改寺院，几起几落仍为漳州一大丛林，能使南山寺名声大振，直至播扬海外，延续几百年保持闽南及东南亚的佛教寺院祖庭地位，当归功亘信和尚。
  据有关高僧传记材料记述，亘信躁动母腹之时，其母蔡李氏梦见一颗璀灿耀眼大星从天而落直扑怀中，当即婴儿顺利产出，其父给他起名福星。福星渐渐长大，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已经12岁，听说梅山寺院有位止安法师甚为神通，即产生欢喜心，由于羡慕敬仰而祈望投靠，于是就告诉母亲，可母亲坚决不允。此后数年，福星经常生病，有一次发高烧，已到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福星又求出家，迫于无奈，父母应允。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福星上梅山，从止安法师剃发为僧。出家后，亘信法师所参乃禅宗一派，禅宗有许多典型参禅公案，亘信法师在禅流中知名度甚高，福建佛教史上，禅宗南岳系各派在闽承传谱系，亘信占一席之地。
  禅宗传入中国以后，在一段时期内，其教人悟道方法有悖常态。它不讲基本佛教理论，也不谈戒定慧三原则，而是直接用紧逼方式，或挥拳，或毒骂，或用矛盾语，或用无意味语来点拨、引导修行者。其契机契理，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施以启发方式的。禅宗公案，几百年来在中国文学典著中是一个亮点，尽管现代人读之如一头雾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但价值依存。亘信禅师在禅宗公案中也有精彩片断，《漳州府志》、《五灯全书》、《新续高僧传》和《福建佛教史》均有记载。比如《漳州府志》记：亘信，南山寺僧，怜寺宇颓坠，于本山开堂，听法者千余人。见诸僧众分门立户，彼此交讧。因一僧问如何是宗门大旨，曰：“去住原非我，棒喝不是他，一个云门饼，好送赵州茶。”除此之外，又一段公案记下当时著名禅师费隐通容与亘信对答，同样机缘峻峭。
  亘信禅师25岁那年，在福清黄檗山费隐通容处得法后南下闽南，住持南山寺。他入寺后大力弘法，经常聚众开讲，宣扬佛法，听者一次比一次多，直到千人集会，常住僧人也与日俱增，达到五百之众，故特制一座大灶，放置一大锅，人称“千人鼎”，现存厦门南普陀寺。聚集于漳州南山寺的这一批临济宗僧人以亘信禅师为首形成佛门一大宗派——喝云派，现今南山寺为喝云祖庭，南山寺附属殿堂清泰寺为喝云堂盖源于此。
  亘信禅师住持南山寺跨明清两代，直至清朝顺治年间，其徒子徒孙不乏高僧，法嗣遍布漳厦泉，厦门南普陀，泉州开元寺，南安雪峰寺等寺院当时都是奉南山寺为祖庭。以后，随着门户开放，喝云派又分灯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现在名气很大的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新加坡龙山寺、菲律宾大乘愿寺都曾经是南山寺的下院。漳州南山寺在海内外有如此巨大影响，亘信禅师功不可没。
  南山寺自唐朝陈邕献家宅为寺庙起，至明朝亘信和尚执掌道场为止，寺庙规模不断扩大、完整。南山寺辉煌时期，亘信又一度住持福清黄檗寺、福州雪峰寺、福州庆城寺、泉州承天寺、泉州延福寺、南安雪峰寺，在福建各大寺庙统理大众，振兴道场，是福建佛教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南山寺又迎来东南亚一批又一批高僧大德率领的参访团，他们都是到漳州参拜祖庭，追怀亘信和尚等一批佛门龙象。
  清代闽南杰出的铸造师
  ——黄取
  黄典诚
  黄取（1799～1861年），字取生。漳州旧桥南岸布观音社人。其先祖世居南靖县湖山乡寨仔顶，明万历间迁居漳州。
  黄取祖上世代以冶铸为业，父黄太极经营“金宝兴”号鼎炉。黄太极共有四子：老大、老二系前妻所出；三子黄三、四子黄取是后妻所生。黄太极过世后，老大、老二占去了家业；黄三、黄取只能过着“终窭且贫”的生活。兄弟俩单做铸工还是维持不了一日三餐，于是向地主租来几亩田地耕种。当时尽管家境困难，但黄取还是一心一意想恢宏祖业，他努力冶铸之外，还用心耕种租来的田地。
  清道光元年（1820年），黄取已二十一岁，但家境困难，还是无法成家。这时，村里有家姓林的庄氏寡妇，亡夫留下两个儿子，生活甚是艰难，经村里好心人撮合，黄取就和庄氏结合。黄取一家一下子增加了三口，生活更为困难，幸好胞兄黄三宁可不娶，加以救济，才勉强把家庭维持下来。
  养子成人后，家境渐有起色；加上黄取用力经营冶铸，终于恢复“宝兴号”鼎炉作坊。
  黄取经营作坊，不仅继承了家传工艺技术，而且还能大胆创新。他种过田，深知犁铧等农具的结构和体型，要适应不同的土质才能收到最高的效率。长泰岩溪和平和小溪，两地相去甚远，土质全不一样；另外，砂砾地和烂泥田也不一样，因此，他因地制宜地设计了不同类型的犁耳犁铧。这些改良的农具都刻有H的标志，一上市便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至今老农还念念不忘H字号的犁耳犁铧。
  闽南地区盛产甘蔗，为便利榨蔗熬糖，他考虑产量多寡和用户的实际需要，设计了大、中、小三种类型熬糖大锅，取名为“大糖”、“小冬”、“饭糖”。又从漳州制冰糖需要出发，设计了一种深底的“折瓯”。黄取当时浇铸的改良农具，确为农业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此以外，黄取还为古庙铸钟，今龙海九龙岭木棉庵尚存一口。漳州一带庙宇的大钟、香炉多为黄取及其后人所造。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封闭关锁的大门被打开，厦门辟为通商口岸，这样漳州便成为第一道的海防前线。为此，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由福建巡抚责令汀漳龙道和漳州知府从速铸造龙熕（铁炮），以固海疆。监造委员骆楷不知所措，就找上已负盛名的铸造师黄取商量。黄取琢磨一番，说：“我家祖传的只是铸造糖鼎和各种农具，龙熕从来没有造过；但国家安危，小百姓也有责任，这铸造的事我怎好推卸。”表示回家研究并做好准备工作。
  经过周密筹备，终于开工。那天，十多个土高炉同时升火，呼呼的风声，熊熊的烈焰，在这通红的火光下，百多人来回加料添炭，甚是壮观。约莫过了两个时辰，浇铸成功了，一尊几千斤重的龙熕终于铸造出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至1850年，前后十年间，黄取铸造大小龙熕约有百尊；从新近发现的龙熕看，最重的竟有三千斤。当时没有任何先进的机械设备，只靠人工操作，而熔十数炉铁水于一模具，计算投料、掌握火候，必须十分准确，黄取真是一位十分灵巧的铸造师。
  黄取到了晚年才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恢宏祖业的目的已经达到，但切身的体会：不读书，没有文化是经营事业、提高技艺的障碍。于是立下家训：“后世子孙，除继承祖业外，还须学读书、学会讲官话（国语）。”黄取虽是铸工，但积一生之经验，对培育人才的见解，是很深刻的。事实上，黄取的后代果然是很出色的，其一生的业绩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影响的。
  陈炯明在漳州
  肖林
  陈炯明（1878～1933年），字竞存，号陆安，1878年1月13日生于广东海丰。1906年春入广东政法学堂。1910年2月在上海秘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广东响应，陈炯明被推举为东江起义军总司令。广州光复，广东军政府成立，被举任副都督。二次革命进行讨袁，陈炯明以广东大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布告，声讨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罪行。讨袁失利，陈炯明抵港转赴南洋。袁贼暴亡后，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炯明为省警卫军（20营）司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毁弃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11月10日，在梧州军事会议上决定陈炯明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粤军由原警卫军20营组成。1918年4月起，陈炯明兵分三路向闽进攻，经百余战，始于9月1日进占漳州，并建立直辖闽西南27个县的闽南护法区（早称福建护法区）。自此，陈炯明与漳州有着短短两整年的历史缘分。
