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青少年时期
  公元一八九〇年（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八日，我生于漳州大岸顶五橺间头，六岁入私塾，十二岁以后，先后转入漳州中西学堂及漳州府中学堂读书。
  我的先祖在清廷是世袭的恩骑尉（清朝武官衔）。当时规定凡是战亡者的子孙，均有世袭，代代作官的权利。先父王振宗在清末是漳州府都司。在其任内，曾有两名南靖籍的台湾爱国志士简大狮、简大肚兄弟，因反对日本霸占台湾，被通缉逃来漳州。漳州道台秉承清廷的媚外意旨，暗派武官何树春查捕。此事被先父获知，迅即派人通知简氏逃走。那时我虽年幼，但懂得此事，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既看到先父做过一些好事，但我仍然反对他在满清朝廷当官。那时，清廷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外受列强欺侮，内则压榨人民，有血气的青年都深恨满清皇朝，想要拯救中华。
  公元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我十三岁，先父王振宗病殁，按清朝规矩，我可继承父职。但由于不甘心中国人民被外国人污辱为 “东亚病夫”。这时科举废除，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思想，在一部分青年中形成了一种思潮，有志青年都寻求救国的道路。故我毅然放弃官职和荣华富贵，于一九〇六年底离家，到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为增强民族体质，寻求走“医学救国 ”的道路，以拯救中国。
  救世医院是美国人办的，由郁 ·约翰医生主持。公元一九〇七年，我与周长盛同学在住院部实习时，发现有一位新加坡前来住院的病人 — —施明（亮生），此人名为病人，却出入频繁，每次外出后进入所住的特别病房，即将房门紧闭，我们见而生疑，有一次从门隙窥视，发现施的辫子是伪装的，因而认定他是革命党人，即有意与施接触。原来他是一个不满清廷统治的革命志士，他经常对我们讲： “只有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才能振兴我中华民族。 ”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革命道理，在他的启蒙下，我树立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二、秘密加入同盟会
  公元一九〇七年，我刚刚十七岁，便由施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忆当时入会是直线联系，只有施明知道，他是我宣誓时的唯一监誓人。誓词是：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
  加入同盟会后，在施明直接领导下，看到当时民众信奉基督教的很多，而且厦门鼓浪屿所有的教会，都被外国人操纵，人民受到种种束缚和毒害。我们就利用民众这种心理，以基督教会的招牌，另行成立 “自立会 ”，争取和团结进步青年，传播反清抗外的思想，除利用教会掩护革命活动外，还经常在宿舍和日光岩的山洞里秘密活动，研究部署反清、反帝以及如何发展会员、壮大队伍计划。并利用医院每日由学生轮流主持的宗教活动（朝会）这个讲坛，宣传革命，利用宿舍作为革命党人联络和收藏宣传品的地点。
  公元一九〇八年，泉、漳、永道台联合查缉革命党人，风声甚紧，当时我们的革命活动频繁，引起清廷厦门道台的注意。因教会医院享有治外法权，抓人须先通知洋人，院长郁·约翰医生出于同情心，故透露清廷欲来抓人的消息，经组织研究，我们三人分别离厦。施明到福州，周长盛避入乡村，我被派赴台湾创建同盟会。
  三、到台湾以学医为名进行革命
  到台北后，我表面上在台湾医学校注册，继续修习医学，暗中却秘密地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伙伴，建立同盟会组织，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以及传播同盟会的宗旨。同时向台湾同学阐述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媚外腐败的清廷是无法收复的，只有中国民众同心协力，彻底推翻满清皇朝，台湾才有可能回归祖国。一些台湾同学听后深受感动，逐渐由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同年五月一日，同班知己台南籍同学翁俊明毅然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台湾籍会员。不久又有张书怀、蒋渭水、张培英先后加入。是年九月，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委任翁樵（翁俊明的化名）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同时也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
