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在1949年1月南下时，被编入长江支队五大队五中队八小队。本来，五中队里并没有八小队，是后来根据需要补调上来的，故我们八小队和五中队的其他小队不是同时出发的。因为我们出发稍晚，便日夜兼程地追赶大队。春节过去没几天，就赶到武安县，可是大队已在武安集训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行人便在这里正式编入五大队五中队为八小队。八小队有八个人，我是小队长（区长），张克瑶为党小组长（区委书记），在武安参加了后半期的集训，学习中央文件及有关指示，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坚定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的决心。当时，小队里大部分人觉悟高，有些同志在新婚蜜月便离开了家乡，告别了妻子，随军南下。队员郭逢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结婚才三天，就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南下，他的新婚妻子还亲自送他到县里，新娘送新郎南征，真是一段喜传的佳话！
  在大队人马由武安出发前些天，小队队员郭逢运突然发起高烧，昏迷不醒，我向中队部反映，卫生处也派曹医生来检查，诊断结论是天花。于是，很快被送往武安区党委医院隔离治疗，医院医生禁止外人探望传染病人，但作为小队长的我，自己的队员患病住院，又是新婚燕尔，不去看望、不去关心和安慰，怎么说得过去呢？！经过再三请求，医生终于同意我去看望，但要我带双层口罩、穿医生白大褂。在小队里，我和患病的郭逢运接触较多，又去医院看他两次，结果在大队快要离开武安时，我也被传染上天花，匆促住进了医院，高烧一直不退，甚至昏迷说糊话。在我病愈之后，护士同志才把我病中的情况告诉我：在我昏迷迷说糊话时，边喊“冲啊”边指挥战友与敌人进行搏斗，在所有能用来作杀敌的武器用尽之后，为了不当俘虏，我将一只药瓶打碎，用碎玻璃瓶片割颈自戕，决心以身殉国。正在此时，一位护士闻声进来，看到我用药瓶碎片割脖颈，便大声喊叫起来，几个医生冲进来，夺下了我手中的玻璃碎片，才结束了一场危及性命的惊险！我的脖颈上至今还留有一道痕疤。
  当我的病情稍好转时，住院留守部队陆续出发了，我只好最后一批离开武安。留守处程少康、张峰等20多名领导与我们同行。在南下行军的路上，传来了南京解放的捷报，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个个情绪激昂，欢呼雀跃。我们乘军用汽车急驶到南京，向二野同志打听长江支队五大队的消息，说是在上海，我们便向上海急急驶进，赶到上海那天，正是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我们是晚上进沪的，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三野司令部。但因为上海刚刚解放，国民党散兵游卒多，政治情况较复杂，三野战士都十分警惕。由于我们不懂得三野口令，司令部门卫向我们开了枪，两位同志受了伤。后来，经过与三野同志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同志，才知道五大队已在苏州整训，我们又从上海赶去苏州，见到五大队同志才知道长江支队已由接管苏杭地区的任务，改为随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向福建进军。福建，在我们这些长在北方从小没出过远门的人的印象里，实在是个十分遥远而又偏僻的地方，据说福建高山峻岭，交通不便，蚊虫多，语言难懂，所以要进军福建在思想上多少有点转不过弯来。于是，从6月初起，我们连续10多天在苏州学习华东局关于南下干部和游击队、地下党会师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张鼎丞同志还亲自作了动员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他说：“福建好不好？福建好！福建什么好？福建革命好！人民好！福建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张鼎丞同志的讲话感人肺腑、动人心脾。经过多天学习，大家的觉悟更加提高，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福建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如牛似马的生活，我们应该不伯困难，勇往直前，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解放福建任务。于是，我们听党指挥，从苏州继续南下，于1949年9月2日到达了福建省会福州。9月19日，漳州解放了，我们于9月23日就进入漳州，到达目的地。回想南征，整个历程6000多里，真是风餐宿露北而南！
  漳州解放了，我们便准备进行新区各项工作。在一次漳州市尾的下池自然村会议上，县委书记陈砚田、县长白佩珩同志用红笔在龙溪行政区旧地图上一划说：卢永济去五区任区长，接管原国民党的浦南、丰山、乌石、天宝、铁凤等几个乡，区公所设在石亭。当时的浦南是龙溪、长泰、华安等县的一个交通枢纽，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小镇，但四周山多林深，土匪拦路抢劫时有发生。我下去工作后就发生一起影响较大的惨痛事件，这就是“浦南惨案”。
