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翁泽生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我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漳州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始人。1903年10月14日他出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三町目。早在少年时代，翁泽生就在台湾参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中共闽南部委成立时被选为季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积极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担任候补中央委员，留沪负责“台共”与中共的联络工作。1931年翁泽生赴两广任中央巡视员。1932年5月，他由广东调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4日，他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被押在台北日本监狱。1939年3月19日，翁泽生在台北光荣牺牲。
  1983年漳州市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接受了撰写翁传的任务后，许伟平做了许多收集资料的工作，为写翁传作了一些准备。从1984年起，我和会长杨锦和、副会长肖彪先后到北京、天津、广西、上海、广州等地查阅、收集有关翁传的材料，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台盟全国总部、广东省档案馆、上海市公安局等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期间，我们还访问了王万得、苏新等台共老前辈，收集到许多第一手的材料。1985年春写成翁传初稿。接着，我们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充实，后被选入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是翁泽生烈士的老战友，他应我们的请求，题写了“翁泽生传”。
  1985年夏，我应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之约，着手编写翁泽生传。我先后到北京、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查阅有关翁传的村料。在调研中，我还得到烈士的亲属林江（原名翁黎光）、翁曼莉等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写翁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年8月，我写成近四万字的翁传被刊载在第39期《福建工运史研究》。
  1985年8月，我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党史学术讨论会，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同志接见了我，并勉励我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出更有份量的传记。林丽韫会长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撰写《翁泽生传》对于发扬台湾同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祝你早日完成这项重要工作。”这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不久，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向我约稿，我将翁泽生传改写成15000多字的文章，被收入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不屈的共产党人》丛书第5卷中。
  一
  翁泽生，又名翁振华、王定川、孙祥麟等，1903年10月14日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他的父亲翁瑟士早年从福建同安移居台湾，在台北经营龙山茶行。翁瑟士热心参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常和台湾爱国志士一道谈论时政和台湾各地的反日斗争，这一切深深地印在翁泽生幼小的心灵里。当时，他在台北大稻埕上小学，那里是外贸商港，目睹殖民者对台湾经济敲骨吸髓的掠夺，翁泽生便萌发了反日爱国思想。
  1920年，翁泽生高中毕业，进入台北市实业学校念书。1921年冬，他到厦门集美中学念书。集美中学是华侨领袖、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素有福建的“民主堡垒和革命摇蓝”之称。学习期间，翁泽生专心致志，各门课程都学得很好。1922年下半年，翁的同组同学颜玉润在《集美周刊》上发表题为《倒不如做和尚》的文章，流露其消极的人生观，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在进步教师的启发下，翁泽生参加了《集美周刊》组织的“人生目的”的讨论，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意识到自己负有改变社会现状的责任。从此，他积极参加各项反帝爱国运动。翌年4月，翁泽生满怀爱国的热情，和集美师生一起乘船赴厦门示威游行，他参加演讲团，到各地宣传抵制日货。同一时期，他还联络厦门大学、中华中学以及集羡中学的台籍学生在厦门柳真甫长寿学校成立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他们以编演新剧和举办演讲会等形式，揭露日本殖民当局压迫台湾人民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会员很快发展到近400人。
