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侨乡的形成
  漳州人民自古以来就“以海为生”。唐宋时期泛海经商是沿海人民的一种生活出路。
  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兴盛，有不少海商留居南洋经商，有的还与当地妇女结婚，如龙溪人余士前的父亲是一个海商，娶了一个“番妇”，后客死异国。漳州人的侨居地首推吕宋，因其地距漳最近，故贾舶多往，“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许多商人久居不返，渐至数万，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渤泥、日本等地也有华侨足迹。
  明未清初，海澄县（今龙海县）港尾卓岐村造木帆船业发达，该村村民陆续出洋贸易，并在国外安居。当时华安、长泰、平和、云霄、漳浦的移民，也多从卓岐村搭乘帆船出海到南洋各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稍开海禁，准许人民出洋经商。漳州人民从漳浦旧镇、东山湾、诏安宫口及厦门港出洋到东南亚各国谋生。
  明清两代，80％以上的土地被地主富豪占有，而赋役却转移给农民，造成农民失地破产，生活贫困。同时自然灾害频繁，自明永乐初年至清嘉庆年间的400余年中，漳州府属几乎每四、五年就有一次灾害。风灾、洪灾、旱灾、蝗灾、瘟疫或地震等交替发生，农作物连年歉收。从明天启元年开始，漳州出现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严重粮荒。“米贵民饥”，迫使许多人结伙到海外谋生。
  漳州农村单姓村很多，许多乡村都是聚族而居。乡里中率先到南洋各地定居并积有资财的华侨往往会提携族中“亲同”出国；族中人为谋生计而出国，也往往是投靠亲友去的。这样一来，家族中相携移民的人就更多了。
  清代，海澄县卓岐村有王平章的祖父到泰国谋生，后转居吉兰丹道北经营航运业；至王平章继承时，控制了北道财经实力，被称为“道北王”，与当地政权“拿多”平起平坐。清末，轮船的发明使卓岐村木帆船航运业随之由盛而衰，直至停航，大多数人到新加坡求发展。在王平章的牵引下，卓岐村出洋谋生者成批聚集在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或当码头工，或当造船工人。至民国初，该村每年往返侨客达100多人。
  清咸丰年间，诏安县梅岭田厝村田考到沙捞越古晋谋生，发迹后提携梓里亲友“过番”，分别在古晋、拉老、尼亚、劳叻等地当店员、做工、经商。今古晋的诏安路就是因诏安籍华侨聚居而得名。
  清同治年间，长泰坂里乡新春村汤河清到印尼望加锡经商致富后，在望加锡建汤氏“崇本堂”。同族亲友纷纷过洋到望加锡谋生，形成汤氏族亲的聚居地，同一时期，漳浦县佛潭下坑村杨文侨居印尼万隆，经商致富，携资回国，疏财仗义，乐善好施。此后，佛潭杨氏族人大部分步杨文后尘，到万隆谋生，万隆成了杨氏聚居地。
  鸦片战争以前，漳州虽有许多华侨在南洋各国经商、贸易、定居，但是明、清两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敌视海外华侨。明朝统治者视海外华商为“弃家游海，压冬不同，父兄亲戚，共所不齿”的“贱民”，认为“弃之无所可惜”。清朝统治者则斥华侨为“不安本分”、“甘心异域”、“自外王化”的“莠民”，对侨居海外的华侨严加防范，“不许令其复回内地”。有些华侨在海外劳累终生，小积资财，因思乡心切而回祖国，却遭到迫害。两朝政府敌视华侨，割断他们和祖国及家乡的联系，使华侨成为“海外弃儿”。
  在“海禁”暴政时期，有家归不得的华侨，被迫在海外成家立业，或与侨居国的妇女通婚，或与华裔妇女通婚，在海外形成华侨社会。当时侨乡和非侨乡，没有多少差别。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引起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他们被迫大批迁徒海外。而这时，东南亚、美洲的开发正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大批华人以“契约工”、“赊单工”等卖身出国，形成漳州华侨出国的高潮。清朝政府既无法制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掠夺华工，也难以挡华侨与国内亲属的联系。华侨起初通过“水客”把辛劳所得款项寄回家乡，并同亲属建立书信联系。后来，清朝政府由于大量的战争赔款，外贸赤字，财政极端困难，为了吸引华侨回国投资，遂于光绪十九年（1893）颁布法令：“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此法令宣告“海禁”政策和敌视华侨政策的破产。从此，华侨在国内外的权利和地位得到法律的正式承认，侨眷的权利和地位也得到法律的正式承认，漳州侨乡社会开始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抗日战争前，漳属华侨汇款大幅度增加。不少华侨投资於家乡的建设。如华侨投资漳州公路运输业，打破了侨乡的闭塞状况，出现了漳州、石码等一批新城区和一批小圩场。
