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参加南下服务团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们上海法学院的学生，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涌上街头，同全市人民一起，高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扭起秧歌，纵情高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热烈欢庆上海的解放。由地下党组织的“人民宣传队”则挂上袖章，走上街头，配合人民解放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维护社会治安，帮助各部门恢复正常秩序。
  红五月刚过，同学们欢庆解放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又投入到“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激流中去。上海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迅速作出了进军福建的决定。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建，党发出了号召，要求上海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南下服务团，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服务。
  南下服务团是在6月初开始组建、6月15日正式成立的。在成立之前，有一部分学校就已经开始动员，并有一部分学生报名参加南下。当时，我是上海法学院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地下党员，又是学生会理事，尽管再过二年大学毕业，可以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工作，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带领一部分同学投身到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洪流中去。6月上旬，我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我们的康庄大道》一文，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6月16日，上海学联开始号召青年学生参加东南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到18日，上海法学院和附中学生报名要求参加东南和西南服务团的已有100多人。6月19日下午，上海学联北一、北二、沪东三区的同济、暨南、复旦、光华、上法、中正、东吴、南洋女中、沪江、麦伦等59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6000多人在北四川路底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大操场联合举行南下动员大会。上海市军管会的同志和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在会上动员南下，三野文工团还表演了富有陕北粗犷豪放风格的大秧歌和腰鼓舞，大家激起报名南下的革命热情。21日上午，上海学联在天蟾舞台举行盛况空前的“上海市学生南下服务动员大会”，出席人数达8800余人，代表着上海300多所大中专学校。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将军亲莅大会讲话。他说：“广大的新区有很多革命工作亟待开展，要靠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配合解放军共同去做。”学联主席张谕民和家长代表陈子康也在会上讲了话。6月22日下午，我们上海法学院举行一个庆祝上海解放暨南下动员大会，到会的除本院同学外，还有同济、复旦的同学、大东书局职工会以及解放军的代表共1000多人。上法院长褚凤仪、袁孟超教授以及学联代表李天源在会上讲话。学校领导还把一面面写着“把毛泽东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奋勇前进”、“毛主席号召我们前进”的红旗献给报名南下的同学。6月29日，南下录取名单在《解放日报》上公布，共录取4000多人，其中南下服务团有2400多人。30日上午，上海学联在美琪大戏院举行盛大欢送会，欢送南下同学。30日起批准参加南下的同学报到集中。
  当时参加南下的绝大多数是在校的学生（除少数社会青年外），其中大学生有1000多人。我们上海法学院参加南下的同学有20多人，分两批报到。第一批有傅文浩、关春生、丁明选、方青、余龙等10多人，由地下党员张樽祥带队，于6月中旬报到后编入一大一中；第二批由我带队，有范予迪、蔡诗春、管良、林遴潞、吴鑫、管子明、林子辛、龚人左、许逸云等10人，于6月下旬前往沪江团部报到，后编入三大五中。报到时，我见到一位小个子大约30多岁的领导干部，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粗布军装，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服务团的副团长伍洪祥同志。看到这样平易近人、作风朴素的老同志，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
  南下服务团团长为张鼎丞、副团长为陈辛仁、伍洪祥。但实际从上海带领我们行军到达福建的是伍洪祥同志。团部设参谋、组织、宣教、青年、卫生、供给等处和卫生、医务、文工三个队。困党委由伍洪祥、曾鸣、张传栋、庄炎林、黄开云等5人组成，伍洪祥任书记。全团2400人编为四个大队（大队和中队的领导都是从华北和华东抽调来的老干部）。每个大队有500多人，大队下设五至六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面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10多人。我们三大队的大队长为王亚朴、政委为刘国兴，参谋长为赵成全。我们五中队的中队长为石川，指导员为王洛，我是二分队的分队长。