  那是1950年初春的事情：当时区公所在发动征粮借粮以支援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同时，发动群众，建立乡村民主政权，组织农会、工会。这时候，仇恨人民政权的土匪活动猖獗，拦路抢劫，为非作歹。我们党的一些同志曾经错误地认为闽南土匪与北方土匪不同，多数只是抢东西、劫汽车的“经济土匪”，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政治威胁等等，其实是一种纵匪为患的论调。那时，经常活动在五区的土匪是长泰匪首叶文龙的部下；在浦南活动的两个土匪头是钟泉水、吴荫堂，共有二、三百人左右，配备有汤姆生冲锋枪、步枪、短枪；还有华安过江而来的黄雨定股匪，黄匪主要到浦林、月岭、盘谷等地出没，南靖的李开瑞匪首在田寮、墨溪、渡头至天宝一带活动；股匪最多时达4000多人，所以五区的剿匪任务十分艰巨。
  有一天，我们准备在浦南教堂召开工会（农会）大会。这天下午，我接到了去县政府开会的通知，晚饭后带上通讯员回区准备材料，从浦南抄小路回石亭，走到浦南山上，听到不远的前面有人在跑动的声音，我们马上蹲伏下来进行观察，通讯员判断说“是敌人！”话音未落，机关枪便向我们猛射而来，通讯员用卡宾枪回击，敌人才怆惶逃走。到了区公所，我们挂电话通知浦南注意警戒，怎挂也挂不通。第二天就听到浦南出事了：就在那一天晚上，以钟泉水为首的80多个土匪包围了浦南镇，偷偷围困住教堂。当时虽是春季，但春寒料峭，寒气袭人，开会时把天主教堂的门关着，参加开会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发觉外面有动静。大约夜里八、九点钟，突然外面枪声震响，土匪开枪向教堂猛射。因是突然袭击，我们还手不及，干部和群众就被当场打死打伤32人。区干部沈国金牺牲，农会负责人林戽斗被击中，血流遍地。这件惨案震动很大，从而给我们一些同志敲响了警钟，不再认为闽南土匪只是“经济土匪”了。自此之后，全区性的剿匪斗争便迅猛地开展起来。我们着手组建区武装中队，配合县大队等进行剿匪。吴浦村是个土匪据点，长期以来这个村的土匪特别嚣张，我带领12人去住吴浦，准备捣毁土匪老巢。刚进村几分钟，我们便发现匪情，赶快撤到乡公所，驻在土匪头吴荫堂的楼房上，土匪向我们进攻，攻了两次就不再攻，只围困我们，使得我们进退不得，整整僵持了一天，后来县里派县大队来增援，我们12人才解了围。
  不久，31军抽调一个营下地方，也给了我们五区一个武装筹粮队，他们在五区广泛地进行对待土匪政策的宣传工作，才逼使浦南土匪的活动有点“收敛”，但当时却出现“抓了又放”的宽大无边倾向。还好，这种倾向很快地纠正过来。剿匪部队在浦南对江的长泰境内打死土匪头目钟泉水后，也把匪首吴荫堂抓获，即予枪毙，决不手软。
  1950年晚秋，第五区区公所搬到天宝。剿匪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剿匪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一天晚上，我和区委书记牛文学去渡头剿匪，黎明时就接到匪首李开瑞偷袭五区公所的报告，李匪杀害我区公所陈秘书及通讯员，砸开关押土匪的看守所，劫走8个在押的土匪。我们闻讯，立即赶回区公所，土匪正潜逃不久，估计逃往牛犄头附近。我和牛文学同志带领区武装紧追不放，准备与土匪决一死战。可是，当我们追上时，狡猾的土匪边打边逃，并不想与我们对火，终于从牛犄头溜掉了。另外，匪首黄雨定的匪徒也曾经两次到区公所偷袭，被我们抓住三个，其余往华安潭口方向逃窜。为了彻底消灭土匪，保卫人民利益，我们五区便发动群众性的剿匪运动。这是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剿匪了。31军剿匪部队和地方部队、民兵统一部署，围剿天宝大山。我们在天宝山布下了天罗地网，土匪只好在山里逃来藏去。为了防止黄雨定匪首南逃，我们召开了干部、民兵、群众会议，布置剿灭土匪任务，对于在这里出入的生人要严加盘查，对行迹可疑者则要跟踪。于是，土匪狡猾化装，假扮农民下地，妄想潜逃。这回，陷在消灭土匪的人民战争汪洋之中的匪首黄雨定在山上呆不下去，化装成农民，带着7个匪徒，背着畚箕，从天宝山口下来，被盘谷民兵发现，为了不过早惊动目标，我命令禁止打枪。如鼠过街的土匪便懵懵地从低洼港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为了全部抓获土匪，我们从沟里、深洼地里慢慢地向匪伙靠近，逐渐缩小包围圈，然后向土匪喊话“投降”！匪敌却负隅顽抗，拼命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后来，我们用两挺机关枪在低洼口作掩护，由区通讯员从低洼处向敌人靠近并继续喊话，匪敌还是不投降，通讯员也回不来，老埋伏在低洼坑里监视匪情。这时，天快黑了，若这样僵持下去，对我们不利，于是决定用机关枪把8名土匪全部打死。机枪喷火，黄雨定和他的匪徒个个倒地，没一人漏网，我们大获全胜而归。至此，五区的剿匪任务才基本完成。
  为了庆贺剿匪斗争的胜利，军分区在漳州大众戏院召开庆功大会，嘉奖有功人员。195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还嘉奖了盘古、月岭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