  1917年夏，陈炯明奉孙中山的命令，率领粤军人闽，在闽西南地区建立护法区。第二年曾派原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张国宝到南洋各埠募集侨资31万银元，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漳州市区兴建新桥码头、南河场岸、东市菜场、修建新、旧桥及市区交通要道，形成了1949年前的旧市区格局。
  龙海县浮宫镇华侨于辛亥革命后投资在家乡兴建街道和市场，为当时的浮宫圩发展为集镇打下基础。龙海县角美镇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1930年由华侨投资的漳嵩公路通车后，角美随之改造和扩建了旧街道，使原来的圩场迅速形成较大的集市，拥有各种商店数十家，且水陆运输四通八达，市镇相当繁荣。
  南靖县书洋乡曲江市场是1920年由华侨张开投资兴建的，形成了永定、平和、南靖三县交界热闹圩集。
  漳州市的一部分侨乡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安置归国华侨而形成的，如云霄常山华侨农场、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南靖丰田华侨农场、诏安梅州华侨农场就是一批新型的侨乡。
  二、侨乡的分布
  1988年未漳州市总人口392.08万人，归侨、侨眷427548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0.9％。州市侨乡的分布以沿海县居多，仅龙海县和诏安县归侨、侨眷人数就占全市归侨、侨眷总数的50％以上。
  漳州的侨乡大体上可以分为二类：
  第一类是重点侨乡，如芗城区、龙海县、诏安县。这几个县（区）华侨、华人数量多，一般都在10万人以上，或是相当於该县（区）总人口的20％以上，侨汇较多，与海外的关系比较密切。据有关部门统计，70年代仅龙海县一年的侨汇收入就占龙溪地区（今漳州市）侨汇收入的一
  半。
  第二类是一般侨乡，如南靖县、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华安县、平和县、长泰县。这些县的华侨、华人总数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或是华侨、华人数量相当于该县总人口的20％以下，5％以上。但是这些县的少数乡镇，如南靖县的书洋乡、梅林乡，漳浦县的佛潭镇，云霄县的常山华侨农场，东山县的康美镇，华安县的仙都乡，长泰县的坂里乡等，因海外乡亲多，归侨、侨眷多、侨汇也多，应列为重点侨乡。
  三、侨乡的特点
  早期，漳州华侨飘洋过海去海外谋生，把眷属留在家乡。华侨与侨眷分居两地。一条以血缘和地缘结合起来的纽带，把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同祖国家乡紧密地维系一起，形成了侨乡的种种特点。华侨愈多的地方，侨乡的特点愈明显。
  侨居国外的人数多，归侨、侨眷多，是漳州侨乡的一个基本特点。漳州华侨大多数是单身一人往海外谋生的，或成婚后出国，在家乡留有父母、妻儿，或少年出国，成年回国结婚，后又重返侨居地，留下妻子服侍父母。漳州不少侨乡，侨居国外的华侨，华人人口比国内人口还多。龙海县港尾卓岐村在明末就有许多人出洋到东南亚。1988年全村人口2604人，而在海外的乡亲就有3174人，比国内人1多21％左右。该村归侨、侨眷445户，1932人，占该村总户数和总人口数的
  94.99％和74.19％。龙海县角美镇东山村总人口3890人，而侨居国外的乡亲有6198人，比东山村人数还多2308人。角美鸿渐村侨居国外有1600多人，以侨居菲律宾占多数，故有“小吕宋”村之称。诏安县梅岭田厝村总人口2827人，而侨居马来西亚沙捞越就有5469人，相当于田厝村人口的二倍。
  侨汇、侨资多，商品经济比较活跃，但本地人多地少，资源较缺乏，这是漳州侨乡社会的重要特点。侨汇是侨眷主要生活来源。由于青壮年多出国到海外谋生，留在国内的侨眷多数为老弱妇幼，缺乏劳动力，侨眷生活来源大部分依靠国外华侨汇款来维持，一旦侨汇中断，其生活处境就十分艰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被日军占领，侨汇中断，漳州大多数侨眷生活较为困难，起初变卖衣服家具，继而卖房屋，有的因生活难以支撑，被迫卖儿卖女、改嫁，也有的自杀身亡。
