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新华西路史话
  江焕明
  新华西路东起文昌门，西至公解巷（教育学院），东西走向，混凝土路面，全长1130米，横跨有千年历史的东、西二条古濠沟，其东段是漳州府城长盛不衰的繁华闹市，在明清二朝中，中心位置有道署、卫衙，西端是县衙，其间庙祠宫观、书院教堂、牌坊亭台连延错落，是地地道道集军政衙署、宗祠宫庙、商肆宅院于一路的古老长街。该路的变化更新与漳州府城的命运息息相关，可谓是漳州府城发展史上一条沉积带，各个历史阶段都在这一条街上遗留下清晰的烙印。
  1988年6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0处，新华西路沿线就占有9处。
  一路街名幻风云
  新华西作为路名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民国时期分别称中山西路（始于1926年）和陆安西路（始于1919年）；明清时期全路分为若干段，由东而西分称为东月城（月城内）、丝线街、行春街（十字街）、东铺街、道口街（道左枢）、旗纛庙前街、观口街（观桥顶）、院路街（察院前街）、县口街。这些路名随着时代的脚步发生变化，有的出现不久旋即消失；有的却长存不变，无论历史进程如何，其芳名如故，甚至历久弥馨。不管是隆重出场也好，暗然淡出也好，这些路名的隐现沉浮，犹如一幕幕历史剧，各种角色轮番粉墨登场，演绎出漳州府城绵延数百年的悲喜剧。
  东月城（月城内）从东城门（文昌门）起到自由路口，该路原是漳州府城东门入口处，是一处构造坚固，气势雄伟的瓮城（亦称月城）。瓮城是古代城防设施，是围在城门外的小城，守城时内外城组成双重防线，也可诱敌误入小城形成瓮中抓鳖之势。瓮城一般修成半圆形，也叫月城。漳州城“宋初筑土为子城，周围四里，为六门”（引自《漳州府志》，下同），辟二孔东门，叫“登第”和“清漳”。绍兴年间（1151-1162年）“毁子城”而扩城为“围一十五里”，这时仍是土城，到宋嘉定四年（1213年）“始砌东门以石”，漳州郡城四座城门先后修建石质月城，东月城修得最早，规模也较大，“高十级，长五百余丈”。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重加修筑周城，为女墙一千五百一十四，各门月城内外并建楼，月城上为女墙各六十，战楼二十有五，城铺二十有三，水关楼二”。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知府韩在改建南桥（旧桥）时，南门溪露出三台洲，便借机重新命名四座城门，东门叫“文昌”，文昌门即起源于此。明末清初，漳州处于清兵与南明郑军双方激烈持久的拉锯战的漩涡之中，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成千上万块的花岗岩城砖全被拆卸投入海中，第二年重新建城，周长一千九百七十一丈，开四门并都建城楼。漳州城及城门楼屡毁屡建，自建城至民国初年近千年中，经历三、四十次的维修，始终保持基本规模。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为中心建立闽南护法区，进行一系列市政改造。漳州古城池被拆除，用城墙条石围砌江岸，铺马路，但东门城楼及月城保存下来，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高约7米，有石阶由北而南再向西而上；城墙有南、北两段，共100多米，高约5米，南段城墙上的城楼改建成客栈，名叫“卫生楼旅行社”。五十后代初为龙溪县公安局，1960年，龙溪、海澄二县合并为龙海县，龙溪县公安局迁往石码，卫生楼转为民宅。1997年旧城改造，古城遗址均被拆除，漳州古城仅存一段物证至此销踪匿迹。现横跨新华西路东端之城门楼，额镌“文昌”，通高约24米，面阔约25米，进深约15米，拱顶门洞三孔，系拆除旧城遗址后新建的混凝土建筑。
  丝线街自由路至平等路。该路段在明清时期几乎是经营“漳绣”产品及刺绣材料的专业商街，“漳绣”选料纯正，绣工精致，题材广泛，色彩绚丽，风格清雅，深受各层人士的喜爱，是漳州的名贵手工刺绣佳品，远销东南亚各地。民国初年，丝线街全段共有商店25家，经营丝线之类的竟有10家，真是地地道道的丝线街。
  东铺头街从平等路至北京路。该路段是长盛不衰的繁华闹市，有寸土寸金之美誉，历来倍受商家青睐。清末民初，由五段街坊组成的商业区（即今新华西路东段）共有商铺165家，东铺街就占了55家，足足三分之一，可见东铺街地段的商用价值。每一个时代的时尚用品，总是在这一带最先出现，让漳州人先睹为快，其地名几乎成为商街的代名词，让人铭记不忘，至今保留这一特有魅力。
  行春街（十字街）从北京路至东濠沟。此段路是漳州府城交通枢纽，其东、西两端各有十字路口，因而又叫十字街。东十字路口北通城中码头鱼头庙（今北京路北端），南通少司徒街（今北京路中段）可直达南门溪；西边与东濠沟交错成立体水陆十字路口，占尽水、陆两便之利，是行人、货物出入城内外必经之地。路跨东濠沟为东铺桥，是古城“七阴桥”之一。
  道口街（道左枢）自濠沟西岸至中山公园东门口。因道衙设于此而得名，道衙指清代分巡汀漳龙道署，其方位正处于今延安北路口至瑞京路一带。道衙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当时巡海道副史谢汝仪，知府陆金利用镇抚司旧署，将周边民宅拆除拓宽，筹建成一所宏伟壮观的巡海道署。万历七年（1579年），巡海道移驻兴化府，分守漳南道从卫口街（今台湾路西段）搬进该署，清代改称分巡汀漳龙道。民国7年（1918年），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道署被征用作为护法区司令部，但人们仍习惯于道口叫法，民国15年（1926年）北伐军四十九师（张贞部）进驻漳州，旧道署成为司令部，后作为警察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旧道署曾是漳州市公安局办公用房，于五十年代末拆毁，拓建为延安北路，道口这一地名亦随之消失。
  旗纛庙前街从中山公园西门至青年路。旗纛庙全称漳州卫旗纛庙，纛即军中大旗，庙建在漳州卫衙的北侧（今芳华里北端），共有二进，中筑高台供有军牙六纛神位，每逢霜降日设祭，明代频频重修。清朝裁撤卫所建制，各地的旗纛庙也随之废弃，但该地名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
  观口街（观桥顶）从青年路至钟法路。观（音贯），指玄妙观，因玄妙观建于此地而称呼之。玄妙观原名开元观，唐贞元二年（786年）随州治从漳浦移入龙溪，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称天庆观（后又改称元妙观）。观桥是一座横跨西濠沟的平卧式石梁桥，因桥西隅有天庆观而称呼为观桥，该地段至今仍旧叫观桥顶。原桥上建有亭，是古漳城“七阴桥”之一，桥亭后废。观桥位于今新华西路与钟法路的交叉口，桥梁仍为原建石材，东西走向。
  院路街（察院前路）从钟法路至县前直街。院指试院，试院在元（玄）妙观之左，其前身为察院行署，设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改为云龙书院。清初改为提学试院，后来应试学子迅速增多，连玄妙观暂用来作考场也容纳不下，蒋允焄等数任知府逐步购入沿街毗邻民宅，拓建考棚东西各十余间，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院路街。
  县口街从县前直街至公解[廨]巷。县指龙溪县衙，其始建时间不详，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县令赵不病重修，明洪武初知县杨保诚整体重修，大堂题“道爱堂”，东为幕厅，西为架阁。仪门内东侧是监狱，仪门外东边是土地祠。历任知县皆有修缮增建，或修建厅堂廨舍，或新立鼓楼谯楼，也有屡建亭台牌坊之举。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县衙于战火中被拆毁，第二年动工重建，至乾隆初年才逐渐修建完备。旧县衙至民国初年为省立职业学校，现为漳州市教育学院，人们习惯上还称该地段为县前。今天有二处地名尚保留旧县衙的一点痕迹，一是公解巷（疑是公廨巷之误）；一是百里弦歌，此源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知县俞琏于县衙前当街建二座石坊，一称“一方民社”；一称“百里弦歌”。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知县林松将二石坊移位，分别重立于县衙大门的两侧，邻近“百里弦歌”坊的小路便由此成名。“百里弦歌”这一优雅的地名以其独特的魅力延用四百多年，虽历经近五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仍然蕴含令人迷离神往的韵味，现在附近的商家还把这一雅称当作其店名以招揽顾客。
  上述各路段街名足足延用了明清二个朝代，民国8年（1919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委任闽南护法区工务局对漳州旧城市政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将当时弯曲窄小的各路段拓宽取直，铺上石砖，并予重新命名。于东城门前命名为陆安中枢，以中枢为座标向东、西、南、北辐射四条拓直的街道。东铺街道路段以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列入重点更新路段，从东月城到县口街取直拓宽，铺上石砖后，更名陆安西路（“陆安”系陈炯明的笔名，为彰显其政绩，特将笔名命为路名）。军阀张毅统治漳州期间（民国12年至15年），于陆安中枢建一座“延誉亭”，造价500银元，由雷文铨设计监造，亭四柱尖顶，底座有三级同心圆台阶，俗称“圆圈”。民国15年（1926年），北伐军进驻漳州，为消除陈炯明等自我标榜的影响，将一些地名及建筑物重新命名，将陆安中枢“延誉亭”改称“北伐胜利纪念碑”，陆安西路更名为中山西路，五十年代初，漳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新华西路，不久即改铺混凝土路面。“延誉亭”于六十年代拆毁，但该地点还称作“圆圈”。
  东喧西静共乾坤
  新华西路以中山公园为界分为东、西二段，东段是漳州府城最为繁华的商街之一，上至贵重的金银饰件、精巧的手工艺品，下到生活日什用品、农用器具，或是文人墨客所用的文房四宝、古玩书画，都能从此段路面商店中找到。任何新潮商品每每最先在这里出现，清朝末年，富有现代气息的西式产科、牙科和照像馆于该路段开业。二十世纪中叶，漳州市最大的综合性商场百货大楼也是建在这一路段。在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新华西路（东段）成为漳州城乡民众心目中购物的代名词。自建城以来一千多年的苍桑巨变，新华西路东段如今仍然是城区最为繁华喧闹的商业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华西路西段则是一派清幽静穆的气氛，这一段连串有官署衙门、道观宗祠、庙宇教堂、医院学校等，全然没有商肆的喧嚣与华丽，而是一派井然有序，安详怡人的景象。东西路段虽风格迥异，却和谐相处，默默承载漳州经济、政治、宗教的文明积淀，共同经历漳州千年旅程的和平与战乱，繁荣与凋敝，在浸厚了传统国粹之后，自发地融入外来文明，由封闭走向开化，充当让大众共享全球文明的一个多姿多彩的展台。
  衣食为先的商业
  以东铺街为代表的新华西路东段，几百年来保持其作为购物者首选目标的优势地位，傲视城中其他商街。这一段商家经营的种类多样，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品样样俱全。甚至时髦货也不失时机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让逛过街头的人还想再来，百看不厌。有了充足的客源，生意越做就越红火，东铺街也就越来越繁荣了。即使遭受战乱或社会动荡的劫难，商街往往能以顽强的生命力苦苦支撑，只待春风来临得以重振旗鼓。上世纪的一百年间，社会经历多次的变革，商业所有制及经营方式发生剧烈的变化，新华西路所有商铺的命运无一例外地随社会潮流的涌动而跌宕起伏，商街的商业脉动与国家政治气候紧密相连，前五十年与后五十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此阶段的商业活动全部属私营经济，经营方式只有零售一种，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店、兄弟店占相当的数量，商品以纺织品、服装、鞋类及小百货为最多，经营丝线及刺绣产品是该街商业活动长盛不衰的一大亮点。以抗日战争为界，全街商铺经营规模和产品供源略有不同，抗战前以零售地区性产品为主，绝大多数商品为手工制件，二十世纪初叶，东铺街（今新华西路东段）商店共有165家，织物（棉布、绸缎、丝线）和服装、鞋帽是主流门类；其次是食什（烟草及茶楼酒肆）和手工艺作坊、小百货。歇业的达18家之多，商贸活动虽略呈颓势，但上述维持民生必需品四大类的经营还是居支柱地位，生活资料供应得到了基本保证。抗战之后，大量的机制洋货（以纺织品、小百货为主）涌入国门，凭借低廉的成本和新颖的款式迅速挤占市场，商品批发商也应运而生，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同一路段上商店是153家，没有歇业，实际经营者数量反而上升，主流供应品依旧是原来四大类，织物和服装、鞋类在四大类中所占的比重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食什类商铺则明显下降；手工作坊和日用品（小百货）商店剧增，可能是因抗日战争刚结束，因前期物资的极度匮乏，急需大面积补充，手工制品等生活器用品及时发挥填补空白的作用，人们对烟酒等奢侈品的喜好暂时被搁置一边。下列二式对照表以资参考。
  表中全都是私营商铺，其中开业最早的是“蔡同昌布庄”，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张，十三年后，其兄弟店“蔡同泰布行”也在附近开业。此外，富有现代气息的“玉英产科”、“幼波牙科”、“美玉照相馆”也在清末民初之际开张营业。
  从上列表中二个时段比较，可以管窥二十世纪上半叶新华西路东段商业概况，四大类的商品在全街各种商业品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占据市场销售量的绝大多数。四大类中以织物服装鞋帽店铺为主要组成部分，拥有绝对多数。二十世纪中叶，小百货商店增加了13家；手工作坊增多了12家；而烟草茶楼酒肆却锐减19家。可能是抗战刚结束不久，社会生活尚处于恢复元气阶段，基本物用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奢侈品，供需双方关注的焦点是保障温饱，衣食为先。这是根植本土的民间商业，真实显示当时社会经济水平和市场供需现状，也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现象。
  民国时期，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东铺街许多店铺倒闭，但整条商街并没有闭市，民营工商业者顽强地维持市场运转，以最大限度的努力保证最基本生活物资的流通。全街中能够劈波斩浪，渡过战乱等种种难关而继续经营的老店是：丝线行或绣庄的有“金胜美”、“焕文”、“天彩”、“文彩”、“锦云”、“源远”；纺织品（棉布、绸缎等）的有“蔡同昌”、“蔡同泰”、“安裕”；染色坊“林漳彩”；药店有“济宁”、“益安堂”；刻印店有“福文斋”；裱画店“东璧轩”；印泥店“丽华斋”，照相馆“美玉”等等。
  （二）二十世纪下半叶。解放初期，商品经济照旧是私营形式为主，1949年10月1日，漳州第一家国营企业——漳州贸易公司成立，1951年实行棉纱统购，此后陆续成立一大批国营公司，主要的生活资料如粮油、酒类、食糖、棉花、棉纱的收购和批发，全部由国营商业公司经营，禁止自由买卖。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私营资产经评议后，成为入股金，资方凭股票向国家领取定息，分10年领完。资方及其雇员基本上原班留用，并以“量才”和“择优”为原则给予适当的职务。三年后，人民政府开展对私改造，针对各大类产品成立相应的国营供应总公司，下设梯级采购供应站，实行国家统一收购，商品由国营门市部按国家制定的价格销售。1956年3月，福建省商业厅在漳州设置百货、针织品、纺织品、石油等二级批发站，至此商品各个门类囊括一空，私营经济活动彻底退出市场。东铺街上私营商家按其经营的商品门类归入相应的国营公司下设的新华西门市部；丝线、绣铺集中入社，后成立地方国营漳州市美术工艺刺绣厂；布庄划进漳州纺织品采购供应站；经营服装鞋帽的商家全纳入中百公司下设的漳州百货大楼；从事食什生意和开理发店的经营者全都属漳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人员就近安插在对口的国营店中；诊所集中调剂，成立国营东铺头卫生院，原私营诊所转成专科诊室；药房则隶属于医药公司采购站，只管按价售药。原来满街插花式的私营单间店铺，一时间变成许多间连片的大商店，门面比以前阔气多了。这一时期新华西路国营门市部比比皆是，举其要者有（从东端算起）：漳州市土产公司新华西门市部、饮服公司上海理发厅、纺织品采购供应站新华西门市部、新华书店、五交化公司新华西门市部、中百公司新华西照相器材门市部、中百公司新华西文具店、火炬食什门市部、济宁药店、石油公司新华西门市部、工艺刺绣厂、漳州刻印社、果品公司新华西门市部、东铺头卫生院、东铺头卫生院牙科诊所、漳州百货大楼等等。
  五十年代初，国营公司采购的货物中，上海产品占80％以上，销售渠道畅通，但服务窗口开始出现服务质量下降的苗头。进入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油、食糖、布匹甚至是一个糕饼都要凭票购买，在农产品减产年份，又削减人均供给配额，原来熙熙攘攘的商街，变为清静萧条。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非常强烈。1966年5月“文革”爆发，商业机构人员下放农村，各门市部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此时的新华西路看不出半点商街的景象，而是一条门户紧闭的过道。百货大楼门面成了贴大字报的首选位置，原大楼入口处也成为派性斗争的表演场所，当年这里是露天大辩论和批斗会出现场次最多的地方，1967年，漳州百货大楼被造反派占据为武斗的制高点，门市部一度被迫关闭。
  1970年8月，在“加强战备，便利群众。”的口号下，新华西路等主要商街上的国营商店集中到工人俱乐部综合商场；1971年4月，又开设四个综合商场，新华路及城区主要街道上的集体商店因此而关闭。1972年12月，撤销五个综合商场，恢复沿街店面营业，对街容还进行一番整修，力图促使营业网点加快市场流通，但在计划经济大气候下，种种努力始终未能再现市场的繁荣。整个七十年代，新华西路的商业经营状况和所有的国营、集体的商店一样，都处于按部就班的停滞局面，多达58种生活必需品仍旧凭票供应。
  1979年后，国家逐步放宽商品的统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允许工业部门自销产品，同时，个体经济复苏，涌现一大批经营纺织品、服装及小商品的个体批发商和零售店铺。八十年代初，新华西路有个体商铺近200家，专营或兼营纺织品及服装的占了三分之一，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华西路又是一副商肆模样，其商品门类结构也与五十年前相差无几。
  1983年，开始逐步取消各项商品票证，各国营门市部的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呈下滑态势，个体商铺营业量成上升趋势。与新华西路仅一街之隔的南昌路开辟为拥有200个摊位小商品街（超过90％摊商经营服装），对新华西路国营和个体的商家构成面对面的挑战，新华西路服装类商店经过整合，突出服装面料和款式的优势，还是占稳市场的一角。1987年，漳州市政府颁布《漳州市国营商业小型企业租赁经营试行规定》，国营商店实行利润目标责任制（即“包干”），这是一种亦公亦私的全新的经营方式，但其竞争力终究不敌个体商家，难以摆脱国营门市部业务不景气的劣势。以纺织品为例，1990年，漳州纺织品采购供应站购进额比1981年下降52.91％；商品销售总额比1983年下降38.14％。私营店铺越开越多，装璜越来越讲究，出现了知名品牌的专卖店，逐步往供销一体化方向发展。
  1997年，新华西路列入旧城改造范围，第一期工程将东段拆除重建，其作为商市的面貌已是另一番设计。
  （三）名产老店
  漳绣漳州刺绣厂漳绣始于明初，清代“五口通商”后，漳绣大为发展。专营绣品的店铺统称绣铺，城区有20来家，绝大多数集中在丝线街，有叫丝线店，有叫绣庄。丝线店或绣庄既是卖刺绣材料又经营刺绣产品。一般是店家请画师在布料描上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图样后，将布样和丝线等刺绣材料交予西郊的西洋坪、上墩、康山、甘棠等村中的绣户，从事刺绣工序，花纹图案一绣好即交回店内，由店家按不同的规格剪裁，再镶边缝纫成商品出售。主要产品是祭祀用的桌帷、龙袍；生活用品枕套、帐眉、门帘；还有戏曲演出服装等。漳绣针法有70多种，主要的有金线垫凸绣、双面绣、丝线绣、打只绣等。漳绣艺术图案严谨，色彩艳丽，绣工精细，浮雕效果醒目。海外华侨特别喜爱漳绣，产品长期源源不断地销往南洋诸岛，造就漳绣长盛不衰的喜人局面，其高峰期从事刺绣的女红2000余人，分布于城郊50多个村庄。
  1955年，人民政府把流散民间刺绣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刺绣合作社，生产漳绣出口。1958年，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漳州刺绣厂，址在新华西路85号（原和平戏院），1963年机绣替代手工绣，针法有10多种。“文革”期间，漳绣被诬为“封、资、修”之类，被迫停产，艺人改行。1978年，刺绣厂恢复生产，传统手工绣与机器绣二种并用，产品种类在传统基础上，增加服装饰件和沙发坐垫等新品种。远销东南亚及港澳地区，每年为国家创汇约10万美元。1982年，赴展产品青缎百寿衣和喜鹊双面绣二幅佳品，荣获福建省工艺美术展销会优秀创作奖。1990年，销售金额79万元。
  知足行足布鞋店知足联记布鞋店，开业于民国22年（1933年），店主吴荣明，店址中山西路5号（今新华西路东头）。其制作的“华其皮”鞋底，绸缎或贡呢面料的大小圆口男女鞋，闻名省内外。鞋店分为“知足仁记”和“行足”两家鞋店；行足布鞋店又分为“行足根记”和“行足鞋庄”两家。这些“足”记鞋店都制售“知足”、“行足”牌圆口布鞋，并注重产品质量，产品以中高档为主，消费者多是城镇居民。行足布鞋店设于中山西路15号，店主陈石记。
  广永泰菜馆这是一家地道的粤菜馆，因陈炯明率粤军入闽驻漳时而特意开张。址在道口街，店主及掌勺厨师都是广东人，经营粤式宴席和各色甜点。最具特色的有鸡腿大包、七星大包和黑豆沙甜包等。鸡腿大包名不虚传，有海碗大，馅料是一根完整的鸡腿；七星包内装七种荤素馅料；黑豆沙包就是流传至今的豆沙包。这几款小吃，经济实惠，口感上乘，男女老少都爱吃，一时成为漳州城的名点。
  美玉照相馆漳州府城早期摄影店之一，其创立人赵维武，清光绪五年（1879年）出生于南郊吴琪塘村，因家道清贫，少年时就入城学艺谋生，先学木雕（雕神像），后又学画像。这二种手艺为日后在照相业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赵维武成家后，在马坪街（今延安南路）龙岩会馆（今房产局）租店面，开一家“逸仙画店”作为营生，一次往厦门晤艺友时见识了照像术，感叹其快捷和逼真的特征，遂立志经营照相业。当时没有本钱，却充分发挥其聪颖与灵巧的天赋，自己动手制作针孔相箱，在画店中兼营照相业务，几年时间，照相成为画店的主要收入，赵决意开一家大型的照相馆。
  宣统年间（1909～1911），赵维武买下道口街一家店面，取名“美玉照相馆”，赵维武发挥其年轻时所学的手艺，精心营建摄影棚，棚顶铺盖玻璃天篷，棚内的拍照背景有欧式洋楼和中国的园林山水，还有布景、道具都是赵维武自己绘图和亲手制作的。其时投资购买德国产能旋转360度摇头机和大孔径“海利亚”镜头，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为省内第一台大型相机，此后几十年，拍摄大型合影照是“美玉”的拿手好戏，在闽南一带声名远扬。至五十年代，厦门等地每逢大型会议召开时，还特地远道请“美玉”的大机子前往拍摄合影照。
  1953年，赵维武作出二个决定：一是迁址；一是分家。赵维武携五子立文、六子立源在新华东路21～23路，依照经营“美玉照相馆”；四子木根于市仔头（北京路中段）开“美琪照相馆”；三子庆忠于巷口（新华东路中段）开“美明照相馆”。不久，公私合营后，从业人员统一调配，赵家子弟与“美”字号断了关系，“美明”、“美玉”先后关闭，“美琪”改为国营漳州照相馆的工场。1960年，赵维武逝世。
  二十世纪末，新华西路改造漳州照相馆拆除，馆内职工中赵氏第三代传人于新华东路购置店面，经营彩照冲扩业务，店号“美琪”。
  今天的旧货集市上，常常有发黄或褐色旧照片在地摊上兜售，这些照片上，往往印有“漳州美玉照相”的标记。这不仅是漳州早期照相馆留给今天人们的物证，也是漳州社会进程的某些瞬间的真实记录，缘于此应予慎重保存。
  漳州新华书店漳州新华书店成立于1949年12月，几经迁址后在新华西路落下根来，并设有二个门市部：一个位于新华西路与平等路丁字路口，一处在东铺头卫生院对面（原晓庄书屋）。1956年，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划归文化局领导。1957年设中转站，负责九县一市和广东汕头用其所属共计22个新华书店的图书中转任务。“文革”初，大批图书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撤下柜台。1970年，书店并入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发行队伍瓦解，新华书店发行业曾一度中断运行。1972年恢复书店体制，但发行工作仍十分困难。1979年恢复发行渠道和业务秩序，书店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门市部常能看到排长队争购书籍的场面。1988年，图书、教材吞吐量25万多件，居全省首位，荣获全国最佳中转站称号。1990年，该店图书发行工作仍然保持省内领先水平。
  新华书店位于新华西路的这二个门市部，几十年来一直是广大漳州市民、学生、教师和小朋友们百去不厌的心灵乐园，是几代人心目中的精神补给站。
  中外兼容的文化
  据漳州市地区总体规划方案（1983年1月设计，1988年2月省政府批准）中名城保护规划，新华西路西段（基督教堂一天主教堂片）列为一级文物价值区。
  明清时期的旗纛庙前街至县前段（今新华西路西段）是缀满人文景观的古老街坊。县衙官署、官宦豪宅、宗祠牌坊、道观寺庙、书院县学等建筑物错落有致地沿街罗列，乃至近代的西方文化都在这条路上争得一席之地，西式的医院和学校也纷纷在这里找到各自的落脚点。1919年，闽南护法区在拓宽修直马路工程中，将横跨于街头的许多牌坊拆除，寺院宫观或被拆毁，或将神祗撤走改为兵营，就连天公庙（天庆观）也难逃此劫。从五十年代开始，许多私宅改造成公有房产，房屋用途与原状大相径庭，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或废为弃地或改建成公寓，及至九十年代末，又一轮城市改造风潮席卷全城，新华西路经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新一代的建筑群拔地而起，沿线的古迹几乎消失殆尽，但仍有少数旧址幸存下来，这些遗迹饱尝岁月的磨砺，人世的劫难，至今仍无言地诉说漳州府城千年史话，从旧府衙门前的“肺石”到礼拜堂墙上的“红毛灰”，点点滴滴都是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根植本土的原始物证。
  [一]遗址
  中山公园（漳州府署旧址）1918年8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孙中山命，率军入闽，驻师漳州，开展护法和反军阀斗争，建立了以漳州为首的“闽南护法区”。在护法区建设中，将旧府署及后花园（馀园）计四十二亩地盘辟为漳州第一公园，保留漳州府衙大堂、仰文楼、七星池、馀园中的园林山水。府衙大堂、二堂等改作图书馆。新立方尖碑（博爱碑）和民众教育馆、美术馆、美育俱乐部，喷水池，音乐亭，梅岗亭，花圃，草坪等。在公园西北角修球场，东南角辟运动场。1926年，北伐军进漳，改称中山公园，将漳州第一公园碑亭改为中山纪念亭，增建中山台等。1956年，人民政府在园东南侧建一座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顶立一尊闽南游击队战士塑像，纪念碑占地面积1122平方米，还建一座露天灯光球场等，球场于九十年代初拆除。历经无数次改造，现仍是一座以园林为主的公园。园内保留二处：一是府大门门洞及南墙残段（墙壁厚度达120厘米）；一是原立于府门前的“肺石”。旧府衙遗址于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园内尚有四处旧址：
