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94年5月10日下午，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胜利完成庆功会。我和陈林茂同志代表原《汉语大词典》龙溪地区编写组出席此次盛会，受到江泽民、李鹏、丁关根、李岚清、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还聆听了江泽民主席的重要讲话。会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向《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出版人员颁发了《（汉语大词典》荣誉证书》。我和陈林茂、何万年、陈永安、陈正统、王作人、郑景荣、施正渊等8人荣获荣誉证书。
  《汉语大词典》是国家级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自1975年起历时18年编纂出版完成。我作为原龙溪编写组组长，就编纂《汉语大词典》的缘起，我们参与编纂、艰苦努力的工作历程以及大词典的胜利出版作一概要回顾。
  编纂缘起·光荣使命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以其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语言发展史，都无法与中国相比拟。汉语几经演变，日臻完善，不断丰富。中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辞书编纂史，但从《尔雅》、《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历朝历代总在编纂“字”书，从未编纂过一部以“词”为中心的大型语词词典。中国已重返联合国讲坛，汉语成为联合国组织官方法定的五大正式通用语言之一；但在联合国总部大厦里，中文部使用的权威词典，竟是日本学者编纂的《大汉和辞典》。中国在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世界的挑战：70年代初期，欧洲只有几万人口的摩纳哥公国使节来华访问时，奉赠中国一部由他们本国编纂的多卷本大型词典，而我们回赠他们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周恩来总理对此深为遗憾：“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这一幕令中国人感到刺心锥目。而来自世界的挑战又岂止一个摩纳哥？英国拥有著名的20卷本《牛津英语词典》，俄国有17卷巨著《现代俄罗斯标准词典》，德国有32卷本《德语词典》。而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拥有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难道就出不了一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反映汉民族语言历史全貌、体现国家荣誉和民族独立象征的语言大典？
  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向周恩来总理送上一份中外语文词典编纂规划的报告，其中包括最大型的《汉语大词典》。周总理抱病作了审批，并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执行。经国家出版局商定，《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34个编写组协作编纂，上海负责出版。接着，成立编写领导小组（后改称工作委员会），72位汉语言学专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聘请以吕叔湘为首的14位全国知名学者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其后，在上海设立三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负责对五省一市各编写组的业务指导。
  1976年8月，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省出版局在厦门大学召开《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会议，龙溪地委宣传部长张全金亲自参加会议，领回了龙溪地区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光荣使命。龙溪地委、行署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立即从地、市教育部门抽调我和何万年、陈林茂、陈正统、陈永安、郑景荣、李晓山、许豪、曾国宪、陈峰等10人组成《汉语大词典》龙溪地区编写组（后陆续增加施正渊、王作人、阮秀珠3人，减少李晓山、许豪、曾国宪、陈峰4人，固定为9人），另在龙海、诏安两县成立分组（各有在职、退休教师5人，吴鸿猷、许柳德分别任组长）；成立地区词典编写工作领导小组（地委宣传部长张全金、萧保华，地区教育局长陈玉璋先后任组长），专门拨款供编写组购置图书资料和办公设备，商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今漳州教育学院）为办公地点。