  崭新的行军生活
  我们三大队在复旦大学集中编队以后，就开始了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新生活。我们二分队的20多位男同志住在一间大教室，晚上没有床铺就用油布铺在水泥地坂上睡觉。学习、生活都以小队为单位，不论是开会、学习、唱歌、扭秧歌、出墙报或者出操，我们样样都感到新鲜，一切都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中队长、指导员都以身作则，同大家打成一片，汇聚成一个团结友爱、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家庭。
  我们的集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从7月3日开始到7月9日告一段落，主要学习《目前形势和任务》、《知识分子的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团的性质、任务》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件，着重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还进行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等重要指示的教育。陈毅、粟裕、张鼎丞、方毅、李昌、江一真、刘瑞龙等领导同志曾先后向我们作了形势报告，讲了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文教政策以及接管新区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星期的政治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收获还是很大的。大家普遍认为，首先是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提高了觉悟，坚定了信心，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次是初步领会了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决心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服务。
  第二阶段从7月13日到17日是军事训练。团部从行军的实际出发，在全团进行吃饭、喝水、穿衣、打裹腿、打背包、队形、防空以及爬山涉水等行军基本知识的教育和训练。
  7月16日，南下服务团在沪江大学举行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团员宣誓大会，五中队有几十人参加。我们上海法学院的同学大部分由我介绍参加了青年团。宣誓大会开得很隆重，华东局宣传部舒同、冯定、上海青委张本都参加了大会，副团长伍洪祥担任监誓人，团长张鼎丞在会上讲了话。这几百名新团员作为团的种子，带到福建生根、开花、结果。
  7月17日，全团发放新军装，每人两套草绿色细布军装，两套白布内衣，一双黑色万里鞋，还有斗笠、水壶、油布等其他行军用品。那一天，大家穿上新军装，戴上有“八一”帽徽的军帽，挂着“华东随军服务团”胸章，喜气洋洋，精神抖擞，有的回家向亲人话别，有的上街购买生活用品，紧张地做着行军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7月18日，大队进行了行军准备工作的检查，重新进行了着装和打背包的演习。大队长王亚朴作了学习小结，参谋长赵成全在大队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讲解了“干部指则”。
  7月19日凌晨2时，天空一片漆黑。我们三大队全体同志分乘10几辆大卡车开出复旦大学，按照团部的命令浩浩荡荡地向上海火车站驶去，登上南下的列车。4时，南下的列车在一片欢呼声中和激昂的歌声中滚滚向前，奔驶在江南的沃野上。再见了，亲人！再见了，大上海！
  我们五中队乘坐的是敞蓬的货车。由于一夜的奔波，大家有点疲倦，在车轮的喀嚓喀嚓声中，大部分同志背靠着车厢，都已经进入梦乡。清晨6时多，列车一过莘庄，突然从前方传来一阵飞机声和密集的机枪声，列车也在晃动中紧急刹车，我们三大队坐的车厢因为距离火车头远一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候有些同志跳下车去看看。不久，大队部要我们下车集合，由大队长向我们说明列车遭到两架敌机空袭扫射，卫明、冯日初、金基和、李清明4人殉难，竹立等14人受伤，要求大家保持镇静，并把队伍疏散到莘庄附近的村落休息。当时团部一面处理善后，一面进行思想动员，各中队也纷纷召开了追悼会、誓师会，还以小队为单位召开了生活会，对个别思想产生波动的同志进行帮助。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就遇到了敌机空袭的考验，但是，大家并没有在战友流淌的鲜血面前退却，而是更加激起对反动派的同仇敌忾和坚定南下的信念。当天晚上，列车继续向杭州方向进发。
  21日晚7时许，夜色苍茫，我们从杭州坐列车穿越钱塘江铁桥，沿浙赣路向浙西南进发，途经诸暨、义乌、金华、衢州等地，因路基损坏，有时走路，有时乘车，于24日始到江山县。
  江山休整
  江山是个小县，只有一条街，却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森、毛人凤的老巢。据报有一股蒋军溃兵在附近出没，针对这一情况，各中队都抽人组建警卫班，加强营区的警戒和巡逻。在江山，我们住了10多天，先后经过闽浙赣交界的五都、淤头和贺村等村落。这一段时间，进行了形势教育，党内还学习过公开党的有关问题。8月4日，我们三大队在淤头纪念“八·一”建军节，大队政委刘国兴给大家讲红军建军史。8日下午，雷电交加，全团紧急集合，冒着倾盆大雨从淤头走了7公里到达贺村车站，登上待发的列车向江西上饶进发。是日夜里，一股蒋军溃兵包围了淤头，妄图吃掉我们这些“学生兵”，谁知我军早有部署，溃兵一露头便大部被歼。因为闽浙交界地方山高林密。时有武装匪特和散兵游卒进行偷袭，因此原定由浙赣边界仙霞岭入闽的行军路线，改为绕道江西铅山，翻越分水关入闽。9日，列车抵达上饶车站，驻营期间，适逢“七月半”迷信节日，各中队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破除迷信。节约救灾。13日抵达江西铅山。