  陈炯明在漳州驻扎两年，建立闻名的闽南护法区，为漳州现代史添上光辉的一页。闽南护法区成为孙中山反对军阀进行护法的唯一“根据重地”，护法军握有固定政治疆域、能够行使政府权力的唯一辖地，也是早期宣传马列学说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传播重地，列宁信使波达波夫密访漳州这个中苏早期关系史的见证地，还是“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独具特点的发生地。
  陈炯明在漳州期间，成为粤军和闽南护法区的首脑、对外对内的最高代表。他一手抓粤军军队工作，一手抓闽南护法区建设。在治军方面，他特别强调军人“不干政”（不干涉政府工作），以保证地方民主政治的施行。由于特殊需要，他派出几名统领和副官去当汀漳道道尹（熊略）和重要县份的知县、知事（如尹骥、熊子勋、黄凯），其目的在于加强道、县推行民主政治的领导。其次，在军人中严禁扰民，提倡护民、助民。最突出的是，当时粤军军饷拮据，军政府扣拨甚至不拨，除廖仲恺、朱执信设法补给外，只好在闽南护法区内征收一些税赋，另派兵士砍伐樟树制造樟脑出售以充军饷。尽管饷源如此窘迫，他依然下令各部“不能向各乡摊派军饷或移借米粮”。粤军军纪十分严明，凡是违法作科者严惩不怠。1918年10月31日，粤军进驻漳州刚刚两个月，陈炯明便下令在漳州东门外枪毙三个军犯——李生犯嫖妓逞凶罪、周芳仔犯偷卖枪枝罪、袁毓南犯私谋叛变罪。他对漳城百姓，却以善相待。那个时期，他热心进行新社会建设，造公路，筑轻轨火车道，建设公园，开辟街道，拆旧墙石作江堤，见沙泥、垃圾四处散落，便命令军人主动助民扫除，整治市容，《民国日报》记者作出专题报道。这样的护法队伍，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陈炯明肩负着“维护约法，再造共和”的政治使命，在漳州致力于“整军经武”，很快地增强了军力。自1918年9月至1920年8月，他不但使粤军成为闽南护法区这个护法政权的主要成分，而且保护了闽南护法区这个护法政权的存在和巩固，保障了护法区人民在进步社会中享受政治民主的权利。同时，粤军在孙大元帅和护法区人民的资助和支持下，其军事实力也得到巨大的发展。粤军在广东初建时只有20个营5000人，毛瑟枪等3000多杆。经过百余战，折将损兵1500人。可是，到1919年12月底，正是粤军准备返粤攻伐桂系之时，则发展到20000多人（据《申报》报道，单驻闽南有16000人），共112个营，拥有各式大炮3000门，马步枪4500杆，重轻机枪220挺，飞机16架，另在漳州、汕头、龙岩设立兵工厂三所。1920年8月12日，粤军在漳城第一公园誓师伐桂，已经拥有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陈炯明总司令亲自兼任，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参谋长为蒋介石），第三军军长邓铿，下辖九个支队28个统领，浩浩荡荡离开漳州，一举三路攻粤，未三月攻克广州，从广东驱走桂系军阀，使孙中山得以第二次重组护法军政府。
  陈炯明在漳州治政，其显著处有四个方面：
  一、建立廉勤简约的地方政府机构。他对闽南护法区政制的构想，一是符合护法战争非常时期的需要；二是反对机构多、冗员多、扰民多的政府建制；三是政府职官必须廉勤明政，不贪不腐，行政履职有效。所以，他对政制设置，在闽南护法区内只沿用旧制设“汀漳道”，“道”管辖27个县，又设“汀漳镇守使”（类似军区），以保卫护法政权。“道”之下直接设：（1）政务处，保障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处理有关政务事项；（2）警务处（辖水陆警务处），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水陆交通安全；（3）高等法院，负责刑事民事司法审判，保护民主政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4）财政局，负责地方财政收支，管理金融，开源节流，扶助发展地方经济；（5）工务局（下设工务处、督办建筑处），负责市政、交通、道路、园集建设和监管；（6）教育局，教育、文化双肩并举，创办新制学校，倡导新文化运动；（7）《闽星》（报刊）社，作为共和、民主、爱国思想和传播苏俄共产党、社会主义学理的阵地，以作“劳动社会主义”试验的舆论准备。闽南护法区一级政府机构，有据可查就这寥寥七个。单单靠七个简约机构，仅用两年时间，就把直（皖）系军阀、闽督李厚基统治下的破烂漳州，改变了百废面貌，换上了新姿门庭，人们思想动态也活跃在民主气氛中。漳州老辈经历者有目共睹，对陈炯明设置廉勤简约、各司其职的地方政府机构，都留下良好的口碑。
  二、实行委派制、任命制、邀聘制、荐举制，采用人事革新的方法，安排和择用地方行政职官。这种用人制施行于民国初期，又处于护法战争的非常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例如：道尹熊略、镇守使洪兆麟，政务处处长徐桴、警务处处长丘哲，龙溪、海澄知县尹骥、张友仁，东山、漳平、宁洋知事陈策、熊子勋、黄凯，都是直接从军官中择用加予委派履职的。
  至于任命制，如财政局局长钟秀南和高等法院院长郑丰稔（龙岩人）以及一些县知事，都是通过任命当上职官的；至于工务局局长周醒南、教育局局长梁冰弦、《闽星》社主编陈秋霖，却是从广东择贤邀聘而来的；还有，清流、建宁、将乐三县知事区戊圻、吴海清、朱泰谟，可以说是由当地贤达士绅荐举的拥护约法又众望所瞩的开明人士充任的。这些选贤任职的擢官做法，经过实际检验，颇得政令通达，勤政清廉，多为民谋，官绩彰然。
  三、推行“以闽治闽”的自治思想，首倡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鼓励组织民众团体，开放言论、结社自由。这个政治主张，陈炯明在他的宣言、通电、演讲中，都申明是“终生的追求”。故在当时漳州城内，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行业会、教育会、店员会、妇女会等群众性团体相继出现；作为粤军和民众喉舌的报纸、杂志、出版、图书社共十余家；国民享有人身、居住、结社、言论和示威游行等民主权利，能够应时表达百姓的政治意愿和诉求；知识界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可以不避犯尊地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面争辩；漳州“五四”爱国运动如洪潮澎湃，学生等各界两次集结两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签订不平等的“巴黎和约”，不但不受驻军劝阻和压制，还得到粤军主帅陈炯明的通电支持，要求“置私订密约者于典刑”，还表示“倚马漳泉，誓为国死”。因为，在当时国内南北军阀割据一方、争雄称霸的历史背景下，漳州城能够出现这种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的生动局面，不能不说闽南护法区政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四、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建设市政，繁荣经济，推行新文化，启发民智，勤为民谋。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当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不但年老的漳州亲历者皆有口碑传颂，而且全国闻名的《民国日报》、《申报》均有赞美的连续报道，说“成绩之取得，其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勤为民谋，遇难而解，事有后效”。周醒南建公路、辟街道、造大桥、筑堤岸、开雅集，资金缺乏，则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和民间筹措办法辅予解决。建40亩大的第一公园，花费不足四万光洋，在一年内完成，园内树木、花草、碑亭、厅堂、莲池俱备，其中一尊“博爱、自由、平等、互助”的方碑，于今还耸立园中，供人瞻仰。在公司企业方面，实行公营、合营、私营多种经济形式，政府开博通公司，也建贸易雅集，使漳州有着赣南、粤北、厦泉、岩汀商贾的云集，物资集散畅流，城乡经济繁荣一时。