  在我和翁俊明的审慎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逐渐发展。两年后会员增至三十余人，其中除以后崭露头角的社会活动家蒋渭水等人外，尚有几年前辞世的台湾医学家泰斗杜聪明等人，会员从台北的医学校，扩展到台湾的高等学府国语学校及农事试验场。当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叫“复元会”，常在太平町之江山楼，艋舺（台北附近）的二仙楼、屏乐游酒家等处秘密集会，筹集经费，讨论政局，策划光复台湾。会员很快地增加到七十六人，这些同志中如杜聪明、张书怀、蒋渭水等人参加同盟会后，都走在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斗争的前列。张书怀在回国后，还进入陆军小学，成为辛亥革命学生军的中坚分子。
  四、缝英烈遗志光复漳州
  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宣告了统治中国人民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结束。真是举国欢腾，人人笑逐颜开，奔走相告。
  辛亥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十一月初，漳州同盟会陈智君等同志电告我返回漳州，我即偕张书怀、张培英等赶回漳州，立即与漳州同盟会会员陈智君、朱润卿、陈兆龙（彬侯）、陈寿西、白植滋、陈清福、潘澄峨等人共商光复漳州计划，奔走于福州、厦门之间串联同盟会组织，并与陈寿西等人组织学生军，协助革命军光复漳州。
  十一月九日，省会福州宣告光复，漳州已成破竹之势。道台、知事等都逃之天天，整个漳州地方大有 “万木无声待雨来 ”的形势。
  十一月十一日，漳州经过小规模战斗，即告光复，社会秩序井然，商贾开户营业，鲜艳的革命旗帜，高高地悬挂在原清廷漳州道台衙门上飘扬。小学生举行火炬提灯游行庆祝，在角美招募的革命军，有的手执鸟枪，有的佩刀持棍入城巡逻、示威，虽然他们没有穿军装，却也声势浩大，威风十足，令人肃然起敬。漳州光复前夕，城内已有剪辫子组织，多是青年学生带头剪去长辫子，还摄影留念。同时成立了 “天足会 ”，反对包缠小脚，号召妇女解放双脚。福州也马上派了扶风学校的话剧团到漳州演文明戏，宣传民主革命道理和破除封建迷信恶习，民众看后都拍手叫好。
  光复后，漳州同盟会同志和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各界人士，共商成立漳州议事会。当时议事会会长是陈智君，警察局局长是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华侨义士黄顺昌。我是同盟会代表，也在议事会内占一席位。陈智君要我当卫生局局长，那时我还年青，並对医学颇有兴趣，一心想 “医学救国 ”，决心在医学上继续深造，故婉言辞谢。
  议会事成立不久，在漳州发生了同盟会会员陈清福、白植滋被暗杀的事件。（陈清福原是在马坪街开“福南昌”照相馆的主人，白是陈的同行友人）。大家猜测纷纭，莫衷一是，真相始终不明不白。从起事到光复成功，前后半个月，局面十分混乱，真共和军和假革命队伍纠集在一起，有的主张流血，有的主张和平，争权夺利，借机升官发财。漳州知识界则分成东、南两派相互争雄，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漳州城。我对此极为愤懑，遂于当年底离漳来榕找施明讨论时局，（施当时在福建省教育司工作，教育司司长是黄展云）。认为当时思想复杂，非个人力量可以扭转，故我决心离政从医。
  五、在东京聆听孙中山先生教诲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卖国贼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控制军队，实行专制独裁，进而黄袍加身做皇帝，整个中国又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我由于不满足于已得的知识，故于公元一九一二年三月，由漳、泉、厦同盟会组织的推荐，经施明帮忙，赴日本深造，以公费生资格保送进入东京慈惠会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不久，施明也到日本，在东京担任福建留日学生的管理员工作，我被选为福建省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真巧，在日本又遇上了台湾好友张书怀等人，同时还结识了几位台湾青年。此时，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对留日学生作过一次演讲，当时孙中山先生慷慨激昂的伟大形象，使我们深受感动。他讲到国家当前形势危急时，大家泣不成声，至今记忆犹新。他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协力，彻底铲除国内军阀，恢复共和，普利民生，以达到革命的宗旨，完成国民之夙愿。会后，还接见各省留日同学会会长并合影留念。公元一九一四年我们数人又由施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继同盟会之后创立的中华革命党，服膺中山先生的教导，为推翻封建帝制，继续为革命奋斗……。
  公元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廿一条”不平等条约，我积极联络留日同学张书怀、方声潘、王和容、黄璜等人暗中集会，呼吁同学投入倒袁护国的斗争，写文章、发声讨电文寄回国内。可是我们这些爱国主义的活动，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我的寓所门口挂的“王寓”牌子，经常遭到日本人破坏，甚至到屋内搜查。我从中悟出在异国他乡进行爱国活动，必须要有掩护。于是，我就搬迁地点，并在门口改用 “太原寓 ”牌子后，才躲过了这些歹徒的破坏与搜查。
