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官商通衢的台湾路
  江焕明
  台湾路座落古城区中心地带，这条路原是官吏出入府衙的要道，又是商铺云集繁荣的商业街区。台湾路呈东西走向，东起与北京路相接的丁字口，向西依次横跨东濠沟、澎湖路、延安南路、始兴南北路、芳华南路、香港路、直抵青年路止。全长近500米，宽5米有余，路段内辟出小巷8条。临街门面绝大多数为商铺，石砖路面。
  路名的变更
  台湾路的前身形成于何年代？史书无确切记载。《漳州府志》唐贞元二年（786年）漳州郡治从李澳川（今漳浦县）迁至龙溪县桂林村（今芗城）。漳州府衙从唐代至清末千年不变。府衙前有一条街，因在府前而取名府前街（即台湾路中段），以此推测，该路雏形在唐中叶己形成，其首尾起讫点可直线延伸抵达子城[注]的东西濠池，为横穿子城东西的中轴线。现称为台湾路，在古时候由东向西分别称为雨伞街、崇仁庙街、府前街、卫口街等路段。以上路段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初期。
  民国七年（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城为中心建立“闽南护法区”，实施一系列新政，其中之一是改善市政设施，周醒南任工务局局长，于次年开始“拆城墙，修堤岸，拓展街路，创建公园”等，当时市政管理处对道、路、街、巷一一作了规划：（一）路面宽50尺以上的称为“道”；（二）路面宽20尺至30尺之间的称为“路”；（三）路面20尺以内的称为“街”。“巷”指夹于道、路、街内的狭小通道，未限定规格，视地形及用途而设。拓直前雨伞街尚为泥土路面，府前街狭窄曲折，店面参差不齐，属于拆建重修之列。护法区市政管理处以府口为坐标，分东西南北，取“始兴”二字冠名，将府口街西段与卫口街并为“始兴西街”；将府口街东段改名为“始兴东街”；将雨伞街、崇仁庙街并为“始兴东路”。始兴东、西街拓宽取直同时，将原来沿街两侧挑檐式高低不齐的住宅店面改建成整齐划一的商肆，路面全部铺上石砖。各住户商家依据自家的喜好或经营的行业特征，将门面店号装饰成各种各样的风格，有引进西洋作派的浮雕灰刻或新潮纹饰，有保持传统风韵的木刻古匾，形成中西并存，古今同列的精彩街景，这些建筑风格和街道规模基本保留至今。
  台湾路的命名始于何年代，无清晰纪录，1944年龙溪县政府有关档案纪录中，原始兴东路，始兴东、西街合并成一条街，己称为“台湾路”，台湾路之名称由此悄然无声地出现。
  1954年，漳州城区石砖路面经几十年的磨损辗压，缺乏维护，路面石砖凹凸不平，雨季来临时，积水滞污，人行车运难免滑足陷轮，路况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水平。为改善市区交通条件与便利人民生活，人民政府将城区大多数石砖路改铺混凝土，当年，台湾路也随之改为水泥铺面。
  2002年，台湾路列为古城保护区，按“修旧如旧”的保护方案，路面又改铺石砖，沿街商号、招牌修葺一新，恢复民初原貌。
  荟萃历代景观的千年古街
  台湾路中段旧称府前街（延安南路至芳华南路）。因横贯于府衙之前而得名，亦称府口街。其前是文庙、府学，东可直达子城东门，西设卫衙官署，自唐宋以来是官吏进出漳城的必由之路。千年来，古街目睹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人间生灵的悲欢离合。随着城市商业经济萌生发展，在错落有致的官邸和豪宅之间，陆续出现一些临街商铺、作坊，逐渐由疏散而密集，虽然原有的庙祠、表坊杂错其间，但因处于城区中心地带，商贾往来频繁而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埠闹市，从而成为集文武官衙、商铺作坊、民俗风情为一路的黄金地段。沿路每一座牌坊，每一处旧地名，甚至每一爿老招牌，都包含有一个个牵人魂魄的故事。