  漳州在经济建设同时，注意同步进行文化建设。二十世纪初叶，陈炯明具有这种经济、文化同步的建设观，那是可取的。陈炯明从广东邀聘来当教育局长的梁冰弦，对教育旧制进行改革，取缔私塾，改造塾师，兴行新教育制度，乡乡办新制小学，在城内设日校、夜校、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妇女读书班，实行义务普及教育。另办飞行学校、技术学校、路政学校、师范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还组织两批61名优选生赴法勤工俭学，开漳州成批留学史之先。
  在报刊媒体方面，陈炯明创办《闽星》报刊，亲自兼任社长，亲撰发刊词，阐述报刊宗旨，还支持创办《军事日报》、《闽锋周刊》、《闽南新报》、《龙溪通俗周报》、《龙溪教育月刊》，支持出版《二师周刊》、《云中周刊》和《霞文潮》、《自明集》（资料录自《陈炯明与粤军研究资料》丛书），拿出主要篇幅宣传“五四”爱国精神和科学民主思想，宣传苏俄社会主义和马列学理（有的莠存幼稚、偏颇和片面的观点），陈炯明借以灌输劳动社会主义，传播新的文化思想，多方面地启发民智。陈炯明说，用“平民教育精神，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夸说闽南护法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美国公使在提交政府的报告中还称赞“漳州到处可见建设的显象”。美侨对“陈氏（炯明）之施政均引以为荣”。
  纵观之，陈炯明在漳州的短短两年中，对建设新社会、推行新文化是做过好事的。这期间，还发生一件早期中苏关系史的重大事情：1920年4月，列宁派来的信使波达波夫秘密到漳访问陈炯明。会见后，波氏向陈炯明转交了列宁的信件，并转达列宁意见，希望陈氏注意开展群众运动。两人在互谈中，陈氏向苏方提出提供粮食救助的要求，还写入《谈判纪录》，由双方签字。5月10日，波达波夫携带由朱执信起草、陈炯明签字的《致列宁函》、《致苏俄中国工人兄弟书》离开漳州，陈炯明赠给港币2000元，又派秘书李瑞珍送波氏经厦门赴香港。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领粤军离漳入粤讨伐桂系。而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见更加相悖，导致矛盾激化，终于分道扬镳，兵戎相见。陈炯明失败后，走香港。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港岛。临终时，还连呼：“共和！共和！”卒后，因“家贫几不能备棺殓，义故助之，始成丧。于是知君清操绝于时人”。章炳麟撰《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时作如此评述。吴稚晖挽联也说：“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说明陈炯明一生是守于贫、操于廉的。
  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界时期（1918年9月——1920年8月），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驻扎漳州，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举旗护法，整军经武，推行新文化，建设新社会，实行政治民主，被孙中山先生称誉为再造共和的“根据重地”。他的治漳之绩，这是不须争议的历史事实。
  市政建设师周醒南
  肖林
  周醒南（1887～？），广东惠阳府城人。1906年清朝废科举，兴新学，周进入两广游学预备科（两广方言学校前身）。学成后，赴北江学堂任教席，俟又参加惠阳辛亥光复斗争。1911年9月19日，惠阳宣告光复胜利，但集中于府、县两城的万名革命义军，亟待发放饷粮或出资给农军回乡生产。当时，惠州民军司令陈炯明便派周醒南奔赴广州领饷。周不顾地方秩序混乱和兵匪交相骚扰，独自一人乘坐小船到石龙起水，冒险沿广九铁路沿线步行，安全抵达广州城，向临时大都督胡汉民请领军饷。胡汉民批拨五万元光洋交周醒南押运回去。有了饷银，陈炯明才得以整编革命义军，逐步发展为援闽粤军的基干力量。因为周醒南临危受命，完成领饷大任，开始被陈炯明赏识。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胡汉民、陈炯明分别出任广东都督、副都督，邓铿入广东陆军小学堂任教官，因而将周醒南提任为广东公路处处长，负责全粤公路开辟工作。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仇视革命党人，派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8月，龙率领军队进入广州，便动手砍裁原来的广东部队，并派部拘拿坚持民主革命的省政官员。周醒南被迫出走南洋，到新加坡执教谋生，但他的惠阳家宅被查封，母亲和胞弟被无辜扣押囚禁。1916年，袁世凯垮台，周醒南见共和重光，便从南洋返回广州，襄助教育前辈创办工业专门学校（为广东大学工科打下基础），以培养地方工业建设人才。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翌年派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率军援闽，进入漳州建立护法运动“根据重地”的“闽南护法区”。周醒南便被请到漳州当官产事务局（相当于今城市建设局）局长，后改任工务局长。
  周醒南为人乐善好施，勤政善业。他在漳州，正逢“闽南护法区”刷新政治，建设新社会时期，他便着手在漳州这个得天独厚的膏腴之地振兴实业，建设市政，以活跃城乡经济。1919年初，周醒南特地聘请留学日本后再入上海中国公学专攻理科的同乡冯重熙（早年曾经一起办惠州振坤女子学堂），到漳州襄助市政建设的规划、勘测和施工；又邀同学翟雨亭和同乡李礼甫、王仁度等人来局任总务科长和施工员、测绘员、庶务员等等。他们采取“内外双动”的做法：在市内，周醒南利用拆除古老城墙石条，修筑年久失修的九龙江堤岸，又在西溪靠城段建造一座横接城南的钢筋水泥直桥，桥全长652尺，宽25尺，桥两边加砌护栏，专辟双边人行道，实行车马人分流，给当地商旅交通和市民生活带来诸多方便；漳州城内原有的街道狭窄（多系丈余横宽），凹凸不平，弯曲不直，商店参差，买卖不便，周醒南便动手扩建街道，整顿市容。从旧府衙口起朝东南走向，改建两条由石板铺砌而成的主干街道；凡是需要拆卸重修的店铺一律拆修，其拆建费用实行谁家店面和店前街面由谁家自负的办法，不予加增市内居民负担。未竟年，两条主干街路竣工，一条叫“陆安东路”（今新华西路），另一条叫“定威南路”（今延安南路），街路两边一式盖起双层骑楼（亭仔楼）。另外，周醒南在市中心拆掉旧漳州府署、府仓，筑造漳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园；利用府埕建造“博通公司”经营百货，在东门市尾开辟“文明雅集”，交流农产物资，并在少司徒（今北京路）建“迎宾大旅馆”，促进城乡商贸发展。
  在城外，周醒南负责规划动工，修建公路，通行汽车。原计划公路北通泉州，东达厦门，西至龙岩，南连潮汕，后因工程投资量大，才用募集的五万大洋股资，建成一条自漳州至石码长达20公里的福建省第一条公路，于1920年2月正式通车，并与商绅孙次典等成立漳码马路始兴有限公司，经营客货双运，使漳州和厦门构成水陆联运，货流畅通，赣南、闽西商贾纷纷南来，漳州市场活跃一时。