  由于侨乡侨汇多，购买力强，消费水平高，大大刺激了侨乡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侨乡劳动力少，侨眷大多不劳动或少劳动，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支付侨汇所需的工农业产品只能求之于外，侨乡商业带有“外购内销”的特点，使侨乡社会形成以商业为主的“消费性社会”。龙海县石码镇等侨乡集镇都是典型的消费城镇。旅居国外的华侨，过去存在“落叶归根”的浓厚观念，并无在海外久居之意。因此大多数华侨把在国外辛苦积攒的钱汇回家乡，除维持生活费外，还用来购买或建筑房屋。侨汇多的侨乡，“番仔楼”（指华侨建的房屋）到处林立。民国期间，南靖县塔下村华侨张秋光、张万崇、张鹏昌、张明昌等联合在曲江建筑庆南楼、庆裕楼、万崇楼等，这些房屋主要供亲属生活起居之用，也有供公益事业用。平和县壶嗣村华侨吴乃武於民国时间汇款在家乡买地兴建砖瓦结构的楼房，人称“壶嗣七间有钱人”的楼房。在龙海、诏安县的一些侨乡、还有不少南洋建筑风格的“番仔楼”。
  本世纪初至30年代，不少漳属华侨出於爱国爱乡的热忱，投资於家乡建设。侨乡社会经济得到大批侨汇、侨资而生机盎然。如漳属各地公路网的兴建，打破了侨乡的闭塞状态，促进了侨乡工商业的发展。侨乡出现了一批新的集镇，形成经济、文化中心。但这一时期，漳州侨乡经济发展带有一定局期性。侨汇、侨资虽不断增加，但其总数量仍不能满足百业待兴的要求，加上侨资拥有者大多是中小侨商和一般劳动人民，资金小而分散，小商品生产经营的观念较浓厚，投资偏重于房地产、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侨资没有投入工、农业，其原因是侨乡原来人多地少，资源较缺乏，原料不足，工业基础薄弱，而农业投资额多，生产周期长，收益甚微。因此促使侨乡“消费性社会”更畸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治安良好。侨乡人民安居乐业。土地改革后，归桥、侨眷和农民一样分得土地，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参加劳动生产。许多侨眷改变过去依赖侨汇为生、不参加或少参加劳动的状况，侨乡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工业生产开始发展，逐步由消费性向农业生产型转变，依靠侨汇为生的状况逐渐改变。如华安县仙都乡一千多户侨眷利用侨汇开山种果，办农副产品加工厂、开店经商等，告别“靠侨吃侨乐逍遥”的时代。
  漳州侨乡的另一个特点是同海外联系密切。华侨远离家乡，思念故土，渴望了解祖国和家乡发展变化。侨乡的归侨、侨眷对海外亲人也怀有深厚的感情，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早期华侨与家乡亲人联系靠“水客”和侨批局。随着邮电、银行、交通的发展，侨乡与海外亲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华侨出入国人数增多，侨汇和信件来往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各国华侨政策的改变，华侨携眷前往者日多，不少人在侨居地婚娶繁衍，以侨居地为第二故乡。本世纪60年代以后，华侨大多数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华侨第二、三代后裔大多数在当地结婚成家。侨户父子、夫妻分居两地的现象已逐渐减少，在国内的直系亲属也越来越少。华侨、华人由对家乡的“落叶归根”观念变为在侨居地落地生根，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但他们在祖籍地仍有亲戚，继续保持密切关系。