  台湾路东段旧称雨伞街、祟仁庙街（北京路至延安南路）。当时该地段遍布纸伞手工作坊而成名，又因崇仁庙座落于此地段，也称为崇仁庙街。路东头横跨的濠沟是子城东护城濠，沟开凿于宋咸平二年（999年），已有千年历史，至今仍在发挥排泄城区污水的功能，1988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沿濠跨筑的若干石桥梁，大都保存原始建造构件，也是十分宝贵的古城文物。崇仁庙址在今台湾路与共和路丁字口，坐北朝南，面对旧府路（今共和路）和“五星聚奎”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改为诊所，后为卫生院，现为延安社区居委会。“五星聚奎”坊位于台湾路与共和路岔口，坊为南北朝向，明末为尚书朱天球、林士章、戴耀，侍郎卢维正、石应岳立。此五人多为漳浦人，都是文思过人之英才俊杰。朱天球字君玉，年仅二十岁时，嘉靖戊戌（1538年）就考取进士，成为一大美谈，为官后常常直言无讳，因而屡起屡落，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著有《湛园文稿》传世；林士章字德斐，嘉靖己未（1559年）进士廷试第三名，即“探花”，当年旌表的“探花”坊现存香港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戴耀，字德辉，一字凤岐，于明隆庆戊辰（1568年）登进士，与其他四人不同的是，戴一生戎马，总督两广十多年，是智勇双全的戍边儒将，官至大司马；卢维正字司典，于隆庆戊辰（1568年）登进士榜，官至工部右侍郎，在户部代总督仓场事时得罪权贵，上书辞官，回家乡与朱天球等挚友结社于梁山之麓，吟诗唱和，著有《醒后集》若干卷，卒赠户部尚书。石坊在民国8年市政拓路工程中拆去大半，仅剩西侧一小间宽，柱、枋、斗、拱及盖檐、翘脊尚保存完好。只是残件嵌入民宅墙体，如不留意辨认，往往会视而不见。
  台湾路西段旧称卫口街（芳华南路至青年路）。因漳州卫衙设于该地段而得名。漳州卫衙，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于今台湾路西段。卫是当时的军事指挥机关，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卫署前原建有谯楼，宋守方铨，元令李兰孙，明指挥杨隆先后重建。楼高八丈，宽十二丈六尺，匾题“漳南胜概”，楼于嘉靖年间被郡守詹莹拆毁。卫衙后来迁往东铺街，卫衙房产转售入民间手中，但“卫口街”名称却一直保留下来。卫口街上有“卫口巷”，即今华南一、二巷，（现称芳华里原本也是卫内巷之一部分），二巷相隔四间店面，这四间店面的方位正是卫衙旧址，二巷实际上是卫衙照壁双侧的辕门。现仍有人将这二小巷称为卫巷。
  在卫口街今遗存一石坊残件，石坊名称“两台秉宪六代承恩”，牌坊东西朝向，明末为洪氏祖孙六代官宦而立。六代顺序是：洪明（官封御史）、洪异（参议）、洪日瑞（知府）、洪公谐（知府）、洪文馨（按察使佥事）、洪时蕃（兵备道副使）。原在该牌坊之傍还有一“柱史”坊，专为洪异而立，清末时已废。“
  两台秉宪六代承恩”坊于民国8年拓直道路工程中被拆去过半，仅剩南侧一小间宽，石柱及脊吻、翘檐、斗拱、枋梁等构件雄壮高大，不难想象当年整座碑坊的巍峨之貌。
  洪异，字大同，龙溪人，弘治乙卯（1495年）举人。初任崇德县知县，为官有政绩，曾擒获海盗巨贼，后提拔为广东参议。年七十归乡里府口街家居养老，在其住宅傍建太保庙，该庙址在天益寿药店对面，庙祀太保，后又增设洪异祠。民国8年，因拓建芳华南路，太保庙及洪宅被拆除，于是太保庙随洪异后裔迁址南郊田趾村，田趾村有一称为“府口角”的小地名，即由此而来。
  洪异为人温和而公正，“未尝以家事干有司”，本地官民都很尊重他。其孙洪公谐，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官至金华知府；玄孙洪时藩，万历丁未（1607年）进士，官至浙江佥事。洪氏家族当年可谓一大望族，如今洪氏后裔散居海内外，只有部分居于城区虾仔巷、文川里和南郊的洪坑、洪塘、田趾等几处。
