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于1949年元月报名南下，编入长江支队五大队四中队。农历正月初八到漳南县回龙镇待命出发。五大队的集中地点是林县，要走五天的路程，如果走安阳这条路只要三天。当时安阳尚未解放，但还是选择安阳这条路。那天凌晨，在部队的护送下，队伍顺利地冲过安阳铁路线，直奔林县。在林县，我们穿上新军装，就向长江支队驻地武安县出发。
  在武安集训，主要任务是练兵学军事知识。每天一早就跑步到火车站，来回六华里。早饭后就集中学习接管城市政策、约法八章、军事知识等。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京津相继解放，解放大军直指江南。四月初，我们轻装从武安出发南下，带上武器、弹药、干粮袋等。第一天就遇上大雨，新发的雨布也不顶用，全身上下湿漉漉，干粮袋里的备用饼干都成了面团。在辉县休息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南京解放了！”第二天队伍急行军走了130多华里到黄河铁桥边，又坐上火车急驰蚌埠。蚌埠到南京的火车不通，队伍又急于进南京，于是一早就开路。为了不耽误时间，路上不开火做饭，每人每天发给100元旧人民币作伙食费。队伍人员多，有时难于买到面条、米饭，常是买点大饼等干粮吃一吃就算了。在往南京的公路上，俘虏的蒋军一队又一队被押着往北走，个个垂头丧气。
  我们队伍住在南京下关一个仓库里。一天，去参观总统府、新街口商场，还到了中山陵，下午回下关一看，驻地被蒋机炸得一塌糊涂，墙也倒了。进驻苏州时，传来上海解放的消息，长江支队也决定继续南下，进军福建。七月中旬，从嘉兴坐火车出发，开了两站路，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蒋机在上空盘旋扫射，第二、第三车厢被打中，四中队通讯员张振业牺牲了。出发前，他舅父曾交代过，振业年纪尚轻（不到20岁），要我多加关照，没想到未到福建就半途牺牲了。
  蒋机好像老是跟着我们的屁股转，我们在浙江江山县下火车不久，火车站也挨炸。车站一时不能恢复通车，部队给养成了问题，有三、四天断了粮没饭吃，大家各显神通，渡过了困难。
  福建山高坡陡路难走，有的队员累病了，还是誓志南下，千方百计跟上队伍。进入同安县界，刚要休息吃饭，前线传来漳州解放的好消息，队伍立即连夜继续行军，因为太累，许多人边走边打瞌睡。走到角美镇已是下半夜，实在走不动了，队伍就在街上就地休息。我打开雨布，往上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漳州会师后，四中队负责接管漳浦县，领导分配我到石榴区。
  接收区政权后，我带一个工作组5人到东山乡，贯彻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剿匪、交粮等任务。这个乡的匪情严重，有一天，我到县里开会，岱帽村的乡干部来请区农会主席许金泉、民政助理员江永来、青年干部周波经，还有柯志标等去开群众会，一到村里就被土匪包围，他们在小阁楼与匪徒战斗两个多小时。当我带领县大队入村支援时，匪众已退上山，四个区干部都被杀害。事后，我带领20多个区干部围剿，终于活捉匪头目薛普文。东山乡新内村是土匪的老巢，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剿匪小组张扬要回区公所，离开村庄后，就有人给土匪报信。我们走了几里路就又折回去，潜入新内村侦察匪情。天快亮了，村前小山岗上的一所楼房闪出灯光，楼内的土匪怕被围剿，动身上山，沿着山岗小路溜，边说话边迎面走来。我们埋伏在路边，当匪徒靠近时一齐开火。这次抓到三个土匪，其他连滚带爬往山后逃窜。不久，漏网的匪徒，也是一个个被捕获。
  1950年7月间，从海上潜入一股武装匪特30多人，窜到二区盘陀岭一带，带有机枪、卡宾枪、短枪等武器。一天，群众来报告，武装股匪由恶霸郑明芝带队逃向梁山。区里立即集中民兵、区中队，加上区干部共六、七十人，人数虽多于敌人一倍，但武器却比敌人差得多。我们决定乘敌人尚未站稳脚跟、情况不熟悉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给予打击。下午队伍从区里出发，晚上九时到达盘陀后，开始上梁山搜查匪踪。梁山位于漳浦与云霄交界处，周围数十里，山高岭陡石头多，地形险要。队伍搜索了几个小时，却不见匪情。到下半夜三点多钟，遇到一个下山卖柴的群众，才知道匪特住在山腰一个小村的土围楼里。我们兵分两路，埋伏在村前和村后小山岗上，等敌人出来就打。天已亮了，还不见半点动静，只见到围楼里有炊烟升起，敌人正在做早饭。我们踞高临下，向围楼打了三枪。匪特听到枪声，一片混乱，到处乱跑。我们民兵、区中队多数没有打仗经验，在敌人混乱中，争先往村子里冲。匪特被冲散冲跑了。这次突袭打死两人（其中一名是恶霸郑明芝），活捉三人，缴获一部份武器弹药以及水壶、雨布等军用物资。其余匪特像惊弓之鸟，向平和五寨一带逃窜，第三天就被全部歼灭。
  1950年秋，有一个团的部队驻县剿匪，大军压境，匪特纷纷下山缴枪投降。1950年底，剿匪工作已取得基本胜利，地方政权进一步巩固，紧接着便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