  周醒南负责漳州市政建设，由于规划准确，计算精细，施工严格，重视质检，工程进展快，成本付出少，博得居民众口称赞。例如建造占地42亩的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园内缀塑假山，新筑亭榭，修辟喷水池、月池、莲池，绿地种植花木，砌筑茶肆、酒巴间和台阁，并立有孙中山先生亲笔的“博爱”碑。像这座可供游人观赏、游憩的公共园所，未经一年即告竣工，全部工程费用只39303元，其工效之快、花钱之省，诚为后人所慕，至今不止。周醒南在漳州进行市政建设期间，还首创一所“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就地培养有专长的公路建设人才。这所学校联办两期，由周醒南亲自主持兼授课，冯重熙辅予教授几何学、工程学，先后完业学生100多名，除分配漳州参与公路工程建设外，还散布“闽南护法区”属县，辅助当地建设。
  1919年6月5日，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在漳州成立航空学校。前一天（4日），陈氏急急“饬工务局刻日建筑飞机场，着工程师测绘动工”。工务局局长周醒南呈请广东大沙头水陆飞机场的飞行师杨仙逸、张惠长到漳州考察、选择场址，遂在漳城临江平坦的南郊沙岗地带定下飞机场址。周醒南立即组织工程师和技术员进行测绘，又招募民工迅速上场，边建设边施工。因为军事形势的发展需要，飞行员和机场人员提早抵漳，只好搭盖棚子先住人。周醒南和建设机场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跟民工挤在一起，经常住简陋棚子，生活条件很困难。可是，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又紧张的施工，当年年底便宣告南郊机场竣工，总面积400多亩，东至桥南白鹭洲，西至今中山桥南端街道东侧，北至九龙江濒城南岸，南至上街村外围；场内造有两条约2000米长、4至6米宽的水泥跑道（类甲线），还造一座能停10架飞机的平房式机库。这个漳州南郊机场，是继孙中山在广州东郊濒临珠江建造大沙头水陆飞机场之后，成为护法军政府创建空军的第二基地。1920年8月一11月，粤军奉孙中山先生命令，从漳州誓师出兵入粤，打到广东去，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在漳州机场的飞行队驾驶10架军用机，直飞粤省，抛放炸弹，扫射机枪，配合陆军袭击陆荣廷，迅速攻克广州，光复广东，使孙中山得以胜利地第二次组成护法军政府。
  由于粤军打回广东，周醒南随军返粤，出任筹饷局局长。1924年秋，周先生因负责漳州市政建设而闻名遐迩，被厦门海军司令部司令林国赓聘为堤工办事处顾问，筹划筑造海堤，进行市内五大干线实测，同时把鹭江道堤岸及各山地新区、中山公园及其四周马路工程投入施工。1928年，周醒南改任路政办事处会办，便将四大干线和镇南关、内海滩、大王冢、新区工程全面施工，又对水仙路、晨光路、同文路、古城路、民国路、故宫路诸线进行勘测。对中山公园四周围墙、门楼和园内填筑工程以及百家村、龙船河、美头山、后江埭工程分头并进。经过六年时间，周醒南在厦门市内完成干路720公里、支路约13公里，工业和住宅区路近20公里，使厦门市政建设一新，洗涮厦门港被称“臭港”、“疫埠”的耻辱。
  周醒南在厦门主持市政建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气节。他对厦门市政建设负有重任，自己所受的“咸酸苦涩”无所谓，但对外国势力的欺凌和侮辱，他都直起脊梁挺身回击，不愧是一条中华汉子。
  1928年6月一1929年5月间，周醒南在开辟中山、大同两路时，多次受到驻厦英国领事的抗议，说什么侵犯“海后滩美国租界主权”，诬指“使用的房屋土地多属英商洋行产业”，强横表示“对市政会制订的收买民房办法不予接受”。接着，美、法、荷领事也抗议力阻。周醒南却勇敢地顶着外压进行交涉，不屈倒在洋人面前。他通过厦门交涉署转函驻厦各国领事，声明收买民房土地是中国领土主权，“无论何国籍民，均与华民同样照章办理”。声明发出后，周醒南不理洋人加阻，强制收用该收用的滩地、田地，按时进行施工，真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扫了外国人的威风。
  1933年7月，周醒南因为维护中国主权曾经被日本领事馆扣留几个月。溯自1926年3月20日，住在厦门西庵宫28号的日本籍民庄焰山抗拒拆迁住屋，周醒南给予强制拆除，以维护市政章程。驻厦日领事提出抗议，扬言要用武力保护“日本臣民”。28日，厦督陈培锟、会办周醒南进行交涉，义正词严的指出：“拆卸房屋，中外业主一律待遇……万不能为日本籍民开一特别例”。陈、周对日交涉的强硬态度，得到厦门市民的支持，报馆纷纷发表新闻、社论，迫得日领事进退维艰，不敢公开跳出来给日人庄焰山作“后盾”。可是，日领事把周醒南视为眼中钉。
  1933年十九路军驻厦期间，日本领事馆蓄意挑衅，以索还厦门向台湾银行的借款为借口，恫吓和讹诈厦门商会要划押签字出卖厦门泊岸和货仓。因为借款用于市政建设，最后的冲击波就撞在周醒南身上。一天，日领事通知周氏签字出卖泊岸和货仓。周认为事关民族大节和祖国主权，当即回答日本人说：“这乃是中国主权所系，我无权也不能签字”。由于周先生不做辱国丧权的耻事而严正拒绝签字，便被扣留于日本领事馆数月之久。后来，蔡廷锴将军公开发表抗议声明，又亲自与日领事馆严词交涉，周醒南始得救出，脱离日本人的魔窟。
  周醒南先生不仅是闽南市政建设的一位建功者，而且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可惜，他在抗战胜利后就不幸病逝于香港。
  简大狮爱国
  闽人简大狮，少有勇名，富民族平等思想，市井佣工请见，亦礼之若上宾焉。尝游厦门，偶于途中睹一西人欺凌一华人，又有一人袖手旁观，其色若自得者，大狮耻之，乃击旁观者之颊而骂之曰：“若视同胞受辱，不引为耻，反顾而笑之，诚无耻之尤者也。”西人见其勇，亦遽退焉。光绪乙未，大狮闻台湾割于日，甚不平，乃散其家资，募死士，拒强邻。卒以众寡不敌，败窜泉州。然日人惮之，威逼闽官，谓若不予大狮，当兴师问罪。闽官惧，亟索大狮，获而囚之。大狮泣曰：“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赦于他邦。”闽官不可，遂畀日人。日人甚敬之，呼为烈士，欲降之。大狮不可，乃不屈死。
  徐珂《清稗类钞·忠荩类》
  （竹深辑）
  红军时期金融家——高捷成
  吴亚登
  高捷成（1909-1943年）。福建漳州城区人。是我党早期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晋冀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军会计工作制度的创立者。他的革命一生，风尘仆仆，南北奔驰参加万里长征，为创建我党经济工作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他出生于漳州市（今芗城区）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高添木以制作爆竹为业，母亲理家务兼做零活以维持生计，一家清贫度日。高捷成四岁时，就跟父母起早摸黑地动手制作爆竹，自幼就养成勤奋劳动的习惯，父母很希望孩子长大能上学读书，将来有个立身之本，因而日常生活省吃俭用。高捷成七岁时进附近华侨小学半工半读。他深知自己家庭贫困，上学来之不易，因此在校认真读书，回到家里又积极劳动，常是边卷鞭炮边念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他刻苦勤奋，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全班前茅，深受老师的喜爱。小学毕业后，他被保送到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初中部就读，初中毕业后，因家境穷困，难以继续升学。失学后，他埋头在家干活，偶而外出，看到一些有钱人的孩子趾高气昂地背着书包上学，就愤恨这社会的不公平。
  1926年11月，北伐军入漳，时十七岁的高捷成投身革命洪流，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活动，当上北伐军的宣传员，向群众宣传北伐军的政策宗旨，并深入农村，组织农会，开展活动，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后被介绍到广州受训，并参加当地学运的领导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的失败，使高捷成困惑、激愤。1928年他离开广州回到漳州，后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终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停学。他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可这里是花花世界，容不得穷人求生，结果没呆多久，他又回到漳州，在其宗叔高开国经营的“百川银庄”担任出纳。
