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二八事件后，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漳州来，司令部设在东坂后礼拜堂，军部的俱乐部设在后河仔（大众影院对面）。那时我店设在延安南路中段，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经常来我店看书买书，多次提议我店去批发进步图书前来供应，还邀请我到军部俱乐部下象棋。其部队的连长排长常来购书，表面上看，他们待人和气，公平买卖，也不欺行霸市。但军中的亲日派，特务团团长李金波却受人收买，设计陷害当时龙溪抗日后援会的主任委员林惠元。林为查禁、抵制日货，十九路军竟然不调查，不审判，怕申辩，把林惠元枪杀了。
  我店原向亲戚许永昌借款1000元当本钱做生意，两年来生意一直不好，无法及时还上，许又前来讨了多次。无奈之下，家父只得将位于双门顶牌坊傍两处房产卖掉，来抵还这欠款。这大概是1934年，之后我们就搬到中山西路自己的房子。
  1937年初，西安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新的局面，图书发行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共产党的图书，朱德、毛泽东的画像，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这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有一天到厦门生活书店进货，看到朱德、毛泽东的画像挂图，是对开张的，就各进10张回来试销。没想到回来一下子就卖光，再到厦门补了货，总算补上货又卖了几十张，还购进一些共产党出版的图书，如《二万五千里》、《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等。卖了一阵子，生意还不错，后来被检查机关给没收了。
  三十年代的漳州有个专门在卖“水货”的人，名叫陈长安。我店曾多次向他购进钢笔等文具来销售，此人多次往返于厦门与香港之间。大约是1937年5月初，他带我到香港，从12日到15日参观了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庆典活动，庆典过后，我就地买了许多普通钢笔和派克钢笔及派克墨水一起带回来。随身行李就是一大一小两件皮箱，船到厦门海关，在检察站查关时，如被发现有很多钢笔即被全部没收，我心里七上八下，此时经陈长安指点，将大约两块钱的钞票折好，塞到验关员的皮鞋与脚的缝隙间，验关员就用粉笔在行李上写上“OK”的字样，表示查过可以放行，我心上的石头才放了下来。这样来回香港大概一星期时间，带回的钢笔也卖好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走水”的经过。
  1937年10月金门告急，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厦门面临沦陷。
  1938年6月5日晚上12点，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暴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芗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临大敌，气氛非常紧张。其中一队冲进我晓庄书店，扬言要抓拿共产党员柯联魁。只因我家后面的空地与柯联魁家后的空地相连，汉奸特务怕抓漏了人，派兵连夜包围。几天后才知道柯联魁和柯鸾声被活埋在北庙，芗潮剧社也查封解散。回想柯联魁是个好人，平时助人为乐谦虚和善，只不过演了一些抗日救国的话剧，竟然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杀害，柯联魁的死使共产党失去一位好儿女、好干部，我店失去一位良师益友。痛心、痛哉！
  自从1938年福州和厦门沦陷后，我店不敢再到厦门进货，改由从永安方面进货。那时没有直达的班车，只能先乘船到南靖金山水头，然后弃船上路，顺着漳龙公路从金山、和溪、永溪、适中到龙岩，然后再乘汽车到永安。找到出版社后，又因抗战时期物资紧张无法出版什么新图书，所能进的货很有限。来回一趟一个星期，得不偿失。过后就没有再去了。
  自1937年8月起，日寇的飞机常来轰炸漳州，九龙江南岸的飞机场和龙眼营被炸得最厉害，死伤多人，百姓纷纷逃到乡下避难。我店也只开半天，业务锐减。由于国民党采取焦土抗战的政策，到处破坏公路，炸毁桥梁，堵塞河道。此时从上海发来的货或从香港发来的报纸经常发到浦南镇邮局。我店在接到通知后得骑自行车到浦南去把货载回来，一路上坑坑洼洼，走一里路就得下来好几次抬车子。那时我年轻，来回虽然只有二十几公里，但还是得走一天，并且非常累。碰到雨天，摔倒是经常的事。但到浦南领货可以避开国民党检查机关的检查。