  漳州市实行改革开放后，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侨乡海外乡亲多、对外联系广、信息灵通等优势，大力引进侨资、先进技术和设备，兴办侨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企业，促进了侨乡的经济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是漳州侨乡社会的又一特点。龙海、诏安等侨乡，在华侨、归侨、侨眷的大力赞助下，很早就成为文化教育鼎盛之乡。海外华侨亲身体会到缺乏文化教育对后来谋生和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影响的切肤之痛，为造福桑梓后代，他们捐资发展侨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据统计，龙海县自1896年—1949年，华侨捐资创办学校有22所。侨办学校培养家乡子弟，改善了侨乡人民的文化素质。诏安县华侨有捐资办学的优良传统，侨乡受教育人数多，文化事业发达，成为海内外有名的“书画之乡”。南靖县塔下、大坝、南欧、曲江四村的张氏“德远堂”海外裔孙捐资在家乡办中、小学，并资助学校的设备费和经常费开支，为普及侨乡教育，培育人才作出显著成绩。据1984年“德远堂”修谱委员会统计，海内外张氏裔孙有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130多人。
  四、重点侨乡
  角美镇位于龙海县东北部，与厦门市郊区相毗邻，是闽南著名的侨乡。该镇总面积144.8平方公里，辖角美、石美、束美三个集镇的4个居委会、32个行政村（128个自然村）和2个农场，总户数2.08万户，总人口9.63万人，现有归侨、侨眷4675户、24517人，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7196户、35460人。华侨、华人分布于1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侨居印尼和菲律宾各在1.3万人以上。乡民大批出洋或侨居国外，始自明代中叶，月港成为对外贸易港口之时。角美镇的华侨在海外参与组织的民间社团很多，如“龙同海联乡会菲律宾总会”、碧湖同乡会、黄氏家族会、许氏家族会。他们在海外团结互助，爱国爱乡，时刻不忘祖国的家乡的繁荣富强，历来有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投资办实业、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传统。据统计，自清末至1949年，角美华侨捐资兴办锦宅小学、碧湖小学、流傅小学、锦湖小学、岗洲小学、埔尾小学、玉江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归侨郭俊年等人在东美创办华侨中学，华侨郭氏在玉江村创办华侨妇幼保健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角美镇的华侨、华人捐资500多万元，资助修建校舍27幢，修建村道路10条约10公里，兴建自来水塔3座，扩建华侨中学和复办华侨妇幼保健站，同时捐赠各种教学医疗卫生仪器设备。
  南靖县书洋乡地处山区，总面积175平方公里。全乡由94个自然村组成，有5125户，24661人。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2万多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全乡归侨、侨眷862户，52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1％。
  书洋乡旅居海外的乡亲素有兴办家乡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张荣汀、张顺畴、张庆重等华侨的带动下，海外乡亲积极捐资为家乡建学校、办医院、筑公路、开茶园，为发展山区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改变贫困面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外乡亲赤诚为桑梓的传统精神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共捐资1200万元，帮助家乡创办千亩茶园、百亩柑桔场、百亩杂果场，兴建公路桥梁，改变了“汽车不进山，隔溪千里远”的落后状况，兴建了发电量200多瓩的水电站，用于生活照明和服务生产，资助建学校和创设侨乡教育基金会等。1984年，张荣汀、张顺畸、张德朗、张庆重、张世贤等海外乡亲受到龙溪地区行政公署的嘉奖。