  公元一九一六年四月我学成毕业，取得医学士学位后，感到需要再深造，增加临床实践的经验，将来回国后能发挥更好作用。故于三年中，先后在东京慈惠会医院、东京帝大医院担任医师。
  六、救死扶伤行医卅载
  公元一九一八年我从日本回国后，在福州定居。于福建清乡处担任医师时，认识当时任清乡处督导萨镇冰先生，萨对当时军阀割据的局面甚为不满，我与之存同感，故来往甚密。我于翌年五月离开清乡处，与妻黄则瑜（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医学士）开设兆培医院，从而实现医学济世的目的。经过一年的实践，看到当时社会上新法接生的人才奇缺，许多妇幼因卫生条件差，死于分娩者甚多。遂于一九二〇年，在医院内设立产科讲习所，招收有志青年女子，传授技术，培养助产士。惜当时限于人力、财力，故无法造就更多的人才。在福州行医三十余年，凡是前来求医的人，经认真治疗，都能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并坚持贫不计资、救死扶伤的医德，为远近民众所公认。以后又在福州陆军医院、福州警察厅和福州省长公署等单位任院长、医师等职。同时还被聘为福州理工学校、福建学院和福州英华中学等大专院校任校医。
  从公元一九二二年起，由厦门传入的霍乱迅速在沿海各地蔓延。每年夏季高峰时期，在福州城内，每日死亡达十余人之多，我立即采取紧急防疫措施，在医院内另行开设施诊部，暑天免费施茶。每年为附近民众注射防疫针达数千人。这个数字，在当今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当年却明显见效，民众对时疫的蔓延发生，从不了解到了解，卫生知识得到推广普及。
  公元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福州的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并倡议联合各界人士召开国民大会，为我国外交作后盾。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沿途民众热烈鼓掌。但驻闽军阀李厚基对青年学生的正义活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派军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为首学生。当时，我出于爱国的同情心，自己也是历史的过来人，凭借清乡处医官长之职，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出示名片，对遭军警殴打、遍体鳞伤的青年学生，以收留医治为掩护，入院后他们更衣改装逃走。因此，我触怒了军阀，不久即被撤去清乡处职务。
  公元一九二七年底，我兼任福州戒烟医院院长，有感当时民众吸毒现象很严重，为着拯救吸毒者免遭家散人亡，故当时积极向政府提出要从各方面宣传戒烟的好处，但没有得到支持，故吸毒人数没有下降，遂于翌年辞去兼院长之职。
  公元一九三三年，我在肃威路设立城内分诊所，方便城区民众治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开始，我国军民奋起抗战，揭开了我国全民抗战的序幕。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各界人士，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为了避免在日机轰炸下造成损失，故省政府主席陈仪于一九三八年下令设立福州防护团，负责防空、救护及善后工作。我被委任为副团长，负责救护工作，多次在敌机空袭后，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现场，及时组织抢救，医疗受伤民众。
  公元一九四一年，福州市法院缺乏法医人才，眼见许多民众，因缺乏法医的技术检验，故含冤不明者甚多，奸邪者反而消遥法外，经友人巫宏炘介绍，我兼任福州市地方法医师。我在职近十年，经手处理的大小案件共五百余件，都坚持原则，认真检查，主持公道，不徇私情，敢于同权贵豪门、恶势力针锋相对，为不少受害者伸冤，回忆起来，堪以为慰。如当时轰动福州城的罗球案件，被某些人所操纵的宣传工具，公开报导为“自杀”。经过验尸，详细技术鉴定，确定系“被杀”。当时某些人对此案在审理过程中，百般干扰、刁难，甚至对我个人进行威胁，但我置生死于度外，仍秉公处理，特务们也无可奈何。
  公元一九四一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我来不及撤退，遂闭门停止行医，蓄须明志，装病卧床。福州一些遗老组织“维持会”，会长林赤民想利用我的社会地位，多次邀我出任“卫生局长”之职。我深知当伪组织的官就是汉奸，遗臭万年，故断然拒绝。他无计可施，只好求助于当时博爱医院院长日本人小林，他是我在日本留学时同学，亲自电话找我“商量”，我冷然拒绝说：“我们虽然是同学，但我是中国人，不能为日本人做事。 ”当时，我决心破釜沉舟保持民族气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们无可奈何。一九四五年，福州第二次沦陷前，我及时转移到永泰，虽生活清苦，但得友人接济，能聊以度日。对当时抗日游击队负伤群众，仍免费为其治疗，藉表个人对抗日的微薄贡献。当时，处于抗日战争后期，大部分国土沦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政府号召全国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组成十万青年十万军，接受美式装备，以挽救危局。处于民族存亡之秋，救亡国存，人人有责，故我积极鼓励三个儿子就地从军，参加抗日战争，以尽国民天职。