  这时，王占春、李金发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漳州南乡一带。一个偶然的机会，高捷成通过堂弟高渭南认识王占春。在王占春的启发引导下，他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队伍，才能推翻这个旧世界，从此他积极帮助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为了给游击队排忧解难，他利用当“百川银庄”出纳之机，暗中提出二万多银元支援游击队，解决游击队的燃眉之急和补充经济实力。
  1932年4月，中央红军进漳，这是高捷成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红军驻漳期间，他公开为红军办事，协助红军筹集款项，整天忙着帮助理财算帐。在红军离漳前夕，他想参加红军队伍，这时他和高蔡宝才结婚一年多，且有幼子，担心自己一走，妻子难于照料年迈多病的双亲和年幼的儿子，最终得到妻子的支持，加入红军队伍。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首批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历任宣传队长、总务处长、教育科长、组织科长、会计科长等职务。在任会计科长期间，协助中央苏区第一任银行行长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刻画货币印鉴，筹划银行组织工作。
  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离开瑞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后胜利到达延安。1937年4月10日高捷成给其宗叔高开国寄一封家信并附相片。信中畅述了他所走的救国道路，虽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挽救国家危难，志向所趋故坚定不移。信中还说明了挪用巨款之缘由，并说：“我所欠（百川银庄）二万余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元。国家得救，民族生存，清债还利绝不短欠分文。”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意志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情怀。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急爆发后，高捷成随八路军129师转战到冀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在那里先后担任冀南区税务总局局长、晋冀鲁豫区财经处长。1939年9月，领导决定成立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首任冀南银行总行长。在任职期间，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允许被割断区设立银行，印发地方纸币”的指示精神，坚决实行党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银行刚成立，一无房屋，二无设备，三无银行人才，加上地处边远山区，经济不发达，交通太落后，给工作带来重重困难。高捷成迎难而上，不辞劳苦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坚持就地取材，以土代洋，并通过多种曲折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北平、天津等地采购物资、设备，设法运到根据地，很快就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建起了印钞工厂。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废寝忘食与大家一起冲破了道道难关，终于印制出冀南银行自己的货币——冀钞。根据党的指示，在统一货币流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颁布有关法令，逐步提高和巩固冀钞的地位，有力打击和缩小敌伪币的流通区域，扩大和巩固了冀钞的流通区域和范围，进一步活跃金融秩序，繁荣根据地的市场，安定了民生，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加快金融战线的组织建设，他兼任银行政委后，首先抓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工作人员对银行本职工作的热爱，为金融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品德兼优、业务熟练的骨干。其次他针对银行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把自己过去所学经济专业知识和多年的金融工作经验，结合当时根据地实际，制定《冀南银行工作规程》（草案）、《冀南银行办事细则》以及会计工作制度，各种业务营业办法等等，并专门召开有关专业会议进行业务培训。
  高捷成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和组织指挥才能，而且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在生活上刻苦耐劳。他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可生活上与同志们完全一样，没有丝毫特殊，而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笑声。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待人热情诚恳，遇事同大家商量，是一位深得同志们爱戴和敬重的领导干部。
  1943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山区。高捷成在反扫荡战争的紧急关头，仍带领部分银行干部到各边区分行，部署货币发行和开展保护货币的斗争。5月14日，当他们途经河北内邱县白鹿村时，遇敌而被包围，不幸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电话员周正云发现后，立即背起他突围。高捷成身上带有党的重要文件，因情况危急，为了保住文件，高捷成命令小周不要管他，赶快带着文件突围。小周含着眼泪冲出敌围，党的文件保住了，可高捷成却英勇牺牲了，时年34岁。当时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第129师政委邓小平闻讯后，悲痛惋惜地说：“高捷成同志牺牲，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6月26日河北涉县索堡镇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把高捷成的遗体安葬在左权将军的坟墓之侧。
  1950年10月21日，人民政府将高捷成和左权将军等烈士遗骨移葬于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并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
  民国时期漳州教坛名儒
  ——徐飞仙
  庄宗沛