  东山县康美镇位于东山岛的东部，南北两面临海，全镇面积20.9平方公里，有3839户，16901人，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443户，3543人。康美镇旅居海外乡亲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共捐赠100多万元修公路、建学校、装电灯等。海外乡亲捐赠72万元兴建康美学校校舍，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新加坡侨胞林氏为纪念生前重视教育的父亲林春丹，捐赠10万元作为学校教育奖学基金。钱岗村海外乡亲孙氏、洪氏夫妇捐赠4.6万元，资助村里修柏油路两公里多。该乡利用海外亲人多的优势，引进侨资192.5万元，办起养鳗场、林果场等，解决了101个劳力出路，年收入650万元。康美村养鳗场自创办以来共创汇150万美元。侨资企业促进了乡镇经济的发展。
  梅岭镇位于诏安县东南部，三面临海。它东靠东山县，西倚诏安湾，南望太平洋。全镇总面积29.7平方公里，有15个行政村，总人口27562人。早在清乾隆时，梅岭镇就有乡亲往南洋谋生。全镇旅外华侨、华人有16079人，多数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美国、加拿大、越南、文莱等国家和地区。
  梅岭镇海外乡亲的投资已从资助家乡眷属发展小型企业和试验性小量投资，向独资型合资型发展。据统计，全镇侨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有132家，年产值5256万元。全镇15个行政村有10个村年收入超万元，5个村年收入超千万元。1990年全镇人均收入达900多元，比1978年增加22倍多。
  佛潭镇位于漳浦县的东北部，面积60平方公里，依山傍海，水陆交通方便。全镇有22个行政村，总人口4.8万人。佛潭镇历史上是个贫穷的渔区，早在清咸丰年间就有许多人到南洋谋生。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6000多人，主要分布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佛潭镇旅外华侨热心家乡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1936年，荷印华侨杨纯美捐资在佛潭创办纯美中学。50年代中期，华侨又集资在佛潭创办华侨医院。
  改革开放以来，佛潭镇海外乡亲每年有数百人回乡探亲。他们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纷纷捐资兴办公益事业和投资办厂。几年来，全镇旅外乡亲捐资200多万元，建学校和卫生院、铺桥造路、架设电灯、赠送农用汽车等。海外乡亲还投资帮助家乡眷属兴办企业，开发滩涂养殖水产，发展侨乡经济。
  仙都镇位于华安县东北部，与安溪县龙涓接壤，全镇总面积138平方公里，现有13个行政村，6492户，27207人。归侨、侨眷916户，6083人，其中归侨84户，136人，仙都镇旅外华侨932户，10399人，分布在印尼、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其中侨居印尼有904户，10148人，占总数的97.6％。半个多世纪以来，仙都旅外华侨热心於家乡的建设事业，捐款赠物兴办家乡公益事业和侨资企业，促进了家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1931年，侨胞捐建云山小学。1939年侨胞又捐资创大地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继续捐赠公益事业，创办了南海中学、华侨医院、仙都侨联服装厂、南苑中学；设立大地小学、上苑小学、南海中学、南苑中学4个奖学基金和仙都人才开发奖学基金，进口一批医疗器械和电教仪器，兴建小水电站、办茶场茶厂、造桥修路、修建名胜古迹等。全镇共接受海外乡亲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185.5万元。
  坂里乡位于长泰东北部，面积115平方公里，总人口14000多人。自清光绪年间，坂里就有村民离乡背井，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该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300多人，主要分布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美国，其中侨居印尼最多，有10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更加关心家乡的建设，有的投资办果园，有的兴办公益事业，如修公路，建自来水站，建影剧院，建幼儿园和中学礼堂，向学校捐赠教学设备，向医院捐赠医疗器械。海外乡亲还捐资支持坂里乡与建侨联大厦，并赠送旅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