  我从小就受革命熏陶，养成正义思想，不畏强暴，多次为民请命。有次，省立医院一位主任医师，因医疗纠纷，被囚入拘留所。我义愤填膺，亲自找当时省政府主席李良荣（李与我系闽南同乡，经常来我处医病，因此很熟识），我用厦门话说：“满街都乌乌，到你这里才看到灯光。 ”（当时福州城是路灯不明，道路不平，电话不灵）。李问明原因后，立即通知放人，该主任得到恢复自由。
  当时，福州市公立医院只有省立医院及教会医院，一般市民很难得到及时治疗。故我先与福州开业医师王灼祖、陈光桦、方声潘、陈自警等人筹组成立福州市医师公会，以提高开业医师的社会地位和团结开业医师研究新医学为宗旨。医师公会的成立，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所有开业医生的赞同。我担任医师公会理事长职务后，进一步又与王灼祖、陈光桦等人洽商组织合组医院，方便市民就医。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间，福州时疫流行，合组医院内专设时疫医院，抢救了不少患霍乱、鼠疫及脑膜炎病人的生命，至今一些老年人记忆犹新，备加赞扬。解放后，医院由人民政府接收后，虽多次更换院名，但合组医院的原名，仍然存在于福州人民心中。我平时心直口快，敢于坚持真理，故触怒了当时政府的某些权贵，有一位厅长在省政府一次会议上指责我，甚至扬言要抓我，但有幸我为了人民做了许多有益之事，故不少人为我斡旋、掩盖，幸免于难。
  七、新中国成立后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为被选为福州市人民代表，光荣地参加了人代会，讨论国家大事，这对我教育很大。公元一九五〇年一月，任福州市合组医院管委会委员，同年十月任福建省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福州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委员、福州市救济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福州市卫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一年任红十字会福州市分会理事、抗美援朝委员会福州分会委员、福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中华医学会福州分会理事。一九五二年任福州市拥军优属委员会委员等职。我怀着一颗憧憬新生活的心情，感到从今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直接为人民的卫生事业服务，增强人民的健康水平，这是我数十年来的一贯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这种愿望完全得以实现，我觉得既光荣又感奋。
  公元一九五一年三月，由史家麟、林青山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政治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过去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等组织。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爱国的理想不能实现，故个人的思想上时常冷热不定。回想过去几十年，虽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特别是慈善事业，也担任过不少职务，但从不觊觎高官厚爵，只求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事，自问于心无愧。我始终坚持正义，豁达开朗的性格，平时以情恕人，以理律人。但在关键时刻，总觉得缺乏一种正确的领导力量。解放后，参加了各种学习，思想觉悟逐渐得到提高，树立了进一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我放弃了私人行医申请参加公职，由国防建设所属的市救济分会派我到大众医院任院长，想起三十多年都是自己私人开业，从今以后作为人民医生，应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才算光荣。我当时虽已年近古稀，但还能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力，除利用一些时间参加门诊医疗工作外，还团结全院员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防病、灭害、除四害等各项任务，受到院内员工的尊敬，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祖国的中医事业，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号召团结老中医。故于一九五七年，把大众医院改为福州市人民医院，成为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疗结合的综合性医院。当时，由于我年事已高，组织上安排我在市红十字会任副会长职。红十字会也是党的卫生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国际性的卫生组织。我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参加卫生大扫除，消灭四害，以本身行动来影响全体工作人员，在各个卫生网点，甚至交通警的岗亭都配备卫生急救包（箱），方便群众救急之需。