  那时，集美中学有一批从江浙招聘来的教师，思想很活跃，在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向有热血的青年灌输新知识、新思想、新道德，翁泽生受到深刻的影响。他向学校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学说概要》、《社会主义与进化》、《社会主义论集》和《新青年》等，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要害是“害怕阶级斗争、不革命”、企图以“暗杀”和“教育”的手段，实现所谓“没有政府、没有压迫的社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一种空想。翁泽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翁泽生在集美学校从事进步活动的同时，利用寒暑假回台湾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暑假，翁泽生从集美回台湾，在文化协会的讲演会上介绍祖国大陆的革命潮流以及自己的学习情况。他联系实际，列举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种种贪暴行为。同年寒假，翁泽生通过各种途径，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寄至台湾，组织台北爱国青年学习与讨论，提高了大家对殖民者的认识和开展反日斗争的觉悟。
  1923年暑假，翁泽生在台北和蒋渭水等组织台北青年会，由于从事政治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查禁、解散。他毫不气馁，和蒋渭水磋商，改变了斗争方式，以台北青年体育会的名义，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刊。有一次，翁泽生在台北太平公学参加校友会活动，日本殖民者规定演讲者不许讲汉语。翁怒形于色，上台后用台湾话发表演讲，他舌剑唇枪，使学校当局十分惊慌，校长气急败坏地要翁下来，但在与会者的热烈支持下，翁泽生继续演讲。这件事在台北轰动一时，称之为“太平公学事件”。
  1924年7月，翁泽生于集美中学毕业，为追求革命真理，他毅然放弃到“南方之强”的厦门大学，而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开办的“红色大学”——上海大学。翁泽生在上大社会学系就读，按照瞿秋白等教师指导，认真地阅读和学习了《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中国劳工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瞿秋白讲课，善于把理论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并引证许多古今中外的故事，很有说服力，他特别喜欢瞿老师的课。翁泽生学习很认真，对社会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总是积极参加，努力从理论上弄懂什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什么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什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1925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尽快把“五卅”运动的斗争推向全国各地，翁泽生和洪朝宗等立即回到台北，依靠台湾文化协会和台北青年读书会等进步团体，向青年工人和学生介绍“五卅”斗争的情况，组织台湾民众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期间，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宣传“五卅”运动，号召台湾革命青年行动起来，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打倒专制的总督府。这些活动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封建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台湾警察署很惊慌，企图采取突然袭击捉捕翁泽生，由于他扎根于群众之中，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翁泽生在上大学时，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善于团结同学，深得瞿秋白等老师的喜爱。192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26年11月初，为发展北伐军入闽的有利形势，党中央决定由在上海的福建台湾籍学生翁泽生、叶绿云等组成回乡工作团，赴闽开展革命活动。离沪之前，他给自己改名为振华。他和叶绿云（时亦改名谢志坚）因有着共同的生活理想而结为夫妻。
  翁泽生于同年12月来到漳州，他以上海大学赴闽工作团团长身份会见监察署专员陈卓凡，被委任为监察署青运指导员兼北伐军驻漳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翁泽生以此公开身份在漳州、石码一带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王德、王占春、许涂淼等进步青年中秘密发展共青团组织。这时，漳州的二师、省立八中和龙溪中学分别由地方豪绅势力所把持，他们在极力与进步势力争夺漳州学联筹备处领导权的同时，内部又互相倾轧。翁泽生利用矛盾，将反帝救国和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从二师逐步扩大到省立八中、龙溪中学、崇正学校，争取进步学生的通力合作，使漳州学联筹备处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王德、王占春为代表的进步学生手中。
  1927年初，王德、王占春、许涂淼转为中共党员，在二师旁的一幢小楼上，正式建立漳州第一个党支部，翁泽生任书记，邱泮林、许涂淼任委员。在支部成立会上，翁泽生联系自己在台湾和大陆的见闻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使人民得到解放和幸福。只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他要求党员同志要把青年工人、学生和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社会科学读书会，，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