  1、博爱碑（八字碑）原立于公园东门入口处，建于1919年，碑底座边长4.6米，通高近7米，主体为方尖碑，方柱向上微收，顶部急收成四棱椎状钝尖顶。碑底四边有四级台阶，上为边长1.5米的方柱状碑座。碑身四面各刻二个大字：东为孙中山楷书“博爱”、西为陈炯明楷书“互助”、南为汪精卫隶书“平等”（又一说为胡汉民）、北为章太炎篆书“自由”。因镌有八个字，也称“八字碑”。1966年公园改造中，碑移至离原位置西偏北30多米处。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中山公园纪念亭原为漳州第一公园碑亭，1927年改为中山公园纪念亭。以砖、石和混凝土建造，为球形顶、四圆柱方形实心亭。高3.6米，底座为两级环亭台阶，底边长2.2米。亭身四面各嵌一面高144厘米、宽51厘米的竖长形花岗岩石碑。东、南两面石碑各刻竖排隶书6行，每行18字，两面共169字，系徐飞仙先生为何应钦代撰《中山公园纪念亭记》。西、北两面石碑刻竖排隶书孙中山《总理遗训》，训词12句，每句4字，共48字。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七星池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曾建复轩于此，朱公闲余在此阅读书史。嘉定四年（1211年），郡守赵汝譡于此凿七星池，建君子亭，以纪念朱熹。池半月形，东西长73.2米，南北最宽处21米，面积1537平方米。今亭已废，池尚完好。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旧址旧址原为漳州府衙后楼，名仰文楼，清代为景仰朱熹而建。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毛泽东等在漳州指导地方党组织创建工农民主政权。4月27日在此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王占春任主席。楼于1980年改建为混凝土二层楼房，后辟为漳州市博物馆。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芗潮剧社旧址（芳华北路41号）芗潮剧社于1934年建立，是中共漳州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以话剧为武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唤起民众觉醒，激发爱国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成员有柯联魁、蔡大燮、彭冲、陈虹等。旧址为砖木结构平房，面积为120平方米，朝东面街置围墙开门，门内是小院。建筑为双坡顶大厅状一大门，后又在前厅以砖墙隔出小间作居室。
  1988年6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房地产开发商拆毁，原址建成商业街。
  水德宫巷位于新华西路东头（东月城）南侧，往南通炮仔街，因巷道有一座水德宫庙而得名。水德宫，兴建年代不详，祀天上圣母（即妈祖）。陈炯明治漳拆城时庙拆毁，街坊居民依附于城楼重建水德宫庙，因地盘局促，庙建二层，神像供奉于楼上，楼下为庙祝活动空间。1997年，新华西路改造时，水德宫庙再遭拆毁，仅遗下残墙一段，水德宫巷现残留南半段。
  公解[廨]巷位于新华西路西端，原是公廨巷，公廨巷原为县衙吏廨院落通往县衙的巷道，民国初县衙及吏舍为县立职业学校校舍，五十年代旧廨舍一度作为龙溪县医院第一门诊所。公解巷现为民宅区的巷道。漳州府城道署旁原有一条“公界巷”，民国7年拓建公园时拆毁，因“公解巷”与“公界巷”谐音，容易误为二巷同名，特录此存辨。
  濠沟开凿于唐代。宋咸平二年（999年）疏浚并全线打通，使之“濠环抱子城”，《漳州府志》记：“城中故有濠沟始于西北而中分之，为东、为西”，宋绍兴年间扩城后濠沟成为城中排泄水道，“东濠西沟宋设二闸”。明隆庆六年（1572年），知府罗青霄发动沿濠居民疏浚畅通之后，设一名百户长专职负责闸门的管理，既方便船只进出城区，又保证门户的安全。历代多次疏浚，1950年全面清理和维修。濠沟长约2000米、宽8.5米、深4.5米，两侧驳岸以条石砌成。今虽多段破损，但东西沟至今仍具排水作用。新华西路是全城唯一贯穿两条古濠沟的街道，横跨东濠的路桥叫东铺桥，横于西沟的桥就是观桥。这两座桥梁原都建有桥亭，均是古城“七阴桥”之一。
  东、西河墘沿东濠沟西侧的河岸小道。明清时代，水运网络发达于陆行，濠沟也兼作港道使用，沿濠护岸既是船舶停靠的驳岸，又是贯穿古城的巷道，当年常有小贩肩挑小吃沿濠岸来回叫卖，久而久之人称濠岸为“挑食巷”，因闽南语谐音为“讨食巷”或“偷食巷”。现河岸改造成双侧都能通行的人行道。
  天庆观井位于天庆观前（今新华西路人民新村），据《龙溪县志》载：“天庆观井在元妙观前，味甘美，可辟瘴疠，旧传漳土水热，凡仕宦至者，必先汲此，方不得病。”该井于2002年拓宽路面时填毁。
  天庆观俗称“天公庙”。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称开元观。唐贞元二年（786年）随州治从漳浦移入龙溪，十二年（796年）刺史李登移建观口街，改称元妙观，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称天庆观。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观中建有道藏，收有颜耆仲、颜颐仲兄弟从九仙观临摹的道经五百六十四卷。主殿祀老子，旁配日、月、雷、电、风、雨诸神，其规模宏大，神像巍峨，是漳州最大型且藏有道经的道观，民国8年（1919年），道观被陈炯明军队征用为军营马厩，从此日渐毁坏破败。到七、八十年代，拆毁旧建筑，建老干部活动中心。原天公庙二根蟠龙石柱辗转到天宝后坑村，九十年代初，海峡两岸同胞共同捐资，以原天公庙蟠龙石柱为主柱，在该村建一座玉尊宫，人们都称之为“天公庙”。
  万国储金会设于中山公园西门路口（新华西路与芳华北路交叉处），爱人医院的隔壁，开业时间约在1928年至1938年，时间不长，但波及的层面很广，受其害者甚众，类似骗术至今并未绝迹，有必要在此一述。
  万国储金会总部设在上海，当年国内许多城市都有其分支机构，采用零存整取和高额奖金手段吸引储户，因钱庄没开设纯粹储蓄业务，加上高额奖金的诱惑，初期储户迅速累增。日子一长，人们发觉中奖率极低，仅为9％，而91％的人要等十五年后方能拿到没有半分利息的本金，若提前取款，则要损失三分之二的本金，这实际上是个诓财的骗局。大城市的报纸揭穿万国储金会的诓财伎俩，消息传到漳州，曾出现挤兑场面，适逢抗战爆发，兵荒马乱中人人自顾不暇而不了了之。受骗局之害的人各式各样，店员、伙计占大多数。万国储金会虽然已消失多年，但类似的骗术在新的环境中略作改装后，依然能蒙骗心存侥幸的人。
  [二]故居
  尚书府（潘荣故居）潘尚书府位于新华西路尚书巷，明代弘治初年潘荣建，现存建筑占地面积836平方米，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五间，抬梁式木结构，硬山顶。堂后为双层楼，中隔天井。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潘荣（1418-1496）字尊用。龙溪（今芗城）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受任吏科给事中；景泰四年（1453年）向代宗建议广开言路；天顺六年（1462年）以吏部右给事中授一品服，任琉球国册封使，出使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列岛），册封尚缭为新中山王，其间考察风土民情，写成《中山八景记》一文，暗喻新王广施德政，回国后晋升都给事中；成化十九年（1483年），南京户部尚书黄镐罢职，潘荣遂升南京户部尚书。
  弘治元年（1488年），潘荣以七十岁致仕归里，于东铺街修豪宅养老，因潘荣以户部尚书官衔归里，皇帝还赐予他享受原有待遇九年，通向其他住宅的巷道就叫作尚书巷。弘治九年（1496年），潘荣逝世，孝宗皇帝赐葬龙溪南厢（今龙海九湖岭兜）。明朝皇帝二度为潘荣立坊旌表：一是正统年间于东铺街的“宫保坊”；一是嘉靖年间立于渔头庙（今北京路北端）的“都宪坊”。漳州府城曾有二条巷路以潘荣的官衔命名，除了尚书巷外，还有给事巷（连接平等路与北京路）。
  潘荣一生经历七个皇朝，仕途中直接为五位皇帝效力，有遗著《历朝统论》。
  李公馆位于新华西路东段，肇基人李树臣，广东梅县瓜州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从台湾内渡漳州，在东铺街购置一座大厝定居，其子李韵峰，于光绪年间南渡到马来西亚从事矿产开发，致富后汇巨款回漳，将大厝周边的民宅计三十九间统统买下，重新装修一新，在东铺街与市仔头（今北京路）形成一片前设大宅门，中坐五进大厝，后辟山水园林花园完整的家居群落，人称李公馆。李公馆常常作为达官贵人旅漳时的行馆和接待场所而名噪一时，五十年代初，曾一度作为漳州中国旅行社，接待海外人士。
  李韵峰四子李莱生继承父业，根据市场需求，转而投资橡胶业在马来西亚一带经营出色，在全球设有47家子公司，被誉为“橡胶大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三次访问祖国大陆。
  历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地产改造和1997年新西路东段拓宽，李公馆现存规模尚有三进，坐南朝北，硬山顶，屋脊两端均鸱吻起翘（俗称燕子尾），两侧的护厝也保存下来，最后设祖厅，中堂对联为“基址肇瓜州国瑞家祥咸受春光福祉渊源分雁水文经武纬逸兴奕世绵延”，横批“春光祖祠”。李公馆现状虽已是残局，但仍不失“五凤楼”端庄气派。现居住着李氏第六代传人。
  林资铿故居（宫保第）位于新华西路人委巷。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原为光绪皇帝赐祀其祖父林文察、父林朝栋的专祠，又称宫保第。祖孙三人来自台中雾峰林氏家族，其祖籍为漳州府平和县，三人事迹简介如下。
  林文察（？～1864年）生于道光年间，其曾祖父林石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从漳州府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渡海台湾岛拓荒，文察是第四代传人，青年时代因报杀父之仇而入狱。咸丰四年（1854年），小刀会在台北、基隆一路杀溃官兵，台湾官府纠集地方武装，甚至将狱囚混编成军进行镇压，林文察就在此情形下步入军旅生涯，此后十年间，转战于台、闽二地，屡建军功，历任游击，参将，副将，总兵，官至福建陆路提督。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陷南平城，闽浙总督左宗棠急调台湾府清兵内渡增援，正参与围剿潮春农民武装的林文察奉命率五百多名台勇赴闽，不久太平军攻入漳州城，林文察率众驻防漳州东郊万松关，第二年，太平军以优势兵力突袭万松关，林文察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而阵前身亡。年仅三十七岁。左宗棠向朝廷奏准建专祠。赠太子太保，谥刚愍。
  光绪五年（1879年）祠建于城东做轿巷，光绪十四年（1888年）迁至今址。房屋占地面积600平方米，面阔三间、进深五间，中有天井，双侧为厢房，砖木结构。祠前立石坊、坊柱刻二副对联：一为“碧血洒沙场，千古河山留正气。丹题焕华表，一门俎豆肃明禋。”另一是“异数褒忠壮气，擎海天一柱。中兴翊运大名，寿河岳千年。”房屋临街部分已改造为单位宿舍，石坊拆除，原石构件作为人行道铺面石。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碑现立于屋内。
  林朝栋（1851-1904年），文察长子，少时习武伤一目，人称“目仔少爷”。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军舰侵入台湾，攻占基隆城。林朝栋响应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号召，率领雾峰乡勇2000余人，投入师球岭战役中，经过苦战，迫使法军撤出台湾。林朝栋因立战功而升为道员。后台湾建省，林朝栋任抚垦局长，拓荒数百里，被委以“统领全台营务”之重任。取得台湾全岛樟脑专卖权，获取巨大利润。甲午战争（1895年），林朝栋率军驻守台中，组织抗日义军，决心死守台湾。不久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一大帮清政府官员内渡厦门，朝栋也回到漳州。后奉命调往江苏任职，1904年，这位台湾抗法民族英雄病逝于申江（今上海）。
  林资铿（1878-1925年）字季商，号祖密，朝栋之子，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及军事训练。1895年随父从台湾内渡厦门，不久又返回台湾经营家族产业。1904年在厦门经营樟脑业，1908年，漳州遇特大水灾，他捐出五万银元赈济灾民。1913年在南靖径口创办垦牧公司，兼顾经营林场和煤矿，用二年时间疏浚九龙江北溪河道。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捐资数十万银元军饷支持孙中山革命，1916年收编闽南南靖国护法队伍，1918年任闽南军司令，1921年任大元帅府参兼从武官。1922年，任闽省水利局长，1925年初奉命赴华安浚河工程局，指导龙岩、漳平煤矿工作，同年8月23日被军阀杀害。
  简大狮蒙难处（简氏侨馆）古厝原为南靖长教简氏侨馆，清末修建，占地600多平方米，面阔三间，进深五间，抬梁式木构架，硬山顶。现尚存三进，土夯墙体，条石墙基，内部梁架基本完好。
  简大狮（？～1900年），原名忠浩，祖籍漳州府南靖县梅林乡，简忠浩清朝末年出生于台湾府淡水县，他从小习武，练就一身好武功，因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曾徒手举起祠堂前石狮绕行祠堂一周，从此“大狮”成了他的名字。
  1895年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丧失台湾宝岛主权，台湾全岛军民不甘沦为亡国奴，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组成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撕杀，涌现出一大批抗日英雄，台北简大狮，台南林少猫，中部柯铁虎是当时“抗日三猛”。日军侵台不久，曾要挟居住在台北士林的简大狮作为向导，简大狮拒绝为日军带路，日本人就怀恨在心，趁大狮外出时，奸杀他母亲，妹妹，嫂子，又杀害简家老小10余口人。简大狮为报国恨家仇，不顾日军搜捕，散尽财产，招募乡民1000多人，组成抗日义民军。
  首战袭击金山日军宪兵驻所，将驻警杀光报仇后便转战到阳明山，和日军展开游击战。1898年，简大狮及其部属因形势所迫接受“归顺”，一个月后再度进行武装起义。日本警察得到密告并采用先发制人，于简大狮再度起义的前一日（即12月10日）进攻简大狮的抗日基地烧坑寮。简大狮在同志不顾牺牲的掩护下逃出日军设下的严密包围，几经辗转回到漳州府城龙溪（今芗城），避居于简氏侨馆（一说简氏祠堂）。
  日本人得到汉寻的密告，随即派军佐到漳州府，胁迫清廷逮捕大狮，衰弱腐败清朝官吏荣坤（道台）和曹镇台竟无耻地合谋设计诱捕简大狮。大狮被捕后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让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被寻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我乃大清国台湾之民。虽日人视我为匪，但百姓视我为义民。日本据台，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人敢出师创义，我虽一介小民，犹能聚众抗敌，血战百余次，自信无愧国家。宁被处死于祖国，也不受辱于日人。”百姓也纷纷上书呼吁搭救，可满清朝廷不敢得罪日本，不为汉民族一词所动，仍把简大狮交给台湾总督府，还说简大狮为日本人，故把他交给日人。因此简大狮在三月十一日被引渡押返台湾台北，在台北地方法院被判死刑，急急在三月二十九日执行绞刑于台北监狱的刑场内。舍身保家卫国的子民被官府遗弃了，一代忠烈英雄落得给日本人处死的下场。清末武进士钱振煌悲愤赋诗：“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潮山涌泣蛟龙；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隔海哭英豪，读来催人泪下。
  1988年6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将地处芗城新华西路220号古厝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屋前立有“简大狮蒙难处”石碑，供人凭吊。
  [三]教堂
  东坂后礼拜堂位于新华西路216号，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923年，由美国归正教会出资重建，增建牧师楼，总占地面积2614平方米，教堂面积1000余平方米，坐北向南，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泥瓦屋面，有地下室，为新教教堂风格，民国31年（1942年）又建成百运楼。
  1933年12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即是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史称“闽变”。
  12月11日，在第十一次会议上决定福建置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个省。
  1934年元旦，龙汀省政府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成立典礼，出席的有李济深（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陈铭枢（文委主席）、蒋光鼐（财政部长）、蔡廷锴（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徐以清（经委主任）、陈友仁（外交部长），龙汀省副省长徐名鸿率全体政府官员就职视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驻榕代表黄一青为驻龙汀省领事。龙汀省下辖闽西、南共21县。同是这一天，蒋介石调动10万重兵，分三路向福建进攻。13日，蔡廷锴等率军队从福州向闽南撤退，通电全国以漳州为临时陪都。21日，蒋军从嵩屿登陆，直迫漳州，徐铭鸿与守城独立团撤往闽西，漳州作为陪都的短暂历史如昙花一现，只留下“漳州当了8天国都”的趣谈。2月7日，“闽变”历史终结。
  东坂后礼拜堂作为龙汀省人民政府旧址于1988年6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2年2月，十九路军参加松沪大会战，3月1日撤出战场。5月24日开赴福建，5、6月间，十九路军军部、第60师和第78师先后从厦门、嵩屿、海澄等海岸登陆，向闽腹地集结。2003年3月，西郊西洋坪村发现一方十九路军78师士兵（下士军衔）的墓碑，立碑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七月二十九日，此碑是十九路军驻漳行踪的宝贵物证。
  东铺头礼拜堂（漳中堂会）位于新华西路东段（李公馆对面），建于民国初年，当时以东铺头商人为主的基督教信徒自发献地捐款，于东铺头建成一座红砖楼，用以聚会礼拜，取名东铺头礼拜堂，因地处漳州城中心地带，又叫漳中堂会。信众约60人，从中推举一名教友当首任传道。这是漳州唯一的一所完全由中国人自筹自办并自我管理的教堂，教堂后侧兴办培德小学，附设一所幼稚园，办学用的红砖小楼，是由布商蔡同泰出资兴建。
  1958年，聚会活动取消，东铺头教堂房产献给人民政府，由房产局代管，一度作为工贸系统的商店及宿舍。1997年，新华西路东段进行改造，红砖楼拆除，选址于一百米开外的市服装厂（平等路），动工重建新的东铺头教堂。
  东坂后天主堂早在清康熙年间，西班牙多明我会即派神父到漳州传教，不久因天主教传教士不允许信徒祭祖拜孔，触怒康熙皇帝，传教士统统被清政府驱除出国门。到光绪四年（1878年）多明我会再次派教士来漳传教，于1882年在东坂后（今青年路）购地10亩，用六年时间建成一幢哥特式天主教堂，教堂坐东朝西，面积600多平方米，平面呈十字架形。“十字架”顶部是神座，所绘神像：中为耶酥、左为约瑟、右为圣母玛利亚。大堂可容600多人。两侧及前部各有阁楼。教堂正立面镶砌巨大竖长方形石门槛，门楣横匾镌“天主堂”。门两侧楼顶各有高耸的棱形尖顶。教堂正面背面墙各镌两幅对联，其中大门对联是“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闽南寺庙门槛和立柱常见镌刻对联，而教堂题刻中文楹联较为罕见。
  1948年，增建神父楼，教堂前拓建广场，后辟花园，北侧建一幢三层楼房，名为“多玛斯小修院”，民国时期作为崇德女校校舍。六十年代，教堂停止宗教活动，改作东铺头印刷厂车间；广场建市邮电局宿舍；花园建为东铺头机电厂；神父楼被十几户居民占住。1985年以后，教堂房产陆续归还教会使用，1986年，由国务院、省宗教局两度拨款维修，1988年6月，天主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教堂建筑群拆除，于原址略南侧（新华西路与芳华北路交叉处）建一幢双层穹顶教堂，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于2003年底封顶。
  [四]学校、医院
  崇正小学初创于清末，教室设在天主堂左侧民房，辛亥革命后改名崇正国民学校，首任校长顾心明（传教士）。1915年，添设高级班，更名崇正小学，分为男、女校，因男生人数遽增，即借用新落成的仁爱医院大楼（后来公园小学校舍）为男校校舍。1924年，男校兼办中学，聘请徐飞仙任教，学校一度声名鹊起。1929年，改称龙溪私立崇正初级中学和崇正小学，校长林文彬。1952年，崇正中学与进德女中合并，是为漳州第三中学。崇正小学改为漳州第六小学，后改名公园小学。1986年，更名芗城实验小学，现设33个班级，在读学生2378人。
  崇诚小学创办于1920年，其前身为崇正公学，创办人天益寿药局老板陈葆中，校长杨遂厂（chan）。1927年，迁入西园旅社（今芗城区机关幼儿园），陈素端任校长。1936年与崇德小学合并，改名“诚德小学”，校长李在恭，1938年厦门沦陷，经费来源枯竭，学校停办，校产均为崇正小学接收。
  崇德小学创办于1933年，校址为原正女校校舍，吴韵蓉任校长。后因创办者吴氏家族生意受挫，学校难以为继，经罗祝三神父斡旋，于1936年与崇诚小学合并。
  爱人医院位于公园西门外（今文化馆），创建人吴大能，天主教徒，民国13年（1924年）西医学成后，于天子堂对面办一所西式综合性医院，共有各类人员17人，设门诊和住院部。门诊分内科、外科、眼科、儿科、妇产科；住院部设在天主教堂内，有20张病床；还配置电疗、验光配镜、细菌检验、外科手术等设备。三十年代初，爱人医院曾举办医学图片及标本展览，向民众进行预防疾病的科普宣传，为闽南首举，一时轰动漳州城。1953年7月，爱人医院改为漳州市立医院（今芗城医院），1958年7月搬迁延安北路。旧址现建成文化馆和宿舍。
  旧街换新颜 古城重辉煌
  1997年，新华西路东段进行改造，沿街两侧民居拆除重建，按规划建成全城第一条步行街，东起新城门，西至延安南路，混凝土铺面，长410米，宽18米，比老街宽2-3倍。临街为骑楼式三层楼房，两边的街廊是南洋风格的“五脚距”，宽4米，方形梁柱，地面铺花岗岩磨光砖。外墙以桔红色条形磁砖贴面，房顶用混凝土浇模成双倒水斜坡式，间杂平顶式阳台，围绕白色瓶状通天护栏。迄今为止，步行街两侧已建成商住房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步行街商家林立，装璜华丽，经营商品依旧以服装鞋帽为主，专营知名品牌商品的专业店占相当数量，国营门市部没有在街上出现，手工作坊连同旧街上的小巷子销声匿迹，而数码技术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在商街上格外醒目，如今的新华西路仍然是新世纪时髦新货钟情不已的好地段。
  2002年10月26日，位于延安北与新华西路交叉处的漳州百货大楼重新开业了，百货大楼始建于1958年，在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漳州城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商场，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2000年，这栋四层老建筑拆除重建，经过两年的施工，新楼在原址落成。楼高十二层，安装有垂直电梯和斜坡式电梯，商场共六层，总营业面积达到11000平方米。主要经营百货、家电、食品等十几大类二万多种商品，是漳州目前规模最大的商场。
  步行街正延续其前辈的繁华，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又一次捷足先登，以崭新的姿容为古城增辉。
  漳州刺绣
  王定国
  漳州市区的新华西路，历来是商业繁华地带，著名“漳绣”商店聚集于这一条历史古街。漳州的刺绣制品，与天鹅绒又称“漳绒”并驾齐驱而闻名，直到清朝仍盛行畅销。先前有文字记之，其“工作之良，则有织袭之絺，绣胸之补”。特别是“漳之刺绣、纱绢尤为彼国（日本）所重”，“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漳州刺绣制品起源于明代，见于衣饰，以绣织锦袍为最佳。在清代，由于交通日益发展和门户的开放，漳绣发展很快，在百年老街内开设有“开芳号”、“文新号”等专营绣品店铺数十间，刺绣女工遍及城乡，其绣品的手工制作多种多样，单针法就有七十多种。构图有人物、山水与飞禽走兽等。制品分为日用品、戏剧、神像的服饰与鞋、帽穿戴，以及宫观寺院的宗教用品等等，题材广泛，工艺独特超群。清末民初，则是漳绣发展到枝繁叶茂的时期，绣工遍布市郊的五十多个村庄，从事刺绣工艺多达二千多人，各处的传统绣法有别，技艺有异。市郊西侧的康山村做双面绣；上墩村则是丝线绣；西洋坪村做打只绣。这些绣工是由城内绣铺将画好的稿件分发到这些村庄加工。当时城内的新华西路，即公园口东侧到圆圈，有三角路口交叉的草花街，刺绣店铺二十多间，主要绣织品有桌巾、龙袍、枕套、帐篷、门帘等，曾远销东南各国与港、澳、台地区。那时，厦门有丰庆、丰群、丰吉三艘货船，十天一次往返南洋群岛，经营载运刺绣制品，每次销售额达银圆万余元。漳州锦华、义田井源这两间绣铺店还在厦门开设分号，便利出口外销掌握市场，生意十分看好。
  漳州刺绣制品的艺术特色，在于构图精巧新颖，形象优美逼真、神态生动可佳，色彩斑澜瑰丽。特别是垫凸的金线绣、打只绣与双面绣，绣工精细，层次分明，立体性强，浮雕效果明显。用垫凸金线绣出来的龙、凤，栩栩如生，大有“腾云驾雾而起”之势，活灵活现展示在人们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力扶持刺绣工艺品的发展，组织起来走集体合作的道路，先后建立工艺厂（社），大批量投入生产。1959年老师傅陈招春和詹宝合作，创作“凤朝牡丹”平面套色绣品，被省手管局、文化局评为刺绣艺人。1962年先后创作《喜鹊插屏》和《奔图》等作品参加省工艺品展览，多次被评为优秀作品，其中“喜鹊双面绣”于1982年获省优秀创作奖。但在“文革”期间，以破“四旧”把漳绣诬为封、资、修，工厂被迫停产，艺人被迫改行，刚刚恢复生机的漳绣又遭厄运。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漳绣再现生机。随着市场变化，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工艺厂刺绣生产绝大部分更新采用先进设备的缝纫机生产，由手工绣发展为机绣，充分显示效果快、省工、省本，实用性强的优点。展现出针法灵活，图案生动的特点，博得海内外市场的青睐，人们赞赏机绣为工艺美术百花园中一朵奇葩。1986年后，漳州工艺厂发挥了机绣品的功能，用金簪线嵌制一批寿衣、道土服、彩眉等绣织品一千二百件首销台湾，打开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窗口。这些绣织品适应当地风土人情与生活习俗的需求，也展示了漳绣新的风采。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人日报及省、市报刊先后作过报道。
  《永乐大典》卷3527
  贡珠门
  《元一统志》：漳州路郡守王冕贡珠表序云：宋大中祥符六年三月，龙溪民丘〓于九龙溪网鱼，得珠一颗，圆阔三寸七分，中有七珠，颗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胜数。于是列表以进。七年，改城北门，曰：“贡珠门”。
  （竹深辑）
  漳州布行名店——蔡同昌、蔡同泰
  蔡正楷
  位于漳州市区新华西路商业区内，历史上堪称布行第一店，是“蔡同昌”和“蔡同泰”这两家商号。
  蔡氏布行创业者蔡平甫，祖籍漳浦，其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卒于民国37年（1938年），终年60岁。蔡家于太平兵乱后迁入漳州，居顶田下农舍，家境贫困，蔡平甫孩提时竟拾菜叶贴补伙食。每逢年关，其先人总以“家穷志不穷”训之，遂使蔡平甫抱定发愤图强的志向。他先从卖烧饼此等小生意做起，时逢厦门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蔡平甫看准棉布行情，先行在漳州开设布店，销售上海货、进口货，而后一发而不可收，杭州丝绸、上海丹士林，外国“派力丝”、卡仔其涌入漳州。“蔡同昌”、“蔡同泰”相继开张，而后又开设“蔡同章”、“协华”，既办商业又开工厂，于步武街办厂织布、染色。漳州布业兴又进入厦门，开“同时新”布店，建“平园”别墅。蔡平甫从五十几岁起就交付其子蔡隆庆经营。蔡隆庆营销理念颇为新潮，是蔡氏布行兴旺顶梁柱，嗣后其兄弟蔡华庆、蔡福庆先后加入，应漳州人常说的“家和万事兴”，“蔡同昌”和“蔡同泰”以鼎盛气势迎接漳州解放。
  一、股份经营，扩大财源。