  台湾路与香港路接壤处旧称双门顶。宋代福建路钤司署设于此，钤司署外门是一对高大石门：左称“崇仁”门；右叫“怀恩”门，因此该地点俗称双门顶。蔡襄曾于宋天圣八年（1030年）任钤司署军事判官，并留下手迹三十三字：“乾德六年（968年）三月十二日建景祐元年（1034年）岁次甲戌九月丁亥（1037年）朔月十九乙巳重换蔡襄书”。蔡襄因营造泉州洛阳桥而名闻天下，在漳任官期间，也屡有建树。他任福建转运使时，力争为兴、泉、漳三地减免“军丁口”税额的半数，还在大义渡至漳州郡城官道两旁种植松树，长达七百里，百姓编歌谣传颂他的功绩。后来，漳州郡民在双门内修建“蔡端明祠”，纪念才德双全的蔡襄。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年）任漳州知州时多次礼谒祠堂，并著文作颂。祠文写道：“惟公忠信，著自朝中。筮仕之初，尝曲此郡。岁时虽久，称思未忘。厥有遗祠，英灵如在。熹虽不敏，实仰高风。泣事之初，敬修礼谒。”双门内设有鼓楼，安置报更计时用的铜壶漏箭，用来记录时辰。后钤司署迁往城东，永乐年间重修，前有亭，匾曰“漳南壮观”。明代曾在双门左右分建“宣诏亭”和“颁春亭”。双门及亭早己销迹无踪，但民间仍称该处为“双门顶”。
  台湾路与香港路丁字路口原有一钟公祠，明正德年间建，祀知府钟湘。钟湘，字用秀，弘治壬戌（1492年）进士，正德十一年（1513年）任漳州知府。为官清正施仁政，赈济无数灾民，卒于任，漳郡人士立祠纪念。钟公祠曾因火灾烧毁，祟桢间知府施邦耀重建，清末民初圯废，改为民宅。
  台湾路现有小巷8条，由西向东依次为华南一巷、二巷（旧称卫内巷），漳南道巷，徐厝巷，罗厝巷，梧桐巷，杨厝巷，四合巷。
  漳南道巷位于台湾路西段，因漳南道衙而得名。漳南道官署设于明朝，隶属于监司，设分巡、分守、巡海三大道员，弹压郡县。成化六年（1470年）汀、漳、潮、赣诸处盗贼出没，始设分守漳南道，驻上杭，辖汀、漳二郡，遥制赣州。嘉靖九年（1530年）以漳州沿海海盗肆虐成患而移署漳州，行政长官称为“分巡、分守漳南道”和“巡海道”。衙署边的一小巷由此得名漳南道巷，该巷于民国八年拓建芳华横路时截为南北二段，二巷仍共称原名并延用至今。
  徐厝巷在台湾路中段，巷内有徐氏家庙，始建于明代，是一座二进古式平房，前进一厅抱四房，为四方徐氏后裔旅经漳州的落脚点，二进一厅抱二房，是供奉徐氏先人的祠堂。徐氏开漳祖徐国海，于唐总章二年（669年）跟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先落脚于南靖雁塔乡屯垦，就此在漳州大地繁衍后代，明代徐氏族人在府前街建家庙，其所在的巷道便取名“徐厝巷”。徐氏家庙文革时毁坏，现改为新式楼房，1986年至1997年间，台湾桃园县的徐氏后裔先后分三批回南靖雁塔村寻根祭祖，也都到漳州台湾路徐厝巷家庙祭拜先灵。
  罗厝巷位于台湾路中段，因有富商罗氏世居于此而名。罗氏在府前街经商，家业富甲一方，因后继者经营不善，家道至民国初期走向衰落，但通往其宅院的小巷一直保留原名。
  饱经兴衰荣辱的百年商肆
  台湾路的商铺可谓鳞次栉比，商贸活动曾兴盛一时，也有过惨淡的岁月。在二十世纪的百年中，台湾路商铺作坊的命运几度沉浮，历经沧桑，不失为漳州私营商家百年荣辱的一个缩影。
  漳州郡城在历史上是集道、州、县、镇四级官署于一地，官吏及文人所需文书用品消耗量很大，台湾路商铺主要集中在府前街，与府学之间仅数步之遥，又加上四方学子每年集中府学会试，期间文房用品及相关书籍需求量猛增。漳州城率先经营文房四宝及木版书籍的文具店很自然地开设于府前街。此前街上已有的传统行业的商铺，如中药材店，布鞋、棉布行及一些日常器物小作坊，一直是商业闹市的主体，经营的商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各行各业共存共荣，逐步成为一条繁华商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商街发展到鼎盛时期，较出名的商家有同德和、捷样、同志祥布店，百安、皆有百货店、金可行鞋庄、广隆杂货店、瑞苑茶庄、至人药店、采芳饼屋、隆裕酒庄、锦兴漆店、万源银庄、天元银庄等。沿街许多商行不仅树立自家品牌，还合股投资其他产业，形成良性运作的局面。三十年代后期，日机频频轰炸漳州城，加之交通阻断，物资匮乏，商街的店铺跌入大萧条的境地。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社会经济迅速复苏，商街生机勃勃，呈现出中兴的趋势，五十年代后期，全国上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商店合并归为国营或集体，私营商店及其经济活动从商街消失。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政府提倡发展个私经济的政策推动下，商街再度被激活，私营商店重新开门，经营的品种依然以百货、文具为主。新千年伊始，台湾路被列入文化名城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单位，古老的商街又迎来了又一次的发展好时机。