  根据上海编纂处的统一部署，我组整个编纂过程分为收词与释义两个阶段。
  看书·收词·制卡
  1976年9月，我们开始进行收词工作。
  集古今汉语语词之大成的《汉语大词典》要从一万多种古今图书中收词制卡。收词所涉及的古代典籍包括：经、史、子、集（总集、别集）、文论、诗话、词话、古籍考释、十通、类书以及笔记、杂著、古代小说、通俗小说、戏曲、变文、散曲、时调、地理、游记、宗教书籍、科技书籍，以至出土帛书、竹简等；近现代书籍包括：名人文集及散文、小说、诗歌、戏剧、曲艺、民间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等。凡是汉民族所使用过的语文词汇都在收录范围之内。收词范围之广、容量之大，为任何汉语词典所未见。
  收词从看书开始，就是在精读原著的基础上将初步考虑可以成词、立为词目的词语加以收录，初步予以释义，抄录或摘录例句，然后写明作者、书名、出版单位、版本、页码、行次等，制成资料卡片。其工作程序既费心又烦琐、乏味。
  收词阶段初期，反映“左”的思潮的“三新”原则指导着收词工作。它规定只收集现有辞书未收的所谓“新词目、新义项、新例句”，其余资料一概不收。这一原则使收词工作大受限制，一本书看下来，收不了多少词，制不成多少卡片。我们从有关文章、文件的学习以及试写释文的实践中认识到：要编一部大型语文词典，使几十万条词目做到释义准确、义项齐备、例证精当，没有大量的语言资料，是不可能的；而按“三新”原则收集的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这部大词典的需要。资料工作做得如何是决定整部词典质量的关键；收词阶段漏收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必将直接影响整部词典的质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由此我们意识到“三新”原则的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自觉地、适时地进行了批判和抵制。我带动全组同志在看书过程中尽可能多收词、多制卡，广泛积累资料。
  1977年9月在青岛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广积资料”的要求。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广积资料”原则的精神实质：《汉语大词典》是一部新编的而不是修订的、是偏重提高的而不是普及的、是古今兼收和源流并重的而不是断代的、是大型的而不小型或中型的语文工具书，为它积累大量第一手语言资料，是它本身的性质、任务和规模所决定的，是绝对必要的。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全组的制卡数也大大增加。我综合组内同志的做法和意见，写出《我们是怎样广积资料的》一文。文中除了指出应注意全面收集词目、义项、例句资料外，更针对当时资料工作的薄弱环节，强调单音词、虚词资料，解释性、补充性资料，词语源流资料以及可供比较、参证的资料，能纠正现有辞书不当或错误的资料等的积累。该文发表在上海编纂处《编写工作简报》第一期，引起很大的反响，获得很高的评价；编纂处将它作为制订指导性文件《当前广积资料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的主要依据，对当时整个大词典资料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广积资料，不仅要增加资料卡的数量，还要提高资料卡的质量——主要是尽可能地积累例句资料。因为词典编纂中的几个环节即（1）确定词目、（2）提炼和确立义项、（3）解释词义和反映词义的发展演变、（4）选择释文用例等都需要足够的例句资料。而过去收词时所制卡片恰恰是例句资料卡特别少，这是资料工作的最大缺陷。于是我向全组提出“制卡要为用卡人着想”的要求，并作出示范，制作出例句多（一词多例、一义多例）、容量大的卡片，一张卡片甚至多达十余例。例句散见于一部书的前前后后，嗣后发现的好例句要补上，就得翻检已制成的卡片，重新把已录的例句看一遍，掂量它们的分量，考虑是否必要增补、是否必要另加按语等等。制作这样一张卡片，比制作一张普通卡片要多花好几倍时间。结果，全组同志都尽可能制作出多例句的高质量资料卡。省内外各兄弟编写组高度评价我组所制资料卡“有创造性、有特色，使用价值高。”
  在收词阶段后期，我特地安排时间，组织全组同志按照“广积资料”的要求，对初期收词制卡工作进行全面复查，补制大量资料卡特别是例句资料卡，其数量甚至超过原制卡数，切切实实地做了一项富有成效的补救工作。
  看书收词制卡工作至1978年底结束。两年4个月中，我组（含两县分组）从几十种古今图书中收词制卡12万张。收词范围包括古今词语、熟语、成语、典故以及古今著作中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常见百科词。
  龙海、诏安两县分组在完成收词制卡任务后相继撤销。
  定目·释义·选例
  1979年1月起，我组编纂工作进入释义阶段。