  公元一九六二年起，连续担任第三 ——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三、四、五届政协福州市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〇年在第七届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给我们国家带来新的希望。我具有一种对新生活不断探索，对周围的一切美好事物，总是向往与憧憬着。此时，我虽已九十高龄，但我深感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期已经流逝，在任职四年内，将尽有生之年，积极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基层多与群众接触，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成为名符其实的人代常委会副主任。公元一九六二年一一月，我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八〇年四月，省民革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又选我为副主任委员。后又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顾问、监委等职。在任期间内，我极力做好统战工作，调动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上层人物的积极性，使一些有思想顾虑的人，放下包袱，故参加民革组织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联系各阶层的社会人士，做好“三胞”工作，争取与台湾早日实现 “三通 ”。
  福州市历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我光荣地到北京参加纪念会，周恩来总理特邀七十岁以上老人参加茶话会。周总理可敬可佩的伟大革命家形象，使我永远铭记心中，使我更加敬佩。他风趣地说：“我还要过十年后，才有资格参加这个茶话会。 ”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时，还攀登了北京八达岭长城，我亲身体验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含义。后又前往武汉、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在南京晋谒中山陵时，真是感慨万千。想当年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服膺中山先生领导，为推翻封建帝制作出贡献。
  在“文革”期间，我经受种种冲击，在北峰山区接受审查时，有一次强台风袭击山村，我在食堂中打扫卫生，听到屋顶沙瓦吹下，预感不佳，我蹲在大石磨边，忽有一根二十厘米粗的木柱向我蹲着的方向倒下，正打着石磨中间，我虽碰破皮肉，但终免于罹难，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这在我的一生中是难以忘却的。
  前几年，我的老伴去世，但晚年生活，尚不感孤单，因为我有六男二女，，都已成家立业，目前儿孙绕膝，足娱晚年。解放后，子女们在党的培养和关怀下，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积极工作。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遗产，只给他们留下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的高贵品德。去年十一月，我稍有感觉身体不舒畅，心脏跳动不正常，经过检查，有关医师立即留我住院治疗，迄今已有半年多，经常得到省、市领导以及住院部的全体医务人员关怀及时为我排除危险征候，使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得以转危为安，幸甚。
  今年三月间，是我期颐庆典的日子。省委和省政协领导得知后，省委书记陈光毅、贾庆林及省政协在家的副主席等十余人特地到医院来，送寿辰蛋糕和鲜花为我寿辰祝贺，使我感激万分。我还陆续收到海内外亲朋好友寄来贺寿的礼物。民革中央监委会还寄贺寿的寿字幅。远在美国的儿媳、孙女等均赶回福州，参加我的百岁贺寿活动，祖国人民对我的尊敬和关怀，更使我感到无比的快慰。我是一个跨入一个世纪的百岁辛亥革命老人，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三个不同时代，完全有资格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祖国的统一，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挡的。经过进一步的努力，估计为期不远了。
  我在期望着。我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也一定能实现。
  一九八八年十月（王东鹏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