  蔡平甫开行以后，把全店上下按老板、家长（经理人）、掌柜（职员）、店员、伙计分成五个层次，依各自能力掏钱参股，年终结算，依股份大小分利。起初有人观望，老板坚持以身作则，利大不独吞，取得从业人员信任，然后形成共同经营，同甘共苦的店风。在民国初期能有这种经营方式，难怪在同行中捷足先登。
  二、柔性管理，凝聚人心。
  “蔡同泰”内厅柱联写道：“家有宝孝子贤孙；地有宝五谷丰登；国有宝忠臣猛将；天有宝日月星辰”。这是经营者展示自身伦理道德观念，以博取社会好评。自蔡平甫起，蔡氏店里的午餐规矩很特殊，时近中午，老板率家长、掌柜到柜台顶班卖布，让店员先吃饭，待店员用餐以后才是老板等人用餐。老板娘经常帮厨，煮泔水喂猪。每逢员工家有婚丧喜庆，老板就送礼金以关心；若遇员工家属与人纠纷，老板上门调解。蔡氏布行在市郊的新塘、浦南、石亭、古塘等处设经营点，方便农民买布。市区店内还设茶水、毛巾为远道而来顾客提供方便，备有中草药助人之需。当时市内餐饮点不多，店内设免费午餐招待远客，钱款不齐还允许欠帐，如此作为很得顾客好感，凡购一次布就多一位广告宣传员。“蔡同昌”“蔡同泰”的玻璃橱窗立着当时国内笑星“王先生”模型，作该店形象广告，安装广播喇叭，招揽顾客。这也是蔡平甫及其后代经营技巧之一。
  三、融入社会，扩大影响。
  “蔡同昌”和“蔡同泰”为求生意发展，很注重社会影响。老板善于礼待社会名流，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及至清寒书生、寺院僧侣一应交往，所以社会影响很大，陈嘉庚莅漳登门拜访，美国水兵登岸都慕名到“蔡同昌”、“蔡同泰”买布。当时漳州郊外溪尾村因与邻村纠纷，发生械斗，蔡家也利用宗亲关系出面调停。蔡家布店经常安置弃婴，即有弃婴放置于店前，老板发现就拿钱托人收养，不让弃婴夭亡，在漳州传为美谈。1932年工农红军入漳，蔡家竟捐出一千大洋，为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论述加入注脚。三十年代，地下党领导的芗潮剧社在漳州很活跃，蔡家布店每每给予支持，店内人员还有参加其中活动，后得知国民党当局欲捕芗潮人士，蔡隆庆急忙拿出一些光洋通知店员逃避，其中有名叫陈敏的，解放初，任沈阳公安处处长，曾致函蔡家以谢。抗日战争期间，抵制日货爱国行为普遍展开，“蔡同昌”等布行应时潮而不购不销日本布料。抗美援朝时，蔡家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也受到政府表扬。“蔡同昌”、“蔡同泰”参加社会活动的斑斑迹迹说明其经商一种风格，不纯粹“在商言商”，而注意烘托经商周边环境。
  岁月流逝，蔡家后人遍及海内外。许多人学有所成，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认真工作，卓有成效；也有在美国、加拿大、澳洲、菲律宾以及台湾，无论从事科研、投资实业或步入军界政界，都能怀着一颗中国心，尽其所能，不辱先祖。
  漳州中山公园史话
  郭上人
  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2月初，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兵“援闽护法”。护法军于1918年6月向军阀盘踞的闽西南进军，经喋血奋战，于1918年9月建立“闽南护法区”，辖汀漳龙17个县，护法区总司令部设在原汀漳龙道道署，漳州成为护法区首府。护法军到漳伊始就偃武修文，筹建公园。“深维启发新机，莫良于美育；而陶淑个性，莫普于公园。”（漳州第一公园纪略）护法区兴建公园，旨在启发新思想，陶冶社会美育。
  公园建于何地，初选址三处。一是城西北隅芝山。二是城东南隅丹霞书院一带。三是城中心府署，这里空旷开阔，东有花园、小山岗，北有晶园、森园、七星池，周边有参天古树。最后议定扩建府署一带为“第一公园”，待后再续建芝山、丹霞为第二、三公园。
  第一公园工程于1918年底动工。主事公园建设的有汀漳道尹熊略、工务局长周醒南、工程师谢瑞卿、总监工王孺涵、技工祁自强、总务翟雨亭等人。工程分二段进行，第一段是按公园建设蓝图征房赎款，扩大范围；填洼整地，除砾修路；建圃围栅，种花植树。工程夜以继日，至第二年四月底公园初具雏形。五月开建第二段工程，进行修楼筑馆、砌亭立碑、围墙饰门，到十一月公园即告落成。公园占地42亩，花款39303元，费时11个月。
  公园里的府署，一进、二进改建为“阅书报室”、“图书馆”，后进“仰文楼”重新修葺。东侧小山岗扩大加高为“龙虎山”，山腰遍植梅花，岗峰建石柱绿瓦“梅岗亭”。“龙虎山”下西面旷地建六角形“音乐亭”，东面菜园建“美术馆”。公园还有“喷水池”、“紫阳亭”、“馀园”、“荷池”、“七星池”等。公园北端“七星池”前的“森园”、“晶园”，改建为篮球、排球场。公园南端原是土地
  （黄永汉提供）
  庙、保黎堂，拆平改建为运动场，有秋千、弄桥、木马、单双杆、吊环、跳高、跳远等新的运动设施。最令人注目的是“闽南护法区纪念碑”，碑为混凝土结构，底座为四方形，长阔各298厘米，座上碑高390厘米。碑上端四面刻碑文，东面楷书“博爱”为孙中山书丹，北面篆书“自由”为章太炎所题，南面隶书“平等”为胡汉民（另一说为汪精卫）所写，西面楷书“互助”为陈炯明手书。在图书馆东侧立二米多高的公园纪念碑，碑文是陈炯明撰写的“漳州公园记”，以志建园事迹。公园初成，各界人士争捐花卉、文物、藏书。“南北社父老，送300多盆花卉，沿途燃放鞭炮以示庆贺。”有赠道尹一丛佳品“大凤尾兰”，道尹倡建兰圃植之，向民间征集兰花，道尹也捐款购兰充实，兰圃遂成。公园范围不大，但楼馆亭碑，岗池园场，山水相映，花木扬华，错落有致。
  1919年11月公园建成开放，民众可在“阅书报室”读到《建设》、《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仰文楼屡有名人学者演讲及学术交流。音乐亭常有“锦歌社”、“南词社”在演唱。美术馆展出名家书画及本地书画爱好者作品，还有“唐咸通经幢”、“古七宝铜佛像”、“清蔡世远碑刻”。“咸通经幢”高185厘米，黑色花岗石雕成，幢为八角形，每面宽28厘米，阴刻楷书《佛顶尊佗罗尼经》，唐咸通四年（863年）漳州押衙王剬建，宣议郎刘镛书。此碑书法遒劲，有晋人风格。顾炎武称赞为“天下经幢第一”，是唐代书法艺术珍品，河下街林氏捐献。古七宝铜佛像制作精细，相传是唐代文物，长期湮埋地下，明时才被发现，三社林氏捐献。体育场新式的运动设施，吸引许多爱好者在活动。原森严、威肃的府衙重地，成为民众文化活动的乐园。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命率军回粤，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张毅踞漳州。时利用拆寺庙的雕刻精工的盘龙石柱四根，在府署前面古榕树下建“龙柱亭”，在亭中立镌文石碑，宣扬其“治漳政绩”。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何应钦率部攻克漳州，废“龙柱亭”石碑，另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碑。废陈炯明立的“漳州公园记”碑亭，改为“中山纪念亭”，并另立碑文，镌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和何应钦的《中山公园记》；又在“七星池”南边建“中山纪念台”，辟球场为中山广场，把“第一公园”改名“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功绩。
  1919年5月，公园正在建设，北京爆发“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漳州各界群情激愤，纷纷参加国民大会，参加示威游行，支持“五四”运动。5月22日漳州各界在公园广场召开“万人国民大会”，会上通过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要求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还通过“致南北政府争回长春”电文。会后上街游行示威。6月8日，漳州学生成立学联，联合工人、商人，举行罢课、罢工、罢市。6月28日，工农商学各界近万人，在公园召开追悼北京郭钦文、周瑞琦、徐日哲三烈士大会，赞佩三烈士爱国精神，怒斥北洋政府辱国丧权的行径。9月9日在公园召开“提倡国货，禁止日货”国民大会。会后把搜出的200包日糖投入九龙江，把日籍老板、日传教士驱逐出境。公园开始成为漳州民众参加政治活动，表达政治观点的场所。
  1927年春，中山公园举行“倒蓝反廖”声讨大会。蓝汝汉，石码人，是个大地主，身边有一批打手，私设公堂，肆意欺压百姓；其子蓝步青也仗势为非作乱，民愤很大。时中共闽南特委李联星在石码开展“倒蓝”运动，蓝闻讯潜逃。其子蓝步青被工农群众押送漳州法办，却被驻军廖鸣欧放走。廖的行为引起公愤，石码一带农民和漳州工农、学生数千人，联合在中山公园举行“倒蓝反廖”声讨大会。驻军闻讯赶来干涉，工农群众与之开展说理斗争，驻军词穷理屈而撤走。声讨大会扩大漳州工农运动的声势与影响。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进军漳州。4月下旬，在公园仰文楼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王占春任主席。5月1日，在中山公园召开“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万人大会。据革命老人谢小梅回忆，大会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拥护中央红军，反对官僚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在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并和全国人民一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大会期间，红军驾驶在漳缴获的一架飞机从厦门散发传单回来，在会场上空低飞盘旋，会场军民热烈欢呼、鼓掌，沉浸在胜利、欢乐的气氛中。红军进漳消灭张贞部，筹款筹物，扩大红军后，回师苏区。闽南工农革命斗争从此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飞机于8月就窜入漳州轰炸。漳州民众在血腥的轰炸声中奋起，中山公园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区。芗潮剧社、学校师生屡屡在这里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向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唤起民众抗日热忱。纪念“九·一八”，在这里举行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大会；平型关大捷，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并火炬游行。公园还成为街道壮丁队、学生集训队、妇女救护队的训练场所。人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捐献飞机，募集寒衣，慰劳抗日将士。芗潮剧社及红三团300多人加入新四军北上抗日。漳州军民汇入全国抗日救亡伟大洪流。八年抗战，漳州市区及属县被日机炸死1420多人、炸伤830多人、炸毁民房、学校3450座，炸毁渔船250多艘。公园仰文楼也被炸塌。漳州军民在血腥屠杀中，团结一致，齐心抗日。海澄南炮台击沉日舰“若竹”号，打响闽海胜利第一战；东山县军民三次击退日海、空军进攻；港尾日伪三团举白旗反正；挺进队渡海夜袭鼓浪屿敌营；特工潜入厦门刺杀敌奠泽重信；高捷成、李林等一批漳籍英雄儿女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战斗中屡立战功。中山公园都以“捷报”的形式，把胜利消息迅速公诸于众。1945年8月10日晚上九时过后，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拥向中山公园。漳州沸腾了，中山公园沸腾了。鞭炮声、锣鼓声、欢呼胜利的口号声响澈夜空，有的敲打面盆、擂击铁桶，以欢乐的响声，来表达历经八年抗战苦难的结束。人群还以高呼“抗日胜利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互相庆祝抗日的胜利。中山公园人山人海，抗日胜利的激情如海浪汹涌，如火山爆发。这是胜利之夜，狂欢之夜，难忘之夜。
  时光已匆匆地远去，但中山公园还记载着漳州历史的一段段苍桑。
  青年路的概况与变迁
  王和贵 李竹深
  明、清时期，青年路自南至北各段，称春兴埕、洋老洲、砖仔埕、下庙、万道边、东坂后。据府、县志记载：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漳州城内南隅就有东坂后街；清乾隆年间，东坂后街是城内27条街之一。东坂后街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是府署、县衙、总镇往来必经之官道。民国7年（1918年），陈炯明拆古城墙，拓建漳城街路，将洋老洲至东坂后两侧加宽并裁弯取直为石板路，南段洋老洲至东坂后称大通南路，北段东坂后街称大通中路，全路两侧为“骑楼”式的建筑。民国33年10月10日翻印的《漳州市全图》，将大通南路、大通中路改称青年路。1953年，改石板路为灰硒三合土路面，1963年以后，先改为沥青、水泥相间路面，后全路均为水泥路面。全路北接南昌路口，南至厦门路，全长777米，宽6.1米，自修文西路路口至新华西路路口，仍保留着一条“骑楼”式建筑的街道。
  青年路与漳州古城繁荣的商业街道台湾路、香港路相邻近，其南端又紧挨着南门溪，清末民初水路航运物资在此装卸，故商业也较为发达。民国期间，这条古街有许多较为著名的商号，据民国37年（1948年）龙溪县《商业总登记结束后已登记商号总表》记载，青年路有43间商号，其中资本达亿元以上（旧币），有“奇苑”茶庄与“五成”、“合兴”、“根记”、“和记”、“德美”米谷行。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奇苑茶庄，闻名海内外，其“三印水仙”尤佳。清末，南靖人王棕、王智兄弟开设在洋老洲的春兴谷行（其店前有一大埕靠溪，俗称春兴埕）。漳浦人蓝枉开设于杉巷的义利谷行，即后来蓝绍庆开设的“五成米绞”（碾米厂）的前身。以膏药盛名于世的著名药铺“致和堂”也在此街。由于种种缘由，近四、五十年来，原来的茶庄、米谷行、药铺不存在了。但是，“蔡福美”鼓铺依旧发展。清乾隆年间创办的“蔡福美”鼓铺，另一蔡家子弟蔡心富到台湾台北开设一家分号，漳台两地“蔡福美”，成就一家做鼓业。其质量优越、品种齐全的各类皮鼓，至今仍享誉海内外，远销东南亚各地。在这条古称东坂后街有许多名胜古迹，据清乾隆《漳州府志》记载，明代牌坊有：
  “会魁”坊，为周宣立。周宣，字政举，龙溪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第三名，进士，授户部主事，后晋升为太仆寺少卿。
  “武俊”坊，为丁鹏立。丁鹏，龙溪人。明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
  “进士”坊，为陈耀立。陈耀，龙溪人。明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
  “登俊”坊，为蔡应孙、李瑚立。蔡应孙、李瑚均为龙溪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同为举人。第二年李瑚又登进士，为南御史。
  “父子侍御”坊，为封御史蔡谟、御史蔡梦说立。
  “内台肃宪”坊，为御史沈汝梁立。沈汝梁，诏安人。明隆庆四年（1570年），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为南御史。
  “三世参知”坊，为赠参政沈纯仁、沈时畏；参政沈维毗立。均为长泰人。沈维毗，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举人，三十五年进士，为江西参政，沈时畏以子维毗贵，赠江西参政。“世恩晋锡，父子中宪”坊，为杨泮、杨维馨、杨联芳立。均为南靖人。杨联芳，字蘅苑，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出知杭州，后任贵州副使。告老返乡住漳州杨老巷。
  还有“登清”坊，不知为何人所立，失记无考。上述牌坊均毁于清初。
  东坂后街有一座古庙——嘉济庙，祀真君石敬纯。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录事姜石瑛以神香火来莅漳，建庙于万德坊祀之。后庙灾，将神像附于元坛宫。明隆庆三年（1569年），重建于东坂后街（今青年路108号），万历四十六年（1612年）重修，由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郡人林〓撰碑文，布衣书法家李宓书丹。这块名贵丰碑至今完好无缺，仍保留在漳州青年路108号民居中，1988年6月确定为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坂后街还有一处名何衙内，是漳州名宅第之一。明天启五年（1625年），何楷中进士，在漳州东坂后街盖宅第，名谓何衙内。今青年路何衙内多转卖他人，但仍是一座古建筑。
  在这条古街北段，有建筑风格各异的漳州天主堂和东坂后礼拜堂。漳州天主堂，址在东坂后街（今青年路）嘉禾巷内，系清光绪十年（1884年），由天主教西班牙多明我会在漳州建的一座罗马哥特式教堂，最近漳州旧城改造，天主堂被拆重建，已在原址建新教堂。东坂后礼拜堂，址在东坂后街与观桥顶交界处，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民国12年（1923年）扩建新堂和牧师楼。民国23年（1934年）元月，国民党十九路军“闽变”后，在东坂后礼拜堂举行“龙汀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当时出席典礼者有“中华共和国”主席李济深、文委主席陈铭枢、财政部长蒋光鼐、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经委主任余以清、外交部长陈友仁及徐名鸿副省长等。“龙汀省人民政府旧址”于1988年6月被确定为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漳州书法家——李宓及嘉济庙碑记
  李竹深
  明万历间，漳州民间诞生了一位后来名震京师，并为当时书坛领袖人物董其昌十分赞叹的书法家，他就是书写《嘉济庙碑》的作者李宓。
  一、布衣李宓的生平
  李宓的生平，以清光绪《漳州府志》记载最为详要，该志卷48《纪遗上》云：李宓，字羲民，龙溪人。“工诸体书，琳宫碑额，挥洒最多。华亭董文敏（即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尝具书币请其书，自叹不及也。晚以黄庭内外经，一经一纬，右军书外景而不书内景，遂续三千字补之。结体工妙，纤入无伦。论者以为如天女散花，繁彩丽密，自然缥缈也。王弱林于燕得片石，为玉枕兰亭，叹其精绝，但不知为漳人耳。所书黄庭一石，数年前为郡守张西圃镇购去，允为近代绝手。”
  这段不足二百字的记述，透露出有关李宓的诸多信息：
  1、李宓精通诸体书法。
  2、李宓的书法为当时称雄书坛的董其昌所赏识。
  3、李宓曾续写黄庭内经三千字，并有刻石传世。
  4、李宓曾题刻“玉枕兰亭”于石上。
  另据民间传说及民国时期翁国梁先生《漳州史迹·嘉济庙》一文载：李宓为漳州东坂后人（今青年路南端）。青年时期在一家水果店打工，为老板书写柑笼竹签。当时漳州芦柑做为地方特产进贡朝廷，朝官见柑笼题签字体俊逸精妙，竞先传阅收藏。从不轻易赞许他人的一代书法家董其昌见后亦自叹不及，并推崇备至。后来在京为东阁大学士的林釬告老回漳州时，曾请董其昌为漳州嘉济庙碑文书丹，董坚辞，对林釬说：“漳有李宓在，何必舍近而图远？”李宓名声自此大振，为世人所知。
  但志书及传闻对李宓的生卒语焉不详。据上述记载及后面将要述及的文献资料考察，李宓当与董其昌、林釬、张燮、黄道周、徐霞客为同时代人，生活于明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从《陈祝皇先生御寇救荒功德碑》立石时间判断，崇祯年间，李宓尚在。
  二、李宓与林釬
  李宓与董其昌是一对从未见过面且又相互倾慕、神交已久的书法家，此真是明代书坛一大憾事。但同为漳州人的林釬和李宓，却因董其昌的真心推介，成为密友。
  《明史》卷251《列传》第139载：“釬，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1616）殿试第三人，授编修。天启时，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祠于太学旁，具簿醵金，强釬为倡。釬授笔涂抹，即夕挂冠棂星门径归。忠贤矫旨削其籍。崇祯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有谨愿诚恪之称。”但称林釬为同安人，显然有误。今漳州故里存有林釬的“澹泊宁静正中平坊”及为林釬祖崇禄、父继承所立之“经笥燕翼坊”。
  林釬读书处在今龙文区石室岩和瑞竹岩，岩上筑有“介石云窠”。岩下建有“林文穆公祠”，祭祀林釬，俗称“相国祠”。岩前之万松关，为漳州古驿道，崇祯二年知府施邦曜筑关，题额“天保维垣”，林釬为之作《施公新筑万松关记》。崇祯九年六月，林釬卒，崇祯赐葬在故里仓门，后迁洞口山。
  林釬立朝刚正不阿，当魏忠贤炙手可热之时，林釬能不为其所挠，实属难能可贵，此亦漳州一大可圈可点之史事也。崇祯整治魏阉之后，因釬能“诚悫不立门户”，而颇受崇祯眷顾，得以复官，遂拜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死后谥“文穆”，圣眷颇深。林釬一生除《明史》本传外，清修之《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均有详要记载，可互为参阅。
  林釬存诗不多，目前仅录得9首，其中有《和李羲民岩头拂水四首》，几占存诗一半，诗云：
  尽日流水声，六根聚一耳。
  举头见空山，有眼亦如此。
  无雨不成滴，无风不成丝。
  若要玲珑看，风停雨歇时。
  化身以为空，化意以为云。
  化笔为风雨，澜翻似几分。
  最爱因风起，摇摇不可攀。
  一滴入青冥，前山告后山。
  从诗题可以看出，林釬的诗是唱和李宓的。可惜李宓的诗不见记述，文献之缺，实乃憾事。林釬与李宓，一为朝官，一为布衣，能有如此风雅不俗之往来，应是漳州文坛佳话。由林釬撰文，李宓书丹，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一碑，就是他们两人友情的历史见证。清康熙《平和县志》卷9将《和李羲民岩头拂水》诗归于陈天定名下，且为七首，录以备考。
  三、李宓与张燮
  张燮，《明史》无传，据薛澄清《明张燮及其著述考》一文的考证，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享年67年。综合明·何乔远编修《闽书》，清光绪《漳州府志》和康熙《龙海县志》等地方志书的记载，张燮，字绍和，号汰沃，别号海滨逸史，漳州龙溪县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人后，面对明末政治腐败，无意仕途，寄情于山水之间，以举人终身。黄道周曾称他“游览天下名山”，并在游历中写出很多诗篇。张燮性聪敏，以“博学”知名于时，黄道周曾在其《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中自叹道：“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张燮还与同郡蒋孟育、郑怀魁、高克正、陈翼飞、王志远、林茂桂等龙溪七才子，于漳州开元寺左风雅堂组成“玄云诗社”，往来唱和。此外，还与当时著名学者陈继儒、曹学佺、徐霞客、徐〓、何乔远等密切交往。晚年自题所居为“霏云居”。
  张燮一生著述很多，计有十五种六百九十六卷。其中有万历间刊印自撰《霏云居集》53卷，《续集》66卷，天启间刻印《五边典则》24卷，自辑《七十二家集》346卷，《附录》72卷，崇祯十一年刻印自撰《群玉楼集》84卷，崇祯十三年刻印自撰《初唐四子集》48卷。
  就是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对布衣李宓十分敬重，在徐霞客为其太君八十大寿作《秋圃晨机图》时，作七律一首，约请李宓挥毫，以为贺礼。现此件刻石尚存于江阴徐霞客晴山堂纪念馆里。诗云：
  幽芳不管外人知，世业遥遥溯阃仪。
  织素到来丝胜锦，当歌幸未豆成箕。
  千山石髓归遗母，半壁岚光贮属儿。
  手泽只今留箧在，白鸠巢畔绿阴移。
  张燮的律诗，李宓的书法，可谓双绝，也是李宓传书作品的佳作。
  四、李宓与王志远
  2001年初，为编写《南山寺志》一书，我们在收集有关文献资料期间，漳州市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在一通清代碑刻的背面发现了明代李宓书丹的《南山寺放生池碑记》题刻。这一发现，一方面纠正了清修地方志书关于南山寺放生池修建于宋代的错误记述，填补了明清两代地方志书的空缺，使《南山寺放生池碑记》重见天日。另一方面，也为关心漳州地方文献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份可靠而又珍贵的史料和李宓的另一幅书法佳作。
  《南山寺放生池碑记》一文的作者王志远（？一1621年），漳州漳浦县二十八都横口（今漳浦官浔）人。字而近，万历己丑（十七年）成进士。其事迹清修《漳州府志》有记载。
  王志远幼习诗书，与张燮等人结“玄云诗社”，为“龙溪七才子”之一。有《钑及镂稿》、《意雅涉笔》、《宝廉堂疏》、《书经解》、《中庸说约》和《王氏四书》等著作命世，流传至今作品尚有《重修龙溪县儒学记》等。与兄志逵（举人）、弟志道（进士）并称“三凤齐鸣”，为世所重。
  李宓与王志远是否有私交，志书阙如。《南山寺放生池碑记》一文写于万历四十六年，依文中记述，王志远撰此碑文系在军旅之中，受友人林涣卿之托，匆促为之，写后寄林涣卿，并请与赵与宝一同修正。林、赵二人复请李宓书丹，并刻石立碑于南山寺放生池畔。王、李为同郡人，有一定往来，当属常理。
  五、李宓与王志道
  王志道乃王志远弟，《明史》卷256《列传》卷144“李长庚传”后附有王志道，文不足50字，载云：“志道，漳浦人。天启时为给事中。议三案为高攀龙所驳，谢病归。其后附魏忠贤，历擢左通政，论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罢。”寥寥数语，似不齿志道之为人。然地方志书《漳州府志》卷29《人物二》对志道附阉党一事却道：“志道（1574-1646年），字而宏，号东里，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除丹阳知县，天启改元，擢礼科给事中。二年改兵科。……明年冬（天启三年），魏忠贤逐高攀龙，朝事大变，召还志道，擢太常寺少卿。以外艰不至，服阙升通政使司右通政，寻转左，皆不赴。凡三晋秩，俱未尝一履任。”志书与史记如此相左，似有所讳。王志道亦有《易解》、《六十四卦名》、《千续韦编》、《诗经疏》、《如江集》、《阴符解》、《老子首篇解》、《松关书义》等著作传世。
  王志道撰写《三平山广济大师行录》一文，为万历三十五年，乃在中进士、入仕途之前，其后之行止品德可在不论之列。志道在郡之时与李宓的交往，显系布衣之交。李宓与王氏三兄弟应有较紧密的友情，因此才先后为其兄弟所撰碑文书丹，留下可贵的碑刻，为研究李宓的书法提供直观的物件。
  六、李宓传世作品的辨定
  李宓的书法作品，目前可以明确认定计有8件。
  1、《黄庭内经》三千字。依《漳州府志》记述，其字“结体工妙，纤入无伦。论者以为如天女散花，繁彩丽密，自然缥缈也。”后入石，“为郡守张西圃镇购去，允为近代绝手”，后不知所终。
  2、“玉枕兰亭”刻石。《漳州府志》记为郡人王弱林所得，“叹为精绝”。后不知落入何人之手，亦绝迹人寰。
  3、《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一通，林釬撰文，万历四十六年立石。碑石今仍完整无缺，存于今芗城区青年路嘉济庙旧址内。漳州市历史学会曾将碑刻拓印，广为传布。
  4、《秋圃晨机图》诗碑一通。天启甲子（1624年）5月，龙溪七子之一张燮为徐霞客母亲八十大寿赋律一首，约请李宓书写，寄贺徐母寿诞。后入石，今存于江苏省江阴徐霞客故居晴山堂内，拓片编入《晴山堂法帖》，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5、《三平山广济大师行录》碑。王志道撰文，万历三十五年立石。碑石今存于漳州平和县三平寺内，可惜已为烈火焚裂，几不能辨。残石碑文由张大伟馆长拓印、收藏于漳州图书馆内。
  6、《南山寺放生池碑记》一通。王志远撰文，万历四十六年立石，与嘉济庙圣迹碑记为同一年。碑石因长期嵌入寺墙内，故前贤故老不知此碑之存在，地方志书亦未记载。2001年初，为漳州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发现并拓印，收藏于漳州图书馆内。碑石基本完整，惟左下方题刻有少些残缺，今存于南山寺内。
  7、《陈祝皇先生御寇荒功德碑》一通。据清康熙《龙溪县志》卷11《人物》载：里人杨攀撰文，邑人李宓书法丹并篆额。王作人先生留有篆额拓片，可惜未将碑文拓存。后碑废，不知去处。
  8、小楷《心经》石屏一座。据民国翁国梁《漳州史迹》一书记载，原为振成巷某收藏家所藏，后不明下落。
  存疑作品三件，一为《马肚凤池承恩春卿世德坊》一碑，一为东岳庙障墙“岱宗”二字手迹。此事见清光绪《漳州府志》卷48《纪遗上》，紧接记述李宓黄庭一石后，志文写道：“当时陈日炳者，雅相伯仲。今马肚凤池承恩春卿世德坊及东岳障墙‘岱宗’两字，是其遗迹也。”承张大伟馆长提示，细察全文，这两处碑文应为陈日炳所书，而不是李宓，过去诸多论者误矣。第三为墓志铭一方。2001年春节，冷于冰先生告之图书馆张大伟馆长：姜园亭近时出土墓志铭一方，目睹者确为李宓所书。事后复求观赏，收藏者因其珍贵，秘不示人。笔者未见此铭，难断其真伪，故存疑焉。愿此墓志铭今后能与世人见面，则幸哉。