  享誉漳城内外的名老字号
  台湾路沿街商行历经沧桑，其兴衰起落的轨迹不尽相同。有的兴荣快，衰败得也快；有的经营不善几易其主；有的传承数代仍然经营同一项目，但整条街商店经营的主流行业并无多大变化。这里以民国九年（1920年）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同一路段的商铺相比较，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商街经营的项目同样以生活日用品为主，其中鞋类和布匹占多数。1920年台湾路有商铺104家，经营生活用品商店达43家，占41.35％，鞋店竟有26家，占25％。1948年商铺有112家，经营生活用品的商店达45家，占40.18％，布行有15家，占21.77％。此时的布行也都大本经营，全街112家商铺总资本为80.08亿元（旧币下同），15家布行资本达19.39亿元，占总资产21.77％；资本上亿元的商家有27家，其中布行14家，占51.85％，其中同德布行的资本达3亿元，居全街之冠。（据民国九年护法区工务局、民国三十七年龙溪县税捐稽征处当年原始记录统计）。
  从以上统计数字看，经营鞋、布料为主的百货类商店为台湾路主体行业，但在社会上名声大、影响广的却是其他的行业，几家经营有方，声誉卓著的商铺，如药材业中的“天益寿药局”；刊刻印刷业的“素位堂”；文具业的“彩文楼”；医务业的“金葫芦”牙科诊所等名老字号，他们经营得有声有色，甚至创立名牌，在漳城内外有口皆碑。
  漳州素位堂和素位山房 素位堂和素位山房是集刻印与销售书籍于一体兼营文具笔墨的综合型书庄。漳州素位素位堂源是长汀雾阁邹氏家族的素位堂。
  1892年，科举应试前夕，长汀雾阁邹作就、邹作信、邹作礼三个同族兄弟组成商队，调集一批以应试科举为主的书籍，长途运销台湾。途经漳州歇脚杨老巷客栈，书籍被住在客栈的赴考学子抢购一空，这个意外收获，给邹氏兄弟很大的信心。三年之后，三兄弟组织大量的应试书籍，再次打算往台湾销售，商队到漳州时方得台湾岛己被日本人占据，科举也废除了，台湾无法支了。情急之下，邹氏兄弟只好在天益寿店门边摆书摊，想不到书卖得顺手，兄弟仨索性租赁府前街徐厝巷1号、开设书店，店名便叫素位堂。起初以营销长汀素位堂刻印的书籍为主，经营一段时间，三兄弟决意在漳州创立刻坊，随即在府前街购置房产，店面卖书兼营笔墨纸砚先等，店后刊刻印刷，将长汀素位堂的经营模式全套搬到漳州府前街来运作。过了十来年后，邹作就离开素位堂另辟新店，号称素位山房，山字取与“三”谐音，而邹作礼、邹用信仍旧经营素位堂。
  素位堂当家人邹作礼于1939年夏日机轰炸中身亡，素位山房主人邹作就早已在1935年春病故，刻坊书店双双传于子侄辈经营。四十年代起，由于新一代的排版印刷技术面世，其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及经营效率等方面都比木刻手印先进得多。在新工艺的冲击下，不管是长汀的刻印行业，还是漳州素位堂、素位山房无一不走向衰落，先是停止刊刻书版，转而代销上海、厦门出版社的铅印书籍，情势每况愈下，素位堂于1945年关闭，素位山房也于1951年关闭。
  素位堂在漳经营50余年，素位山房也有30多年的历史。期间刻印发行销售的书籍涉及范围广泛，各类丰富除传统的经典书籍、农工医药及至占卜星相之类书籍外，还刻印一批闽南语方言韵书和地方题材的通俗读本，为漳州书籍刊刻印刷及销售业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地方文化留下一些珍贵文字资料，留存至今的有素位堂刻本《监本诗经》、《诗经精华》、《高东溪贵遗集》、《宋高登文集》、《鹿洲全集》；素位山房刻本《易本精华》、《监本书经》、《增补汇音》。
