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的人员组成，基本上是太行五分区所属的林县抽调的。林县是太行区老根据地之一，早在1926年就有党的活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党领导的八路军进驻林县，並在林县北部建立了林北县抗日民主政府。1943年春，由于驻林南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我八路军趁势向林南发展，並于1944年4月11日赶走了日伪军，使林县全境获得解放。
  林县当时是拥有40万人口的大县，是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也是距离敌占区不太远的二线地段，处于我与敌犬牙交错的前沿地区，我军进退多以林县为依托。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林县人民在人力、物力上对支援战争、支援新解放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林县党史资料记载，从解放战争开始到1949年春的三年多时间，动员翻身农民参军人数计达22013人，另有10000多民兵战斗队员长期分批轮换配合部队在前线作战和支援、保卫新解放地区，还有数以万计的民工随军支前，先后参加邯郸战役、豫北战役、淮海战役以及解放林县周围敌占县城、据点等战斗。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9年3月，支前参战的民兵、民工共达29万多人次。
  林县这块根据地也为新解放区培育、输送了不少干部，除小批量、近距离向林县周围的新解放区、游击区输送干部外，成批的、远距离的输送有：1944年6月，跟随皮定钧司令员挺进豫西去了一批；1947年7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去了一批；1948年7月北上进入平、津地区又一批；1949年初参加长江支队南下到福建再是一批，这一批人数较多，而且从县到区建制比较完整。
  我们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的人员配备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三中队的第七小队人员是从邺县（在安阳县的铁路东地区，现并入安阳）抽调来的。但其中没有一个是邺县人，因为邺县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干部都是从老解放区调去的；二是县委领导班子中没有林县人，都是太行根据地抗战初期入伍的革命骨干。林县虽然解放五年了，其干部特点也多是翻身农民培养生长起来的区一级干部。
  （二）
  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的序幕，1948年4月，我军收复延安，标志着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形势的迅快发展已可预见。各解放区都在积极筹备干部，准备随军向新解放区进发。
  林县的广大基层干部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经历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的锻炼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践。中、下级干部的选拔资源是丰富的。林县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1948年下半年即着手分批轮训村级干部，从中择优提拔为区级干部，以充实县区机关，实行多线配备，及早作了抽调干部的组织准备。当选调南下干部的指示下达后，一经动员，便很顺利地完成了南下干部的组建工作。当时，林县辖12个区，原则上从每区干部中抽调一半，共组成六个区建制，为六个小队，加上邺县调来一个小队，共为七个区建制；县级机关两个小队为八、九小队。县级领导层中，从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武委会主任，群团主席、妇联会主席等领导一应俱全。集中到武安后，正式编为五大队三中队，其时也从别的地方调来一些人补充三中队，如组织部长李玉科、县政府秘书陶明路，财政科长杨景林，民政科长赵振川，税务局长吕守昌，县武委会股长刘杨生等。我们全中队共有干部97名，公勤人员23名。就其籍贯来讲，共有3省13个县。这批干部都是经过自愿报名，组织批准，依照党性强，阶级觉悟高，有对敌斗争经验，有领导能力，身体好，经过“整编”（即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条件严格挑选出来的。干部中党员占92％，苦大仇深的贫农、下中农（当时称新中农）出身的占60％以上，可以说干部的政治素质是比较好的。
  三中队及其各小队主要领导成员的配备是：中队指导员（即县委书记）蔡良承；中队长（即县长）郭景周；中队组织部长李玉科；中队宣传部长郭丹；中队武委会主任李银堂；中队群团主席张茂林；中队妇联会主席郑惠兰；一小队书记靳培良、区长刘万保；二小队书记牛玉顺、区长崔天恒；三小队书记倪天林、区长邓凤林；四小队书记王虎、区长卢法书；五小队书记谷文昌、区长张金川；六小队书记罗全贵、区长郭有吉；七小队书记彭清源、区长李宝太；八小队（县政府秘书）陶明路；九小队（县委会秘书）杨保成。
  （三）
  三中队干部中尽管党员占绝大多数，就其出身来讲又基本上是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因战争年代对党的性质教育缺乏系统性，他们虽有彻底反封建的阶级立场和愿意帮助天下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但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农民意识。在武安学习时，开头对今后工作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变为以城市为重心领导农村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领导方针想不通，认为解放区的党员、干部都是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参军参战的也都是农民，农民贡献大；“农民不靠城市可以，城市离开农村连饭都没得吃”，还认为“农民打天下，工人坐江山，不公道”等等。