  为加强和统一领导漳州、厦门、泉州、龙岩、汀州、兴化等地的革命斗争，罗明（当时任中共广东汕头地委书记）奉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到福建组建中共闽南特委。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927年1月在漳州召开：中国共产党闽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翁泽生在会上被选为特委常委、宣传部长。特委成立后，党在各地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24岁的翁泽生，才思敏捷，待人心平气和，善于以理服人，是个“很有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很有威信”的热血青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同年2月，为了适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闽南特委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漳州丹霞书院（即福建二师）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增养工农运动骨干。闽南特委对讲习所的开办非常重视，聘请政治监察署专员陈卓凡兼任所长，翁泽生任教务主任，负责讲习所日常工作，并兼授《帝国主义论》、《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三门课程。他的讲授，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欢迎。此外，翁泽生还组织学员上街宣传，参加社会上的革命运动；下乡调查农民的实际问题，把农民组织起来，反对豪绅地主，反对高租重利，反对苛捐杂税。后来，学员奔赴闽南、闽西各地，开展革命活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同年3月10日，特委书记罗明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要他赶到福州和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一起研究关于成立福建临时省委事宜。启程前，罗明将特委的工作交给翁泽生。翁一面继续抓好讲习所的工作，一面认真处理特委的日常事务。18日，是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纪念日，翁泽生组织工、农、商、学等50多个革命团体在漳州明伦堂举行纪念活动，声讨反革命派3月上旬在福州制造的反革命暴行，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要求严惩福州国民党右派。下旬，罗明得到一份据说有重要消息的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就交翁泽生翻译，原来报纸在第一版披露了蒋介石即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要闻。罗明联想到在广州潮汕工作时，周恩来和陈延年曾提醒他要注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变，要提防阶级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马上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研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部署做好各项应变工作。厦门“四九”事件发生后，闽南特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四条措施：1、讲习所立即结束，让学员尽快返回各地开展工作；2、加强秘密工作，继续领导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压迫；3、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凡是思想动摇的，让他们走；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的，吸收他们入党；4、特委机关留少数人坚持日常工作，多数人把重点放到农村去。翁泽生在漳州妥善地布置了闽南各县的工作。由于特委事先有防备，闽南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没有重大的损失。
  因为翁泽生在漳州公开活动，身份已经暴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根据闽南特委的指示，他和叶绿云一起前往厦门，先隐匿于鼓浪屿，后转至上海。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革命转入低潮。但翁泽生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不久，翁泽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化名为翁国生、张平凡和陈祥麟等，在上海机智勇敢地坚持地下斗争。当得知中共中央在武汉时，翁泽生就前往向党中央汇报闽南的工作情况。到武汉没几天，发生了汪精卫的反共政变，翁泽生又回上海，联络一批在沪的台籍学生，在上海宝兴路秘密成立读书会，热情指导人们学习马列主义书刊，研究社会科学，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
  1927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9月，翁泽生的长子生于上海，为了表达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他给长子起名黎光，意为“黎明的曙光”。
  三