  附：
  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
  真君姓石，讳敬纯，上党太原人。其父勤，后汉赵王勒之季弟也。以忠封武王，帅兵击慕容燕。不以尽敌为功，宰相牛昌稳谗焉，遂并其子遇害。真君年尚幼，偕母催氏谪徙海上雷州居焉。比长，询之母识父前事，痛忿不已。年十八，兴兵讨昌隐，败窜之，斩于江南。兵退，而昌隐为厉，妖祲一方。乡有洪匡邺者，昼见千乘万骑，拥真君其上，呼曰：我九郎也，昔杀牛昌隐于此。归谢泰山，上功于帝。命为乾坤煞将，握风雷符。今昌隐为患，吾将居此镇之。汝宅当神仙址，能逊乎？匡邺许诺避地。夜半，闻车马鼓铎之声。诘朝，云雾〓蝀，大雷雨，以风山鸣，三日不止。民往拜之，则真君栖身其上矣。乃封以香泥祠焉，而昌隐之遂绝。嗣后，水旱疾疫，祷之辄应。邻邦不逞之徒，屡见神兵，不敢入其境，暨漕运转输亦赖以济。于是，上自清河，下及武陵、长沙、西蜀、宛陵，无不饫神功者，叠置庙祀。惟信州自鸣山则肉身在焉。唐宋迭兴，皆有灵威以赫奕于时。历侯而王，进封明仁广孝翊化真君暨父母兄嫂子妇，俱有爵谥。至元，遣使降香勑额，号嘉济，则庙貌益隆矣。大德庚子岁，有录事姜石瑛者，奉神香火莅任我漳，时方剿寇乱，忽见阴云窈纠，神兵助捷，则真君也。乃辟府西万盈坊严祀之，漳有真君之庙自此始。逮元统癸酉，厄于郁攸，而像俨然。太守张伯颜异之，捐俸率属重新庙祀，镌碑以纪。沿及我明，漳民崇祀不替。逮世宗之承大统也，时未改元，郡有颜姓，人失环，谬意其臧获也，鞭督之，窜于庙中。夜半，辄闻神语声相谓曰：神号犯尊，当有回禄之灾。已而，曰：何以有生？口气乃颜之迯获也，环为白颈鹅吞之，获乃无辜。诘明，遽以告主，果杀鹅得环。乡里增神之。至冬，而庙毁矣，则前得环者，狂奔尽气，翼神像以出。漳人无不骇其灵相慴也，共构外座祀焉。明年，天子建元嘉靖，神暂晦。丙戍，改为阴阳学，而像遂附于玄坛宫。隆庆元年，乡民黄黎王子逑等，共以神素有功德于漳，实牖其衷，募得金若干，购余氏之宅二间，拟立庙宇。而时以举诎，乃修一间为庙，而以一间权鬻为民居，藉其赀以充费，而堂阶石砌犹绵亘两间，神庙始焕然再新，而基尚有待也。其妥神在己巳春甲寅日。时南靖县儒学教谕张君栋为之记。逮今，上历同年，神益灵显。凡四方士庶，乞灵祈祷于庙者，肩摩毂击，辄有湫溢之嫌；而乡中生齿渐繁，衣冠渐炽，每岁时祈报，莫不病于擎拳曲跽之艰也。及丁巳，漳中疫疠颇甚，继以支祈，而乡独克全。于是，阖乡士庶齐声唱言曰：吾侪非神佑不及，此乃神庙未扩。奈何不思崇报耶！因鸠议修建，相率请于本府，主杨公欣然俞允。不旬日，而向义捐资者顿得金百两。乃以若干两向赎于旧鬻庙地者，增其原直，渠亦弗克辞。而以馀若干两为改建之费。尚有未敷，则又募之四方所素慕神之灵及祈祷有应者，斥辟两间地，广若干丈，深若干丈。后大座为栖神，前为庙门屋，屋旁截为店两间，各阔若干权乡民黄胡二姓银取其直以为工费，候有善男信女施之，以充本庙。香灯则又有待也。盖尝观古今富贵崇高者，不百年而湮灭，惟忠臣孝子，往往能以其精灵昭赫人世，惟神以藐孤复父仇，而又能于殁身之后，护国庇民。夫非移孝于忠者与且其时显时晦，屡废屡兴，避帝号而甘沉埋，恤民萌而除妖〓。古人有云：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杆大患则祀之，惟神者，灵光布满，即有土之内莫不尸而祝之。区区一里，数椽榱桷，何足报神休之万一。夫亦一念戴履，不容泯灭，且亦以明忠孝神明其万古常新也。如此，毋亦大关风教，其与世之淫祀佞神者，不大迳庭哉！事竣，敬为之赞。赞曰：
  是惟真君以孝报父，移忠建节，除其〓貐，去其翘孽，使睢盱戴发者，不崩不齧，是惟真君啖魑魅，嚼生铁。如白日之当天，如寒潭之布雪，亘江左，跨湖浙，回鲸浪，振洞泬，涸者赖以濡，溢者赖以洩，兴言思之我心，如结共抱。真君性咸以正，无缺丈夫，子磊磊轰轰，誓赤心，捧热血，做一场表洞里彻骨丝毫受污蔑，惟神功之巍巍，临在上，质在列，后之省者尚有味乎斯碣。时万历四十六年，岁在戊午仲春〓旦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郡人林釬，薰沐拜撰。
  院编修郡人林釬，薰沐拜撰。
  同郡李宓敬书
  真君暨妃爵谥诞辰，并四将神号具列于左：
  勑封嘉济明仁广孝翊化真君正月初八日诞辰，勑封昭庆康懿妃三月初三日诞辰，左将军助灵侯，右将军助顺侯，威灵太保，杨大伯公。
  （包堃断句）
  《永乐大典》卷21984
  漳州府重建学记
  宋·温革
  《清漳志》：温革撰《漳州府重建学记》：国朝恢人文以化成天下，盖自祖宗以来。而临漳有学。在昭陵之世。于时重熙累洽，风化淳美，声名文物之盛，比隆在周，永乐兴行，极治之辰。然夫子方且贪贤育材，益培太平不拔之基，乃诏天下郡国皆置学，实庆历二年，岁在壬午也。
  学据州治之巽隅，是十佳文明之地，溪流自丁以朝焉。卜之云吉，多士宜之。厥后崇宁癸未，徽庙诏推行三舍之法于天下，诸生益众。为郡者乃截讲堂为二斋，而以贡院厅事为讲堂。至大观间，增养士至五百员，则又以迎恩驿分为四斋。政和癸已，移学州治之左。至宣和辛丑，罢舍法，以科举取士，率遵祖宗之旧，则学之迁，盖九年矣。自后连五榜，与乡贡者辄皆不中春官之选，于是士子病之，谋复旧焉。时户部贰卿李公弥逊，以徽阁直学士知州事，教官今新婺倅范侯津，率诸生以请，公忻然允之，乃以缗钱贰万付士之有才干者，自为经营，基址仍庆历之旧，规模惟政和之新，盖建议于绍兴已未，经始于庚申，落成于辛酉也。由于累榜始复有登科甲者。
  革摄承州事之乏，范侯自延平来，始与学之职事，请记其事。革闻阴阳家者流，拘而多忌，儒生每耻言（下转第72页）
  何衙内始建时间及其他
  玉局
  漳州青年路中段，有一座规模颇大的府第，世称“何衙内”。今天人们路过，尚可体味到昔日繁荣的气象。
  明代末年，曾有过“长安五谏”之称，他们就是何楷、黄道周、林兰友、刘同升、赵士春。五谏之中，漳州人占了二位，除黄道周外，另一位就是“何衙内”的主人何楷。
  据《明史》卷276《列传》第164《何楷传》记述，何楷在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之后，因不满魏忠贤乱政，不愿在吏部等候选派，便告假回乡，即传中所言之“不谒选而归”。何衙内的一系列建筑始于此时。崇祯初（1628年），何楷官拜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当即赴任，余下的建筑便托付家人。何衙内的建成在此前后，即1625年中进士后的四、五年时间内。到如今已近四百年的历史，是一座古建筑了。
  崇祯七年（1634），为李自成攻陷朱元璋的祖家凤阳、毁了皇陵一事，时任刑部给事中的何楷，立刻弹劾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之罪，同时指责辅臣温体仁、王应熊。据《明史》记载，何楷“数上疏，多见听，屡迁工部都给事中”。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当崇祯皇帝因为火星逆行的天象出现而自责时，兵部尚书杨嗣昌还力主和谈，并引前史以进言。何楷与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言其非，但崇祯不听。过了一个月，又让杨嗣昌入阁，何楷上疏劾之。终因违背圣意，被降二级，调南京国子监丞。崇祯十四年（1641），何楷母亲去世，遂回漳奔丧，距首次谒归恰过了十五年。这时“何衙内”的建筑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何楷为母守孝在已落成的“何衙内”。
  三年丧满，朝中大臣相互推荐何楷，朝廷再次召何楷入京。但未成行，李自成已攻破京都，崇祯自谥于煤山（今北京景山），何楷只得转道南京，在福王小朝廷中任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兼工部右侍郎。顺治三年（1646），南京破，福王被执，何楷走杭州，后随唐王入闽，任户部尚书，后改任掌都察院事。因与郑芝龙、郑鸿达兄弟不和，何楷请告回原籍，途中郑芝龙部将杨耿假扮强盗，割掉何楷的一个耳朵。何楷回漳州不久，九月，漳州被清廷攻破，遂抑郁而卒。
  何楷，字元子，漳浦镇海卫（今龙海市隆教乡）人，自幼好学，《明史》称其“博综群书，寒暑勿辍，尤邃于经学。”辑有《周易订诂》等书。崇祯末年三月，张中丞鲲移镇漳州，平定潮广民乱，大家在江东桥饯别，何楷曾有诗送行。诗云：
  治世兼资剔与攘，兵刑共贯孰为长。
  埋轮昔喜来荒檄，卖剑今看净远庄。
  莠草不除终害种，桑条太漫也须斫。
  群鸟哑哑集台柏，似说竿头进步强。
  投戈息马问传经，谁辨文星与将星。
  〓鳖暂兹间白旆，换鹅端可是黄庭。
  捷书竚俟图麟阁，凯奏先喧渡虎亭。
  试看桑麻如礼乐，海滨邹鲁未凋零。（上接第69页）之。然自有龟筮以来，则有相方面势之宜。盘庚迁都、周公营洛，皆其事也。奚独于漳学而疑之？抑尝闻之，唐有周几本先生者，读书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后，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谓“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时君贤之，封天城山为名第山。然则漳之儒学，蝉联不绝，盖有端绪。夫以周先生破天荒为儒学唱，而我朝累叶崇儒兴学之盛，历览江山之胜，揆夫地势之雄，将见异才间出，为时髦杰者，肩摩踵接也。
  学之复旧，岁馀一纪，殿堂屋宇之宏敞，虽焕然在目，而土木之役工计，与修造日月所当谨者，皆不可考。始出其兴废之所以，儒学之源流，俾后之人识其梗概焉。
  学之肇建，至是一百一十有四年，则绍兴二十五年，岁在乙亥也。三月一日记。
  （该卷尚收入赵与坦撰《漳浦县新学记》，按：赵与坦系长泰县令，所撰为《长泰县儒学记》见清光绪《漳州府志》卷四43《艺文三》《永乐大典》收入有误。）（竹深辑）
  奇苑茶庄
  林汝炎
  漳州青年路（旧东坂后段）原有一家闻名海内外的老字号茶庄——奇苑茶庄，其经营的乌龙茶气味独特、制作精细，畅销闽南、潮、汕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相传其先祖林燕尔安溪西坪人，清嘉庆初年（1796）在武夷山以当雇工，兼编织竹器为生，偶在山中撅得白银一大瓮而发家。随后即在武夷山购置曼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茶园，开荒种茶，所产岩茶运至闽南销售。清同治年间，林燕尔世居安溪的次子林秉献的后代林心博在漳州创设奇苑茶庄，专营武夷岩茶。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清朝末年奇苑茶庄于厦门设立奇苑茶栈，二十年代又在云霄设立奇香茶庄。
  奇苑茶庄的全盛时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漳州、厦门、云霄三地的茶庄均是批零兼营，每年从武夷山装运的武夷岩茶三千箱左右（约十万斤），三地的经营金额达三十万银元。经销的商品茶品种有大红袍、铁罗汉、色种、水仙等几十个品种，其中三印水仙的名气最大，形成脍炙人口、老少皆知的名牌产品。当时奇苑茶庄商品茶的销售价格如下：
  注：当时通用旧称（又叫司马称），每斤约合1.2斤；单价以银圆计。
  奇苑茶庄的经营管理方式为家族式管理。林燕尔长子林秉琛世居武夷山的后代在武夷山发展、垦植茶树，然后售给奇苑茶庄，林秉献的后代对收来的茶叶加工后进行销售，形成产销一条龙的营销方式。在武夷山茶园，他们注意优良茶树品种的培植，除大力发展、优化水仙茶树品种外，1930年还将安溪的铁观音、黄旦等优良品种移植到武夷山水帘洞，进行培育、观察、比较，从而开发新茶树品种。在经营方面，他们注意保证茶叶加工的质量，等次分明，信誉极佳。当年主持云霄业务的林达道精通茶道，只要品一口茶，就能准确说出该茶的品种、产地、制作时的气候条件等。同时，他们还大力开发营销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据载，当年奇苑茶庄出口海外的茶叶占漳州地区出口茶叶量的80％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潮、汕相继沦陷，沿海被封锁，外销中断，武夷山茶园荒芜。其经营品种虽改为以安溪乌龙茶为主，但销售量已大大减少，营业规模日渐式微。
  抗战胜利后，随着林孝秀、林孝桢、林孝悦、林孝珠、林达道等创业者的相继逝世，家族式对外统一经营、对内统一生活供给管理模式的弊端日显出来，管理十分混乱，以致陷入整年不进货，只销售库存茶叶维持表面生意的困境。至此，奇苑茶庄差不多名存实亡。1956年公私合营后，奇苑茶庄正式消失。
  昔日公园一景观
  忆起昔日的漳州中山公园，跨进公园东大门，右侧一座显目的方柱形塔碑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见图），造型雄伟典雅，碑身四面刻有四位近代名人的题词：东面是孙中山的“博爱”二字、西面是陈炯明的“互助”二字、南面是汪精卫（编者按：又一说为胡汉民）的“平等”二字、北面是章太炎的“自由”二字，字体各异，独具特色。一座塔碑由四位名人题词，实属罕见。遗憾的是，此塔碑在“文革”中被视为“四旧”而被改头换面，不久被全部拆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进入公园东大门左侧的假山上仿造了这一塔碑，但碑身矮小，书法与造型艺术均不如前者。1997年，中山公园进行全面改造建设，这一塔碑连同假山又一次被拆平，然后在进入公园东大门右侧即原塔碑旧址附近又仿造一座新塔碑，留给后人观赏。
  走出公园东大门，门口的左侧原来有一幢前后各二层的楼房（见图），是1949年漳州解放后“漳州军管会”的办公地点，同年12月，军管会他迁，该楼房相继为地委青年部（团地委）、团市委所在地，五十年代后期被改建为“漳州百货大楼”（现在改为“中闽百汇商场”）。
  悠悠岁月，时过景迁，昔日中山公园的这一景观，在无情的历史大潮中流失了！但有幸的是，笔者在五十年代初期写生的这幅水彩画，作为当年选送省美述展览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它给这一塔碑和楼房的变迁提供了历史文物资料。（郑曙光文/图）（注：图见第52页）
  修文路上史海钩沉
  张胡山
  修文东西路是漳州历史街区的组成部分。以延安南路为中点，向东跨过北京路至新华南路为修文东路，向西跨青年路至南台路为修文西路。明清时期，自东至西，由霞薰里、东桥街、府学前街、上苑（坂）街、西桥街组成。1920年，“闽南护法区”工务局修路时合称为修文路，后来东段称东修文路。“文革”期间改称为反修路。沿着这条古道，我们可以寻觅唐宋元明清五朝的风韵声情。
  清代府城图上，古街东西横贯以城濠为界的城内，是古城的核心地带。存留下来的庙宇、桥亭、名人故居、宗祠等古迹或遗址，作为历史见证，最集中地表现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古貌。文庙和武庙这两座古庙是州府特定坛庙，故建在府前左右，现两座古庙均保存下来。
  漳州文庙，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文庙与官学移于州左，至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知州李弥逊应诸生之请复故址。当时建置有棂星门、仪门、戟门、大成殿、东西两庑、泮池和讲堂、十斋等。绍兴十一年（1141年）建成，越年即有颜师鲁等五人登进士第。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在州学创宾贤斋，延请郡士黄樵仲、施允焘、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陈淳、杨士训及永嘉徐寓等八人于学。又创受成斋以教养武生。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知州郑昉，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总管张泉逸、教授高元子再次重修，建置有大成殿、两庑、戟门、棂星门、杏坛、明伦堂、书楼以及泮池等。元天历二年（1329年）达鲁花赤纳儿占伯重修。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漳城洪水为灾，文庙倾坏。十八年（1482年）知府姜谅更新之，同时请同年进士李东阳撰写《漳州府进士题名录》。隆庆八年（1570年）飓风毁坏瓦屋，知府罗青霄重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巡道王廷诤、知府张廷球、周岱重修。根据现存石刻碑记所及，尚有明正统十年（1445年）陈祚、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曹荃、清康熙五年（1666年）郑燠、民国14年（1925年）张毅、民国廿五年（1936年）蒋鼎文等六次重修。民国期间文庙被占为军队营房，也曾做警察局。1949年以后改为小学校舍，1988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漳州文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原有古建筑明伦堂、泮池、棂星门等已毁。大门外道路左右建造“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牌坊，大门内中轴线上为戟门、丹墀、月台、大成殿。两旁为东西两庑及敬一亭等。戟门面阔九间，进深二间，东西两庑面阔各八间，进深各二间。大成殿为明代木结构建筑，建于石台座上，面阔五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
  大成殿建筑结构特殊，梁架承袭旧制，完整地保留闽南古代木结构建筑特点，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我国东南沿海古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1999年12月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维修设计方案，市政府聘请中国文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为指导，历时一年完成对大成殿的维修，2001年元旦对游人开放。同年5月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漳州文庙历经900年沧桑，屡经兴废，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漳州源远流长，成为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性建筑。
  漳州武庙，亦称古武庙。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真宗祈求关圣显灵，使解北盐池水复如故，获益于民，帝嘉其功，饬令各地修建。址在宋子城登仙门西侧，亦是宋代子城西南登仙门外，即现侨村西南角新路顶。明万历年间漳州总兵呼良朋将武庙移建于开元街总兵衙门西侧。今废。武庙移建后，原武庙变为社庙，故民间留有“新武庙”与“古武庙”之称。但古武庙仍被广大信众尊为圣地和祖庙，香火不断。除官府举行祭祀庆典在新武庙外，由古武庙分香续焰的各武庙仍尊古武庙为祖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均到古武庙进香朝拜。明崇祯癸酉年间（1633年）曾经维修，清雍正七年（1729年）知府杨一正进行重新修建。道光十年（1830年）和民国25年（1936年）又先后二次重修，使漳州最早建的武庙一直保留下来。现庙中文物有宋代石莲花盆，明万历间八角石香炉，明崇祯间造的石鼎炉，杨联芳书匾和盘龙石柱二对及圆形石柱三对，留有对联曰“乃圣乃神巍形永峙荆襄地，允文允武浩气长留蜀汉天”等四对，和庙门前对联“登进有阶难容躐等，仙神合德不爽鉴观”标示着古庙建筑年代。
  “文革”期间，古武庙遭受严重冲击，神像大部被毁，文物亦多散失，香火因之中断。庙宇改为民居和学生宿舍。1988年古武庙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2年4月间签约归还，住户迁出。现市宗教局已组织管理、维修并开放，列为漳州首座武庙。
  东西桥亭，位于修文路的东端和西端的东西桥亭两座庙宇，建于唐宋时期，分别位于东西城濠之上，保留了宋代子城的遗迹。
  东桥亭，简称东桥，建于唐元和十一年（816年）。
  桥刚建成，适逢龙溪举子周匡物中进士。因为开漳以来，周匡物是第一个登进士者，因此将桥命名为“名第桥”，并建了名第坊。明万历年间更名为“东清桥”。桥上北面建亭，亭有三进，内祀观音菩萨。桥亭建在城东濠沟上，俗称“东桥亭”。“文革”占庙为工场，直至1990年归还，方重新整修，现有面积约765平方米，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桥亭，附建于西清桥（又名登仙桥）的北面。桥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亭亦建于宋代。清道光八年（1828年）七月重修。桥亭内祀观音。民间有一则传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漳州城遭受一次洪灾，西桥亭也被冲毁，只残存半截北墙和一尊观音塑像。灾后很长一段时间，庙宇一直没有修复，观音仍在露天遭雨淋日晒，有位善良的老人路过西桥，心有不忍，给观音头上戴了一顶斗笠。于是有了“西桥佛祖戴大笠”的趣谈。1934年间，里人洪锦章等发起重修，同善堂承担其事，于1935年完工。1988年6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间，信众捐资修葺，西桥亭面貌一新。
  修文西路还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南市庵。该庵原址在今修文西路和香港路交叉路口，坐北朝南，前后三殿，分别祀祖师公、观音和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塑像高3米，全身贴金，据说用去真金数斤。规模壮观，属于武当分镇。1919年陈炯明修路，南市庵被拆除。1928年同善堂及士绅余有年、蒋传黄、林在衡等倡议重建，择定西桥南侧两个店面新建南市庵，新庵只建一殿，中祀玄天上帝的原塑像，边祀祖师公和伽蓝爷。规模虽小，仍然吸引不少香客。1966年“文革”中破“四旧”，神像被拆，该庵改为竹器合作社门市部，现为食杂店。
  修文东西路上，历代修建了不少牌坊，现大多无存，据史书记载，分述如下：
  “名第坊”是为周匡物立。周匡物字几本，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进士，初匡物未第时名誉早著，尝赋《轩辕古镜歌》，有云“欲向高台对镜开，不知谁是孤光主”。王播见而异之，曰会当与此子作孤光主耳。后果为播所举士。唐自垂拱开漳百三十年，登进士者自匡物始。《御试学殖赋莺出谷诗》，为时传诵。以读书天城山敕改为名第山，人称名第先生，仕至高州刺史。兄匡业，贞元八年（792）明经登第，为番阳令，与匡物齐名。子汉杰，漳浦令。孙鄢修，明经，术有祖风。
  “邦伯坊”亦在东桥，明景泰间为池州知府郭舒立，邑之名臣。郭舒字端庄，景泰五年进士，为人耿直，公而不私，迁户部郎督课庐州，诸中贵请乞概杜不行，丁内艰，起补工部郎中，出守池州，兴学劝农，省刑息讼，以忤直指，致仕归。行索肃然，家居手不释卷，迹绝公门，淡泊以终。
  现芗城区防疫站前有“昭代忠臣坊”，为明中丞海澄籍周起元立。周起元于明成化间，因忤魏忠贤冤死，至崇祯元年（1628年）追赠兵部侍郎，谥忠愍，特祠建坊，春秋致祭。
  “岳伯廷尉”坊，为王升立。“旌表坊”为王升子王彝立。修文西路下西桥段，还有解元坊，明永乐间为进士汪凯立。汪凯字尧宁，永乐癸卯（1423年）乡荐第一，甲辰（1424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抚湖湘之饥，终浙江佥事，以清介闻。凯豁达魁伟，善属文。其在浙也，惩奸激浊，不避权势，浙人思之。汪凯是明代名臣，为漳人获誉。其子汪范亦在西桥立“接武坊”。另一进士坊是明成化间为颜格立。
  修文西路从新府路口往西这一段老街名上苑，西至西桥街一带，分布着许多名人故居和宗祠。
  在祀明周起元的旌忠祠（今芗城区防疫站址）的西侧有王升祠。王升字日初，永乐甲申（1404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安福罗田知县，迁平凉推官，升大理评事，历左寺正，皆有声，以杨文贞士奇荐知抚州府，重学校兴礼教，捐俸赈饥，救助数千人。任九载上要调迁，民诣阙乞留，进正三品阶，使复任二年，引疾辞归。明嘉靖间为其建祠立坊。
  王升之子王彝，字秉元。天性至孝，父尝病痢，为尝粪，疾得痊。母患目疾，以舌舐之，目明。又患瘤，口吮之，亦愈。父母墓侧结庐，均守孝三年。明天顺初举怀才抱德，至京不仕归。卒年八十四。弘治间诏旌其门，建旌表坊，现王升祠还保存了孝子厅。
  王升曾孙王龙、王泽，五世孙王学孝为官均有政绩，志书有传。
  王龙字虞臣，王升曾孙，于明弘治九年贡授四会，丞民有叔侄讼者，令具衣冠行家庭礼，因感泣悔罪，邑民化之。署开建县篆，设策平盗，招抚逃移，复业者数千人。擢知英德县，以外艰归，服除补乳源，捐俸以修学宫，岁饥出粟赈民全活甚众。邑有虎患，为牒告城隍，遂息。年七十致仕归。
  王泽，字虞雨，龙之弟。应嘉靖二年贡，授思州推官，升梧州通判，屡承檄采大木勘坑冶调度战船兵饷，所至皆有廉声，卒官归，贫几无以葬。
  王学孝，字钦求，升五世孙也。领万历癸酉乡荐，授定远教谕，丁内艰，服除补萧山教谕。以古道倡率诸生，升衢州推官。署郡县事有清操，岁饥亲履闾巷，设法施粥，劝民籴所，全活甚众。以外艰归，服阕补高州推官，以疾归家居，孝友娴睦，乡族化之。事继母尤谨云。
  王升后裔子孙均贤良敦厚，爱民救饥，外有清廉政声，内有事亲孝行。裔孙王咸熙为近代理学家，其五子王作人继承父业，以教书育人为己任，1992年省教委、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授予“教育世家”光荣称号。
  再往西是清代刑部郎中张雄和吏部郎中张福衍父子故居，人称张衙，现被竹器社建为厂房，左右共十几间店面。张衙正中大门，西侧小宗，东西两边厢房。南北深有五十多米，三进带楼，现尚留梳桩楼一角，是漳州一座规模较大的官衙。与柯衙内、何衙内并称“三衙内”。
  张雄，字受夫，南靖人。清顺治十七年庚子科中举人，康熙庚戌（1670年）进士。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郎中。张雄任职期间，剔去常规，断狱多所平反。以后以父老乞假归乡，时值兵燹之后，赋役繁苛，民不聊生，逃出外乡。雄向当事建议，从田间赋革现当散班及归宗合户等事，数十年民间积困，一旦获苏。张雄又修明伦堂，置义冢，人多感怀其德。年八十五卒，祀乡贤祠。
  张福衍字嵋谷，张雄子。年二十领康熙甲子乡荐，戊辰成进士。初补行人，以考选最擢刑部主事。充纂修律例馆，每决狱求其生不得，则终日不怡。是年迁吏部验封司摄文选、考功、稽勋三司，无事。御试前列，升员外旋转郎中。尝有咏南山寺诗。
  越过四叉路往西，旧称下西桥，有颜定肃宅，即颜尚书府第。据《龙溪县志》古迹卷载“颜定肃宅在西清桥，宋吏部尚书颜师鲁所居”。颜师鲁和三个孙儿颜耆仲、颜颐仲、颜振仲均南宋名臣，现就其生平政绩分述如下。
  颜师鲁，字几圣，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调番禺兴化簿，怀安丞，改秩知宁德县，历莆田、福清。辟陂洫水利四十里。以治行荐除粮科院改添差成武军佥判，帅陈俊卿荐可大用，召为官诰院，迁国子丞。淳熙四年，除江东提举。时天雨土，日青无光。师鲁陛辞极论之谓：“田里未安，犴狱未清，政令未当，忠邪未辨。天不亦变，人主何由省悟”。孝宗韪其言，寻除浙西常平使，又除直秘阁，后又除监察御史。因多奏时弊，旁称他“卿可谓知无不言”。除太府少卿。黄中丞洽举，除礼部侍郎兼祭酒，寻兼吏部侍郎。因请号世祖。师鲁三上议状，庙号谥议皆如所请。使金有功，除试吏部尚书侍郎。师鲁守法惟谨，忠诚可嘉。升吏部尚书兼侍读。孝宗将逊位，儒臣遗嗣圣题鲁与焉。光宗即位（1190年）师鲁首陈正始之说。旋上疏乞归。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泉州，陛辞奏乞亲贤积学，以崇圣德，抑请制欲以养圣躬。帝令侍从官饯送赋诗至泉。永春上供银例，安溪职官田主逃亡产税，责民补纳。师鲁悉停免之。泉人感德立祠，至家绘像事之。绍熙二年（1191年）进焕章阁学士，令再任。留意学校，葺洛阳桥，累乞致仕，进宝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复起知泉州，未赴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师鲁自幼庄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尝曰“穷通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丧所守，故大节确如金石。”虽动与俗情不合，而终皆翕然信服，官至大中大夫。爵漳浦郡侯。食邑一千户，赠宣奉大夫，嘉泰二年（1202年）谥定肃。子颜彻、颜衡均受荫。
  颜耆仲字景英，以祖师鲁荫补承务郎，调福州海口镇，有政绩，镇人生祠之，迁知鄞县。宋宁宗升遐差通判绍兴，又特差通判临安。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擢进士第，迁进奏院除知江阴军修学廪士。会岁饥请于朝，得米三千石，全活甚众。召除大府寺簿，迁屯田员外郎、吏部郎中。壬辰（1232年）策士充编排官，除右司郎中，直秘阁为淮东提举兼提刑。陛辞“论君子小人”，帝韪之曰“卿知守家法，不事诡随”。因匾所居曰“知守堂”。除直宝谟阁枢密院副都丞。旨未几又除司农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出知池州，改江西运判，兼权隆兴府。召除大府少卿，力丐祠提举武夷山冲祐观。耆仲雅爱士类，所至以崇学校、奖风谊为先。官至中奉大夫，爵龙溪县开国男。端平间，朝廷登用正人，以耆仲子颜镇为韶州司法，颜钥为监惠州盐场，颜铄为通仕郎。