  早在收词阶段，我组根据上海编纂处和省词典办的部署，曾试写“、”两个部首（后合为“”一个部首）63条词目的释文。当时辞书界有人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的口号，试写工作受其影和干扰，走偏了方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出现了转机，有了新的起点。正式转入释义阶段后，我们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和释义工作的实践，对这一“左”的口号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从而端正了编纂指导思想，释义工作走上了正轨。
  释义工作以资料卡片为依据。卡片由上海编纂处统一调度，或南卡北调，或北卡南调，省内外各编写组所制的与我组编纂内容有关的资料卡片都集中到我组。根据这一张张资料卡片，开始确定词目。
  《汉语大词典》的“大”首先在于它的词目多，凡能立为词目的词语都应收录立目。有的词语只有儿张卡片，能否立目，须经反复斟酌、揣摩，始能判定；有的词语虽有几十张甚至一两百张卡片，但可凭以立目的只不过几张或一二十张，都要一丝不苟地一一审阅，经过仔细琢磨、推敲、筛选而后确定使用，往往为了一个词目卡片的选定费了几天工夫。
  词目确定之后就要提炼、确立义项和解释词义。旧辞书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义项不全，《汉语大词典》就是要弥补旧辞书的这个不足。一个词目的义项如何确定？例句少的义项能否成立？几个义项如何排列以反映词义的发展演变？释文如何写才能既准确又简炼？释文文字要采用语体文，某些地方可用浅近文言文，如何判定？等等，都让编写人员费尽心思，有如况钟断案难下千斤之笔。
  解释词义之后就要选择释文用例。日辞书的普遍缺点就是书例少，甚至没有书例。《汉语大词典》则必须有充足的书例。《编写体例》规定：“一个义项一般以引三个例句为宜，必要时可多引一两个。”根据“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辑方针，书例要力求上溯，以年代最久远的为首例，以反映一词之源；接着要考虑选用中古、近古的书例，再接下来就要考虑选用近代、现代的书例，以反映其流之长远。此外，还要连带考虑书例的思想内容和不同文体的配搭。例句一经选用，就必须核对原著，改正可能存在的差错，并一一写明原著书名、作者、版本、页码等。为了提高准确率，大家不辞劳苦，除到本地藏书较多的图书馆核对外，还到外地大图书馆核对；有的还转请上海编纂处、省词典办或省内外原制卡单位代为核对。
  1980年6月，省词典办在厦门召开的编写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编写组积极创造条件，独立进行审稿工作。要独立审稿，首先必须努力提高初稿的质量。为此，我要求全组同志切实做到“把初稿当作定稿写”，要克服“矛盾上缴”思想，能够在编写组解决的问题，力求在编写组解决，不留尾巴。具体要求：（1）学习、熟悉《编写体例》等文件：除参加编写组统一安排的系统、全面的学习外，平时要结合编纂工作实践进行重点的学习，编纂工作告一段落后要进行复习性或有针对性的学习。（2）认真核对、充分使用资料卡：资料卡均须核对原著，要弄懂每一张资料卡，加以分析、归纳，使它们都有着落或归宿。原著有多种版本的，尽可能多查几种，供作对照、参考；卡面例句过短或不完整而有碍理解词义者，应予适当延长或补充完整。各人的资料卡尽可能自己核对，不委托他人代办，以便更好地进行斟酌、揣摩；不得已托人代办的，应提出核对的具体要求，并将原卡复制留底以防遗失。（3）稿面与卡面的文字保持一致：无论旧辞书的或新收的例句，凡经过核对者，均应根据原著例句的文字改正差错，或另行制卡；稿面要按原著抄正例句，使稿面引用的例句与卡面的例句在文字上完全一致，从而使稿面的例句有所依据。（4）释文稿从内容到形式都严格按《编写体例》的规定办事：在编纂过程中要不厌其烦地勤翻勤查，切实遵守，务求准确无误；绝不能凭印象、凭记忆，致出差错。（5）初稿写成后整理好资料卡：采用的和不采用的资料卡，要分别集中叠好。采用的按义项和例证的顺序整理好；不用的按内容性质或义项整理好。全组同志都按照规定的要求做了，初稿的质量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
  初稿质量的提高为独立审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人手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采取互审方式，让全组编写人员都投入审稿工作。初审后又轮换进行复审，具体安排使每个人都能既搞初稿又搞复审。为保证审稿工作的质量，我向全组提出3点要求：（1）严格按照《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工作条例》3个文件的规定，对释文稿的内容和形式全面地进行审查，不可偏废。（2）所审释文稿如须修改或改写，审稿人可以而且必须动手修改或改写；不可仅仅指出问题或批注意见了事。（3）全面负责，层层把关，不留尾巴。全组同志都认真对待，按规定的要求做了。每份释文稿至少经过两人审改，少数释文稿则经过一至两次的改写，从而大大提高了释文稿的质量。1981年上半年完成“犬”部约一千条词目的组内审稿工作，成为全省第一个实行自编自审的编写组。
  1981年7月，省词典办在漳州召开现场会，观摩、推广我组的编审工作经验。10月，省词典办在武夷山举行全省第三次词典编写工作会议（邀请兄弟省市编写组代表列席参加）。会上，我代表龙溪地区编写组作了题为《提高初稿质量，做好审稿工作》的发言，介绍编审工作经验，获得一致好评。该发言稿被刊载于上海编纂处《编写工作简报》第101期。