  1928年1月初，翁泽生经党中央介绍，在上海认识了从东京返回的台籍中央党员林木顺、谢雪红和陈来旺。林、谢于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1927年7月，共产国际讨论《日本共产党纲领》时，规定：要使殖民地完全独立，日共有责任指导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林、谢是经共产国际接受日共的指示，到上海和翁泽生见面的。他们商议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问题，一致认为，为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和扩大台湾革命力量，必须联络在大陆、台湾和日本台籍中共党员，创立台湾共产党。会上进行具体分工：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和中共中央联系，并联络在大陆与台湾的台籍党员，林、谢去日本负责和日共中央联系。
  同年2月，林木顺和谢雪红带着日共的决定回到上海。这时，来自厦门、台湾和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代表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以及上海的台湾青年读书会代表共7人，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准备成立台湾共产党。会上由林木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由翁泽生、林木顺、谢雪红、潘钦信等人组成台共筹备会。同时确定由翁泽生和林木顺负责起草《政治纲领》等文件。
  台共筹备会成立后，组织大家学习由中共中央提供的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日共中央提供的日共《政治纲领》等文献，使筹备会成员提高了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情况的认识，明确了台湾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清了革命的依靠力量，为建立台共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当时，日共因忙于国内普选的政治斗争，就委托中国共产党指导成立台湾共产党。
  在组建台共中，由于翁泽生的住处和宝兴路台湾青年读书会会址出入的人较多，加上3月初，林木顺的父亲从台湾来上海找林，也住在读书会，林的父亲说话不慎，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结果，联络点被日本特务发现，读书会遭到日本巡捕二次的搜查，翁泽生也因此搬了好几次“家”，才把敌人甩开。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彭荣的指导和帮助下，台籍共产党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神父的照相馆里举行了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潘钦信、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陈来旺及张茂良等9人，在台共组建中给了许多帮助的朝鲜共产党，也派吕温享为代表列席大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治纲领》等6个文件。
  翁泽生起草的《政治约领》，在深刻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后，指出：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还有许多封建残余，因此，台湾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同时明确提出了台湾共产党当前的斗争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财富，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拥护中国革命等。
  会上成立台共中央委员会（定名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选举林木顺为台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林木顺、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蔡考乾等5人为中央委员，翁泽生和谢雪红为候中央委员。台共中央决定翁留沪负责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联络，谢负责和日共中央联系。
  台共“一大”发表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宣言》，指出：台湾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来指导行动的革命党，它是在台湾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由台湾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的职业革命者结合的组织。台湾共产党是台湾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它将带领台湾工农群和被压迫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支推翻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完成民族革命。“宣言”最后号召台湾的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在台湾共产党的旗帜下，勇敢地前进。
  台共一大结束后，林日高、陈来旺分别返回台湾、日本向党员传达会议精神。接着，潘钦信、叶绿云等于6月间回台开展工作。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联络工作，指导台共在台湾开展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在这之前，日本特务于4月25日夜，配合法租界警察突然袭击谢雪红、林木顺住处，林跑脱，谢和读书会成员等6人被捕，同时被搜去有关台共文件。谢等6人被押回台湾，谢以学生房东为由而获释，后留在台湾坚持斗争。其余人被认为与台共有关，都被判了刑。同年11月，日共中央决定谢雪红任台共中央委员，负责台湾岛内台共的工作。