  颜颐仲字景正，师鲁孙，以祖泽补官，历宁化尉，西安丞知县事，皆有美政。丁内艰，服阙调衡山。未上委转运司干办公事，迁通判临安府。端平元年（1234年）除作监主簿，出知严州。明年入为司农丞，摄金部郎官，除直秘阁两浙转运判官，除户部郎中临安府浙西安抚，卒犹谇语，颐仲曰昨抚谕从权耳，今事定宜讨有罪，以尊国体。密谕主师物色鼓倡之尤者诛之。每奏事辄报闻。翌年进大府少卿京尹如故。嘉熙改元（1237年）除广西转运判官。首奏乞罢四州盐本钱，又乞罢二十五州身丁钱。陈言恳切，为国为民。除大府卿兼敕令所删修官。迁司农兼左司。嘉熙四年（1240年）兼权户部侍郎，以直宝谟阁知宁国府。淳祐改元（1241年）除浙东提刑，旋予奉祠，二年（1242年）起知泉州，以秘阁修撰兼福建提刑。离职时，民攀卧塞途。四年（1244年）起知温州，翌年，迁右文殿知庆元府。沿海制置有度，浚修堰和学宫斋祠，六年（1246年）升集英殿。七年（1247年）除宝章阁待制。岁饥，遣百余艘往广州收耀，仍奏乞常平二万馀石以赈之，诏俞其请，全活四十馀万人。八年（1248年）除兵部侍郎，疏乞祠。十二年（1252年）以兵部侍郎召信臣。历闽浙被水之郡，建剑衢严願更加赈恤，兼敕令所评定宦。除权兵部尚书，俄擢刑部兼知临安府。翌年（1253年）冬擢吏部尚书，以宝章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年七十抗章请老。名其圃曰亩忠。里居强于为善，凶年乐施，葺桥道，设桂庄以助计偕者。卒年七十五。官阶年岁皆与祖师鲁同。颐仲子颜兴祖，孙颜一龙。均有荫封。
  颜振仲，字景玉，师鲁孙，以祖任登仕郎，宰安溪，抚盗安民，颇有政绩，官至朝散大夫。
  颜氏祖孙四人均历官是职，勤政为民，廉洁奉公，遗爱于民，齿颊留香，是漳州具有楷模之名臣。府第初为漳州制药厂所用，现为制药厂职工宿舍。
  颜尚书府第后西侧是老字号“同善堂”，是漳州城内享有200馀年盛名、家喻户晓、老幼咸知的中药铺。她有一段盛衰兴废的历史，值得人们予以追忆。
  漳州同善堂开设于清乾隆二十一年间（1756年）。创建人周廷扬，浙江省嘉兴秀水人。其作幕僚来漳州，公馀兼精歧黄、刀圭之术，初为一些病者诊治，多有奇效，后为群众所知，纷纷前来求医，药到病除，一时声名传扬。后因治好相国蔡新太夫人之病，蔡新赠金，廷扬不受而璧还。蔡新益重之。获悉廷扬对中药性能洞悉深奥，并通晓泡制之法。乃多次劝勉其开设中药铺济世活人。并得亲友之支持，开设同善堂药铺。蔡新获知赠一匾额“心稽指化”，附序言曰“廷扬周生，究歧黄术，知本末先后之序，方无殊绝，而取效甚速，亦可为能见大意者也。因书以颜其堂。”时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一匾额高挂于同善堂大门上端，直至“文革”期间破“四日”时被烧毁。
  同善堂由于周廷扬的医术高明，轰动全城，声名远扬，求医招药者与日俱增，因而同善堂生意日隆，家道日丰，不仅铺面增宽，而基业亦多加建设。过后多年，因其发妻不惯闽南生活，坚决要回浙江秀水。周廷扬只好留长子寿彭在漳继续经营同善堂。并叮嘱其代代经营好同善堂，把周家的医术流传下去。廷扬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回老家，后病殁于故乡。
  周寿彭主持漳州同善堂，遵从父训，苦心经营药业，研制几项有效丹膏丸散，如乌鸡白凤丸、十全大补丸、人马平安散、醉虾素、参茸固本酒等，畅销国内外，使同善堂驰名海外，基业亦随之日益发展。
  寿彭崇尚儒业，延师教读其子侄，其长子庆丰中清朝咸丰戊午、己未恩正并科两榜解元。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李世贤部陷漳，全家逃散，周寿彭遇害。据传太平军侍王部下李阿四潜入漳城密探，因同是浙江人，曾作客周家。李阿四被漳州府捕杀，云系周家伙计向官府密报，故寿彭被杀害。寿彭死后，同善堂乃聘肖姓为经理。由于兵燹之后，百业萧条，经营管理不当，日渐亏蚀，不得已由庆丰亲自管理。庆丰当时为两榜解元，书生不善经营，亏蚀更甚，几至停业，这是同善堂衰退时期。后由庆丰四弟庆恩自筹资金重新经营，议定牌号租金由各房按月支取生活费，得失盈亏由庆恩自负，至此店与家开始分开。庆恩少习商贾，对经营管理颇有经验，他亲自监制丸药，并广为宣传周家丸散药酒功效，深得群众信赖。数年之后，业务繁兴获利甚多，至清光绪年间，乃以馀资购置田园住宅，并另经营布业、棉纱、五谷、生药材等商店。
  迨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漳州遭受洪水之灾，周家店屋毗连四座都被冲倒，所有货物器具损失无馀。灾后，庆恩独力鸠资重建。由于经营有方，不数年即获重新恢复。
  民国9年（1920年），周庆恩被选为龙溪县商会会长。业务再度发展，每年业务总额为银元四万元。这是同善堂最盛时期。民国11年（1922年）庆恩卒，由其三子运鸿接管。民国21年（1932年）中央红军入漳，药铺被地痞流氓乘机抢劫一空。此后店务改由庆恩次子菊坡、四子秉璜、五子秉源、孙友松等共同管理，由于权不归一，责任互推，没有通盘计划，业务日渐衰替，资金周转不灵，兼营的布业等生意都前后倒闭。抗日战争之后，业务收入难以维持各房支取生活费用，形成苟延局势。民国29年（1940年）周友松自任经理，其业务依然一蹶不振，利不及费，变卖店屋，赖以维持。1949年漳州解放，1952年周友松离职，改聘黄邦俊为经理，业务稍有转机。1956年公私合营，改为漳州制药厂。历经达200年的同善堂中药铺从此湮没。但周家经四代的繁衍已成为一个大家族。
  同善堂对面南侧是同善堂的住宅（解元府）花园。左邻是南靖奎洋庄氏宗祠。颜尚书府第后是吴氏宗祠。同善堂改制药厂，庄吴两宗祠都纳制药厂内。再往西是陈兆龙住宅和陈氏宗祠。
  陈兆龙（1875～1951年），字彬侯，祖籍福建海澄县。1875年生于漳州。漳州中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应科试进秀才。清末因殴打大岸顶日本布教士日本特务阿部员，不容于清政府，乃远赴安南（越南）任中华学校校长。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回国，任闽南同盟会会长，主持漳州同盟会活动，辛亥革命光复漳州，他带领部属入驻漳州，与林者仁、陈亮等在汀漳龙道衙门口（今延安北路口）卸下龙旗，当众宣告光复漳州。1913年出任龙溪县禁烟局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与许卓然等密谋讨袁，被汀漳龙道尹曹本章逮捕入狱。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继任临时大总统。由林森、居正等从中斡旋获赦出狱，应聘至北京任华侨招待所副所长。1917年应林祖密电邀回闽，任闽南军司令部参谋长，积极参与招抚团结民军工作。后因其与陈智君等联络闽南民军反抗军阀张毅统治，致家屋被封，并洗劫一空，北伐军入闽后，一度出任云霄县长，后辞职回漳，出任漳州丹芝国学讲习所讲师和家庭教师多年，晚年在家专心研究易经、佛经，1951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陈氏宗祠对面铁业社，钢管家俱厂原是西园的旧址。西园是张衙的私人花园，过去园内假山亭榭，荷池猴洞齐全，有块五音石闻名已久。1919年拆城后，旧城基筑为路，即现博爱西道。西园由于无屏墙，日渐荒芜，填池塌亭，几成废墟，后逐渐被侵损而消失。过了陈宅有游氏宗祠和尤氏宗祠，而至西桥亭。西桥亭往西接古武庙和腾龙、虎文二山，现为漳州二中和漳州师院。
  关于命名“福建省民间艺术之乡”的通知
  闽文社[1999]064号
  漳州市芗城区文体旅游局、华安县文化局：
  根据福建省文化厅闽文社[1999]008号文件《关于福建省民间艺术之乡命名暂行办法》和文化部社图司（1999）040号文件《关于命名“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通知》要求，从今年二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福建省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申报工作，在有关申报单位所在地的党政领导和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和努力下，中报工作已于今年十一月顺利结束。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使民间艺术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福建省民间艺术之乡”的命名工作将在近期内分批进行。经各地自评、地市复评和省考核组实地考核，报经省文化厅厅务会议研究批准，现将一九九九年度“福建省民间艺术之乡”单位命名如下：
  命名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为“福建灯谜艺术之乡”。
  命名福建省华安县为“福建玉雕艺术之乡”。
  福建省文化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半月楼（丹霞书院）
  文史办
  半月楼系漳州丹霞书院内一景观。半月楼临池而建，北面一堵墙，长和高各有10米，以墙之东西两端向南面池中拱出弧形，弧长有20米。俯视全楼成半月，正视上下两层，每层约四米高。打开正门，一间半圆厅堂，登上二楼，一条约一米宽弧形走廊，里间又一半圆小厅。楼侧一株参天古榕，枝繁叶茂，长年掩荫半月楼。登楼小憩，近有清彻水池，隔水有高耸八卦楼，略远一条九龙江缓缓东流，确是令人心旷神怡。半月楼坐落于丹霞书院之中，而今，书院无存楼阁犹在，瞻仰半月楼不能不回忆丹霞书院之历史原貌。
  丹霞书院位于漳州新华南路威镇阁对面05大楼。书院原来四至：东临新华南路、南至博爱道、西到北京路工人温泉疗养院西门、北至修文西路漳州五中。民国时期称为“霞薰里”。
  清乾隆《龙溪县志·艺文》卷之二十四刊载：金溶《重修八卦楼丹霞书院碑记》，蒋允君《重修丹霞书院及威镇阁碑记》。这两个碑记记述了丹霞书院的历史。清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知府刘良璧在八卦楼修复后，站在城上俯瞰，认为八卦楼对面的空旷平衍，未夹杂居民，有流水迎城外南门溪（九龙江西溪），每逢春夏之交，一水回萦，波光荡漾，游鱼出没期间，文人学士到这个地方，增添不少佳趣，是一处读书胜地。刘知府遂命人在这里“诛草莱而治之”，中间房子奉祀朱熹，额曰：“丹霞书院”，左右是书舍，作为学子读书之处。书院隔池遥对为魁星楼，由魁星楼迤而北为半月楼，颜曰：“近水先得”，取月之恒，亦渐进而明之义。乾隆十四年（1749年），知府金溶增建讲堂西原作为书舍，而旷其庭以增肆业之所，浚池以绕其傍，实地以纡其径，作桥以跨其岸，颜曰：“卧波”，作小艇以溯流上下，其祭堤杨柳丛竹，植名花。二十四年（1759年），巡道张惟寅添建后楼，架楼其上。二十六年（1761年），知府蒋允君把左书舍移到后面，拓宽庭宇，于讲堂右建一堂，额曰：“海滨洙泗”，又在半月楼侧再筑书舍三间，院之前数十亩筑石岸，以防水之啮蚀，门二重，并构筑围墙。
  清同治三年（1864年），书院遭受兵燹，房舍荡然，致使书院废弛。光绪十六、七年（1890～1891年），汀漳龙兵备道尹刘倬云接受本地绅士的请求，并经上司核准，由汀、漳、龙各地认捐，刘道尹自捐俸银四百两，于光绪十六年八月开工修建，次年十一月完工落成，共用银一万三千数百两。新修复的院址比原来扩大一倍，中为讲堂，祀朱熹，配以黄勉斋、陈北溪（陈淳）、王东湖（王遇）、陈布衣（陈真晟）诸人，两旁为官绅祭祀会所。中堂两翼各建房八间，左边建功德祠，立捐户牌位；右边建花厅，是会客和讲经的场所。后面是山长（即今院长）的卧室和书室，其上建藏书阁，购置经史子集书籍数十部数千册。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德疏等。魁星楼、半月楼、圆桥等处，按原址重新修葺，并修补围墙和外门，门侧盖亭子以蔽风雨，河池两岸及空地遍植名花佳卉，林木蓊蓊郁郁，环境幽美宜人。
  丹霞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国家作育人才，以备辅民兴民之用”。也就是说，入书院读书，是为了准备做官和学习做人。书院的学生，是从汀漳龙三地士子中“仿古论秀书升之典”选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谕令各地书院停办，于省城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设为中学堂，各州县改设为小学堂。丹霞书院于1905年改为汀漳龙师范传习所，1907年改为师范简易科，1911年改称汀漳龙师范学堂，1916年奉省令创办第二师范学校。
  从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办在丹霞书院的第二师范学校，是革命的摇篮。1920年6月，二师学生自治会创办《自治》半月刊，赞颂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926年夏，漳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二师成立，党团组织培养了王占春、王德、李兆炳等一批革命干部。1927年1月，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在漳州成立，2月，特委与漳（州）龙（岩）地区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在丹霞书院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左派陈卓凡兼任所长，中共闽南特委委员、漳州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翁振华任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学员来自闽南、闽西各地进步学生和小学教师100多人，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成为人民敬仰的革命纪念地。1988年6月，漳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丹霞书院被人拍卖为娱乐场所，但书院建筑和环境基本上保留下来，一直到漳州解放。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变化，加之城市建设的发展，现在丹霞书院旧址，除半月楼外，原来建筑已不复存在了。
  威镇阁古楹联补叙
  李竹深
  威镇阁，亦称八卦楼。据清乾隆《龙溪县志》和清光绪《漳州府志》记载，乃知府罗青霄、同知罗拱辰拆旧城八角楼，改建层阁，额曰“威镇阁”。时间在明隆庆六年（1578年），即罗青霄隆庆四年知府事漳的第三年。威镇阁与芝山顶的威镇亭对峙，势若华表撑空，八窗玲珑，取象八卦，故俗称八卦楼。其规制皆出自同知罗拱辰。时有联云：
  五名山，二秀水，城外风烟连海峤；
  七真儒，三及第，漳南文献甲闽瓯。
  联语出自何人之手，志书失载。就联之平仄，似有可商之处，揆之联格，下联应以“三及第，七真儒”序列为妥。这样的调整，就平仄而言，上下联方能成对。但就“及第”而言，既不能与“真儒”成当句对，又不能与上联的“名山”或“秀水”配对了。古人如此，也就罢了，毋庸详论。
  此须探讨者乃关于“五名山、二秀水、三及第、七真儒”的实际指向。
  先说山与水。宋陈淳曾言：“如天宝山，发脉行龙，涌为州治，实郡之宗祖。如圆山，雄据西隅，镇翼右臂，实郡之藩屏。如西江，发源汀潮，绕抱州治，实为郡右襟带。如九龙江，发源汀赣，绕郡东臂，与西江汇归于海，实为郡左襟带。”《漳州府志》卷4云：“庨豁则有天宝、芙蓉、紫芝、碧玉、圆峤，如规作镇于近。”这里指出绕郡四周高峻深邃的山谷是天宝、芙蓉、紫芝、碧玉和圆峤五处的山峰。这就是“五名山、二秀水”的由来。如今，已不知芙蓉和碧玉的确切指向，当我们登上威镇阁放眼眺望，从东逆时针为序而观，依次是白云、云洞、芝山、天宝和圆山了。
  再谈“三及第”与“七真儒”。这里对“及第”以数字“三”来限定，可见其稀，惟有中一甲一名者可挡之。揆之漳州历史，可入选者仅萧国梁、黄思永、林震三人而已。
  萧、黄、林三人，都是漳州历史上“状元及第”者，据《南宋馆阁录》、《淳熙三山志》及《宋稗类抄》等书的记载，萧国梁，字挺之，系永福人，不能算漳州人。但漳州东门外新亭道左现尚有萧状元墓在焉，虽然相传为衣冠冢，且其子孙尚有数支生活在漳州，依开漳各姓入闽为漳人之例，追认萧国梁为漳人，似也在事理之中。这是漳人状元及第第一人，时在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
  黄思永中状元之事，一般人较不熟知，有关他的事迹，详述一下。据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黄思永系江东文甲人，元皇庆二年（1313年）中进士第一。但清光绪《漳州府志》又辨其非，云黄思永中状元在宋末祥兴二年（1279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帝昺昺逃避清兵的追杀，来到漳州，“策士于甘棠溪，以丞相陆秀夫知贡举，黄思永对策陈恢复大计，极剀切，擢状元及第。”宋亡之后，黄思永入山为道士，终身不入城市，然后葬在二十八都的董坑，有碑文记述，魏湃也留有《黄状元墓诗》一首。这样说，黄思永是宋人。今从其行状而言，称宋末元初较为合适。但依府、县志的记载，黄思永状元及第的时间又相距三十五年，似不可解，因未见董坑黄状元墓之碑文，故未敢遽定。
  三及第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应属林震。林震，字敦声，长泰人。明宣德五年（1430年）擢状元第，致仕后有德于乡里，至今长泰尚留存多处文物。
  讲到七真儒，首先要弄懂“真儒”的真正含义。“真”是有才德的人，真儒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儒。《宋史》论及程颢时说：“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能称得上真儒的，不是一般的学者。这里七真儒指的是宋代的陈淳、王遇，明代的唐泰、陈真晟、林雍和周瑛、蔡烈。在地方志书上，他们均名列《理学传》的。
  陈淳，字安卿，北溪人。少学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朱熹治漳之时，从朱子学。朱子恨相见晚，去漳后，屡语人：“南来为吾得一安卿。”可见陈淳的儒家学问。人称北溪先生。有《北溪集》五十卷。
  王遇，字子合，一字子正，号东湖先生。游学于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之门，博通儒学，朱子称其纯笃。其学识之精，义利之明，超然于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意累其心，为人所称道。有《论孟讲义》及《两汉博议》。
  唐泰，字师廊，长泰人。以儒学辟召，御试文渊阁，赋《麒麟颂》、《明伦论》，称上旨。乞归侍养时，四方之士受业者日众，乃筑草舍百馀间以居之，随才诱诲，皆有成就。三及第之一的林震，七真儒之一的陈真晟，均出其门下。学者称其东里先生。
  陈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镇海人。以布衣自号，人称布衣先生。从学于唐泰。尝赴省试，以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遂辞归，不复以科举为事，专志正学。江西张元贞太史礼过之，问其所学，大加称许，谓：“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如”。平日不为文字之学，有《布衣存稿》刻于郡斋。
  林雍，字万容，龙溪人。以程朱理学为大中至正，纯粹至善，可以兴起斯文，而当道统之传。结庐龙山，日与其徒讲明正学，以朱子为宗。其清风高节，海内仰之，漳之士大夫讲学明道者，率遵其教诲，称为蒙庵先生。
  周瑛，字梁石，其先莆人，父调戍镇海，因家焉。受学于陈真晟。及第后，浸淫于朱子理学，凡事每自检于心，求合于天。有《经世管钥》、《律吕管钥》、《字书纂要》等。学者称为翠渠先生。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从晋江蔡清学，蔡授以《太极图解》，又受学于陈茂烈，大省悟，遂归隐于鹤鸣山之白云洞，学者称为鹤峰先生，时年仅三十二岁。自此杜门简出，惟问学来者，与言终日。大学士丰熙戍镇海时，住云洞半载，叹日：“先生不言而躬行，某心醉矣。”督学朱衡称道：“力行好学，老而不倦，漳南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经定本》、《大学格物致知》、《传道南录》、《朱子晚年定论》、《诸儒正论》、《大儒粹言》、《读书录》等。
  上列七人是真儒者，后均配祀乡祠。
  威镇阁的这对旧联在数字的运用上是很谨慎的，名山、秀水的限定固然是地域山川所有，但其选定是颇有眼光的。三及第的限定更为确切，毕竟在漳州千馀年的历史长河中，称得上状元及第者仅此三人。特别是七真儒的确选，这七个人无一不是漳州历史上称得上有才有德的大儒，若说撰联者身后倘有真儒出现，那就非其所能料及了，此是后话。
  “百里弦歌”路
  “百里弦歌”路，地处漳州市区西南角（今漳州师院的后门）。在原龙溪县衙门前、县文庙后面与武庙相通的一条横街，是古城墙下连结南、西城门的内通道。该路段名称起于明代。据《漳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十年（1531）龙溪知县俞琏，在县衙前建二石坊，曰：“一方民社”、“百里弦歌”。嘉靖二十八年（1549）知县林松徙迁二石坊于土地祠（县城隍庙）仪门外之西。从此，“百里弦歌”就成了该地段的名称。到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漳州有了邮政局传递信件，以及户籍管理。市区采用路标牌和门牌号，代替原来路段和都、保、甲等称谓，“百里弦歌”路正式钉上路标，确立各户门牌号，留传至今。（吴灵石）
  漳州灯谜艺术馆
  杨梓章
  中华灯谜艺术馆，又称漳州灯谜艺术馆，位于漳州新华南路威镇阁内。灯谜作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在漳州市芗城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1992年春，漳州市芗城区创建了中华谜史上第一个“灯谜艺术馆”。十几年来，该馆举办了多场大型谜会，培养了许多知名谜家，创作了大量的谜作谜论，参加了海内外谜赛谜会，创办了《虎啸》灯谜刊物，受到了各级领导和谜界的好评。1999年12月，福建省文化厅命名芗城区为“福建灯谜艺术之乡”；2000年1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将漳州灯谜艺术馆正式命名为“中华灯谜艺术馆”；同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授予芗城区为“中国灯谜艺术之乡”的称号。
  中华灯谜艺术馆内辟有谜城、谜史、谜艺、谜苑四个展厅，收藏了灯谜文字材料万余件，海内外谜刊8000多册，印章谜108枚，名人手书谜2070笺，还陈列许多文化名人的书画佳作。谜馆有四件镇馆之宝：
  楠木楹联，张超南撰、张起南书之“山辉书屋”楠木楹联。上联“山作惊涛时杂云气”，下联“辉生明月可沁诗心”。上下联尺寸各为长180公分、宽30公分，厚2.5公分。该珍品是1989年为筹建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的重点项目“纪念张起南诞辰111周年、中华灯谜资料联展”时，在龙岩谜友江中亮、熊兴民的热心促成下，由永定张起南宗亲张球宏先生应征捐献。以张起南的生卒年份（1878～1923）来推算，这件清末或民初的艺术品至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行家评价，无论从文采、书法至雕刻，均堪称上品。谜家认为，这是当代谜界仅存的“谜圣”遗物，弥足珍贵，意义非凡。
  灯谜古籍珍本，高伯瑜毕生珍藏的历代谜学古籍82种195册。内容包括清康熙57年的《一夕话·雅谜》、道光11年的《玉荷隐语》、咸丰6年的《龙山灯虎》、光绪8年的《廿四家隐语》和民国初年的《张黎春灯合选录》等。1991年起人民日报出版社相继出版的《中华谜书集成》（一）（二）（三），就是以高老提供的藏书为主，荟萃历代谜学珍品的谜库全书。早在80年代，高老就曾将收藏精华送“姑苏谜会”和“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展出。从1992年6月漳州谜馆创立初期至1997年4月高老病危期间，曾多次表达了捐献意愿。1997年5月10日高老不幸逝世（享年83岁）。同年10月17日，在苏州谜友王能父、诸家瑜、费之雄、俞涌等热心促成下，由高老之子高明明先生与漳州谜馆代表杨梓章在苏州签署了《捐献协议书》，并分两批（1997、1999）将高老全部收藏捐献给漳州谜馆珍藏。高老收藏冠谜史界之最，这批珍品之谜学价值无法估量、无与伦比。
  国粹一号端砚，国粹一号端砚，又名风华录宝观。重量350公斤，尺寸长1.48米、宽1.28米、厚0.12米，砚石采自肇庆端溪朝天岩古砚坑，砚呈灵芝形、石渠走水式，墨堂宽广，周边上下左右高浮雕，按比例精刻出393方历代古名砚，还有168条砚谜分别用楷、草、隶、小篆、仿宋等字体镌刻入砚，形成“砚中砚”和“谜砚合璧”两大特色。工艺美术大师刘演良评价：“……是最理想的端砚雕刻艺术，兼之创造性地因石构图、因材施艺，是砚面面俱全，极具收藏价值”。作者肇庆谜友陈日荣先生，历经七年创作，融书画、灯谜、雕刻于一砚。北京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均曾有意收藏，港商、日商欲高价购买，然而陈日荣先生放弃名利，甘当“拙翁”。在广东谜友杨锐光、张子才和高雄谜友沈志谦、陈村金的热心促成下，毅然于1993年12月26日将该砚运抵漳州，并于隔年同月同日在漳州举行了“捐献仪式”。《人民日报》、福建电视台等数十家报刊、电视台曾广为宣传报道。馆藏十年来，许多海内外宾客慕名前来，观赏后皆赞叹不已。
  象牙微雕作品，张哲源捐赠、陈建全创作的象牙微雕作品——《文心雕龙·谐隐篇》和《文虎奖获奖者芳名录》两件。前件作品计88字连同两枚印章，出神入化地雕刻在8毫米×5毫米的象牙上。后件作品亦采用刚柔相济的行楷字体，将358字连同一枚印章雕刻在10毫米×6毫米象牙片上。微雕艺术起源殷商时代，是一种以刀代笔、意在刀先、施意于刀、心手相应、刀运神出、以精微为特点的独具风格的艺术。这两件作品是根据张哲源先生的创意，为纪念先贤在名著中首次对隐与谜的论述，纪念高雄漳州文虎基金会创立“沈志谦文虎奖”十周年，诚邀挚友、微雕工艺师陈建全先生精心创作的。作品分别于2001年6月和2003年6月捐献给漳州灯谜艺术馆。观众可借助高倍显微镜欣赏，会感觉到如读竹简，气韵流畅、诗意无穷。真是巧夺天工，具有很高的雕刻艺术价值和灯谜艺术价值。
  综览四大镇馆之宝，既可领略中华灯谜艺术的精采内涵，亦可感受漳州灯谜艺术馆藏品的价值份量。
  延安南路史话
  庄秉谦
  延安南路南北走向，从中山公园东门，交新华西向南至澄观道。新华西路至台湾路口旧称马坪街，往南旧称断蛙池，穿过修文东、西路口，越过博爱道口，再经厦门路（旧称陈公巷）直至澄观道。全长766米，宽8米。民国8年（1919年）陈炯明率粤军进漳建立护法区时，拆城墙修马路，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特地将黎元洪（民国第三任总统）授予的“定威将军”的称号用来命名街道，将马坪街段称定威北路，门牌由北至南序编，从台湾路（旧称雨伞街）至澄观道称定威南路。门牌由南向北编排。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定威南、北路合并改称为三民路，门牌从北向南编排。解放后，人民政府再将三民路改称延安路。1954年拓通延安北路后，改延安路为延安南路至今。
  从地理位置来看，延安南路是漳州城的中心地段。从明、清时代起，南乡的人进城办事做生意，得从南桥（今中山桥）进，过旧桥头、南市路、香港路转到台湾路，再沿延安南路北上到新华西路，出月城到东门街。相反，从东北乡或者从浦头港上岸的人进城办事做生意，从东门街入城，过新华西，向南进延安南路，接台湾路后再到香港路、南市场。这段路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店面，实际上是从古至今漳州的商业命脉。四百多年来马坪街就是漳州的主干道，它同时是旧漳州最宽的马路，总是占据着漳州市中心的地位。
  古街的古迹
  “纶恩堂”许氏家族祠堂。原在延安南路88-92号后面，坐西朝东。一进是三间店面，约有7米深，民国9年11月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记载：定威北路82、84、86号为“许氏祖庙”。民国37年时，记载为三民路86号“民生”修笔店，88号“锦文”裱褙店，90号“文和”裱褙店。说明原来住户已经开辟为店面。解放后，一直是临街的店面。店面与正堂中间是一片石埕，约有6米宽；上了三个台阶就是“纶恩堂”的正堂，由四排圆木柱撑起，分成三间，高约8米左右。此处供奉许天正及以后的族人灵位，文革期间受到严重的破坏。1998年城市改造时已拆除。
  漳州宋初建土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至绍定三年（1230年）间建石城，但城内并没有街道的记载。