  彩文楼笔墨书局 创始人刘茂远，以银元一百元为资本经营文房四宝，起初在府口街开店，数次迁址，终不离台湾路一条街；虽屡易店号，但文具、书籍一直是刘氏家族主营行业，并传承延续下来。民国初年彩文楼产业传至刘登龙手中，适逢社会大变革年代，随着西风东渐，新式文具书籍传入中国，刘登龙抓住这一机遇，及时接受新事物，大胆购进新商品，拓展经营门类，事业稳步发展，很快收购兼并了同行詹斗山墨庄，此时期彩文楼笔墨书局店面加挂詹斗山墨庄招牌。北伐战争之后，教育体制大改革，新式学校应运而生，而当局教育行政体制尚未统一，学校可自行选择教材。面对这文具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彩文楼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洽订经销合约，设立“商务印书馆漳州代理处”；另方面与多家中、小学校联络，取得供销教科书籍的主动权，不仅事业大获发展，而且彩文楼的字号由此声名远扬。
  1939年，刘登龙将彩文楼文具店传予刘振文、刘振家。刘振家成为彩文楼第三代掌门人，刘振文离开彩文楼，以千余元资本创立“大同”书店。大同书店充分利用己有的经营渠道，代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的各类教科书，以及教学仪器、体育器材、教学用品和学习文具。此时，当局己对公立中学校的教材统一标准，并由省教育厅指定供应商，大同书店成为独家供应商，获得丰厚的利润。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兵荒马乱，交通受阻，货源锐减，但刘振文仍能想方设法，广开渠道，保证书源的持续不断地供应市场。大同书店从开业至此，一直独占漳州一带图书行业的鳌头。
  解放后，刘振文又与几家同行商家合伙，改商号为“大华”，继续经营图书文具，限于当时规定，不再供应学校教材。1956年，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先是彩文楼、共和、大益三家同行联合为“三元”文具店。不久，全都归并为国营企业。
  天益寿药局 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来自漳浦的陈锦畴为创始人。该店在台湾路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陈锦畴原是药店学徒出身，后自营药店。他深知药材早期的制作质量会大大影响药用功效，从一开业，他就对传统中药材初期加工和后期炮制等多道工艺进行创新，制作出来的药材，不仅色泽美观，而且药用成份高，按本地民众说法“既好看又好用”。陈老板的第二招是对顾客一视同仁，价格公道。天益寿药局凭借地道的药材和良好的信誉很快兴隆起来，名声鹊起。天益寿药局第二代掌门人陈庭俊，在继承药材制作方法基础上，又研制出“十全”、“八珍”、“杞菊地黄丸”、“宝婴散”、“麻疯丸”和“补脾米圆”等一系列中成药，扩大经营项目。随着药局实力增强，陈俊庭还参与合股开设“天元”号钱庄，巧妙运用流动资金屯积药材，财源滚滚而来，陈俊庭乘势与友人合资开办了“光明电影院”（今大众电影院）、“采风”西饼店、“同德”布店和购置田园地产，使天益寿药局进入全盛时期。这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散布流言对其恶意中伤，1932年，陈氏家宅被一伙地痞抢劫，“天元”钱庄又告倒闭，天益寿药局一时陷入困境，陈庭俊愤急交加，一病亡故。天益寿药局传交其弟庭彦手中，经营业务由其子葆中掌管，陈葆中继续保持药材质量和原有的经营范围，又兼营自行配制的药用酒类，如“参茸固本酒”、“荔枝补酒”都是市场的抢手货。为确保药局的信誉，另设“晓星”酒庄，专营药用酒，使天益寿药局的销售量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天益寿药局应政府号召，一次认捐4500万元（旧人民币），约占其全部流动资金的三分一，位居全市工商界第二位，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表扬。1956年，天益寿药局并入公私合营制药厂，店面归入公私合营药材总店。陈庭彦任公私合营药材经营部董事会董事，陈源为经营部副主任。1959年，复设“天益寿”门市部。“文革”期间一度改称“灭资”门市部。1972年，恢复“天益寿”店号。今天的“天益寿”药店，仍然是本地群众信赖的药店。