  1929年2月12日，日本殖民者出动全部警察特务，在台湾进行所谓“大检举”运动，逮捕了全岛的文协、工会、农民组织的反日团体的干部、积极分子以及各界反日爱国进步人士共1000多人，谢雪红等台共党员被捕，台湾工农革命运动受到重大损失。这就是震动全岛的“二·一二”事件。期间，翁泽生曾几次派人回台，了解台共活动情况，当得知岛内工作进展缓慢时，他心急如焚地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回台工作，但没有得到批准。
  四
  1930年5月，台共派林日高到上海向翁泽生汇报台共情况，要求中共中央帮助解决台共的活动经费。同年10月6日，潘钦信从厦门到上海找翁泽生，汇报了台共情况。不久翁泽生接到谢雪红关于台共于同年10月27日在台北松山召开扩大会议的报告，即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局写了书面报告。12初，中共中央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瞿秋白由翁泽生陪同前往潘钦信住地接见了潘及陈德兴，瞿秋白在肯定台共所做的工作后，指出台共在建党等工作中存在“关门主义”倾向，要求“台湾的同志提起共产主义者应有的积极性”。他说，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已卷入全球性经济危机，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根据地，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必然更加强，对工农的剥削也会更加残酷。因此，瞿指示台共要召开临时大会，确定新的方针，开展群众工作。一星期后，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由翁泽生陪同接见了潘钦信、陈德兴，表示“完全同意瞿秋白同志对台湾间题的意见”。12月20日，陈德兴带着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令回台北，先后向谢雪红、王万得、苏新等台共成员进行了传达，同时还讲了翁泽生关于“开展群众斗争”、“做召开二大的思想准备”、“以斗争迎接二大”的意见。尔后，王万得、苏新等人为贯彻执行东方局的指示，错误地避开了持有不同意见的谢雪红，于1931年1月27日在凤山正式成立台共改革同盟。会后，他们写报告向翁泽生反映上述情况。翁获悉后“大吃一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报告瞿秋白和东方局。东方局委托翁代起草《致台湾共产党主义者书》。信函肯定了台湾共产主义者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指出了台共工作中的问题；指示“台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积极地慎重地发动群众斗争”，以实际行动迎接台共二大的召开。同年3月20日，东方局指派专人带着信函到台湾。接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翁泽生参加了台共二大新纲领的起草工作，后派潘钦信以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的身份回台帮助筹备召开台共二大。根据东方局负责人和瞿秋白研究的方案，翁泽生交代潘回台后：
  （1）先去见谢雪红，了解情况，征求她的看法。
  （2）批评王、苏等做法不妥当，改革同盟立即停止活动；成立“二大”筹备会，由谢主持。
  （3）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促进团结；讨论“新纲领”和其他文件。翁的这些意见和做法，为台共党内绝大多数人所赞许。谢雪红主持台共二大的筹备工作，但因故没有出席台共二大。
  同年5月底，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台北淡水召开。会上通过了《新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实行土地革命，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铲除封建势力；3、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会议选举岛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王万得任书记；潘钦信任组织部长，苏新任宣传部长，颜石吉、刘守鸿等为委员，并确定了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的台共负责人。
  翁泽生留沪指导台共活动的同时，接受台湾《大众时报》（台湾文协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送进台湾，苏新主编）的聘请，任该报驻沪特约记者。他以“记者”身份四方奔走，积极参加反帝斗争，撰写了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赞颂工人阶级反帝爱国的革命壮举以及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等文章。
  1928年下半年，全党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党的工作方针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翁泽生以“记者”的合法身份，深入到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等产业工人群众中，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基层工会组织，为工人出主意，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工人们都把这位记者当成了“特派员”。这一时期，翁泽生写了上海工人反帝斗争、革命工会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关闭工会、杀害工人真相的大量报导。据台湾《大众时报》主编苏新回忆：当时该报有关中国革命运动和反帝运动的文搞都是翁泽生写的。翁泽生由于艰难竭蹶，长期劳累，不幸于1928年底患了肺结核病。当病魔缠身的时候，他毫不在乎，仍废寝忘食地工作。难怪1929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会在厦门得到误传“翁泽生病死”的消息。