  志载，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间，漳州城内设三隅，附廓设四厢，乡村设十五都。这时才出现马坪街，也就是最早流传下来的九街十三巷。据许氏家谱记载，马坪街是由南靖县马坪居仁里田源许兰庄（1174-1233年）在宋绍定年间（1128-1233年）到漳州建立许氏家祠“纶恩堂”，目的是为了让漳州各地许氏家族祭祖时方便，以及相互之间联系。据许氏家族后人说，当时此地名为梧桐巷，许家建祠堂后，为了将此街名改为马坪街，就叫一批家人在路头拦着行人问此街叫何名？如答是马坪街者，可让其把手伸进酒瓮内任抓一把铜钱去花；若是回答梧桐巷者，即会遭到一顿痛打。百姓畏惧强暴，多是顺从，久而久之此街就改叫马坪街。至今在许氏家族内还流传着：“从梧桐巷打到马坪街”传说。
  许兰庄系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副将宣威将军许天正的第十九世孙。据孔贞运明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春《漳南许氏家谱序》内所载：“宋中，有讳若，字子顺者，苦南诏兵革，迁居龙溪徐翔，生子光亨，进士第出身，历官兵部尚书。亨子宗颜，以特奏名任龙川尉。颜子登、察。登亦以进士出身，知兴国州事，父子祖孙奕世济美。察，郡庠生，子泽，以祖荫仕。泽子昆，字璞玉，迁南靖马坪居仁里之田源。璞玉子淮崖，号兰庄；孙大材，号碧溪，遂为田源之大宗。”
  许光亨，字必达，号南溪，福建海澄县人。许天正第十五世孙，于宋大观三年（1109年）中进士。后任兵部尚书，兼军国重事。子宗彦，孙登，俱进士。
  许登，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宗彦子，水部郎中知兴国州。
  据光绪三年《漳州府志》上所画的南靖县地图，在西南部标有“居仁里”。田源村到民国期间已改称为龙园乡人家村。1956年划归龙溪县，1958年再划归龙海县，现在属龙海市程溪镇人家村。
  在“纶恩堂”内曾供奉一位传奇人物的灵位，此人名丰，字酉畿，先名基，乳名湛官。邑庠生，晚入贡生。生于崇祯五年（1632年）壬申七月十三日子时，卒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四月十五日，年八十九岁。逝世时，老夫人健在，子孙有一百五十四人，俱在膝下承欢，并有外孙暨外曾孙六十余人。在许氏家族中，许湛官“儿孙满堂”的记录堪称空前绝后。其传奇尚有一例：
  据传魏荔彤在漳州任知府时，漳州南桥因受火灾损失惨重，重修后，在新南桥举行通行仪式时，由漳州最高长官与一位德高望众，福气宏大的人牵手同行而过，以示吉利。于是魏荔彤在漳州找到了许湛官老人。举行过桥仪式那天，许湛官还带了小孙子一同前来，一阵鞭炮之后，小孙子跑在前头抢先过桥，魏荔彤与许湛官携手走在后面，这时南桥竟然摇摇晃晃起来，众人一时惊诧。小孙子脸色骤变，竟想往回走，这时许湛官把手里的拐杖往桥面顿了三下并说道：贤孙不用怕，阿公在后面来了。说也奇怪，这座南桥在许湛官的祝福声中瞬间变得坚固起来。从此，人们就平安地在这座桥上来往。
  马坪街庵相传为祝慈宫，此地段是太古桥对冲延安南路的丁字口。据志书载，马坪街有“三道祠”，该祠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只奉祀巡海道蔡潮，祠名为蔡公祠；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以巡海道陈启泰并祀；至咸丰年间（1851-1861年），又将巡海道文秀合祀，由此改称三道祠。
  陈启泰，字大来，镶红旗，页生。康熙三年以参议任巡海道，八年兼副使为政，以搏击豪暴为己任。康熙十三年耿精忠配合吴三桂反叛清庭，逼陈启泰反。陈不从，一家二十多口人皆自缢而死。启泰从容引僚属人视，众人面无人色，不敢出声。启泰慷慨陈义，无异平时。乃朝服望北再拜，系帛以死。
  文秀，字莲溪，满州正白旗人。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由浙江宁绍道调汀漳龙道，慈惠爱民，民感德之。三年二月兼摄府篆。四月同安小刀会袭陷郡城。文秀夜巡至东桥亭突然遭遇小刀会的袭击，被小刀会劫持至府衙旁，死于郡廨西的巨榕下，后雕像祀之于马坪庵内。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进漳时，据传曾有下令不占住县衙门和平民房舍，所以太平军都多住庵院寺庙祠堂。按理三道祠也应由太平军所占住，但祠中供奉清朝的官员陈启泰和文秀，显然为太平军所不容。此祠被毁的原因虽没有找到具体文献记载，但很可能被太平军所毁。后此地改建为三层的民房。民国8年，陈炯明曾在三道祠旧址创办《闽星半周刊》，民国11年，汀漳龙道尹汪宋珍在此创设“农工银行”。民国18年，陆军49师师长张贞曾在此开办“民兴股份有限公司”（实为银行）。经历代拆建，直至解放后定为延安南路52号，城市改造拆迁前为芗剧团宿舍。
  城隍庙漳州城隍庙旧址在现延安路与修文东路交叉处北侧，今水产公司大楼。据《漳州府志》载：“城隍庙，祀城隍也。在府治东，有庙无专祭，合祭于山川坛，唐李阳冰有当土县城隍庙记，是唐时已有矣。”漳州城隍庙坐北朝南，庙宇雕梁画栋，油金漆绿，且有唐宋建筑特色，庙宇庄严、纵横有度、整齐有序，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屡毁屡修。“每岁历祭，府州、县正官谍告于庙奉神主之。”“凡府州、县官入境，必致祭于神，然后到位，及祈祷水旱必先牒告，乃祷于坛。”
  陈炯明拆城拓路时，城隍庙这段路没有路名。郡民习惯称这里为“城隍庙”。因为这里东侧是城隍庙和戏台，西侧为孔庙，两座建筑物之间道路较为狭窄，孔庙又不能拆。为了把街道拓宽取直，便把城隍庙和戏台全部拆除。
  以往漳州民间讨债，也跟其它地方一样，不管什么债，在年前，欠者都要设法还清债务。但有个惯例，讨债的人可以在除夕提灯登门催讨，但不能在半路上讨，也不在戏台下讨，更不能在大年初一向人讨。所以躲债人一定要避过除夕，待过午夜才敢回家。“躲债戏”是漳州官府为了粉饰太平，在府城隍庙戏台演一台戏，从傍晚一直演到天亮，让那些负债者躲到这里看戏。演员一般有六七个，都是老人，所以有人就叫它为“老戏”，乐器很简单，戏如《大小闷》、《绣孤鸾》、《大补瓮》等，同北方的二人台，三人传一样，甚至一人自弹自唱，不讲究唱做功夫，一直演到天亮，看戏的人也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挨到天亮。
  漳州躲债戏在清末十分盛行，陈炯明拆除府城隍庙和戏台后，“躲债戏”便改在“百里弦歌”龙溪县城隍庙戏台继续按例上演，原戏台是木结构，四周有木栏杆，台前木柱有一副对联：“即此半真半假局面，便是大开大合文章”。
  断蛙池原是府学的丽藻池。自民国以来，拆城辟路建房，北起台湾路，南至澄观道，东西两边建起“骑楼”式房屋，形成一条长街，人们把这条街取名断蛙池。虽然此街曾改定威南路，再改称三民路，最后又再改街名为延安南路，但漳州人仍然习惯称断蛙池。
  断蛙池由来有着一段故事。据嘉靖龙溪县所载：“丽藻池原在府学前，东南，通溪，秋冬不竭，夏月断蛙声”。说明在明代丽藻池终年有水而不干涸，并且与九龙江相通，但最奇怪就是夏季没有蛙声。据民间传说，南宋绍熙年间，朱熹任漳州知事，公余常在丽藻池边那几间房子读书改注，原想这里清静幽雅，谁知蛙声一吵更加烦闷。他想起韩文公曾写“祭鳄鱼文”的故事，就写一篇“祭蛙文”，并打了许多苍蝇，叫差役拿到池边，投苍蝇，烧祭文。讵料翌晨不但蛙声未断，反而叫得更凶。朱文公非常恼怒，便剪成许多纸枷，用银朱笔在每张纸枷加上点号，亲自投入池中，厉声对着池塘蛙说：“迅速离开此地，否则叫你们杠枷受罚。”果然第二天青蛙项上都扛上纸枷浮在水面上。朱文公看到青蛙死得多，心中难过，指着青蛙说：“宽赦你们去罢。”从此池中蛙声断绝。后人缅怀朱文公，就将丽藻池改称断蛙池，这条路也叫断蛙池。
  古街的商业
  漳州金铺第一街漳州金银首饰制造业历史悠久，明末清初市面上就有从事首饰加工及买卖的店家。到清代光绪年间，马坪街一带开金银首饰店的就有崇瑞、东盛、广兴、胜川、长盛、庆记、庆昌、庆福、瑞兴、珠山等十多家。光绪廿四年（1898年），瑞兴号直接到广州采购玉器应市，获取巨利，各家竞争效法，金银首饰业生意兴隆。于是，马坪街又增开了开发、庆春、长发、义德、振成、宝源、和成、珍山、庆源、胜美等十多家，造成半条马坪路，尽是金银铺。
  辛亥革命后，银首饰取代了铜首饰，并逐渐向金首饰过渡。金首饰的发展还有其重要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为支付军费，大量抛出黄金，一时金价下跌，金制首饰大为畅销，首饰店的经营大发展。二是漳州在张毅、张贞新旧军阀轮番占据时期，由于军饷多是用银元，行军作战中，携带不方便，大批官兵就把银元兑换成金饰品，以便携带。三是潮汕一带盛行安金谢神的风习，所用金箔多是漳州产的。四是富有人家在新婚喜庆时都要打造金质首饰做纪念。因此金银首饰业不显清淡，反而有所增长。
  嗣后，由于红军进漳，十九路军入闽，抗日战争爆发，连年战争加上国民党政府禁止银元流通，一时金价上涨，首饰业的生意变得清淡。
  1946年内战爆发，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农村富户售出土特产，转手买黄金收存，连平民百姓也收存硬通货以防货币继续贬值，因此首饰业生意又转好。1948年间，国民党政府所发的钞票在人民心中已毫无信用可说，市面上改用黄金、银元、美钞、大米进行交易。在这种形势下，金饰品被充当硬通货使用，首饰业买卖黄金生意兴隆，进出频繁，业务比以往增加十倍以上。因此金银首饰店由原来三十多家猛增至一百多家。投机营运，市场混乱。解放后，人民政府禁止黄金买卖，社会风气崇尚简朴，金银首饰已无销路，于是全市首饰业相继歇业。
  首饰店的业主大都有加工首饰的工艺技术。他们白天营业，夜晚关门后就在家中加工订货，如戒指、项链、手镯等。只有大批订货时才雇用外面的打银师傅来帮忙加工。漳州专业首饰加工的打银师傅有五六十人之多，工资按件计算。
  抗战前漳州有益美、振兴两家首饰店业则专业在炼纹银（即纯度较高的银），他们回收一些废旧的银首饰，银器皿和市面已停止使用的银毫回炉熔炼成纹银后，制成各种式样的银首饰或是银锭转售给其他的首饰店，有时也代钱庄将回收的杂银毫熔炼成纹银，由银庄转售到厦门各金银楼。
  漳州首饰业当年制造和加工都是手工操作的，各店家之间的工艺技术高低相差很大，加工制成的每件首饰的工艺、花样、色泽、成色都直接影响商店的信誉和生意。因而大多数店家为了商业竞争都顾及信誉，一般加工时都不敢任意地偷工减料。在金首饰出售时，都有打上“足赤”的字印，并打上牌号以示负责。其实早期金饰品也只有九成七或者九成八。后来商人贪图厚利逐渐减至九成六，个别店家甚至只有九成三。由于各店的金饰品纯度不一致，所以在收购时要看牌号决定价格，一些较为注重质量，严守信誉的店铺，生意自然较为兴旺。
  第一家银庄公会民国13年，漳州成立银庄公会。会址设在断蛙池（即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芳、郑秉禹、杨斌侯、黄友冬、谢梅英、蔡竹禅、高鸿勋等。
  银庄是由钱庄转化过来的。清朝末期，市场买卖使用的货币，一般是以银元为主，以银毫、铜钱为辅币。当有些商店在收入辅币较多时，就感到收藏和使用不方便，然而在辅币较少时又感到找零不开，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些人就开设钱店（俗称“钱柜仔店”），经营银毫、铜钱的兑换，以调节盈缺。原来一个银元值银毫十角，或铜钱千枚。钱店在换入时，则以一千零三、四十枚为一银元。兑出时仍按一千枚为一银元；银毫兑换时也有差额，从中得些利润，作为经办兑换手续的报酬，但所得利润最高也不超过百分之十。后来银毫、铜钱逐渐贬值，银毫跌至十二角为一元，铜钱跌至一千三百枚为一银元，但钱店在兑换时仍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钱店还有另一功能就是鉴别银元的真伪，钱店就是钱庄的前身。清光绪三十四年，漳城有5家钱庄。民国9年漳城有钱庄9家。到民国13年漳城共有钱庄18家。其中较为出名有庆源、源丰、豫原、启源、恒源、京元、宝元、天元、溢源等等。
  由于经营钱庄者的资本较商店雄厚可靠，因而有些人将剩余款项寄存于钱庄而得些利息，而钱庄则将存款转贷给较妥当的商家，收取略高的利息而得些利润，由于有了这种存放款的业务，就孕育了银庄的雏形。随着本市对外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借鉴其他大中城市（如厦门等）已有开设银庄的先例，因而有些官绅富豪认为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开办银庄是以轻利收储，高利放贷，从中牟取利润；自己集资开设既能确保自己的资本不被别人所倒欠，又能动用存款作为囤积居奇的资本，且能得到优厚的利息，又能在社会上提高名誉地位，是一种名利双收的事业，因而纷纷向这方面投资，以图获取更多的财富。宣统三年（1911年），漳城首家银庄启源银庄在大路头（今厦门路）开办，富商庄启勇亲任经理，后由许桂芳接任；此后有厦门豫丰银庄与本市诊原堂陈启裕等合资经营的豫原银庄，由吕春源、郑秉禹任经理；又有天益寿药局和厦门谦顺洋行合资的天元银庄，由杨斌侯任经理。这三家银庄开设较早，业务兴旺，各吸收市面游资约七、八十万，在银庄行业中号称“三元”。至民国13年，由钱庄转为银庄的还有福成、百源、溢源、连记、恒源、京元、宝元、长裕、美祥、集益、万源、达丰等。民国17年，蔡竹禅与华侨曾友合股创办“华侨银庄”。继之有永孚、恒足、宏源、德祥、百川、建康、建丰、光美、益记、中孚、福原、信昌、集源、信丰、裕余、互益、天南、国兴、宏川、济川、哲
  当时银庄的业务是以存放款为主，兼办汇兑和兑换，一般以每百元付出月息七角，借款以每百元收入月息一元二角。由于同行户数开设过多，业务上竞争激烈，多采取提高存款利息，降低放款利率及汇费等以吸引客房。如对大户存款每百元月息提高到八、九角，妥当户借款每百元月息降低到一元左右。为解决同业间的矛盾，经过同业讨论成立银庄公会，各银庄参加为会员，按资金和营业的多少分为三档，一档交纳会金200元，二档150元，三档100元，以这会金的利息作为公会的费用。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规定存款利率和汇款的划一，各须遵守，如有违反者则没收其交纳的会金。
  银庄发给开户者发簿以资记账，小簿有两种：一为存款簿，只存不能借；一为来往簿，可以透支，但不能超过限额，甚至有的必须托人担保或以房地产契据作押。银庄使用的票据也有两种：一是凭条，由银庄开给客户使用的；一是支票，由客户开给受款人。这两种票据都可以到银庄取款，但开出支票的客户如无款额，银庄就拒付而予以驳回，所以有的商户（客户）由于一时资金不能周转，就开出限期的支票，这叫“空头支票”。此外另有一种转账的办法：例如厦门行家到漳州向五谷、棉布、百货等行业收取货款，交款户可在厦门行家的收款簿上写明由本市某银庄拨交款项若干，并盖上印记为凭。（当日某银庄即与付款户对账），厦门行家则向拨款银庄换取向厦门银庄领款的汇票。由于那时还没有转帐支票这简便方法，所以对凭条，支票的使用较为烦杂，因此增加了现金的数额。由于当时交易多用银元，社会上流转的钞票较少，只有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印的，其后又增加了美丰银行的钞票，至于由外埠流入的通商银行、盐业银行等的钞票都拒不使用，而商家又为出门携带方便，需要兑换钞票时必须补贴“票水”，每百元补贴二、三角，且因“银水”（什银价格的变动）的时价早晚不同，“票水”（指对各埠的汇票）也时常变动，所以各银庄在客户的往来簿上都盖上“银水，票水现会，以后不得多论”的印记。而“银水”、“票水”的行情，是每日由厦门报来的。
  在汇兑业务上，对邻近地区的石码、厦门一般都有直接来往，可以开汇票付与客户直接到当地银庄支取。如汇往香港、福州、汕头、上海等，则需经漳源银庄转，做法是收票根寄往厦门漳银银庄等，由其批转给付款地的承付银庄，而来往账目由厦门分头结算；如本市收到上海等地的汇票，亦托厦门银庄代收。
  当时漳州的各银庄为汇兑方便、存款可靠，以及自己能赚回利润，认为有必要在厦门设立自己的机构，因而于1927年间合股（由各银庄认股，每股一千元）集资四万元在厦门开漳源银庄，聘请较熟悉厦门情况的陈实甫为经理，并推举我地黄仁裕担任副经理，以资监督。由于漳源银庄全盘垄断了漳州业务，经营业务非常发达，逐年获得利润甚为可观。其后，本市永孚银庄与厦门商家也在厦门合伙开设裕孚银庄。
  银庄店员的工作较为繁忙，在待遇上比其它行业好，不但工资高，比其它行业高30％，而且年终又有一笔可观的“赏年”（即奖金），特别是当经理（俗称“家长”）可以得到盈利10％的抽分。店员的工作条件比其它行业优越，而且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上层人物，较有高攀的机缘，所以一般人希望其子弟能进银庄工作。
  在二十多年间，银庄的寿命都不长，各股东每年分得的一些红利，却都是记在账面上，但终究不如当经理的实惠，所以有“风水头出家长”的俗谚。到1933年间，各银庄在存户付支和欠户不能清还债务的情况下，全部先后停业以至倒闭清理。由于银庄经营的结果已不能满足富豪们获利奢望，他们无意再继续经营这种行业；同时，银庄也不能取信于人民，难于吸收存款以发展业务。自1934年后，国民党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国家银行，先后在漳城设立办事处，分支行，经营存放款和汇兑等，取代了银庄的业务，至此银庄就成为商业史上的往事。
  解放前，旧中国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四大银行属国家金融机构。在漳州除中国银行办事处设在丝线街32号（今新华西），其他三家大银行均在延安南路设立办事处或者建立分支机构。
  民国23年6月24日在漳州醒民路（今厦门路）设立中央银行漳州兑换所。同年10月1日，升格为漳州办事处，民国25年7月奉命撤销。民国31年11月，在漳州威定南路13号（今延安南路）复设的中央银行漳州办事处，民国34年10月漳州办事处奉命移设厦门，民国35年6月1日办事处结束。
  民国24年5月1日。在漳州定威南路9号（今延安南路）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漳州办事处，开始发放合作社贷款。民国31年，发放农田水利贷款，以田亩为抵押，贷款月息最高1分2厘，期限3年～10年，是年水利贷款2万元。民国33年5月1日起，调整农贷利率，新订约贷款改为月息2分5厘。民国35年，抗战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农贷范围扩大为农业生产、运销推广、副业。贷款对象为各级农会、农村合作社、私人农业、农业企业。当年农贷余额4627.5万元。民国36年，对合作社社员或农会会员发放合作社贷款。普通贷款月息5分，特种贷款月息7分，期限一年。民国37年，因时局紧张，紧缩信用，停止一切放款业务。民国38年8月办事处奉命结束。解放后，由漳州军管会接管，后整顿停业。
  民国24年6月15日，成立交通银行漳州支行，系官商合办性质，有纸质发行权，余馥生任经理。7月开办放款业务，着重押汇，民国34年6月30日，奉命联合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存期三年。民国38年8月奉命结束。
  1953年12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漳州支行。地址设延安南路125号。
  1964年5月在延安南路94号成立的中国农业银行漳州支行。后迁延安南路125号。
  延安南路有漳州第一家地方银行“漳州农工银行”。民国11年由汀漳龙道尹汪宋珍在漳城闽学书局创设“漳州农工银行”，主要业务办理存、放款和代理道署金库，当时曾发行过一种“漳州地名券”面额“铜元拾贰枚”，是漳州最早的地方货币。民国15年清理停业。民国17年8月，由龙溪县县长林者仁在漳州断蛙池创立“民有银行”，民国21年4月宣告停业。
  延安南路还有第一家发行纸币的地方银行。民国18年4月，由陆军49师师长张贞创办“民兴股份有限公司”（实为民兴银行）；发行面额1角、2角、1元、2元、5元及10元6种纸币，10元纸币上印有孙中山的画像。纸币印制总额40多万元，在49师辖区漳属各到及同安县等地通用。曾大额贷给大兴建筑公司承建龙溪中学、芗江女子师范校舍等工程。为信用起见，在龙岩、厦门、汕头三地设立兑换处。民国21年4月，工农红军东路军进漳后，该公司停业。后滥发纸币信用差，在民情的压力下，不得不清理债务，于民国25年倒闭。
  民国25年3月，福建省银行在漳州醒民路设立办事处。厦门沦陷后，民国27年福建银行厦门分行并入漳州办事处。民国30年12月升格为漳州分行，民国34年，福建省银行漳州分行在马坪街及浦南设立办事处，民国37年奉命结束。解放后由漳州军管会接管，后整顿停业。
  民国35年5月，由陈嘉庚等人创办集友银行在漳州设立办事处，后升格为漳州支行，地址在延安南路建康银庄旧址，1949年6月撤销。
  以上各种银行的建立，可见漳州的金融业与延安南路息息相关。
  延安南路除金融机构外，还有许多漳州之首。
  漳州第一家照相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照相技术始传入漳州城。当时年仅18岁的画师赵维武感到画像不如照相逼真，即前往鼓浪屿照相馆学习照相技术，回漳后在今延安南路创办“美玉照相馆”。这是漳州第一家照相馆。当时采用的将人像摄于玻璃上和静物阳面、晒图蓝标相片。到民国9年陈炯明拆城墙修道路时，“美玉照相馆”已经搬到陆安西路38号，一直到漳州解放。宣统元年（1909年）延安南路又出现“如真照相馆”。宣统三年（1911年）陈清福创办“福南昌照相馆”。1949年市区有晨光、美容、美光、群莺、东亚、卢山、美玉、璇宫、玉林、我的、留美、念慈、玲珑等14家照相馆。1968年服务公司在延安南路建成漳州照相馆，二楼面积200平方米，拥有3个摄影棚，可拍摄百人以上的团体照。是全市最大的照相馆，也是全省重点的照相馆。
  漳州第一家铅印报刊。1919年12月1日，陈炯明创办并出版《闽星》半周刊。1920年元旦，改《闽星》为日刊。该刊开创漳州铅印报刊之始，并且该报又是漳州第一家以白话文为主要形式的报刊。社址在“三道祠”旧址，即延安南路52号（现已拆迁）。陈炯明从广东聘请陈秋霖到漳州负责创办工作，陈炯明自任总编辑，对于办报内容，陈炯明力求“进步”、“民主”，以此自诩。在孙中山领导下，《闽星》刊登革命言论。除发表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凯、徐谦等人的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等内容外，绝大部分篇幅是介绍马列主义学说，传播新思想。它欢呼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把十月革命称为“红革命”、“红潮”、“赤潮”，赞扬“红革命是世界的改造”，认为“俄国革命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是社会革命，是积极的，是谋全人类幸福的，是大多数平民革资产阶级的命，完全是人民自动的。”并以十月革命后，苏俄粮食获得第一次大丰收，驳斥资产阶级国家对十月革命的造谣诬蔑。还全文刊登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宪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即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指出“沉沉黑狱的中国，不堪闻问”，然而，在中国的学界里面，已“微微有所蠕动”，社会方面“已到了发育的时期，想来不要几年工夫，一定风靡全国，到那里平民高唱凯歌，竟是意中之事”。并预示世界已到“资本主义末日”，社会主义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必然打倒，指出“旧社会的根本罪恶要积极推翻，新社会的根本基础要重新奠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闽星》是福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
  该刊销行颇广，影响甚大，1920年6月陈炯明奉召回粤，乃将该刊交地方人士陈忏真、陈家瑞、李纪堂、黄甲登等人接办，出版前后约3年左右，后因受军阀李厚基部的摧残，房屋及印刷机件被没收，于1923年间停刊。
  漳州第一家电话公司。民国14年4月，厦门侨商黄奕柱创办漳州通敏电话有限公司，经营市内电话业务，地址在断蛙池即延安南路157号。民国16年，通敏电话公司将线路扩展到靖城、天宝、浦南等地，并设立当地电话代办处。民国19年又架设漳州至石码、海沧、嵩屿、鼓浪屿至厦门的电话线。民国36年用户204户，至1949年通敏电话公司只有磁石交换机200门，1952年12月5日，漳州市人民政府投资人民币30万元，厦门电话公司投资30万元，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投资10万元，1953年1月1日改名为公私合营漳州电话公司。1958年5月1日，并入漳州邮电局，同年7月1日正式合账。1963年市内电话从延安路迁入民主路机房，扩容为1000门。
  漳州第一家与中央红军打交道的华侨商店。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城。第二天在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总结漳州战役，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时指出：除军阀兼地主或资本家的财产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采取自愿捐助政策。为筹集资金，红军曾号令漳州工商界捐款。只要捐了款，店门照开，生意照做。当时延安路上有家华侨陈嘉庚开设的胶鞋店，该店经理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听信国民党的谣言，弃店逃跑。负责筹款的红军一时找不到鞋店的经理，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把鞋店打开，将鞋店里的胶鞋搬出来抵捐款，按当时市价折算，取到捐款数为止。红军战士每人发两双胶鞋，有的战士舍不得穿在脚上，还放在背包里。为此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他，还为当年取走他漳州店里胶鞋的事，主动向陈嘉庚道歉。陈嘉庚连声说：“您太客气了，红军做得对，那经理太糊涂了，红军应该这样做。”就是因为这间胶鞋店，显示了两位伟人宽大的胸怀。两颗爱国的心跳动在一起，从此在爱国和建国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一段美好的故事。
  漳州城第一条水泥路，民国八年陈炯明率粤军进漳，拓建街道，利用拆古城墙下来的墙石，铺设10条石砖路和25条沙泥路。定威北路（延安南路北段）为石砖路，定威南路（延安南路南段）为沙泥路。解放初，漳州的经济还没有得到迅速恢复发展时，人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好，为了给漳州人民办实事，1952年，市政建设投资13.8万元，修建延安南路（北从新华西南至修文路段）为水泥混凝土路面。由此掀起古城旧路面改建的新序幕，百年来漳州城内路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光滑平坦的水泥路面大大利于行人，更利于行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生活条件。改变了漳州“马路不平”的旧城面貌。1954年延安南路南段（修文路至澄观道）、新华西路、北京路、台湾路等也陆续修为水泥路面。
  漳州第一家长途汽车股份公司。民国8年初，在陈炯明的鼓动下，漳码厦门地方绅商及南洋侨胞集资5万元，筹办漳码马路始兴汽车有限公司。3月开始修筑漳州至石码公路。民国9年2月，漳码正式通车营运，车站设在白鹭洲。年底，公路延伸至浮宫，重新募股改称漳浮长途汽车始兴公司。民国10年在农工部注册，投资开辟漳龙所属的由漳州起点而达各县的线路。改称汀漳龙长途汽车始兴公司，总站设在三民路（今延安南路），面积一万平方米，大小客车近百辆，是全省最大的车站。从而使漳州成为当时闽西南的交通枢纽。民国19年，漳浮公司已建的漳龙、龙诏、漳嵩等干路各段及漳南县路，均归省公路局接管。该公司缩短线路，仅经营漳浮公路，改称漳浮长途汽车股份公司。民国27年，抗日战争时期，所有车辆被征用往龙岩。民国37年10月通车复业。1952年由人民政府赎买改造，改为漳州汽车站，直至1973年4月迁新华北新车站，长达50多年之久。
  漳州第一家国有书店。1949年11月中旬，漳州军管会文教部小教接管组在完成小学接管任务后，奉命筹备创办新华书店漳州支店。从这时开始，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筹备组就受到军管会宣传科与文教部的双重领导。宣传科科长鲁光，文教部部长罗晶，两次找阮位东谈话，要求尽快到福州找福建省新华书店进一批优秀图书来漳州配合开展政治运动及宣传活动；满足图书市场的需求；选好店址；尽快成立新华书店漳州支店。
  店址要求选在市中心的闹市区，光线要好，营业场所要大，交通相对方便的地方。最后选定三民路102号（即延安南路106号，芳华横路接延安南路靠北第二间，现已拆迁）为新华书店门市部和办公地点。楼下是门市部营业场所，楼上当办公室及休息的房间。店内的设备包括床铺、桌、椅、书架、书台、书橱、算盘、台灯等，全部是从国民党接收的，没花人民政府一分钱。人员有阮位东、董尚德、周蕴琛、刘经时（女）、徐文华（女）以及肖墙等。大家都认识到新华书店是宣传马列主义，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待遇上都是供给制的，每月只发0.31元的生活补助金。但大家的工作情绪都非常高涨。其中董、周、刘、徐四人是原南下服务团成员。肖墙是原安溪游击队成员。