  徐飞仙（1883～1960年）名振山，字石，号飞仙，祖籍南靖县。清末廪生，近代漳州名儒，工诗，为文古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任过私塾先生、小学校长、中学国文教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任龙溪县立图书馆馆长。解放后，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漳州市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委。在漳州学界名望甚高。
  徐飞仙出生在漳州西桥瀛洲社（今洋老洲）书香之家。其祖父颇通文墨，特别钟爱乃孙，常于家中四壁张贴各种人物典故之名，要求飞仙说出其中内容，说对了给赏钱，促使徐飞仙自幼养成翻阅字典的习惯，一字一词刨根问底。直至成名后，他自述“吾乃读字典而有所得矣。”徐飞仙苦读诗书加之聪颖过人，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便为施姓翰林聘入家中当塾师，十八岁在洋老洲开办私塾授徒，二十岁被漳州府推荐为拔贡，视为众多秀才中之佼佼者，拟赴京城参加朝考，但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科举，徐飞仙仕途遭挫，只好续当塾师。1908年光绪亡宣统出，企望重开科举，1909年徐飞仙以福建省前三名举子身份赴京朝考。是时，上朝面见宣统皇帝，虽皇帝仅一小儿，但举子们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唯徐飞仙落落大方，施礼后亮开喉咙报到：“福建省举子徐飞仙”，令当时朝廷大员侧目，然帝制旋即结束，恢复科举制度也同时覆灭。徐飞仙重返教坛，先任私塾先生三年后改任学堂教员，1913年出任小学校长。1917年受聘到厦门思明中学任国文教员，1920年回漳州龙中（漳州一中前身）担任国文教员，任职二十余年，其影响最广，名声最大的大概就是省立龙中任教期间。一生中他也曾在永春中学、漳浦纯美中学担任过国文教员。
  徐飞仙老师教学极具灵活，富有特色。当时上课，他经常花半节课时间“点名”，其点名并非单纯对学生直呼名字，而是用吟诵古文的腔调点名，让学生在听点名中识平仄辩正音，对学古文帮助甚大。徐老师上作文课更有一番情趣，他先跟学生聊天，把学生引入情境中再出示命题，学生习作有趣而不犯难。当年徐师学生谈起“飞仙先生”之教学，这些耄耋之人都眉飞色舞。有一老者著书忆道：“徐师身材高大，常穿灰色长衫，虽不作理学家言，而恺悌慈祥，未尝疾言厉色，足见平素修养的分量。”他还说：“当时是抗战前夕，他教给我们班上的，现在只记得《前彩云曲》和《秦士传》两篇，他教书，讲解细致，引典详博，特别对庚子之乱，傅彩云由‘状元娘子’沦入烟花，不胜有佳人薄命之感，同时对日寇侵凌也结合课文表示愤慨。”
  徐飞仙先生历经清朝、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社会制度，七十七年岁月几乎都面临内忧外患，动乱不止，但其一生安贫乐道，明心于诗文写作，寄志于培桃育李。因历史的原因，徐先生文稿所存无几，有一首《题粉笔盒》可观其心：“事业消磨阿堵中，区区浪说贮春风。胜蓝他日期诸子，守白长年误乃公。粉黛因缘余闰运，丹铅离合总冬烘。飘零絮果今身足，如此生涯讯玉骢。”民国期间的徐飞仙虽名气很大但仍是穷秀才，蛰居于洋老洲旧屋，当时漳州绅士林琯玉非常器重徐师，特腾出何衙内一处房舍供其一家居住，后来徐师子女长成，方于何衙内拨出一块地皮自己建起一座小楼，徐飞仙号其“景榴楼”。他曾辑诗文以《景榴楼鳞爪》称名。
  徐飞仙先生精通国学，所以社会上慕名求诗求联甚多，他也时常代人作寿联唁对，或赠诗送句。现在树立在漳州中山公园内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司令何应钦撰的《中山公园纪念亭记》是由徐飞仙代笔的，这篇文章可垂永久。他还为中山桥，南靖县署撰写碑记，至于寺庙柱联出自徐先生手笔的不胜枚举。徐飞仙生平喜读道书，讲究玄理、养生、炼丹之类，知识面广，涉猎百家，同时代士子罕与其匹。当时龙中一度借南山寺上课，徐飞仙常与寺僧交谈，曾写一偈赠其门生，偈云：“遮眼瑕瑜月旦荒，临筵舞袖也郎当。佛前忏悔无他语，拾得兵间半段枪。”偈是有感而发，很俊逸有灵气。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徐飞仙很尊重，礼请其任市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在文史馆员中其待遇为最高级的。1960年徐先生病逝，当时国家处困难时期，市委特批杉木为其作棺，并举行追悼会，彰其爱国爱乡，文才杰出，育人有方之佳绩。
  徐飞仙诗：《心丈愈予足疾，诗以酬之》
  徐飞仙先生有一次脚崴了，大概颇为严重，但为庸医所误，用柚皮治之无效，后来还是有名民间骨科医师侯心甫治愈了先生的病，先生有所感，写了一首题为《心丈愈予足疾，诗以酬之》的四言古诗：
  虞廷有夔，独一无二。园中有葵，其卫有自。
  造物区区，足下作祟。非战于泓，伤同痿痹。
  非舞商羊，天靳所畀。我欲学仙，蹐焉缩地。
  我欲学佛，六通焉冀。赖有先生，交未失臂。
  按旃摩旃，斡旋如意。咄咄迷阳，三舍退避。
  其技之妙，曷如取譬。千里蓴羹，末下盐豉。
  柚而皮之，嗤之以鼻。
  某医治以柚皮，失效兰陵徐飞仙
  诗几乎通体运典，充分体现先生掉书袋但又不乏幽默的写作风格。足疾本系小事，但先生能引经据典，头头道来，真令人叹为观止。为此，附注于下，供参阅。
  附注：
  虞廷句：虞廷，指舜帝之时，后指圣朝。这里是说舜统治之时，有一个名夔的乐官。《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候。”《吕氏春秋·察传》：“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徐先生因足疾，故用夔一足之（下转第261页）
  爱国的开明企业家
  ——蔡竹禅
  蔡殖生
  蔡竹禅（1898～1966年），又名蔡大勋，福建漳州芗城区人。解放前是爱国的实业家，解放后参加人民政府工作。
  历尽艰辛办交通
  蔡竹禅年少时攻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受实业救国的影响，弃学从商，于民国5年（1916年）进漳州笃诚赐记参行当学徒，他聪明勤快，深得笃诚赐记老板陈智君（时任汀漳龙道道尹）的赏识。陈智君在民国8年到福州任省财政委员会会办，便带他到福州当税务征收员。民国10年陈智君离职，蔡也返漳，与归侨合办“蔡侨钱庄”。不久他投股办“龙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官僚渗透控制，束缚经营手脚，特别是大股东张贞（漳州地方民军长官）任人唯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内部互相倾轧，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民国14年愤而辞职。他目睹闽西土纸、竹、木等土特产丰富的优势，很快与孙绍武（经营土纸）和陈应志、谢牧英（经营散车的），研究并共同参股创办“漳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通漳州至龙岩的汽车货运业务，由于货运业务畅通繁荣，使浙、赣边界的土特产也不断通过闽西运至闽南，货运收入填补客运不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美、英帝国主义操纵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大公司串通一气垄断汽油，使汽车运输陷入困境，于是蔡竹禅为首联合全省十七家汽车公司，成立汽车同业联合会，提倡开源节流，并统一直接向上海光华油行订购俄国汽油，从而粉碎买办资本的垄断阴谋和抵制国民党当局在汽油方面的苛捐杂税。