  同一时期，翁泽生在上海以丰富的革命理论和饱满的反帝热情，积极指导台湾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向他们介绍了台湾境内爱国青年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情况，讲述他们怎样进行有效的斗争和被捕后如何不动摇、不屈服的英雄事迹，启迪了旅沪台湾学生反帝爱国的思想。1929年6月，以旅沪台籍学生为主体在上海成立了台湾青年团。成立会上，翁泽生要求大家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他指出，只要我们运用科学理论，真正考察实际状况，是非正误便可以很快明白。翌年，为更广泛开展反帝斗争，青年团改称为上海台湾反帝大同盟，和南京、广州、厦门等地的台湾学生反帝同盟，以及朝鲜、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帝运动互相呼应，大大推动和影响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
  五
  1931年秋，翁泽生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他化名翁定川，由上海赴香港，指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香港形势十分复杂，敌人活动很猖狂，中共两广省委一再遭到敌人破坏。翁泽生一到香港，就会见省委书记谢盛泰（又名史东），听取了两广革命形势和工农斗争情况的介绍。临近中秋时节，他在香港参与筹划和组织了近10万港胞捣毁日本奸商的反帝爱国斗争。尔后他巡视了广东的广州、汕头、惠阳、宝安、英德、丰顺、海陆丰以及广西的梧州、南宁、横县、灵山等地，考察了苏区和白区党的组织、武装斗争、工农运动等。两广的革命斗争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执行“左”倾路线，开展所谓反AB团斗争，伤害了大批领导骨干，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翁泽生看到革命遭此巨大损失，感到很痛心。他气愤地指出：这种“由红军直接随便遣调枪杀”的肃反运动，“引起群众的恐怖”，应当制止。当时惠阳县委比较强，秋收斗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县委热衷于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结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县委反而责怪“群众情绪低落”。翁泽生凭自己的观察，一面肯定县委的成绩，一面指出不足之处，他说：“组织一次示威没有成功，就以为群众反帝情绪低落了”的看法是片而的、错误的。他实事求是地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帮助。在巡视中，他还指导各地党组织制定发展反帝运动、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规划，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
  同年12月28日，翁泽生在外地突然接到两广省委遭受大破坏、省委书记谢盛泰被捕的消息，他马上赶回香港，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充实和调整了宣传、组织、军委、外交等部门，并留在省委指导工作。当他查明省委受破坏、谢盛泰被捕是内部原因后，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被捕同志，同时抓紧整顿党的组织。期间，翁泽生多次深入香港地区调查研究，帮助解决香港市委“很好分工”。“纠正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协调做好各支部间的关系。
  1932年2月底，党设在香港的联络总站遭到敌人破坏，交通员被捕后供出联络站的王弼示、黄春元，结果王、黄两人被敌人捕去。黄春元受刑后供出组织的地址，敌人立即前往跑马地侦察，恰好省委代理书记陆更夫也到了跑马地，敌人便对陆的行踪产生怀疑，把他抓到侦探所。由于陆善于应付，又没被敌人抓到任何证据，很快被放了出来。为避免敌人跟踪，翁泽生与陆商议，定于3月16日召开常委会，部署工作，然后让陆离港去广州。不料，15日这一天，香港市委书记廖多汶被敌人捕去，当天就叛变了。
  16日上午，敌人预先秘密包围了省委开会的地点。此时，翁泽生和陆更夫等尚未得知廖被捕的消息，仍按原计划举行会议。当委员们刚刚到齐，正准备开会时，敌人就进行围捕，结果除常委洪波一人在粤北未到会外，翁泽生、陆更夫以及省委秘书长、省妇委等全部被捕。翁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内任何情况。当时，他考虑的是幸存下来的党员和干部如何克服困难、恢复两广省委的工作。在狱中他曾写信安慰母亲，不要难过，要珍重玉体，安度晚年。翁泽生始终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翁泽生被关押了50天，港英当局决定将翁等6人驱逐出香港，送至上海。同年5月6日，翁泽生等分乘意大利、日本的邮船离开香港，驶向上海。船将到吴淞口时，翁泽生发现有人跟踪，即与陆更夫等打了暗号，示意分散。翁泽生逃避到二等舱，陆在头等舱，有的在休息室。敌人开始有些慌。命令“不要动”，翁泽生冲着跟踪他的人叱道：“我是要到日本去的，不是要到上海来的。”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赶紧回去喊人，翁泽生乘机躲进船上的厕所，后以100元钱买通了水手，藏在船的仓库里。深夜1点钟多钟，乘敌人没注意，翁泽生机智地逃脱了。几经周折，他潜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两广地区的工作情况，建议中央即刻派员恢复两广省委的工作，并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广东省委被破坏的报告》和《广东工作报告》。
  1932年夏，翁泽生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化名翁定川、张平凡、陈祥麟等。当时，全总党团书记是陈云，成员有廖承志、杨尚昆及胡大海、卢福星等。