  11月18日，由军管会文教部出证明，介绍阮位东经理及董尚德干事两人到福州向福建省新华书店进货。在路上遭遇土匪袭击和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历经三天时间才到达福州。在福建省由于漳州解放较迟，各地都已成立新华书店，唯独漳州从9月份解放到11月份还没有成立新华书店。福建省新华书店非常重视和支持，无偿调拨给新华书店漳州支店10000多册图书，装有12个大麻袋。这12大麻袋图书就是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的起动资金。阮、董两人亲自装卸搬运这12大麻袋图书，乘上运送军火、子弹到集美的卡车，夜行昼伏，先到集美卸下军火后，再把图书运到漳州。
  12月2日，新华书店漳州支店正式成立开业。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第一任经理阮位东，第二任经理肖墙，第三任经理李晓山。
  1950年春季全市中小学教材由新华书店发行，结束了由个人书店发行教材的历史。教材订数上报新华书店福建分店，教材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发行。从上海发货。
  漳州第一家冰棒厂。民国11年，漳州第一家制冰厂在江东桥附近建成投产，城区小贩买进冰块刨成冰花，售给顾客饮用。民国13年，华侨中学农艺班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制造雪糕沿街叫卖，随着英语词汇传入，雪糕被称为冰淇淋、冰激淋。40年代初，江东凉冷制冰厂生产100克的冰棒，产品单一，销量很少。抗战胜利后，该厂派人往上海学习制冰技术，购买美国产制冰机一台，在市区三民路238号（今延安南路）开设“凉冷”制冰厂生产冰棒。民国36年7月1日起，冰棒生产增加咖啡、菠萝、牛乳等品种，改变品种单一的市场状况。1953年“凉冷”、“夏实”2户私营制冰厂成立合作社。1956年改造为漳州饮食公司公私合营冰棒加工厂，下设2个门市部。
  漳州第一家皮鞋店：据芗城区志载：清宣统二年（1902年）新加坡华侨严万年在漳州马坪街开设皮鞋店，漳州市区开始制造皮鞋。当时产品很粗糙，只有一种布鞋式皮鞋。民国元年，市民严仔成到皮鞋店学艺，后又到台湾学新式的制鞋法，学成回漳州推广，由此皮鞋业逐步发展。据1920年福建护法工务局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记载，当时在定威北路上已经有皮鞋店“福利贞”、“庆隆”、“成顺”、“建安”、“福履斋”、“启东”等六家。到了三十年代末，在漳州市区相继开了“南佳”、“时代”、“中美”、“步远”、“西施”等十几家店。到了1948年在三民路北段开设的皮鞋店有“光华”、“森记”、“今代”、“中美”、“南佳”、“步月”、“西施”、“特家”、“新中”、“金城”等十家，这条百年老街成为漳州销售皮鞋最集中的街道。直到解放后漳州成立国营皮鞋厂，也在该条街选中两间店面作为该厂的门市部。成为漳州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漳州印刷双明珠：据民国9年11月10日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载，定威北路11号为店名：“彝器社”，行业：石印；23号店名：“聚文堂”，行业：石印。这两家是漳州最早登记印刷的店家。在此之前漳州的印刷业都是雕版印刷和石印的工艺。东方印务创始人李镇东先生生于1890年，孩童时代从台湾被拐卖到泉州，12岁时被送到厦门学习印刷，当个名副其实的学徒工。由于生性聪明，又能吃苦耐劳，很快就掌握印刷技术运作的全过程。辛亥革命时李镇东从厦门被聘请到漳州“聚文堂”当家长（经理）。漳州人看他年纪轻，又掌握印刷新技术，就鼓励他独立门户，开拓创业。于是他在亲朋好友的帮助支持下，筹集了部分资金，开办东方印务。
  民国11年至民国23年，东方印务厂址租在中山西路（道口街）177号。租用房屋前面当店面，后面当工场摆机器，楼上当住家及铅字排版的场所。
  东方印务主要是印刷各种簿籍，单据、办公用品，还有商标。在门市部只有销售印刷品，而没有从事印刷用品的销售。其主要基本客户及产品有：龙溪中学和崇正中学的各种学生使用的簿籍；县政府里科室的办公用品；杨协成酱园店的灯塔牌酱油商标；璞山僧帽片仔癀商标。两家企业的商标长年累月都在东方印务印制。学校的印刷费经常拖欠，只能每月结算部分，政府里的办公用品也得按月结算，店里的资金经常周围不灵。收到资金后得先考虑购买纸张，投入再生产，以维持小店的经营以及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
  东方印务之所以能在漳州生存，主要是它添置的设备都是当时比较新型的日本产的产品。如石印的石板，各种印刷机，所用的铅字也是向上海、厦门方面购进的，字体好看客户也能满意，包括英文字母及其它的铅字。
  1933年，李镇东先生病故，其妻李赖英，除要养活家里五个子女外，还要继承丈夫的事业，继续从事印刷事业，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民国34年，她租用三民路13号作为东方印务的场所。自己亲自承担起东方印务的业务重担。里里外外操持着这个工厂和家庭。当年在漳州还有古宋印刷所、商民印刷社、南天印刷所等多家在竞争业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飞机前来漳州轰炸，漳州市民生活极不安宁。各中学都搬迁到内地上课，印刷业更加萧条，东方印务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又碰上国内战争，业务更受影响。1954年，东方、古宋2家印刷厂率先合营，后于1958年并入漳州印刷厂。
  漳州古宋印刷厂创始人张祥印先生，生于1898年，原是石码人。青年时家境贫困，靠屠猪为生。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后，他在石码给红军战士带路打击土豪劣绅，被当地土豪劣绅所记恨。红军撤离漳州后，当地土豪劣绅就找他报复，他到处躲避，加上原来生活困难，欠债无法还清，在这双重压力下，他只好背井离乡到菲律宾吕宋岛谋生。在吕宋岛华人区，张祥印遇到了好时机，他开始学习印刷新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很快学会并掌握铅印的印刷技巧。1934年他回到漳州，先在旧府路（今共和路教师进修学校附近）租房开始搞印刷。后由祥明印刷厂（在断蛙池）出机器，张祥印出铅字，合办“仿宋印刷厂”。半年后分开各自办厂，张祥印乃延用“仿宋印刷厂”的字号。由于张祥印聪明能干，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前漳州有一段较为平静的环境。漳州铅印印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仿宋印刷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出了一件事，“仿宋印刷厂”在一次借贷中为人充当担保人角色，后来因借款人无法还清债务，债权人找到“仿宋印刷厂”要求偿还债务。为了躲避官司的纠缠，专心致力搞印刷，张祥印在律师的指点下，于1935年间将“仿宋印刷厂”更名为“古宋印刷厂”。
  1937年间，古宋印刷厂为了再扩大业务，就贷款买下三民路与太古桥交叉处南侧的一片空地，相继盖起一片平房当厂房，一直连接到隔壁的光明影院。并且在三民路58号开设古宋印刷厂的门市部。从此以后古宋印刷厂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业务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实力越来越强。张祥印亲自掌管印刷业务、销售、采购以及安排工人生产等经营活动，显示出一个企业家的风范。到这时古宋印刷厂不仅还清贷款，还参与开办钱庄运作和大宗面粉交易生意的活动。
  古宋印刷厂不仅承印学生用的簿籍、收款收据、医院用的药袋子、商标等小件物品，还承印的《漳浦县志》和《长泰县志》这种大型的书籍。抗日战争时期，还承印漳州出版的《大刀报》，时间长达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停印。同时在门市部还兼营多种印刷器材的零部件、油墨、纸张等，既能增加收入，又为同行提供方便。
  在生产设备上古宋印刷厂拥有平面印刷机二开、三开、四开、六开各一台，虎头机二台，石印面版机四架，还有装订机、裁切机等。使用的铅字多数是从上海购进，字体多，型号齐全。在当时的漳州印刷业中印刷设备是数最先进的一家。但最独特的是古宋印刷厂自己发电搞印刷，解决了由人工用脚踏印刷机当动力，生产率低下的老问题。电用不完时还可供应隔壁的光明影院使用。印刷高峰时雇用工人60名，分两班倒作业。劳资双方关系融洽，没有发生跳槽和罢工的事件。1949年漳州古宋又到石码开办古宋印刷所，承印《九龙江报》及帐簿，票证。1954年率先与东方印务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漳州印刷厂。张祥印还担任副厂长的职务。
  漳州达记药房，创始人周崇耀，1925年间开业。原在马坪街40号左右，先盘下亲戚的药店，连同家长和伙计，将药店命名为“漳州达记药房”，但民间俗称为“漳州药房”。随后迁马坪街22号自己的房子从事经营。漳州药房专营西药，含料药、片剂、针剂、酊剂等达千种，同时经营医疗器械、试纸、试剂等。药品货源主要从厦门、上海购进，还独家代理德国拜耳药厂的药品、英国斯各脱鱼肝油。平时零售给市民外，还供应学校和单位的医疗室，同时还向南靖、平和、长泰等山区个体医生提供货源。当时的成品药品不少，但很多原料药也有零售，如凡士林、大苏打、小苏打、硼酸。理发店买凡士林自己调配“毛腊”使用；照相馆买大苏打冲洗相片。抗日战争时期歇业，抗战胜利后从厦门回漳复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并入漳州医药公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漳州三民路有西药店“漳州药房”、“延年”、“国际”、“德俊”、“瑞年”等。
  小百货店：小百货店是漳州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1920年福建护法区工务局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记载百货店或洋货店就有十来家。1935年印尼华侨自筹资300银元在三民路开设了“竟新”百货店，到了1948年在三民路登记为百货店有“楚元祥”、“福顺”、“南泰”、“金隆兴”、“德和”、“崇利”、“天祥”、“宜友”等家，还有成衣店5家、文具店7家，五金店9家，钟表店8家，烟草业8家，粮食业店5家，牙科6家，照相馆2家，乐器店5家等等，形成热闹繁华的市场景象。
  延安路自古以来就是漳州市区的主干道，漳州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延安路，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延安路记录着漳州人民的酸甜苦辣，同时也记录着漳州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从1990年开始，随着城市建设的重点不断扩大、东移，延安南路也进入了搬迁的范围之中。它已从主干道降为次干道，它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形象和作用仍牢牢地记忆在漳州人民的记忆中。
  北京路古街段史事钩沉
  黄叶沱
  北京路是漳州市区中心一条南北走向的热闹街道。原有古街分六段，由南而北依次为：东闸口、下营街、少司徒街、市仔头街、十字街、渔头庙街。民国7年（1918年），援闽粤军陈炯明部驻漳期间，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并进行市政改造，将古街段拓宽取直，合并为“永靖路”（后又分称永靖南路、中路、北路）。街道两侧建成漳州风格的“骑楼”，那上楼下廊，前店后坊凸显出“五骹忌”。（kakilime）（又称“五脚居”），地方特色十分明显，历史文化氛围浓厚。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党军何应钦部入漳州，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乃将“永靖路”改称“中正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北京路”。（按：东闸口与下营街之间，原为古城所隔，拆城后，原城墙基地辟为博爱道，并将东闸口与下营街拓通。）
  一、东闸口街
  东闸口街是北京路的首段，因东闸于此，故名“东闸口”。据《漳州府志·城池》（光绪版）载，漳州城池，唐五代俱无考。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所自李澳川（漳浦）迁入龙溪县登高山（芝山）下之桂林村（今芗城），并未修建城池，宋初筑土为城，周四里，咸平二年（999年）浚濠环之。
  东闸乃城内濠沟之总闸，东南的排水口，小舟从闸口入，可通城内。（按宋建子城，咸平二年始浚濠环城），祥符六年（1013年）郡守王冕加浚西濠，又凿西南水门，以通舟楫，及绍兴年间（1131～1162）辟城而大之，而子城之濠皆在城内。绍定三年（1231年）置闸门三，元至正（1341～1368年）陈友定浚濠三百五十九丈，东西作二水关，汇于南门溪。北依山，水不能进，曰干濠。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知府李侨因地方治安不宁，恐水关或有疏虞，特置铁柱锢其中，濠遂不通。隆庆六年（1572年）知府罗青霄撤铁柱，以百户司启闭。清雍正七年（1729年）巡道朱鸿绪议开浚城内濠沟未就。乾隆六年（1742年）知府张廷球始疏 之，从西闸引水入西桥历西姑池，观桥转硕仁桥，过北桥，复历丙申桥，太古桥折而东，由东闸出，入于溪。
  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金溶重修濠沟，有文记之：“漳郡形势，带水枕山，争流竞秀，水潦浊秽，积而必舒，因中有濠，以疏灵脉而通潮汐，利舟楫，洵国计民生之要务、载稽志乘，东濠西沟三闸，创自咸平、祥符、绍定之世，嗣代有经营、咸资乐利。自海氛扫平以来，国家休养生息，户口殷繁，庐舍鳞栉，淤秽坌填，堤岸倾塌。沟渠故道莫可辨别。前道宪陈公树蓍，署守张公廷球，司马陆公鹤，别驾刘公梦骕，邑令章君璠，因绅士请闻于上宪举修浚事，捐输者竭蹶，不逾年而士功有成绩。时序乘除，诸公以迁秩去，而谋始善成未竞厥绪。数年内两濠之间砌者、塌扩者、侵流者、淤疏者、积经营鸠庀之精神，几同弃井。乙丑春余自柏台来守兹土，及戊辰腊，两学泮流淤塞，因开西沟，辟九曲以通其势，分沟池筑堤岸以复其日，擘画随宜，规制依古。爱进绅士，询所谓浚濠往事，引为己责。而身为士民劝，俾群力扛鼎，众煦漂山，未浃两旬修复如初，以竣事申于上宪，且为善后计，夫有废而莫之举，论事者生令甲之思有初，而鲜克终。觇时者起申电泡之慨，虽纤节细目，要必有可大可久之精意贯澈乎其间。斯因创可立于不敝，而闻风者倾心，任事者矢力，况关国计民生之大政乎。是役也，督理者司马陆讳鹤，别驾刘讳梦骕、分查者经历司马积纯，司狱司邓弘，绅士首事者主事王材，员外郎林编，举人郑蒲，通判郭元龙、兵马司指挥李六军，贡生郭福臻，州同林运，士员分理及捐资者指不胜屈。起于乾隆六年三月初七，竣于乾隆七年二月初十。计日三百二十有七，计金八千四百七十两有奇而余续董其事，督勘则身亲任之，挑浚则家各理之，藉邦人急公好义之力，而适观厥成则余有厚幸焉。为勒其时其事其人于石，出资姓名于碑之阴，俾后起者保障勿替并有所观感云尔。”注①
  二、下营街
  漳军制始于唐，陈元光奏立行台于四境。宋设禁军，厢军，留守本州者额六百人，明初有卫兵五千名，清设驻防官兵，比迭更不一，有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城守营等。这里自唐以来乃兵营屯驻之处，因此名营，遂为街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推行新文化，开始兴办出版报纸，《闽南新报》就是漳州早期出版的报纸之一，发行处就设在下营旧街段的门牌54号，民国8年（1919年）一月创刊，四开四版白报纸双面石印。（按：漳州在不同时期，出版了两家同名的《闽南新报》，一是本文述及的在1911年出版的石印版，另一为民国26年（1937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军157师黄涛部入驻漳州时接办1934年原第九师李延年部创办的《复兴报》所更名的《闽南新报》铅印版。这两家报纸虽然同名，但时间和办报人完全不同，办报目的也不相同。）
  在报社隔壁，有一家石印社，承印各种商标、单据、表报和政府布告等石印印刷业务，每日也为《闽南新报》印报。
  下营是漳城最早建有放映电影的地方，二十年代中期，当时有泉州人购置一部电影放映机，在下营街东侧的一个龙眼园露天放映场进行营业，虽然是无声的默片，但配有字幕，观众也能了解剧情。起初业务不恶，但是露天放映就有白天或雨天不能营业的问题。后来改与姓林一家合伙在今“温泉疗养院门诊部”地方建一室内影院，名“泉漳影戏院”，规模不大，约有三百左右座位，设备简陋，初期业务尚佳，后因片源不继，他处又有新设的戏院出现，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业务逐渐冷淡，后来宣告停业。
  清代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这里就有鸦片烟馆出现，供人吸食，据说，当时涉此者多为官宦士绅，富家子弟以及衙署佐官衙役之流，他们躺在烟榻上，手捧烟枪，吞云吐雾，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后来，吸食者日益增多，清末民初，漳城已有烟馆二十多家，下营就有三家（其中一家是在下营与东闸口街的隔邻处）。这些烟馆的门前都挂有一席竹帘，上面用红漆写上店号，屋檐上挂一盏方形玻璃避风灯（俗称“气死风”灯），涂写红字为标帜，烟馆里烟雾迷茫，一幅令人感到十分无奈的情景。
  各家烟馆，大体上都有厅有房，分为统厅和雅座，一般都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四、五人，小榻二、三人，横身躺卧吸食，各置烟盘一盘，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是以甘蔗套上竹筒所制，附上烟嘴、烟斗即成。当时有两句形容烟枪的顺口溜：“甘蔗套竹广（筒）、吸了才会爽”（漳州方言音）。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鸦片“寓禁于征”，鸦片烟馆“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旧瓶新酒，可在一夜之间，所有“鸦片烟馆”变成“戒烟所”。鸦片烟馆生意复杂而且龌龊，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军队更迭，政令多变，朝令夕改是常事，令人很难捉摸。从整个时期来说，公开经营是民国12年（1923年）前后，军阀张毅统治漳州那一阵，民国20年（1931年）福建省成立所谓“禁烟查缉处”。鸦片税额招人承包，到民国23年（1934年）又改为“寓禁于征”，这期间大半都是在躲闪或“半掩门”的情况下经营的，不敢公开。但因社会腐败，当时鸦片生意或明或暗仍不断经营。
  在下营街区，除了烟馆，还有娼窝，这里有几家茶室，事实上是专营拉皮条，这里的娼妓属于下流货色，充斥肮脏和丑恶，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才消失。
  1938年厦门沦陷，原设在东门街的民营龙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民国26年（1937年）被福建省建设厅收归官办，发电设备大部分迁往龙岩开办“龙岩电厂”，漳州留下一台老掉牙的机器勉强运转，电灯亮度不够，供电线路缩短，南门一带一片黑暗，于是国民党三青团乘机在下营（今工人疗养院门诊部、前“泉漳影院”旧址）创办“青年电厂”，专门供给南门一带的照明电灯。四十年代中期、漳州盛行二块招牌，一为“青年”，一为“社会”，例如“青年服务社”，“社会服务处”。许许多多商店字号，都冠上这两个字眼，有社会相馆，青年相馆、社会粮店、青年盐店、青年医院……人们揶揄说，只差没有“青年棺材店”，这就是当时国民党时代所谓“党”营和“团”（三青团）营事业。
  三、少司徒街
  明代探花谢琏故居在此。志载该街段有“少司徒坊”，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为侍郎谢琏立，故名少司徒街，坊今废。
  谢琏，字重器，明宣德丁未（1427年）廷试第三名“探花”，初为翰林院编修，正统十四年（1449年）上言时政，升南京户部右侍郎，翌年兼掌兵部务，至景泰四年（1453年）以疾卒于官，谢琏中探花后在兴贤街（即上街，今南昌路西段北桥街）建有“探花府”，清代黄梧降清，封一等海澄公后占为公爷府。
  民国8年（1919年），陈炯明部驻漳期间，高喊革除陋习，推行新政等口号，在少司徒街创办新式旅社，名为“迎宾大旅社”（今门牌145、147、149的三间店面即为该旅社，粤军回粤后不久，改称“大吉馆澡堂旅社”），在斜对面不远有一家黄国梁经营的“东亚旅社”，它的客源来自南靖和溪和金（山）、龙（山）二山经营农产品（土特产）的农户旅客。
  二十年代末，有郑某承接原蔡国贤、陈志康的“中央戏院”，重新整顿后开业，改称“黄金大戏院”，专映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开始时，业务一度颇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片源不继，遂放弃经营。
  在少司徒街尾（近市仔头），有一家清真菜馆“一品居”，于民国18年（1929年）开始在这里经营，回教人不吃猪肉，所以他们的经营是以羊、牛为主，兼有禽类和水产的北方风味的菜肴，烹制的食品如炸酱面、水饺、葱油饼别有风味、颇负盛名，特别是“锅贴”配酸辣汤十分可口，生意红火，大约在四十年代后期歇业。
  1948年间，国民党政府政权覆灭前夕，妄图挽救其政治、经济危机，发行了“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出笼，到1949年4月寿命不足90天，它以史无前例的掠夺人民财富为宗旨，用大面额纸币在市场流通，致使物价暴涨，从中榨取民脂民膏，1948年至1949年间，美元汇率由原先的1比4（元）升到1比20500（元）上涨5125倍，后来又改发行“银圆券”。“金圆券”五亿元折合“银圆券”一元，钞票印刷费用高过折兑的价值。当时市场交易多数改为实物，以黄金或外币兑付，“金圆券”犹如废纸。“银圆券”也失去了面额的价值，上午一张银元券可买到一斤大米，到下午却只能买到一盒火柴，在这期间抢购风潮席卷漳州，于是一些投机商就利用物价飞涨的景况，先是通过组织银会，一次性的以十几人以至几十人手中集合了几万或几十万会金，即日购入一批实物，囤积十天、八天只脱手部分实物，即可能还清全部会金，可谓是无本而得万利。后来有些投机大户更在原“黄金戏院”开设一个外币、黄金的买空卖空市场，美其名为“万发俱乐部”，里面设有沙发椅、玻璃桌并有咖啡、牛奶等西点待客，每日下午“开盘”，进行投机诈骗的金融活动。
  少司徒老字号商业，首推“广义”糖行，清代末年起即在这里经营，已有百年历史，它在这里经历了岁月风雨的磨洗，也曾一度十分辉煌，“广义”号除了经营糖类批发的外销业务，也兼制蜜饯批发给零售商，在今门牌84号那座面对雨伞街的大房子，即为广义号的储糖仓库兼作制蜜饯的工场。在这座仓库的斜对面，是广义号的营业部，后面是家属所居，这两处大房子，现均作为民居，每一处都住十多户。
  在少司徒街尾，与市仔头交会处，有一家民初即在这里经营的“泉源”镜框店和几家家具木作坊，另有一家新型的“中美理发厅”。
  四、市仔头街
  清代漳州城内设四市，“东铺头市”是其中之一。市仔头紧傍东铺头市，又在市的前面，人们俗称市仔头，后来便作为街称。
  市仔头街称虽然稍感不雅，但它却是漳州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里集中许多旅馆、澡堂、茶楼、酒家……是当时漳州繁华的休闲场所，一些达官贵人，殷商富贾经常聚集于此，华灯初上这里便人流拥挤，猜拳吆喝声，打麻将的拍拍声，歌妓卖唱的依呀声，喧噪之声乱成一团。当年的茶楼酒馆都有女招待陪客陪酒、旅社也可以为客召妓，所以每天从入晚至凌晨，这里可说是“灯红酒绿不夜天”。
  在市仔头的“丹芝巷”口，有一家“百星影院”，三十年代末由金铺老板曾天略出资创立，放映师林启元专映重演影片，戏院设备简陋，座位是木板长椅，约五、六百位，但票价便宜，每票只售12～15个铜板（当时每个小毫银角可兑换26～30个铜板），因地处繁华，所以业务不恶，在“百星影院”对面和隔邻各有一家经营较久的具有传统“闽”菜特色的“万隆”酒家和“粤”菜特色的“洞天”酒家。还有两家清爽风味、物美价廉著名小吃，一是“扁食梅仔”的“扁食”（馄饨），一是兴化人经营的“锅边糊”和“蚵饼”。当时扁食每碗五铜板，锅边糊每碗三铜板，蚵饼一个二铜板。店址在丹芝巷口和大观园澡堂门口。这条街段还有“东南”、“馨苑”、“张源美”等颇具规模的茶庄。此地有三家小店，店号都有点怪味，一家在市仔头与太古桥拐角的“允了”卤肉店，一在“允了”对面的“五六”汤圆，另一家在太清泉汤房对面的“无本”修车店。它们的字号虽然土俗不雅，却都实话实说，“允了”卤肉店，天天都在晚十点左右就售完关门，“五六”汤圆它是以五铜板买六粒汤圆招徕顾客，颇能引人注目，买食者众多，生意很好。至于“无本”修车店，它以功夫赚工钱，自然不必有什么本钱。
  漳州是国内少数在市区拥有温泉的著名城市，志书载：“温泉在南城址下，源通南濠，可沿翟。隆冬弥温”，市区北京路一带均可钻取温泉，据有关部门调查的资料，漳州温泉面积约八平方公里，孔口温度可达122℃；宋代，漳州已有水浴兼住宿的澡堂，说明漳州人开发温泉已有千年的历史。
  市仔头街是一处得天独厚的温泉地区，民国3年（1914年）就有福州人来漳州创营“南园汤池”，营业颇佳，收入亦丰，民国7年（1918年）陈炯明“闽南护法区”时期，拆城拓路，市面日益繁华，澡旅业也逐渐发展，至20年代末，市仔头已有“太清泉”、“大观圆”、“百合”、“新新”、“南星”、“美浴”等家澡堂。张得仁也在少司徒创设“新世界”浴房（即今工人澡堂），陈炯明也在这里创办“美育俱乐部”（即后来的梨园剧场处），供粤军军官及地方士绅娱乐和洗澡。当时统计所有浴池，计有大池十余口，个人池一百左右位，澡堂兼有“擦背”、“修脚”、“搓脚”、“推背”等收费项目，并有茶水糕点供浴客休闲。探泉控井以及经营管理，都是福州师傅，因此，漳州澡旅业多为福州人操持，漳州温泉水质优良，含有硫、矾、镭等12种矿物质，可以治疗多种病患，惜乎水质略带咸涩味，沐浴时不能使用肥皂，但可以油茶饼代之。注②
  五、十字街
  明嘉靖十三年（1513年）已有“十字街”的街称。十字街事实上只是“市仔头”、“渔头庙”、“东铺头”、“道口”四条街段的交叉处，严格说来，不应成为单独的一个街段。但历史上在四百九十一年前已经有了这个街称。
  在这里有两家烟酒店，一在南侧，一在北侧，由于傍近繁华热闹的市仔头街区，所以这两家烟酒食品杂货店，生意特别好，昼夜不停，通宵达旦营业，这是当时漳州惟一的通宵店。
  六、渔头庙街
  渔头庙，庙名由地名而来，又成为街名。旧时九龙江水从东、西闸口循濠沟直通城内，商贩以小舟载鱼、盐、酱、醋、油等郡民生活七件必需品至名叫“渔头”之处贩卖，久而成为盐鱼市，后濠沟雍塞，不能通航，盐鱼市改移浦头。
  在渔头处附近有一条小巷，明吏科给事中潘荣故居在此，小巷遂称“给事巷”。
  潘荣，字尊用，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初任吏科给事中、天顺六年（1462年）潘荣出使琉球，率领一支数百人的使团，其中有造船、航海、手工业等技术工人，百分之九十是漳州人，至琉球为继任新王尚德进行隆重“册封”典礼。返国后，升任都给事中，后又历次升迁。成化六年（1470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翌年又升户部右侍郎，成化十七年（1481年）召任户部尚书。弘治元年（1488年）告老还乡时，在东铺头（今新华西路）一小巷修建府第，郡民称“尚书巷”；七十八岁逝世，葬于漳州南乡岭兜社（今龙海市九湖镇）。
  当潘荣夫人住在故居之时，据传因患奇疾，久医未愈，忽夜梦大道公吴真人为其医治，霍然而愈，为答谢神恩，发愿奉祀大道公，乃在渔头处修建一庙宇，称为“渔头庙”，潘夫人并专程前往青礁慈济东宫参香，遣人将大道公神像（神像是软身、手、足能动）抱藏于轿中带回奉祀，所以有渔头庙大道公神像是“金身”（即原始塑像），青礁慈济东宫的香炉为“金炉”之说。渔头庙原属潘荣家庙，后来才成为郡民共祀。
  渔头庙实际上是保生大帝庙，庙内设药签，药签有内科100首，小儿科36首，外科28首。在旧社会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群众患病只能求神抽签，问病求药，因此，渔头庙的香火十分兴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大道公诞辰，朝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在渔头庙前有一家“德心堂”中药铺，专门为药签配药，药价便宜，患者求签只要花上几文钱或一角半角，便能抓药治病。
  抗日战争的1938年间，当时敌机经常飞抵漳州进行扫射轰炸，有一次，敌机又来空袭，投下一颗炸弹正好搁在渔头庙的庙宇屋顶，附近群众和路人为躲避日机轰炸，有许多人躲在庙里，不知何故炸弹却未爆炸，敌机去后，驻军派工兵连前来处理搬走。当时许多群众在那里围观，此后全城盛传“大道公显灵救民的故事”，这使渔头庙更增一段神秘的色彩。
  在渔头庙前，原来还有明代数座石坊。如
  一、嘉靖间（1522～1566年）为潘荣立的“都宪坊”。
  二、成化间（1465～1487年）为按察司副使陈宏立的“宪伯坊”。