  铅山是老区，群众觉悟高，当我们的队伍通过大义桥进入城内时，群众端菜送水，夹道欢迎。翌日，全团在文庙听取铅山县委书记李兴华作新区接管经验的报告。15日，以小队为单位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总结、鉴定并评选积极分子。为了做好下一段的行军工作，照顾病号和年小体弱的同志，团部决定组建第五大队（大家称它为“病号大队”），沿途派车船接送，但许多被提名的同志都不愿放弃行军考验，纷纷要求跟随队伍徒步行军。18日，全团在文庙会场举行第二批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会间，传来福州解放的捷报，会场欢声雷动，军帽飞舞。入夜，举行军民火炬大游行，锣鼓声、欢呼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整个山城。
  23日，我们在群众列队欢送下告别了铅山，开始徒步向福建行军。由于我们这些“学生兵”从小在上海长大，出门就是坐车，高山大海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身背20多斤重的背包，有时脖上还套一条装7、8斤大米的来袋，每天爬山越岭，涉水过河，徒步走几十里甚至一百里左右的路子。因此，开始行军时，个个两腿发酸，脚底起泡。那时候，大家年纪轻，热情高，劲头大，一心向往革命，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行军途中，大家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身体好的帮助女同志和年小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男同志帮助女同志涉水过河。宿营时，男同志忙着打扫卫生，安排吃住，警卫班的同志还要站岗放哨，女同志则帮助病号洗衣服，相互之间充满了团结友爱的革命情谊。当年结下的战斗友谊，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凝聚力。
  那时候，我们是享受供给制“大灶”待遇，每人每月津贴费6角钱，每人每天伙食费3角钱（包括菜金），一直吃得不错。在闽北途中，因为买不到其他蔬菜，天天吃南瓜，大家戏称为“南瓜大队”。有时候连南瓜也吃不上，只好稀饭加盐巴，大家也是吃得有滋味儿，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
  7月天，骄阳似火。我们行进在闽赣路上，热得满身大汗，有时暴雨倾盆，全身部湿透了。宿营时，经常住祠堂或破庙，很少借住民房。我们每个人发有一块油布，就用它铺在地上睡觉。每次离开住地前都要以小队为单位，检查军风军纪。行军路上，各个中队都抽人打前站，用粉笔或白漆在行军路边的石头上、树干上、墙壁上划上记号，写上“同志们，加油！”、“一百里的路程走了九十九，今天的目的地就在前头”等富有鼓动性的口号。
  24日晨，从铅山出发，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行进在武夷山区。由于这一带地形复杂，大队要大家严格遵守行军纪律，途中不准讲话，不准照明，不得掉队，不得唱歌，一切行动听指挥。
  26日凌晨3时许，从分水岭下的车盘出发，攀登海拔近千米的分水岭，崇山峻岭，蜿蜓起伏，而路边不时看到“加油！加油！福建人民向我们招手”的粉笔字迹，登上岭顶时见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写着“闽赣分界处”五个大字，顿时大家雀跃欢呼：“我们到福建了！”不过，因为没有响导带路，我们中队在行军时迷失了方向，同大队失去联系，只好单独行军，直到崇安县大安镇才同大队会合。
  走向建设福建的实际斗争
  9月6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休整，我们在夜里离开了崇安。从崇安南行经“赤石暴动”的赤石镇、风景秀丽的武夷山、向称闽北要道的建阳和闽北重镇的建瓯。15日清早在大雨中抵达南平，为了不惊扰群众，大家都躲在大街两旁的屋檐下避雨。天亮了，群众深受感动，有的送茶水，有的送姜汤，请我们到屋里休息。20日清晨，全团服装整齐，队列有序，歌声嘹亮，穿过南平大街，到码头乘汽船沿闽江直下福州。20日傍晚，我们在福州南台登岸，到东门外前屿和后屿二个村庄驻营。我们三大队分散驻在后屿的民房，我们五中队二分队住在一位木工家里，同他们一家相处得很好，在我们离开福州时，还送给房东一面“军民一家”的旗子。
  9月26日傍晚，福州市青年在南门兜体育场举行沪榕青年联欢大会，参加的有协和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文山女中等大中专院校学生，连同南下服务团全体同志近7000人。会上，由福州市学联代表致欢迎词，并向南下服务团献旗、献花，然后由省市青年和南下服务团分别表演文艺节目，直到深夜12时，在“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的歌声中结束。
  为迎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省人民政府决定从9月26日起举办宣传周，南下服务团抽调部分同志组成了9个宣传队，运用秧歌、话报剧、漫画、传单等形式在福州街头开展形势宣传，得到省市委和福州市民的好评。