  1938年厦门沦陷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怀恨抗税义举，乘机报复，借口防止日军向内陆入侵而命令破坏公路桥梁，并以派军差名义，将各公司汽车拉去做官办生意。“漳龙”受创最大。150多公里漳龙公路，一下子破坏了75公里，58辆新旧汽车全被征用或封存，6辆待修的大车也被强行烧毁，使“漳龙”汽车公司陷入瘫痪绝境。其他的汽车公司也同样相继破产。对此他联合同行与当局进行说理斗争，拿出在龙岩适中拍摄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封车私运眷属和家具逃难的照片，作为证据以控告，迫使当局惩办贪官，退回少数汽车，当时“漳龙”只讨回旧车10辆。由于海运被敌人封锁，致使汽油和轮胎来源断绝，蔡竹禅团结依靠职工想方设法，汽车改装木炭炉，用木炭代汽油起动，就这样靠这几部破烂车，继续在南靖水潮至龙岩75公里的公路上艰难经营运行。1941年日军南侵，国民党当局又将漳龙公路全线破坏，面对这困难局面，他又走出新路子，那时有一条从龙岩通朋口、长汀、瑞金至赣州的跨省公路，原是福州、泉州等地的公、私营汽车公司经营的，因客流量少而亏本停业，他积极前往周旋洽谈业务，此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也亲自出马，要“漳龙”汽车公司承接其业务。他带领“漳龙”公司独家承接这条运输线，包揽盐务专运，设法把汽车改造成前座乘客、后座装货和旅客座位下放货物，充分利用空间和运力，逐步扭转经济亏损，一直到抗战胜利。
  心向革命无所惧
  1932年红军撤离漳州后，十九路军右派李金波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当时蔡竹禅是龙溪县代县长，他巧妙地设法保护群众，提出凡被捕者只要店铺担保即可释放的意见。李金波觉得有利可图就照办了，于是许多大商户纷纷出面保乡亲。单漳孚始兴汽车公司总经理就保出了石亭高坑全村的赤卫队员。1937年，芗潮剧社20多名革命同志秘密分散转移到龙岩白沙、而后出省北上抗日，蔡捐献白银600元资助抗日。1938年清明节，芗潮剧社的连秀琴、郭宽逊等8位同志，为已故的地下党员胡大机扫墓，被捕入狱。释放后，蔡将他们介绍到“漳龙”公司谋职，并帮其转移到南靖和溪、龙岩适中，避过漳州再次搜捕的劫难。同年6月战时服务团30多人被捕入狱，中国共产党员柯联魁等四烈士遇难，接着全城深夜大搜捕，许多抗日进步青年被投入牢狱。为解危难，蔡暗地里通过内线关系，向狱中送钱送营养品，设法营救同志出狱。芗潮剧社骨干张韫琪于1939年春节前夕，从上饶集中营释放回来，到家已是年关，且贫病交加，蔡竹禅得知这情况，即派人送去大银17元，助她全家过个团圆年，人们称赞他是雪中送炭。1942年有六位地下党同志，分别隐蔽在漳龙公司和教育界工作，他得知反动当局已发现他们的身份，即派驾驶员刘松开车，连夜送他们去江西瑞金，摆脱了险境。1945年，其弟中共党员蔡大燮从海外回到龙岩被保安团扣留，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如获至宝，大造声势，说大燮是延安来的，上头有令可就地处决……。竹禅闻知弟弟有难，心急如火，亲自赴省城直到国民党省主席刘建绪办公厅，亮出其弟从菲律宾回国的船票，反驳特务的谣言，然后不惜重金将胞弟从死亡边沿救出。
  蔡竹禅同情革命的所作所为，反动当局已有觉察，想拿他开刀又抓不到把柄。1939年秋，反共最凶残的钱东亮部，以蔡竹禅在华安汰内兴办的“桃源垦殖场”为由，认为是共产党活动根据地和交通站而进行洗劫抄家。这个农场过去确有赤卫队员为避难来做工，然而此时已无踪迹，反动派终查不出真实凭据。蔡对此也不善罢甘休，状告当局迫害无辜，地方告不动就到省去告。其间乘轿子途经南靖金山水尾，遭匪首戴肇基绑架，身陷匪穴，被关在土牢里。他临危不惧，细心观察，了解到看管他的戴仓、余甲、戴清等三人是因生活所迫受骗入伙当土匪的，便耐心做策反工作，开导他们弃恶从善，并指天发誓，许愿他们脱离匪窝，可保终生不失业不愁吃穿，结果戴仓等弃暗投明，半夜里枪杀了匪首，护送蔡竹禅回漳州家中，从此，他们三人在“漳龙”公司工作，直到解放后转为国营职工。
  一心溶入新社会
  解放战争期间，蔡竹禅常在其胞弟蔡大燮的住处阅读进步书籍。通过研读，他赞成共产党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清除贪官污吏，发动广大群众，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的主张。为割断封建剥削尾巴，1947年，他把自己的160多亩良田，无私分给贫困农民。
  1951年他通过省委统战部向省府递申请报告，要求将其“漳龙”汽车运输公司收归国家经营。1952年10月，省政府批准这一报告，于是漳州汽车运输公司全行业——其中有65辆客货车、修车厂、汽车站等，统由国家赎买，随即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开创了私营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例。
  1949年9月以后，刚解放的漳城，百废待兴，工商界不少人对党和政府有疑虑，税款难收，金融秩序也不甚好，由于蔡竹禅为人忠直，办事公正，名气大，有一定的号召力，龙溪地委安排他抓工商联工作。他除了以身作则带头缴税、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按行业成立同业公会，由公会发动各商家自报公议确定营业额，并按税率测算税额，经半年的整顿协调，基本上都按要求完成应缴的税额，维护经济秩序。抗美援朝期间，他组织工商界控诉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发动大家订爱国公约，购买爱国公债，捐献飞机大炮，成为群众性爱国捐献热潮，全市（今芗城区）捐献一架飞机，其中半架是他个人捐献的。他热心公益事业，根据党的侨务政策，积极做好团结侨胞工作，从而引进了侨汇和先进设备，加快家乡建设步伐，如建设华侨新村、侨芗剧场、漳州旅社、华侨羽毛球厂、华侨医院（今芗城中医院）、市立医院（今芗城医院）等，基本上以他为主积极做归国华侨工作，引进和捐献资金兴建的。
  蔡竹禅的热心奉献和实干精神，深受党政领导敬重和人民群众的拥戴，党给予重任和许多荣誉。解放初期，漳州市第一二届人代会推举他为筹委会副主任、副市长。1954年起连续五届市人代会都选他为副市长。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全国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福建省首届人代会召开时，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后又担任龙溪专署副专员、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等。
  1957年，他患脉管炎，先后到福州、上海请高明的医生做手术治疗。他康复回来，虽然双腿截肢，仍然坐轮椅上班、读报、批阅文件并出席各种会议。1965年冬，旧病复发瘫痪不起。1966年2月27日辞世，享年68岁。历史将永记其光辉一页。
  （吴亚登 整理）
  （上接第254页）说。
  园中句：旧书有采葵不可伤根之说，故曰：卫其足。《春秋左传诂》卷11《成公十七年》：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古诗云：“采葵不伤根，伤根葵不生。”古代以葵为蔬菜，采食时不伤其根，留待再生嫩叶，故有“卫其足”之说。
  非战句：春秋时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公伤股。见《春秋左传诂》卷7《僖公二十二年》。徐先生这里以宋公伤股借指自己的足疾。
  非舞句：商羊，传说中的鸟，每大雨来临，常屈一足起舞。《孔子家语·辩政》：“齐有一足之鸟……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靳，厌恶嘲弄之意。《春秋左传诂》卷6《庄公十一年》诂：服虞云：“耻而恶之曰靳。”《玉篇》：“戏而相愧曰靳。”
  我欲二句：地，戒慎小心。，累足、小步。《诗·小雅·正月》：“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六通，佛教语蹐指佛的六种神通力：神境智证通（神足通）、天眼智证通蹐天眼通）、天耳智证通（天耳通）、他心智证通（他心通）、宿住随念智证通（宿命通）和漏尽智证通（漏尽通）。
  按旃句：旃，训为之、焉。之，旃一声之转，又为“之焉”之合声，故训之、焉。《诗·魏风·陟岵》：“上慎旃战，犹来无止。”