  三、隆庆间（1567～～1574年）为总兵晏继芳立的“总帅闽粤坊”。
  四、万历间（1573～1619年）为两广总督吴善立的“大总制坊”。
  这些牌坊有的因年久失修或随着时代变迁均圮废。
  在渔头庙街段，大部份是民居，但有三家专门收购废旧物品和鸡毛肉骨，同时也是小偷小摸扒手的销赃之处。这种商店，人称“九八”行。
  在旧城改造时，渔头庙庙宇已被拓为道路。其遗址即今南昌路的路面。
  七、北京路无“九”（狗）巷
  北京路自东闸口至渔头庙街段，一共有十条小巷。“文革”时期，造反派认为这些小巷的旧称不符合革命称谓，决定将小巷名称改用数字编列，当时这十条小巷依序是：一、下营一巷、改为北京路①巷。二、下营二巷，改为北京路②巷，三、下营小巷，改为北京路③巷，四，永靖路四巷，改为北京路④巷，五，铭德里，改为北京路⑤巷，六，树德里，改为北京路⑥巷，七，永靖巷改为北京路⑦巷，八，大埕内，改为北京路⑧卷，当编列至第九的给事巷时，因为漳州方言音“九”与“狗”同音，一时群众大哗，后来只好将给事巷编为北京路小巷，十、福寿巷改为北京路⑩巷。所以群众揶揄说，北京路无“狗”（九）巷，闹出一则令人十分尴尬的笑话。
  1980年市革委以（80）第003号文通知恢复文革前的路、巷名。
  注：①据《龙溪县志·艺文》卷之二十四。
  ②据徐苍生《漳州温泉今昔谈》，载《芗城文史资料》第六辑。
  关于命名“中华灯谜艺术馆”的决定
  中谜秘办[2000]第2号总字012号
  福建“漳州灯谜艺术馆”自1992年创建以来，努力工作，收藏了全国各地和海外谜界数以万计弥足珍贵的古今谜事资料，吸引了社会各界数万人士前往参观，举办了多次全省、全国、国际中华谜学交流活动，为弘扬中华灯谜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功绩斐然，被海内外誉为“中华谜史第一馆”。
  为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华灯谜传统文化，使之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根据广大谜人的提议和需要，经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会长办公会议通过，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审核批准，现决定：将“漳州灯谜艺术馆”正式命名为“中华灯谜艺术馆”。
  望“中华灯谜艺术馆”再接再厉，为继承和繁荣中华灯谜事业，再创辉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
  2000年1月18日
  中国灯谜艺术之乡《证书》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在开展民间艺术工作中，成绩突出。经研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灯谜）。
  特颁发此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社会文化图书馆司
  二000年五月
  漳州浦头新行街
  施正渊
  漳州新行街、浦头街、盐鱼市是三百多年前就修筑、拓宽的古街，浦头大庙的碑记就有记载。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眷念年青流浪时与柯彩等五人结义寄居浦头大庙常得到浦头人慈心周济的乡情，发迹后立意答谢大庙关帝与乡亲故土，募集巧匠民工，筹资扩建浦头大庙和修筑这条将乡间小道拓宽为平坦的笔直的有十来米宽、六百来米长车马可通行的街道。上段命名新行街；中段原名新行下街，到民国27年（1938年）改名浦头街；后一段即盐鱼市，直达当时十分繁荣昌盛的浦头港的文英楼古码头（又名周爷楼）。迥异古代漳州城厢大部街巷还是短窄、弯曲、凹凸不平而展现东厢一处新景象。
  新行街起自原新路巷（今名人市路）蔡妈庙边的烧灰巷（今名凉亭）至新行街114号对面的邦桥仔通道。原名新行下街，后改名浦头街，从邦桥仔通道起到浦头街57号铁板门大厝旁的扛轿巷。盐鱼市从扛轿巷起至盐鱼市72号接文英楼古码头（即周爷楼）。明清时期，浦头新行街门面整齐划一，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店家以锡铂、棉纱棉花、烟草、绳缆为主，还有许多面线作坊及打绳、制木屐、水车、水桶店，及寿金银纸蜡烛店、银庄、古董灯具店、药店、食杂店、客栈等等。到清末民国初，浦头港泥沙淤积越来越多，港道浅了，航运逐渐衰落，商市相继迁移，从此一蹶不振，才大部改为民居。
  浦头新行街古民居，大部分临街有店面，继为三进或五进，每进一厅一房一天井。天井左边或右边靠墙筑遮盖走廊，后进有的建楼。整座很长，成具有漳州建筑特色的竹篙厝。门面的阶石（土话“吟墘”）一米多宽，门前屋檐伸出一米半长，没立柱子撑。在屋檐下行走畅通，可防晒避雨，至今大部还保留原貌。
  盐鱼市西接浦头街，东达周爷楼古码头。这一地段鱼行原二十多家。夜半，批发开市，通宵达旦，城厢和周边水产商贩纷纷赶来，买新鲜的去贩卖，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白天，咸干鱼货、蚶蚵蟹和零售摊设在与本街交接的蚶仔市及石桥头喧闹的农贸市场。还有靠得很近的十多家粮行的米市街和码头附近多家杉行等等构成十分繁华的浦头商业区。漳州古城交通，货物主要靠水运，浦头港是九龙江西溪故道的枢纽，北溪货也汇集来，明清时，成为四方货商水运的集散中心。货物还从这里运往石码、海澄月港或厦门，再转运广东、上海、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港内商船鳞次，日夜装卸繁忙，古街贾肆货栈星列，人烟辐辏，说明昔日浦头的繁荣，对漳州经济发展作出历史上的贡献。
  浦头新行古街这片热土，不仅记载往日繁华的史迹，也在风风火火和起落变化中孕育不少英才。这在徐苍生先生写的《浦头的名人学士》，基本上都已介绍了，现据我所知，再补充著名的中国修辞学家郑子瑜教授。
  郑子瑜生于1916年。父母租住新行街86号内，他年少时与户主之子施友声交往甚密。据现年93岁施老先生介绍：郑子瑜很聪明，喜爱读书，勤于习作，年青念八中时就常撰稿投上海《宇宙风》等报刊发表。八中毕业后到鼓浪屿绐正学校任教。1940年，他摆脱日寇统治魔爪，出境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执教，课余不忘奋进，刻苦钻研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和探讨修辞学。他废寝忘食忘我追求，终于结出成就之果，1959年他所著的《人境庐丛考》一书出版，引起日本学术界重视。不久，他应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教育研究所之请，赴该所从事研究工作，喜得完善修辞学的硕果，获该所颁发的修辞研究证书。从1964年到1980年，郑子瑜先后出任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还自编讲义向早稻田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讲师讲解《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其学问渊博深受好评，得“教授的教授”美谈。该讲稿整理成书在日本出版。后来，他又整理《中国修辞学研究》一书，1980年在台湾出版。1984年，郑子瑜巨著50多万字《中国修辞学史稿》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修辞学史》1990年在台湾出版。著名学者郭绍虞作序说：“郑子瑜是第一个研究修辞学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部的中国修辞学史。”美国传记学会誉称“郑子瑜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及著述一个国家的修辞学通史的学者。”
  郑子瑜著作甚丰，除修辞学著作硕果累累外，诗文考据、学术研究、散文著作也甚多，计出版二十多种书。在国内出版新书，常寄一二本给挚友施友声先生作纪念。
  郑子瑜先生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到过北大、清华大学讲学。其传略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语言学家》、《海外著名华人列传》、《世界著名作家列传》（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世界学术人物志》（美国传记学会编）。
  盐鱼市自从抗日战争后，因浦头港港道淤塞、航运改道，集市萧条冷落，也大部改为民居，但是，漳州新行街、浦头街、盐鱼市古街、古民居（含施荫棠宅第等）周爷楼古码头、霞东古书院及浦头大庙、凤霞宫和新建的法因寺将建为弘一法师纪念馆等等都是漳州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地方史迹。漳州古城明清时期的浦头区十分繁荣昌盛，不仅有史可稽，而且有古迹可据。以上古迹是漳州古城珍贵的历史文物，我们应珍惜它，保护它。
  资料“金城内”的由来
  盐鱼市左列房屋后面有一条巷，称“好汉街”。临好汉街十多间各只有一进的房屋，称“金城内”。这个名怎样得来呢？据说清咸丰年间，这里是外地人流落漳州城的游子、流氓、偷盗常聚居的地方，他们白天赌博睡觉，晚上四处作案。官府派大批差役把好汉街二头的出入口（在闸仔头和笼仔街）封锁包围，扑进来要抓人。他们却武功好，跳出后墙逃跑了。多次包抄袭击，都抓不到。盗贼水晶、青柏还逃到京城，继续猖狂作案，惊动了皇上。皇上口谕：诏地方官限期逮捕归案。并指责道：“难道他们住的地方象禁宫金城内那么严密？”这句话一传开，人们戏谑那个溷藏匪类的地方为“金城内”。后来称呼惯了，就沿用至今。
  本文参考资料：《漳州文史资料·浦头活沧桑》等、《当代闽南名人》，又承蒙颜知森先生提供地方有关资料，谨此致谢。
  漳州市区街貌的变迁
  郭上人
  漳州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据考古认证，在距今8万至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先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有史以来，晋时漳地设绥安县，梁大同六年（540年）置龙溪县。唐垂拱二年（686年）建州。州治初建在西林（今云霄县境），开元四年（710年）迁李澳川（今漳浦县城），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龙溪县登高山下桂林村（今芗城区）。宋初漳州始筑土城，周围四里。南宋嘉定、绍定间（1211-1230年）扩建为石城，周围3000丈（约20里）。漳州城区街道的形成与发展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明清时期，城里有20多条古街，初具城市雏形。二是民国初护法时期，进行市区建设，拆除城墙，扩展城区，整建市容，建成城市规模。三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漳州大力“改善旧城，建设新城”，市区向东发展，面积扩大近两倍；新建一批五层以上的住宅新区，出现数十幢10层以上的高楼大厦；新建的水泥街道有人行道及4车道或6车道。路上设置林荫带、花卉带；还新建公园、广场、绿地、雕塑、喷水池美化环境；一批古牌坊、书院、古宫庙等名胜古迹也进行修复。市区出现时尚与古典共存的现代城市气派。
  古街400多年历史
  唐建州后，中原文化迅速传入，农业经济明显发展，由“刀耕火种”跃为“一年两熟”。因人口稀少、分散，民间交易是“正午击鼓为市，傍晚鸣钟散圩”。宋代北方战乱，屡有避乱百姓南下入漳，劳动力增加，有利生产力发展。民间广泛兴修水利，注重精耕细作。手工业也开始发展，漳绒、漳纱、吉贝布、陶瓷、铜铁器等由广州、泉州港输出国外。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年）漳州月港边民冒“海禁”危险私自与外商交易。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葡萄牙、日本、西班牙等国商船屡到月港经商贸易，月港洋市兴盛推动漳州经济繁荣。据《漳州府志》载，嘉靖十三年（1534年），漳州“城内设三隅，东北隅有行春街（东铺头街）、东桥街、马坪街、北桥街等七街。西隅有西市头街、西桥街、县前街等八街一巷。南隅有南市街、双门顶、东坂后街、府学前街等六街。合计廿一街一巷。这些街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在海商推动下，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取消“海禁”，正式在月港设洋市，对外贸易兴盛。隆庆六年（1572年）知府罗青霄重修城垣，在城东南建“威镇阁”，与西北隅芝山仰止亭相望，这是古城内最高的建筑物。仰止亭与威镇阁后被称为漳州城的标志。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洋市达到全盛，与东西洋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贸易。漳州城内成为“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的手工业城市。
  明天启年间，荷兰殖民者入侵，封锁闽台海面，掠夺商船，月港洋市开始衰落。明末清初，明郑成功军队与清军在漳郡一带交战，经济深受破坏，原来繁荣的城区，一片破败衰微。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归顺后，漳州才趋安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恢复生息，城区才渐复元气。《漳州府志》载，乾隆二年（1737年）漳州城内有廿七条街。即府前街、新府路街、卫口街、南市街、西桥街、马坪街、道口街、海道后街、东坂后街、公府街、东桥街、少司徒街、渔头庙街、步武街、东铺街、县口街、西市头街、开元口街、总爷街、正气街、后街、观口街、三圣庙街、北门街、北桥街、院路街、霞井街。城内还有东铺头市、西市、南市、北桥市等四个商市。清代市貌是“店小街短路狭牌坊多”，古街都是平房，店面既狭又浅。每条街只几百步。如南昌路就有三街：东段为步武街、中段为渔头庙街、西段为公府街。街道宽的一丈多，狭的不上一丈，左手在东店买烟丝，右手可在西店买烟纸，名为街实似巷。由于漳州历史悠久，城内文物丰富。清代古街矗立的牌坊有“进士坊”、“解元坊”、“少司徒坊”、“父子进士坊”、“都宪坊”、“司徒大夫坊”、“父子少卿坊”、“多贤坊”、“五星聚奎坊”、“七科进士坊”、“理学名臣坊”、“尚书·探花坊”、“三世宰贰·两京敭历坊”、“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坊”、“闽越雄声·楚滇伟绩坊”等30多座。显示漳州历代兴学重教，科第蝉联，人才辈出，文化灿烂的历史。
  护法时期的建设
  民国7年（1918年），孙中山命陈炯明兴师“援闽护法”。陈率部向军阀盘踞的闽西南进军，建立“闽南护法区”，辖汀漳龙17个县。护法区总司令部设在漳州原汀漳龙道道署，漳州成为护法区首府。陈部进漳后，大力振军经武，扩大势力，提出“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施政规划，成立工务局，开展城市建设。
  拆除城墙，扩大市区城墙周围3000丈，城基宽四丈八尺（16米），高一丈七尺（近6米），用花岗岩石条砌成。除保留东门一小段城墙及城楼作为“古城象征”外，其他城墙都拆除，工程甚为艰巨。时交通运输主要靠九龙江水路，市区向东南江边扩展。南城墙拆除后建博爱道。东城墙拆除后建大马路。在江边拓建澄观道（江滨路）、醒民路（厦门路）、竹巷下街（修竹街）、米市街、新兴街（解放路）、新马路及下沙街、马灶路等10多条街道。这些街道沟通市中心及东、南商业区，方便商品的运输流通。扩大了市区及商业区。
  拓宽道路，整建街容古街道路分三级整建。“凡路扩宽为20尺，街扩宽为30尺，道扩宽为40尺”。博爱道、澄观道、康乐道都扩为40尺。各街路比原来扩宽一至三倍，原街面店肆低矮参差不齐，全部整建成二层楼房，一层店面，二层开窗，整齐一致。为适应漳州春多雨、夏炎热的气候特点，在永靖路（北京路）、大通路（青年路）、醒民路（厦门路）、博爱道、康乐道、定威南路（延安南路）、广南路（香港路）、米市街、竹巷下街等建成二层骑楼式店铺，方便行人遮阳避雨。主要街道陆安路（新华路）、定威路（延安路）、永靖路（北京路）、醒民路（厦门路）、广南路（香港路）等，都用城墙石条铺成石板路。整建后的街路宽阔，路面平坦、店面整齐、市貌街容焕然一新。
  筑堤建桥，修路通车九龙江南门溪是漳州水上运输要道，四方物资都在这里吞吐，历年来常因洪灾缺堤影响运输。时利用城墙石材，从洋老洲至草寮尾建成五里堤岸，堤岸有春兴埕、陈公巷、杉巷、王爷庙、东闸口、临江楼、大路头、七星巷、塔仔脚、北仔桥、新桥头、帝君庙、五通、交力埕等14个码头。大大方便水上运输。城内宋代建的土城护城河，也以城墙石建堤岸，船只可由东闸口通行到渔头庙。漳州南门溪原有“通津桥”（旧桥）及“文昌桥”（新桥）。“文昌桥”始建于万历廿七年（1599年），石桥长九十丈，宽二丈四尺，桥墩廿八座。光绪年间二次大水灾，桥面冲毁。时利用旧桥墩，改建为混凝土公路桥。桥长178米，桥中行车道4.8米，两边人行道各1.2米，有6个观景半月台，更名“东新桥”。
  市区绅商成立漳码汽车始兴公司，修建漳州至石码公路，海外华侨也大力支持家乡建设，公司先后集款31万元，华侨股金占百分之二十。1920年春节，漳州至石码公路修成通车。是年底石码至海澄浮宫通车，又添置二艘汽船，开办漳州至厦门水陆联运。这是全省第一条汽车运输线。后又在漳州拓展四条汽车运输线，东至江东桥16公里，西至南靖20公里，南至九龙岭17公里，北至浦南圩18公里。
  发展实业，繁荣市场护法区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开办博通公司，经销省内外百货土产。在东门街附近开辟“文明雅集”，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在永靖路（北京路）创办“迎宾大旅馆”，招待来自龙岩、长汀、泉州、厦门以及赣南宁都、瑞金和粤东潮汕等地客商。商业贸易活跃。
  在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开展新文化运动，禁止私塾旧学，推行新制教育；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培养科技人才；举办“新书局”、“讲演会”，宣传革命新思想；举行大型民众集会，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创办《闽星》报刊，宣传马列学说、社会主义；创建“第一公园”，作为民众文化，体育活动及休闲场所。漳州一时名闻遐迩，林森、朱执信、廖仲凯、吴稚珲、胡汉民、居正、邹鲁等政要名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及北京学联学生等都来参观访问。漳州被赞为“东方一颗明星”。①
  改革开放后的新貌
  建设新区 改善旧城 解放后，城乡发展工农业生产，市区主要建设工厂。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东郊建大型糖厂、罐头厂、收割机厂。在沿江南岸建酒厂、蜜果厂、香料厂、制药厂。在沿江北岸草寮尾建化肥厂、耐火砖厂、皮革厂、造纸厂。在北郊建麻纺织厂、机器厂、内燃机厂、轴承厂、通用厂、塑料厂、电子厂。在西郊建毛纺织厂、砖瓦厂等。这些工厂建成后，大大扩展市区范围。
  市区街貌的重大变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从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及城市发展需要，八十年代建成延安北新村、大通北新村、东岳新村100多幢5层的寓所。人们从狭长的竹篙厝，迁到有厅房、凉台、厨房、卫生间的新居，居住条件大为改观。虽然这些楼房大都是预制板结构，但仍是人们向往的新居。上世纪80年代还建成11层外贸大厦、15层漳州大酒店、11层华侨饭店、10层龙江大厦、11层粮食大厦②等比较宏伟的楼房。
  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施“建设新区，改善旧城，市区东移”的规划。先后新建、改建胜利东、西路，新华南、北路，元光南、北路，新浦路、水仙大道、漳响路、东一号路，新华东、西路，南昌路等等。2000年止市区已建成60多片居民新区，较大的新区有工人新村、群裕新区、人民新村、闽南商业批发市场、新城综合市场、新城花园、新华西片区、竹园新村、华港花园、东南贸易城区、悦华园新村、金冠花园、瑞京花园、和平里北区、电力新村等。同时又建成一批高层建筑物，10层以上的高楼大厦有70多座，其中15层至20层大厦有漳州大酒店、八达大厦、花园大厦、电力大厦、凌波大厦、金保大厦、市地税大厦、市国税大厦、工商银行大厦、嘉华大厦、广电大厦、东湖大厦、百嘉大厦、丹霞大厦、中银大厦、华兴大厦等，21层以上的有金穗大厦（21层）、片仔癀大厦（22层）、邮电大厦（21层）、外经贸大厦（22层）、向荣大厦（21层）、御泰大厦（30层）。③市区面积由1978年的12平方公里，扩大为34平方公里。④
  市区建设注意绿化美化及环境保护。纵横的新街两边建成绿化带、花卉带、绿地，分别种植“芒果带”、“玉兰花带”、“紫荆花带”、“米兰带”、“棕榈带”等。市区建成九龙公园、芝山公园、胜利公园、人民广场，还有“三连冠”、“凌波仙子”等大型街头雕塑，美化城市环境。九龙公园突出湖水景色，有水榭、绿岛、虹桥、亭馆、假山、石景、雕塑、游乐场。芝山公园林木密茂、秀竹葱茏，浓荫蔽天；沿石级登上揽月楼，可眺望市区全景，欣赏漳州新貌，感受历史的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建居民小区楼房都是框架抗震建筑，设计合理。每单元户大都是一厅二房或三房，另有厨房、卫生间、凉台、杂物间。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供水、排污、供电、通讯等设施齐备。新建居民小区的环境及配套设施不断改善。有的小区有绿地、花圃、凉亭，有幼儿园、医疗所、球场、游泳池等等。这些变化体现居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也体现民居建设“以民为本”的理念。
  扩大商区发展经贸新华东路（中山街段）及新华西路（东铺头街段）建于明嘉靖间，历经400多年。解放前夕，这里是经营药材、参茸、地产布、绸缎布匹、杂货为主的二层商业街，现已连片建成七层骑楼式商用民住楼，街道由10米扩大为20多米。这里主要经营服装鞋类、百货日杂、家电家具、建材装饰、通讯器材、金玉珠宝、医药用品、婚纱摄影、美发美容、酒吧网吧、茶座小吃、鱼鸟花卉等行业，商店面积宽敞，货物丰富多样，装饰新潮讲究，已形成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新街区。
  延安北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辟的，因有百货大楼、食什商店、华侨供应公司、华侨大厦、新华书店、建筑俱乐部等单位，成为漳州市区最热闹的街段。如今延安北路已面目全新，原三层的百货公司已建成12层百货大厦，还有延安大厦、银冠大厦、花园大厦、东盛大厦、中旅商厦、银都大厦、邮电大厦等近20座商厦，还有多座五、六层的商住楼。街上有百货商场、服装自选商场、家电商场、医药自选商场，还有珠宝金银首饰、酒家餐饮、通讯器材、摄影器材、体育用品、茶庄茶楼、邮电、银行、宾馆等行业。外地商家也青睐这块宝地，台湾天福茶庄首先抢摊开业，肯德基、麦当劳、开心汤姆等洋快餐相继登场。台商灿坤企业在角美办厂后，也在这里开办漳州最大的灿坤电脑、通讯、家用电器自选商场。雅戈尔服装、豪客来牛排也争得店面开连锁店。这里商场规模宏大，商品繁多，种类齐全，吸引众多顾客，街上人流拥挤，一片现代商市的气派。
  随着经济发展，商业区扩大，出现专业化商品街。新华南路过去是人烟稀少的大马路，现在是家用电器专业街。这里有各种型号的彩电、音响、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热水器、电瓷炉、煤气炉、电风扇、电话机等各种家电，直至电线、电池等，品种繁多，方便顾客选购。元光路有装饰材料街，新浦路有地板建材街、古玩艺术品街，丹霞路摩托车专业街。闽南商业批发市场有服装街、鞋业街、床上用品街、食杂街。新城综合市场有家电街、茶叶街、副食品街、水果批发街等等。漳州是水果之乡，据业内人士说，全市有一支数千人的水果推销队伍，在全国各地建立100多个批发点，把水果远销全国各地。水果批发街是个窗口，批发商由30多家发展到70多家。漳州的芦柑、龙眼、荔枝、香蕉、柚子、菠萝、枇杷、杨梅等从这里远销省内外；省外水果如广西苹果、河北鸭梨、广东椰子、荔枝（早熟），新疆的哈蜜瓜、葡萄，山东的香梨、苹果也从水果街出市。这里南果北运、北果南来，四季生意兴旺。
  保护历史文化展示名城风采漳州历史悠久，历代兴学重教，人才辈出，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繁多，1986年12月国务院颁布漳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政府进一步作好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修复工作。现市区有古遗址、牌坊、书院、经幢、碑文、宫庙、宗祠、府第、名居、楼亭、纪念地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40多处。这些文化遗产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名城的独特风采。
  漳州市区史前文化遗址有莲花池山、甘棠山等处。唐代文化遗址有松州书院、南山寺、府衙旧址、咸通古碑、东西桥亭、开漳圣王墓等。宋代有塔口庵经幢、文庙、古武庙、凤霞宫、浦头关帝庙、西湄宫、正德石坊、萧状元墓、七星池、湖内天宫井等处。元代有路边威惠庙、出水石莲花等处。明代有尚书·探花坊、三世贰宰·两京〓历坊、嘉济庙碑、威镇阁、芝山三亭、潘尚书府第、姜公祠等处。清代有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坊、闽越雄声·楚滇伟绩坊、定潮楼、霞东书院、可园、侍王府、宫保第、简大狮蒙难处等。现代有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旧址、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司令部、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旧址、龙汀省人民政府旧址、芗潮剧社旧址、林语堂纪念馆、弘一法师纪念馆、蔡竹禅故居等处。
  这些文物记载着漳州历史的足迹与变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莲花池山发现的石器，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确认是旧石器时代的文物，经进一步发掘发现这里有两个文化层，确认下层距今4至8万年，上层距今0.9-1.3万年。这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古文化遗址。松州书院始建于唐景龙年间（707-709年），比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岳麓、应天、嵩阳、白鹿书院）早200多年，是全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咸通经幢是唐咸通四年（863年）漳州押衙王剬建，宣议郎刘镛书。此碑书法遒劲，有晋人风格，《郭氏金石史》谓其体似虞，运笔似褚。顾炎武则称之为“天下经幢第一”。经幢虽有残破，而石刻精彩犹在，是唐代书法艺术珍品。定潮楼又称文英楼，楼上敬祀周仓，楼下是古码头，清乾隆二年（1737年）在这一带建浦头市（商市），成为货物吞吐港口及贸易市场，漳州的纱布、烟叶、土纸、砖瓦、日用杂货从这里运销台湾；台湾的米谷、白糖、樟脑、桐油等从这里上水运销内地。许多漳州人赴台拓殖，也在这里上船。定潮楼是明清漳台通商港口，也是漳人早年移民拓台的见证。
  市区文物古迹大部得到保护，并以“修旧如旧”的要求恢复原貌。宋代建的规制宏伟的“文庙”，明万历间为探花林士章敕建的“探花·尚书”坊，万历间为吏部右侍郎赠尚书蒋孟育及其父，祖所立的“三世贰宰·两京〓历”坊，清康熙间为平台拖肠血战有功的蓝理敕建的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坊，康熙间为荣禄大夫左都督许凤立的“闽越雄声·楚滇伟绩”坊等，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旧城中心区府口街、府埕街、香港路进行大面积的修葺，重现清末民初古街风貌，进一步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
  现在的漳州市貌是现代气息与传统风貌共存，时尚建筑与遗风古韵相映，形成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新景观。

注：①《漳州简史》127页 ②③2000年《漳州房地产年鉴》 ④《名城报》（漳州特刊），2002年9月18日陈炎生《珍惜历史文化，展示名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