  经过7年的辛勤劳动，我组于1985年底完成释义工作。7年中，共编写“犬”部全部词目（单字与复词）及“一、丨、丿、、、乙、口、日、瓜、斤”等部首部分词目（单字与复词），共约一万条，约150万字。
  词典编纂工作既繁重又烦琐，其艰巨性正如一位曾经为辞书事业殚精竭虑的西方学者所形容的：“十恶不赦的罪犯不应该判处决，也不应该判强制劳动，而应该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我们龙溪编写组全体同志经受了9年多“一切折磨人的痛苦”，默默地作贡献。我们无愧于漳州人民。
  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我组编写人员偏少，而编纂任务繁重。我意识到担子的沉重、困难的巨大。我全身心投入，努力做好工作，领导好编写组，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我行政、业务工作双肩挑，始终坚持“不脱产”，与组员同等承担编纂任务。经常是白天上班处理行政事务（包括外出开会及帮助解决两县分组的具体问题和某些组员的个人生活问题等），晚上回家加班干业务工作。平时刻苦钻研业务，注意总结编纂工作经验（所写多篇总结性文章均被两级内部简报刊用），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尽快使自己由外行转为内行。事事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带领全组同志创造性地进行编纂工作，出色地完成编纂任务，使我们编写组进入全省（共8个编写组）的先进行列。上海编纂处《编写工作简报》第38期、省词典办《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19期均以专文介绍我的工作情况。
  经过9年多编纂工作的实践和锻炼，我组编写人员都由当初的编纂语文词典的门外汉变为内行的语文词典编纂者。在正式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的扉页里，我组8名编写人员中陈林茂被署名为“编辑委员”和“主要编纂人员”，我和何万年、陈永安、陈正统、王作人等5人被署名为“主要编纂人员”，郑景荣被署名为“编纂人员”；资料员施正渊被署名为“工作人员”。《汉语大词典》首席学术顾问、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我们这一代的编辑们是及格的。”这是对我们编纂人员的极高评价和最大鼓励。
  巨著出版·高度评价
  华东五省一市千余专家学者协作编纂而成的《汉语大词典》自1986年11月起陆续出版，至1994年4月全书13卷（包括《附录·索引》一卷）全部出齐。全书共收词37.5万余条，约5000万字，插图2253幅。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出版题了词。江泽民题词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李鹏题词是：“继往开来，源远流长。”
  《汉语大词典》的出版，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获得高度评价。人们纷纷称誉《汉语大词典》是“中国辞书史上的典范，堪称中国之最。”美国一些中文报刊称之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一部中文词典，于中华民族功德无量。”杨振宁博士在海外看到《汉语大词典》第一卷时，惊叹道：“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日本一位学者赞誉道：“论《汉语大词典》的义项齐全，书证丰富，引例之多，是任何汉语词典所不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汉语大词典》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之一。国家把对图书的最高奖赏——首届中国图书荣誉奖郑重授予《汉语大词典》。
  深切怀念
  《汉语大词典》的《后记》中写道：“在全书出齐的时候，我们要向在编纂过程中不幸逝世而未能亲眼看到《汉语大词典》竟其全功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敬意。他们为《汉语大词典》作出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光辉的史册上。”我们龙溪编写组（含两县分组）成立初期，李晓山、许豪、陈峰、曾国宪、吴秋山、沈雪夜、郑启寅、沈光、沈作人、陈燕琼、石维宗、陈明等同志都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编纂（收词）工作；他们当中有的是在职教师，有的是退休老教师。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先后不幸逝世而未能到看到《汉语大词典》全书的正式出版。尽管他们在编纂工作中的贡献有大小，但其功绩值得生者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