  10月6日，全团同志在后屿驻地听取团长张鼎丞讲话。他讲了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个人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等有关青年修养问题。10月中旬，经过行军总结和形势宣传，我们南下服务团2000多名战友分配工作，分别走向实际斗争。本来，我们三大队又叫漳州大队，顾名思义，就是准备到漳州工作的。分配工作时到漳州去的就以三大队的同志为主，加上其他大队的同志约12，0人左右，组成一个临时中队，带队的是三大三中中队长杜锷生（到漳州后任第六专署秘书主任）。他宣布由我担任临时中队中队长，中队副大概是王槐西或梅扬武，记不很楚。中队下设三个分队，由张扬、傅必放、王槐西分别担任分队长。我们临时中队于10月16日同长江支队部分同志分乘6辆汽车从福州出发，中途在莆田、泉州休息了两个晚上，于18日傍晚抵达漳州，住在原第六专署（现漳州大酒店），第二天移住原寻源中学（现市政府3号楼）。20日上午，原第六地委书记卢叨来同大家见面并讲了话。21日，原第六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杨廷标来同杜锷生研究大家的工作分配，杜锷生叫我一起参加研究。22日上午，原第六地委组织部干事张怀书带来了分配工作的介绍信。中午，地委请大家吃了一顿很有闽南地方风味的午饭。下午，按照组织分配愉快地奔赴工作岗位，走向建设新漳州的实际斗争中去，参加接管、剿匪、反霸、土改斗争，从事支前、建党、建团、建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列工作。
  回顾四十二年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战友为祖国（特别是为福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战友甚至为闽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性命。原三大队五中队一分队队员许壬平（苏北人），南下漳州后分配在闽南公学二中队任分队长。1950年元旦，闽南公学结束后，他被调到漳州日报编辑部；1950年5月参加地委工作队，在龙溪县古县区和里乡搞土改试点。1950年六、七月间一天傍晚，许壬平和工作队3个干部，从宅前村回和里村路上，被埋伏在桥边的土匪袭击倒地，因伤重不幸牺牲，遗体埋葬在大通北路军队营房后面的小山上。
  南下服务团的革命精神
  1989年10月20日，是南下服务团成立暨进军福建四十周年纪念日。11月5日，原南下服务团战友和省市来宾共1300余人在福州欢聚庆祝。大家激情满怀，在一起共叙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南下服务团才有三个半月的时间，而今天一旦回想起四十年前这段短暂的革命历程，就觉得心头暖呼呼的，浑身充满力量，有着说不出的亲切和留恋？我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上海一解放，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把国家建设好。另一方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那时，干部的精神状态很好，大家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很好，不存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的心情自然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
  南下服务团的同志绝大多数是上海的青年学生，其中大学生有1000余人，地下党员有400余人，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上海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绝大部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他们生长、生活在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都市，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信仰马列主义，拥护共产党，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党是母亲，党是导师。因此，他们愿意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是“找”上门的，而不是“送”上门，更不是“拉”进门的。他们离开学校，告别亲人，放弃温暖、舒适的都市生活，有的甚至是逃出家门，毅然投身到进军福建的洪流中，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可以响亮地回答，这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而是对革命的执着要求。只要革命需要，就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四十二年来，尽管党和国家在工作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失误，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曲折，相当一部分同志也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渡过了坎坷的岁月，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始终不可动摇。
  弹指一挥间，四十二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现在都已两鬓染霜。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相信南下服务团同志们将一如既往，跟着共产党走，坚持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在有生之年，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奉献自己的余热。
  愿当年南下服务团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中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