  迷阳句：迷阳，本指无所用心，诈狂。徐先生仍用《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意，指自己的足病。然后诙谐以“退避三舍”的典故，来比喻足疾的治愈。退避三舍指重耳与楚战，为报答自己流亡时受楚成王的恩惠，自动后撤九十里。典见《春秋左传诂》卷8、卷9《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公年》。
  千里句：典见《晋书·陆机传》：“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曾三异以为“末”字才对。徐先生以为是，直接引用。（李竹深注释）
  恢弘正法走一生
  ——我国著名佛学家林子青
  庄宗沛
  林子青（19102002年），号雪峰居士，福建漳州人，出生于龙海颜厝小浦南村，后来其父移居芗城解放路。林子青先生是佛教界公认的佛学专家，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咨议委员，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终生致力于佛教教学、翻译及文史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林子青先生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协会长、著名学者赵朴初的亲密朋友和得力助手。
  愤世嫉俗，步入沙门。林子青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叶一户贫穷农民家里。童年时期，放牛、拾柴、割草，八、九岁就跟着大人下田劳动。他因家贫而无法入学，但自幼就有好学之心，时不时跑到村私塾厅的门口，看着别的孩子读书，在这种琅琅读书声中，他竟能听出一些道道来，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还有“人之初，性本善”等等。在村童中，林子青长得比别的孩子壮实，加上他好打抱不平，腿脚也不错，无形中成为“孩子头”。在他十三、四岁那年夏天，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欺侮一个村童，林子青十分气愤，把人家狠揍一顿，然后一甩手将其扔进池塘，虽说没有人命，也是闯下了大祸，情急之中，他一口气跑了几里路，躲进了漳州最大的佛寺——南山寺。
  林子青到寺院以后，寺里师父收留了他。这段时间，寺中住持性愿和尚为处理佛门事务，经常往返漳、厦、泉，即由转道法师代理住持。转道法师对林子青很关爱，并没有叫林子青出家，而是让他参加佛事活动，从中学习文化，也参加一些寺田劳动。一直到因缘成熟，林子青自愿落发当小沙弥，1925年在厦门日光岩寺正式剃度出家，时年15岁，由其师父瑞美法师起名广甫，从此林子青就以广甫法师之名生活在闽南厦漳泉各地寺庙。
  云游四方，弘法利生。民国初年，佛界长老有感于闽南一带教风虽善但僧才缺乏，拟创办佛化学校以培养僧人。厦门南普陀寺在1925年创办闽南佛学院，翌年又在漳州南山寺创办“南山佛化学校”，林子青（广甫）曾在该校学习并教书，后来，他又考入了闽南佛学院专修科学习，两年后毕业。由于当时僧才缺乏，林子青又是品学兼优的学僧，所以1927年毕业时，代理院长觉三长老安排他留校任教，教学国文和历史。教学岗位给林子青提供了大量自学机会，他阅读大量佛教书籍，又利用近在咫尺的厦门大学之便，学习梵文、日文和英文，使其日后成为博大精深的学者奠定坚实基础。
  1929年开始，年方十九岁的林子青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此后七八年时间，他既有佛僧清净无染的思想境界又有入世弘法的慈悲心态，加之诗艺精湛，进入诗作高产阶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中国文艺繁荣地，林子青这段时间以“慧云”法名在江浙沪一带行脚纪游，写出大量蕴含禅味的写景诗而跻身上海文坛，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其时，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诗人吴宓评价其诗：“真切流利、雄浑超逸。游历之迹广，故写景特长；爱国之心热，故攘夷有志。又复渊源寄禅，瓣香曼殊，合情与道，纤绮入禅。确是少年天才之诗，应属浪漫自然一派。以格律论，纯系唐音，弥觉可贵。”当时的上海《社会日报》评论誉其为“苏曼殊第二”，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师为其诗作欣然题写书名《烟水庵诗稿》，当时报载“慧诗显名于国中”。
  1934年，慧云法师（林子青）应台湾道友邀请赴台弘法。日本自占领台湾以来，禁止汉语的传播，唯独开禁吟风弄月的古诗词，当时台湾同胞为怀念祖国而寄托于建诗社开诗会。慧云赴台即大受欢迎，到处大开诗会以礼请，日本政府治台当局却罗织罪名将其逮捕，投入监狱一年。坐牢一年，慧云法师痛感亡国之恨。在无纸无笔情况下作诗百余首，至出狱时凭记忆录下五十二首《台湾狱中杂诗》并编入《烟水庵诗稿》。面对日酋的凶狠，慧云斥之“眼前罗刹狰狞笑，挥剑斩魔恨未能。”每一首诗充满忧国思乡，悲愤慷慨之情，其中一首写道：“胡马频闻压旧畿，而今草檄已嫌迟。背人哀怨非豪杰，赴死从容要健儿。自悔空流忧国泪目，何心更作断肠诗。山僧若使能归去，愿脱袈裟执战旗。”一腔爱国豪情，使林子青人生进入新的里程。
  爱国爱教、奉献终生。林子青在日本人牢狱里所得代价正如他自己说的“是百余首诗和一个很大的亡国教训。”经友人多方营救，1935年底他脱离铁窗煎熬回到上海，不久慧云法师还俗为林子青居士。释迦牟尼佛在《普门品》中说到观世音菩萨“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林子青之为慧云，慧云之为林子青也许就这个缘由，他在狱中诗也说到“山僧若使能归去，愿脱袈裟执战旗。”所以，回到祖国大陆后，林子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他在江苏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任教，不久参加僧侣救国团前往武汉，再转辗到香港。1937年至1938年，在香港大屿山佛学院任教一年，1939年返回上海静安寺协助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赵朴初过从甚密。赵朴初生前说道：“林老是部活字典，也是咱们中国佛教界的国宝。”的确如此，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后，他即着手研究弘一大师精神及贡献，是中国“弘学”研究第一人，1944年编辑出版“弘一大师年谱”。1946年，经夏丏尊介绍到光复后的台湾大学任教一年，1947年重返上海静安佛学苑，教印度佛教史及国文，并在上海佛教会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1956年，赵朴初聘请林子青到北京，先是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部分的撰稿工作，以后一直在中国佛协和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直至走完人生路程。林子青一生著作等身，对于弘一大师的研究尤其成绩卓著，他编著的《弘一大师年谱》、《弘一大师全集》、《弘一法师书信》、《弘一大师新谱》共一千多万字。林子青的高足，台湾著名高僧圣严法师主持法鼓文化出版社编辑的《林子青居士文集》三册收录了他的学术论文、专著、散文近百篇。林子青对福建闽南，特别漳州家乡感情笃深，写了大量有关福建佛教史料，现今立于漳州南山寺佛乘和尚塔铭、厦门南普陀景峰和尚、喜参和尚两座塔铭和《南安雪峰寺佛化老人传》，都出于林子青先生手笔。林子青在开展佛教对外交流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2年9月30日，林子青居士逝世，海内外唁电悼文挽联如雪片般涌入京城。其中一幅可以说是恰当地评价了林子青先生：
  文章满腹
  善利胸怀
  恢弘正法功地久
  饶益人民德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