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漳州通往龙岩的漳龙公路，是闽西南的交通要道，这条公路在南靖地段的金山、龙山一带，历来官匪地霸纷争迭起。三十年代有王南漳、吴其祥、吴铜钟；四十年代有工鸡公、吴生财、吴昂成，他们当过土匪，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混有一官半职，成为一方的地霸，使这一地区历年匪患不断，人民备受其殃。
  解放前夕，中共闽南地委为确保漳龙公路的交通安全，改编“南靖县游击总队”为23团，并以该团为主力，收编漳龙公路金、龙山地段沿线的部份惯匪、地霸、自卫队，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化阻力为助力，使我闽南地委和闽西南边纵第八支队顺利配合大军向漳州进克，也使支前输运粮柴得以畅通无阻。收编这一地方的兵、匪、霸为我革命所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做得对的。
  解放初期，我收编的一些人员经不起革命队伍的严峻考验，相继离队，恶性再发，他们与美蒋潜伏、派遣的武装匪特勾结，又在漳龙公路沿线袭击我军车，抢夺我公粮，残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公然叫嚣要配合美蒋反攻大陆，气焰十分嚣张。
  1949年底，地委考虑到我曾经参加收编沿线的兵、匪、霸，又在漳龙公路龙山支前办事处当过主任，对该地方的情况熟悉，指派我回南靖县，配合南下干部开展剿匪反霸运动。我毅然返回旧地，参加了一场既艰险又复杂的革命斗争。
  （二）
  南靖县水美乡是金山区的隘口，地处漳龙公路要害地段，周围山脉连绵，地形险要。该乡惯匪王海水、王苍龙、王倭巩被“反共救国军第十二兵团”两龙地区指挥官、第一纵队司令李开瑞分别委任为支队长、大队长。他们依靠水美乡恶霸地主王绍基、王庆美宗族统治的反动基础，勾结南靖、华安的黄雨定、陈震、陈凤阳、吴生财、邹红牛等地霸惯匪，在漳龙公路沿线进行奸淫掳掠、残杀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煽动落后群众抗缴支前的征、借粮食，他们还密设军械库和粮仓，积聚“力量”，妄图推翻红色政权。
  中共南靖县委任我为金山区区长，在上匪猖獗的严峻形势面前，我与区委书记商决，把区干部和区武装中队编成两个小分队，相对集中地分驻于马公和金山两个基点乡，与土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3月14日，金山基点干部在水美后壁山搜出土匪屯粮10000余斤；15日一贫苦农民到马公向我密报，匪首把一批枪械藏在水美新圩村。据此线索，我与马公分队同志进行两天的侦察，终于在17日下午4时许，发现了土匪的秘密武器库，但因天色已晚，我们人手又少，只运回轻机枪一挺，美造新式步枪两支、卡宾枪一支、手榴弹一箱，各种子弹数箱及一些刺刀、军号等。我们回马公时，已是晚上8点钟，群众又密告土匪在水头公路附近抢劫，于是连夜出发搜索匪踪，直至次日清晨才返回基点。因同志们日夜奔波力疲身惫，我建议休整一天，只计划带几位区中队同志去水美执行任务。可是，大家不愿意休息，特别是从闽南公学毕业分配来的林宣同志（24岁，是同志中的年长者。）以兄长的姿态劝大伙休息片刻，自己却动手去做早饭给大家吃。用餐后已是八点钟，我指定吴飞云、陈勇壮、陈寿华三位同志留在马公坚守基点，我带张耀章、林宣和通讯员林文献等十几个人去水美乡。
  水美乡的土匪因暗的粮食、武器连续被我们搜获，于17日深夜在匪首王海水、王倭巩、王苍龙的策划下，配合当地的反动地主王荣椿、王庆美、王绍基，还纠集附近200多个匪徒，于3月18日晨，埋伏在进入水美乡必经的车墘和溪仔尾，並胁迫当地群众二、三百名在匪徒看管下，分布在周围的山头上，要他们听到枪声响起时敲锣呐喊，为匪“助威”。我们遭匪伏击，处于不利地形，进退不能，只得就地组织反击，而土匪又踞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向我射击。此时，东墘村方向也枪声大作，原来蔡一钱等三位同志抄小路赶来，也进入土匪伏击圈，当他们要向我们靠拢时，蔡一钱头部负伤，洪水根等二位同志壮烈牺牲，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我们就地坚持还击，土匪几次冲锋，我们用步枪排射和甩放手榴弹予以击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同志们的弹药都已耗尽，只有林宣同志那杆昨天才缴获的美式步枪尚有子弹，已负重伤的林宣同志忍住剧痛坚持抗击，其他同志用硬性田土当手榴弹掷打匪敌，匪众不敢轻易前扑。