  金葫芦牙科医院 创立人庄有元（1879—1962），幼年随父母从惠安辗转来漳谋生，少年当过船工信使，后到厦门牙科诊所当徒学艺，学成回漳，在府前街租店面开设牙科诊所，后与施懿慈女士结婚。施女士是位心灵手巧的勤快人，很快学会了镶牙技艺。1928年，庄先生特意请名家书写“庄有元先生牙科施懿慈女士镶牙”对句嵌刻于诊所门面，诊所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夫妻店。镶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临出嫁的女孩子的门牙多要镶金或嵌银，使之在婚礼上凸现美观、显露富庶。因此，镶牙便成了客源充足而且利润可观的业务。“金葫芦”牙科诊所注重选料质纯量足，做工精细考究，镶出的金牙经久耐用，加上有女性技师，大受女顾客的欢迎，凭借自身优势，“金葫芦”成了名牌牙科诊所。当年许多有志学艺的年轻人纷纷投到门下学艺，其中有些学成后还成了漳州城有名的牙科大夫。二十年代末，“金葫芦”已拥有两家店铺，牙科师傅五、六名；还创办了拥有150辆车的人力车行；另在草花街租房开设“联友电影院”；参与漳州“电灯公司”、“漳嵩汽车公司”股东，后这些实业均于战乱中倒闭，业产散失殆尽。抗日战争期间，交通阻塞，经济萧条，人们为果腹疲于奔命，顾不上补牙镶牙，面对直线下降的业务，庄有元先生忍痛改行，店面经营百货用品，由次子庄受安掌柜，店后接待零星补牙顾客。
  解放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金葫芦”第二代传人庄受安重振旗鼓，器械装配一新，“金葫芦”诊所重新恢复牙科业务。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对私改造运动，庄受安成为“第七联合诊所”牙医。1961年申请退职，先在台湾路租屋开设牙科店，后返租自家店面继续开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加入合作医疗所。1978年庄重返台湾路主理“金葫芦”牙科业务。2001年，年满八十的庄受安将“金葫芦”交给儿子和孙子经营。“金葫芦”牙科诊所的第四代传人毕业于医科学校，这一代人的接班，虽然尚未摆脱父传子袭、师授徒学的传统模式，但让新一代具有理论基础的牙科技师执掌祖业，更为百年老字号增添新的活力。在台湾路，象“金葫芦”这样四代传薪、一脉相承的老字号己屈指可数，值得庆幸。近几年，仍有侨胞按前辈的留言，从海外回漳专找“金葫芦”补牙的事例，可谓是百年老店依然不褪“金”的本色。
  台湾路的今天
  台湾路处于古城的心脏地带，蕴含丰富的地方史迹和历代遗存，这些文化积淀象尘封的珍珠连串于台湾路上，沿街的老商号、古牌匾和说不完的兴衰往事都是一本本厚重的书，等待后人细细阅读。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绝大多数商铺关闭，店面多年失修、店匾损毁或散失，台湾路曾一度失去繁华商街的容颜。1986年，漳州列为文化历史名城，为发掘古城中心地段的历史文化遗存，漳州市政府对古迹采取保护措施，对重点地带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2002年，台湾路（延安南路至青年路）街景修缮工程进展顺利，路面全部改铺石砖，两旁的老商号、古牌匾经过修补、复制，重现民初原貌，初显古色古香气息，颇具特色有相当观赏吸引力。现店家已纷纷开张，可望再现百年商街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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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据《龙溪县志》记载：“宋初筑土为子城，……咸平二年（999年）始浚濠，环抱子城。”子城，古称牙城。其范围即沿濠沟内侧环绕一周的地盘，府衙处于子城正中央。按现在的地名标识：东至东桥亭、西至西桥亭、南抵南门溪、北至北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