  1940年城里各中学都迁到山区，我店生意无法作了，只好跟着学生到华葑镇。1941年夏秋之际，父母留在漳州，我带着妻子廖美政和一儿一女，以及几十包图书和文具，从浦头溪上帆船，顺着九十九湾进入九龙江北溪，逆江而上。沿着鳌浦险滩到浦南，在浦南换乘大船，再到玉兰坂一潭口一沙建一天宫险滩一新圩。然后弃船上岸，翻山越岭来到华葑镇，找到熟人李东溪，租了房子，打起了晓庄书店华葑分店的招牌，开始了卖书卖文具的生活。就从这时起我的妻子廖美政由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一个营业员，正式为晓庄书店劳作。而我每个月都要下漳州补补货，这时廖美政又要带孩子又要顾门市，生活十分艰难。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如遇有什么困难事，她都会自言自语鼓励安慰自己地讲，这点困难与抗战时到华葑比算不了什么。就这样过了一段，华葑生意也没什么可做，不久，我们又搬回漳州道口街。
  林语堂的兄弟林玉林在上海创办杂志《宇宙风》、《论语》，因抗日战争开始，无法发行全国，特别是内地。又因原与家严庄仰升相识，故委托晓庄书店发行。货从上海到厦门后，由小“交通船”运到漳州，再由我店按订单整理包装，从邮局发往重庆、昆明、永安等全国各地，同时也部分在漳州零售。代发工作到抗战胜利才停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对漳州进行多次狂轰滥炸。无奈之下，关起店门，带上一家人先到浦南，而后又到华安县玉兰坂避难，当时我还应当地小学陈校长邀请，为小学生上了两个星期的数学课。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人们仍然不能安居乐业。由于国民党黑暗统治，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加上漳州于1948年遇上台风暴雨，大米一百斤卖到1.6亿法币。饿殍载道，目不忍睹。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此时图书生意几乎无法经营。当时图书已不是三十年代的一折几扣，而是变成了基本定价加十倍、二十倍，最高加到五十倍，也就是说买一本书用的钞票几乎与书一样厚。这是什么世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此，购书的人日益减少。加上国民党在北方吃败战，就印“金元券”来发行，钞票与废纸差不多。晓庄书店面临绝境。为了生存，我店只好买来大树碱、石灰、炉底、鸭蛋等原料，经过多次试验后，自制成松花皮蛋摆放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销售，令人啼笑皆非。此外，我店还从长汀购进毛边纸、改良纸，全家齐动手，自制信封、信纸来销售。
  1949年6月，国民党军刘汝明兵团进驻漳州城，漳州人民再次遭受国民党军阀的凌辱和蹂躏。他们为非作歹，磬竹难书。直到9月19日漳州解放。第二天天刚亮，我打开窗帘往街上看，满街两侧的屋檐下都躺着解放军，抱着枪在睡觉，没有打扰市民。到第三天看看没什么不良的动静，我把店门打开，陈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我俩又寒喧了一阵，我知道他是跟部队一起回来解放漳州的。
  漳州解放后，厦门不久也解放了。我店又开始到厦门进货。那时我看见有毛泽东的画像挂图，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进了一大批回来。非常好销，受到群众的欢迎。不久，新华书店漳州支店也已成立。由于当时国内生产属于恢复时期，没什么书好卖。我店只能在文具方面下功夫，除信封、信纸外，主要制作学生用的作业本，还制作硬皮的日记本，在封面上烫上金字，印上晓庄书店发行。同时又为学校的少先队提供红领巾、少先队旗、臂章、腰鼓、钱鼓、铜锣、金钗等。此外，全市的文具店还组织“联购分销小组”经税务部门批准，到上海等地购进大批文具，供应市场需求。
  1953年全市进行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晓庄书店改为“新华书店晓庄代销店”。
  1956年1月，随着对私改造，晓庄书店并入新华书店漳州支店。庄荣禄为晓庄书店的代理人，庄荣樟、廖美政为从业人员一起进入新华书店安排工作。从此，我们一家人都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为新中国文化事业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