此时，靠金山基点方向突然响起了密集的轻机枪声，眨时北面的匪徒开始惊慌后撤，我意识到这是金山基点的小分队来支援，同志们甩出硬性田土，並一齐高呼：“大军来了，冲啊！”负重伤的林宣同志也喊：“陈区长，我掩护你们转移！”他的手中枪刚刚连发三响，罪恶的土匪子弹就打中他的头部，林宣同志终于淌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我们冲上溪堤，刚好遇到区委书记带领金山基点的全体同志来支援，立即分成若干小组攻击，配合轻机枪的快速扫射，土匪以为大军来了，怆惶地向山林逃窜。
  这场战斗，我们不幸地牺牲了林宣、洪水根等六位同志。我们踏着烈士的鲜血继续前进，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农民协会组织，使一些乡保甲长和地主富农不敢公开蠢动，局面迅速打开，很快完成征、借粮的支前任务。
  （三）
  1951年元月，我与区委副书记李文祥同志带领土改队进驻水美乡，以土改为动力，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经过一段的扎根串连，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经群众检举揭发，活抓了潜逃到龙海长福乡的匪支队长王海水，镇压了通匪、资匪的反动地主王庆美、王绍基，迫使匪支队参谋长王荣椿、大队长王苍龙、中队长王倭巩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带领10多名匪徒狼狈地藏匿于深山密林中。
  2月上旬，匪首王荣椿遣保长王阿居送来要与我们谈判的信息，並询问我们欢迎与否？能否保证安全？李副书记果断回答：“欢迎来谈判，只要能交出全部武器，悔悟自新，保证安全。时间地点由王荣椿决定。”当晚9点许，保长又来传话：王荣椿定于明天上午七时在东墘村祖厝与你们一个领导人谈判，要求双方不带随员。我经与李副书记研究，立即答应同意如时谈判。
  当夜，我们分析了谈判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由于开展群众性剿匪运动，土匪已经走投无路，只有走自新这条出路，王荣椿等雕要求谈判可能是真意的；二、我们有“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土匪；三、土匪虽提自新谈判，但还顾虑能否给予宽大？怀疑我们能否代表政府给他们的安全保证？四、谈判地点设在王匪老巢东墘村，如果匪以自新谈判为幌子，欺骗我们步入虎穴，那么我方参加谈判人员就有危险。根据分析对谈判作了充分准备。当时土改工作队分散在各村发动群众，住队部只有李文祥副书记和我、秘书林国栋三个人，便作了分工：李副书记原是部队连的指导员转下地方的，作战有经验，负责监视谈判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发生意外立即组织接应；我对该乡各村的地形熟悉，又会讲本地话，且任区长之职，可代表区一级政府赴约与匪谈判，林国栋同志则坚守队部，负责上下联系。
  次晨，我正要动身去谈判，李文祥副书记把自己心爱的一支全新的加拿大手枪压满子弹后，插在我的内衣腰间，语重心长地说：“多带一支枪，以防有变。”又胜券在握的说：“你放心去吧！有我在这里，土匪不会得到便宜。”党的信赖，战友和同志的鼓励，给我增添不少谈判必胜的勇气。
  当我走到原来约定的地点——东墘村祖厝，只见保长王阿居站在那里，却不见匪首王荣椿来迎接。诧异间，在祖厝后突然响起了两发枪声，这是王匪有意叫匪徒鸣枪以试探我方的动向，同时也怀有给我“施加压力”的妄想。可是，我却镇定自如地厉声吆喊王阿居：“赶快去通知王荣椿，说我已准时来到，他若有诚意自新，限十分钟之内来谈判，不要失去这最后一次生路的机会。”约一刻钟过去，保长来回话，说王荣椿两腿跌伤，走动不便，已在村西头王×家等我，请我到那里去“协谈”。谈判地点突然改变，是不是有诈？为了使我队部知道新的动向，我故意叫保长带路，走村前的田埂小道，有意让我的行动纳入李副书记的视线之内。
