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76年9月，我们开始进行收词工作。
  集古今汉语语词之大成的《汉语大词典》要从一万多种古今图书中收词制卡。收词所涉及的古代典籍包括：经、史、子、集（总集、别集）、文论、诗话、词话、古籍考释、十通、类书以及笔记、杂著、古代小说、通俗小说、戏曲、变文、散曲、时调、地理、游记、宗教书籍、科技书籍，以至出土帛书、竹简等；近现代书籍包括：名人文集及散文、小说、诗歌、戏剧、曲艺、民间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等。凡是汉民族所使用过的语文词汇都在收录范围之内。收词范围之广、容量之大，为任何汉语词典所未见。
  收词从看书开始，就是在精读原著的基础上将初步考虑可以成词、立为词目的词语加以收录，初步予以释义，抄录或摘录例句，然后写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版本、页码、行次等，制成资料卡片。其工作程序既费心又烦琐、乏味。
  收词阶段初期，反映“左”的思潮的“三新”原则指导着收词工作。它规定只收集现有辞书未收的所谓“新词目、新义项、新例句”，其余资料一概不收。这一原则使收词工作大受限制，一本书看下来，收不了多少词，制不成多少卡片。我们从有关文章、文件的学习以及试写释文的实践中认识到：要编一部大型语文词典，使几十万条词目做到释义准确、义项齐备、例证精当，没有大量的语言资料，是不可能的；而按“三新”原则收集的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大词典的需要。资料工作做得如何是决定整部词典质量的关键；收词阶段漏收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必将直接影响整部词典的质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由此我们意识到“三新”原则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自觉地、适时地进行了批判和抵制。我带动全组同志在看书过程中尽可能多收词、多制卡，广泛积累资料。
  1977年9月在青岛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广积资料”的要求。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广积资料”原则的精神实质：《汉语大词典》是一部新编的而不是修订的、是偏重提高的而不是普及的、是古今兼收和源流并重的而不是断代的、是大型的而不小型或中型的语文工具书，为它积累大量第一手语言资料，是它本身的性质、任务和规模所决定的，是绝对必要的。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全组的制卡数也大大增加。我综合组内同志的做法和意见，写出《我们是怎样广积资料的》一文。文中除了指出应注意全面收集词目、义项、例句资料外，更针对当时资料工作的薄弱环节，强调单音词、虚词资料，解释性、补充性资料，词语源流资料以及可供比较、参证的资料，能纠正现有辞书不当或错误的资料等的积累。该文发表在上海编纂处《编写工作简报》第一期，引起很大的反响，获得很高的评价；编纂处将它作为制订指导性文件《当前广积资料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的主要依据，对当时整个大词典资料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广积资料，不仅要增加资料卡的数量，还要提高资料卡的质量——主要是尽可能地积累例句资料。因为词典编纂中的几个环节即（1）确定词目、（2）提炼和确立义项、（3）解释词义和反映词义的发展演变、（4）选择释文用例等都需要足够的例句资料。而过去收词时所制卡片恰恰是例句资料卡特别少，这是资料工作的最大缺陷。于是我向全组提出“制卡要为用卡人着想”的要求，并作出示范，制作出例句多（一词多例、一义多例）、容量大的卡片，一张卡片甚至多达十余例。例句散见于一部书的前前后后，嗣后发现的好例句要补上，就得翻检已制成的卡片，重新把已录的例句看一遍，掂量它们的分量，考虑是否必要增补、是否必要另加按语等等。制作这样一张卡片，比制作一张普通卡片要多花好几倍时间。结果，全组同志都尽可能制作出多例句的高质量资料卡。省内外各兄弟编写组高度评价我组所制资料卡“有创造性、有特色，使用价值高。”
  在收词阶段后期，我特地安排时间，组织全组同志按照“广积资料”的要求，对初期收词制卡工作进行全面复查，补制大量资料卡特别是例句资料卡，其数量甚至超过原制卡数，切切实实地做了一项富有成效的补救工作。
  看书收词制卡工作至1978年底结束。两年4个月中，我组（含两县分组）从几十种古今图书中收词制卡12万张。收词范围包括古今词语、熟语、成语、典故以及古今著作中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常见百科词。
  龙海、诏安两县分组在完成收词制卡任务后相继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