  六1933年3月4日上午9时许，为发展上海铁路工人斗争，翁泽生按事先约定，先乘一辆黄包车到上海北火车站，后转至英租界文监师路三庆里一〇二六号，向秦启万布置工作。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原来秦启万于前一天被捕，供出了翁泽生定于第二天中午12时和他接头之事。国民党当局听说翁是“共党”、“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如获至宝，立即指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密查员张文星带队预先埋伏。当翁泽生将到秦家时，发现情况异常，回头就跑，张文星等拼命追上，围住翁泽生，在街上扭打起来，特务戴永星见势不妙，报告了租界捕房，指控翁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巡捕遂将翁泽生解至捕房。
  在租界捕房受审中，翁泽生觉察到人敌人对自己不了解，便自称是经售茶叶的商人，从杭州来上海了解市面行情，能阅读普通英语，书写中文，能讲福建话、上海话，否认自己是共产党，还反告张文星等是“要绑我票”、“欧打我”。捕房没有查找到任何证据，就将翁泽生转解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3月6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罪名，开庭审讯翁泽生。租界工商局派甘镜生律师作代表出庭参加审理。审判长问翁泽生姓名、年龄、籍贯等，都问不出个名堂。于是，审判长点呼叛徒秦启万出庭作证，翁泽生坚决否认，说：“我没有到秦启万家，我不认识他”。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一时无法决断。这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亲自出马，指控翁是“共党”，是“上海工潮的主使者”“罪逆昭著”，要求将翁“移提”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早已串通一气，，因此审判长当即决定将翁移提公安局。
  当审判长要翁泽生在“移提”的公文上签字时，翁泽生考虑到，如果“移提”公安局，肯定是死；如果声明是“台湾人”引渡到台湾，根据当时日本的“治安维持法”，只判7至20年有期徒刑，而且在法庭上这么一闹，会作为新闻消息传播出去，使党组织和同志们知道他已被捕，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组织和同志。于是翁泽生随机应变，马上声明自己是台湾人，拒绝在“移提”上签字。
  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日本驻沪领事馆代表桥爪政之和台湾总督府代表前田民三也出庭参加审理。当审判长问翁泽生在台湾吃过官司吗？翁泽生气愤地回答：“吃过的。我因参加革命，日本人通缉我，我到了中国，国民党又通缉我”。审判长打断翁的话，问租界工部局甘律师，对被告的国籍是吾查明？甘律师出庭作证，说：“被告有3个名：翁泽生、龚聪贤、李国良，先在台湾宣传共产、台湾政府通缉后，被告逃至香港，又被香港政府驱逐至上海、日本驻沪领事馆曾托捕房通缉过”。甘律师还出示一张照片证明被告就是翁泽生。接着，桥爪政之和前田民三先后出庭作证，指控翁泽生：“10年以前即知他是共产党”；“在台湾时即认识他”、“常见被告（指翁）开会”，“宣传共产”，要求将翁泽生送交日本领事馆。其实，翁泽生在台湾参加反帝和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因此翁泽生即斥责敌人：“说我是共党并无一点证据”、“应即将我释放”。果然，第二天上海各大报以“陈祥麟之国籍问题”等大标题新闻，详细报导了高二分院审讯翁泽生的消息。
  当时。陈云已进入中央苏区。全总党团书记罗登贤和廖承志等都在为翁泽生外出3天，全无音讯而焦急万分。3月7日，同志们看到《申报》上的报导后，都赞扬翁生泽生在反革命法庭上所采取的巧妙策略。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及管辖下的各个机关都完整，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同年3月下句，翁泽生被引渡到台湾，关押在台北一所日本监狱的单身牢房里。1934年3月，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对台共事件进行“公审”。当时被起诉的52人中，包括王万得、潘钦信和谢雪红。翁泽生被列为“特别案犯”，没有参加此次集体“公审”。同年6月底，谢雪红、潘钦信等46人都被判了刑，刑期最长为13年。台北地方法院也于同年冬对翁泽生进行秘密审讯。当时，翁要求和在狱中的王万得见面，法庭限定他们：一要讲日语；二不能谈及“翁案”的内容。两人见而后，互问了各自被捕的原因与经过，当王万得证实台共某负责人已“转向”时，审判长就插话说：“大家都‘转向，了，你也该‘转向’。”翁泽生义正辞严地对审判长说：“我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中国人，我自少年时代就在中国受教育，将来出狱后，还要去中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审判长一时目瞪口呆，陷入窘境。在场的王万得后来说，这次与翁见面，印象特别深刻：翁不但没有“转向”，还鼓励台共党员要坚持斗争。不久，翁泽生被台北法庭判处13年徒刑。此后，翁泽生一直被禁锢在一间狭窄、阴暗和潮湿的单身牢房，经常曹受敌人的折磨，他的身体日益虚弱，肺病也越发严重。
  翁泽生在台北监狱中度过了整整6年。1939年春，当敌人看到翁泽生已是奄奄一息时，提出只要翁“发誓转向”，“写悔恨状”，就可以出狱治病。可是敌人得到的回答是：“决不服从”。为此，在狱中的原台共领导人通过不同渠道，劝翁假表态“转向”，以便出狱后治病，重新组建台共。翁泽生镇静而又坚决地说：“出去治病也不一定能治好，在这里是死，出去也是死，何必成为火线上的逃兵”。
  同年3月1日，翁泽生的病情突然恶化，危在旦夕，翁在台湾的堂兄翁新英将其“保外就医”。这时，翁的“神经和肺部伤得很厉害”。翁的亲属在时间及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大势已无法挽回，在“保外就医”的第19天，翁泽生突然陷入昏迷状态，还来不及送医院就与世长辞了。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