  我到达村西王×家，厅中的方桌上排着茶水，不见有人，保长要我上坐，我说天气闷热，还是靠门槛凉些，保长马上把方桌和背椅移到门槛边，要我坐背椅，我说坐门槛还是阴凉些（其实我坐在门槛上，背向队部，倘有意外，一转身就可以跳出门外去）。我刚坐定，匪中队长王倭巩从后门作试探性的进来了，我站起来说：“倭仔巩，你是受王海水胁迫，挂上一个有名无实的中队长，我们政策是“胁从不问”，你什么时候来队部登记自新，我都欢迎。今天，我是来给王荣椿讲政策的，如果他能自新并带领匪徒自新，立功赎罪，还是个明智人，反之，他就是死路一条。”王倭巩被我说得发呆了，木鸡般地站在厅堂中，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我刚才说的话，王荣椿在门外都听到了，可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突然带着大队长王苍龙从边门窜进来，边走边自歉道：“陈区长，对不起！我行动不便来迟了，请莫怪！”我说：“来了就好，总算你没有失去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我面对阴险狡诈、罪恶累累的王荣椿，便想起“三·一八”烈士的牺牲惨状，顿时怒从肝胆生，不由自主地拔出美式大曲七手枪对准王匪，众匪见我拔枪也各拔枪在手。这时，我猛然想到党的政策，立即压住心头怒火，启口说：“既有诚意谈判，大家把枪放下来，谈得轻松些！”王荣椿接着说：“是！是！是！”他主动把廿发连放的一支驳壳枪放在桌上，两个匪徒也把枪枝放在桌上。
  紧接着，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便开始了。
  我抢先发言：“王先生有何要求？有何顾虑！请谈吧！”
  王荣椿说：“我也是被王海水逼着，不得不上山，人民政府能不能把我当为“胁从”宽大吗？”
  我答：“你是首恶，有罪行，他们（指王苍龙、王倭巩）才是胁从。”我的话，有意瓦解他们。
  王荣椿辩解说：“我一生安份守法，只因不了解人民政府政策才逃避上山，但我经常劝弟兄们不能乱做。若我这样得不到宽恕，不是死得冤枉吗！”
  我接着说：“你死有余辜，不用说几十年统治欺压水美群众，就‘3·18’为首策划伏击区干部，造成死伤十余人的罪行，就够严惩了，你还有何话说？”
  王荣椿十分紧张，呼吸急促地说：“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还谈什么！”
  我说：“不！今天你敢来和我谈判自新，就还有求生之路。你与王海水不同，他是惯匪，你虽为匪首，尚有点悔悟，只要能
  坦白自新，经过教育改造还是个可用的人才。”
  王荣椿听后，认为还有一线生机，但对我说的话还存怀疑，郑重地问我：“你能代表人民政府吗？”
  我爽朗地说：“我是区人民政府的区长，难道你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吗？”
  王荣椿紧接着发问：“‘首恶必办’是你们的政策？”
  我答：“对！‘首恶必办’但还有一句‘立功受奖’”。
  王荣椿又问：“我有机会立功吗？”
  我答：“今天你带小弟兄来自新，就是立一功，水美乡还有十多个土匪在山上，你能叫他们都来自新，就是立了大功。”
  我说到可以“立功”，王荣椿觉得有生路，情绪转好，连连提出他自新后有关亲属、财产、出路等问题，我耐心地给予一一作答。谈判进行到近午，王荣椿突然提出：“过两天，我带弟兄们去向吴团长（指警备团吴扬同志）自新可以吗？”从他的问话中，我意识到这只老狐狸有点慑于我警备团吴团长，而对我土改队是不信任的，打算溜之大吉。可我，怎能放虎归山呢？我就抓住王荣椿慑于警备团吴团长这一弱点，顺水推舟地对他说：“吴团长很想亲自找你谈话。”王匪听了一震，问“吴团长来了！？”，我从容的回答他：“吴团长听到你有诚意自新，很欢迎，连夜赶来，现在我们队部，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可当面找他谈谈。”王荣椿一听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震惊得瘫坐在靠背椅上，王苍龙和王倭巩也垂头蹲到墙角边去。我看见时机已到，迅手伸出去把桌子上的三把驳壳枪一起缴了，喊声：“走吧，到队部去。”三匪只得老实地跟我到了队部。事后——不到一星期，全乡10多名土匪都陆续缴械自新。从此，水美乡匪患肃清了，群众安心搞生产，艰巨的土改、剿匪运动也胜利地结束了。回想这段经历，深深感到：心中有党，艰险不惧。
  （本文承政协南靖县文史委员会文史委员林国栋、黄先诚两
  同志提供资料，协助整理，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