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溃败入闽的国民党刘汝明部纠集保安团1000多人，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偷袭进驻南靖金山乡新村的游击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部队被迫化整为零进行突围。已经白色恐怖风霜之后，现在又历枪林弹雨的残酷斗争。随同地下党员转移的积极分子周日光、蔡育、羊我等人就在这次反围剿中牺牲。我在突围时左手负伤，虽然伤口流血，剧痛难忍，还是跟随队伍转移，在两天餐风宿露中，粒米未进。来到奎洋乡松和潭，才剪掉被流血凝粘的毛衣，进行伤口处理，领导看我的伤势后，决定让我到后方养伤。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随同交通员连夜出发，天明到达“后方医院”。所谓“后方医院”，却原来就是我曾经宿过营的奎洋乡初坝村。
  初坝村座落在一座高山的半山腰，只有一户人家，居住两兄弟和大哥遗下来的十一、二岁的侄儿，一家三口，老二庄阿久，务农，老三庄盘古，参加游击队（1953年保卫东山岛战斗牺牲在亲营后面的海滩上。）小鬼名叫阿庆。这一家当时实际上只有二人，如果说独户不成村，没有女人不成家，那么这个地方确实不能成为村，也不能称为家。游击队能找到这样单纯而又可靠的群众家庭作为伤病员医院，确是难得。
  初坝村及其周围是我们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又是国民党保安团频繁“围剿”的地方。说是医院，既没医生，也无护士，更无药品，且无病床，只是主人腾出一间房子，地上铺上一些芦苇草，让大家晚上席地而睡。这比起露宿山头，当然好多了。“医院”先后收了五个伤员，一个病号。“医院”有一个人负责给我们站岗、做饭。伤员中有赖水侯、简清波、金鸡，还有一个是从菲律宾转战到闽南的，这人又胖又矮活象日本人，因此大家就给他取名叫“日本洋货”。还有一个记不清姓名的病号，大家都叫他“穿山甲”，因为他全身长满又粗又厚的疥疮，除了面部外几乎体无完肤，难以走动。“医院”生活按照部队规定，每天吃两餐，早晚用餐都不见太阳，唯一的蔬菜就是黑豆，没有黑豆就以盐代菜。这里无医也没药，唯一的治疗药物是靠小阿庆采的苦株树叶。因为没有医生、护士，所以也无需查房和护理，各人自查自理。敌人常在上午十时前搜山“围剿”，待“危险期”过后，太家都回到“医院”，这时，主人先用清水漱口，后抓上一把苦株叶往口里嚼烂，给伤员涂在伤口上，每天如此，直到伤口大体愈合，再派人到船场圩买些过皮膏敷上。这种原始的治疗方法虽然也有些疗效，但时间拖得很长，伤口又经常反复，愈合后又化脓，化脓后又愈合。最苦的是那位“日本洋货”，右手中指被敌人子弹打断，愈合后一再化脓，随同脓血流出来的竟是一个个小碎骨头。我们几个人的伤势，若有药物并不难治愈，可是在当时，我们几个人几乎都经受着伤病情“反复”之苦。
  我们在初坝村住了十多天，经历了一次敌人围剿和一次将满山磷火误为敌人的骚扰，这两次我们都转移到山林里。在漆黑的夜晚，在没有山路的密林里行走，我们相倚相扶，蹒跚前进。密林里没有房子，就露天睡在中间压平、两边合拢的芦苇丛上，盖上一件薄薄的被单。那时正是闽南霉雨季节，忽晴忽雨，乍暖还寒，无法入眠，而令人担忧的是这里经常有过路的或上山劳动的人来歇脚。我们的行踪可能被泄露出去了。有一天，（接头户姓庄名什么炎），专程来给伤病员送粮，半途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抓走。他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最后惨遭敌人杀害。但这一事件说明敌人“围剿”扑空后，一直在寻找我们这批伤病员。为了安全起见，领导决定把“后方医院”搬到奎洋一座人迹鲜到的山洞里，这里背山面水，一条瀑布般的溪涧从洞口泻过，洞里说话外面很难听到，安全更有保障。但自从那位接头户牺牲后，伤病员经常处于“囊中存米清可数”的半饥半饱的困难中。那时外有敌人“围剿”，内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和虱子的围攻，洞里既漆黑又潮湿，不争气的伤口却老是“分分合合”难治愈。尽管生活如此艰险，可是大家却以苦为荣，认为革命理应如此。
  血雨腥风总有涯。一天，交通员送来了地委机关报——《前哨报》，传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消息。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节节胜利，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将要诞生了，这怎不令人兴奋和激动呢？我们个个乐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而忘记了还置身于恶劣艰苦的“住院”环境中。
  端午节过后，伤病员病情逐渐好转，陆续离开奎洋归队，重新过起战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