这种狭隘农民思想的解决，是通过“党的性质”的学习，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具有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全人类利益，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同盟军，虽具有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但存在由小农经济地位所产生的散漫性，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组织性，从而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弱点，领会到农民出身的党员看问题时不应该停留在农民立场上，而应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来要求。在此期间，还组织观看京剧《闯王进京》、《血泪仇》、《白毛女》、《刘胡兰》等剧目演出，通过座谈讨论，提高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水平，对狭隘的农民意识有所排除和克服。
  南下干部的农民意识还表现在，只想就地革命，不愿远离家乡。因为久经战乱后的和平环境呈现眼前，土地改革后的老区农村欣欣向荣，想在老家过和平安定的生活。整风学习中曾经批判过的“既有土地又有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思想又有抬头，但在武安时反映不甚强烈。原因是充分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形势教育，加上革命形势发展迅快，局面大好，鼓舞人心；帮助天下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朴素阶级感情又表现强烈；分配接管地区又是素称“地上天堂”的苏杭一带；还有一个不经明文规定但领导讲过的诺言：完成新区土改，培养起当地干部，三、五年后可回北方。尽管如此，还是发生第二小队武委会主任张廷和开小差逃跑事件。中队抓住这个事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活动，进行革命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批判翻身忘本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并派人把张廷和追回，作了开除党籍、开除出干部队伍的严肃处理，使全中队的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大大加强，继续革命、勇于向前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滚水快开锅，再加上一把火，封建老根要拔掉，绝不能再让它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口号响彻在集训学习之地，响彻在行军路上。我们的队伍和南进的第四野战军以及支前民工、大车、小车在华北平原汇成一股革命的大洪流，私心杂念都被这股大洪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跟上去，别掉队！”成为每个同志的信念和誓愿。5月4日，为了按时赶到黄河边乘火车，大家跑步前进三、四个小时，无一人掉队。
  5月24日到达苏州，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地超过预计，原来要接管的苏南地区已有人接管了，上级决定我们进军福建。决定传达后，思想又较大的波动起来了，认为福建离太行区几千里，言语不通，没有铁路，蛇多、蚊子大、会得粗腿病。总之，对福建的印象不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中队部便重新组织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又利用“七·一”建党和“八·一”建军纪念活动，请老红军讲长征的艰苦斗争史，讲革命先烈为建立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以树立“革命到底”的决心。此外，还全面介绍福建情况，使大家认识福建是革命老区，闽西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对全国解放有过巨大贡献，使大伙知道福建革命好、人民好！还大唱革命歌曲“..毛主席、朱总司令家住在南方，万里长征到北方，把我们来解放，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学习好榜样，..”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绝大多数同志表示“党指到那里，我们就走到那里。”坚决服从组织调遣入闽。在继续南下的行军路上，团结互助的精神更发扬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加足了，同志们生动的打趣说：“形势大发展，觉悟步步高。”“一觉悟，两千五。”（意指要继续行进2500里）。不过，少数农民意识植根深的同志在这个时刻还是落伍离队了：二小队区委书记牛××、宣传委员平××在苏州跑了；六小队区长郭××，公勤人员牛××，八小队县工商科长申××在嘉兴跑了；四小队宣传委员韩××、组织委员秦××在江山跑了；此外，还有少数因病留在江山休养的同志，病愈后不愿入闽，要求回去，经组织批准而回去了。90％以上的同志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都意志坚定地坚持走到了目的地。
  （四）
  9月12日，三中队到达泉州，住在桥南郊区一个农村。此时，中队奉命由行军建制改为以县为单位建制，人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蔡良承（海澄县委书记）、郭景周（县长）、李玉科（组织部长）及五中队调来的安汉奎（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等人为首，率三中队的一、二、三、七、八、九小队的大部分人员奔赴海澄县接管；以郭丹（任东山县委书记）及一中队调来的张书田（任东山县长）、申保成（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等为首，率三中队的四、五、六小队奔赴云霄，准备进岛接管东山县；董清晨（任长泰县委书记）、张全金、栗常福随同董清晨同志和四中队的籍文彦（长泰县副县长）等，率四中队的三、五、六小队奔赴长泰。至此，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的建制宣告结束。
  奔赴海澄的同志取道南安县的官桥、水头，同安县城、灌口、角美，由镇头宫下船于9月22日拂晓抵达月港上岸，进驻县城，立即展开接管与支前工作。接受原警察局长赖鄞祥率官警120人起义投诚；动员组织民工、船工支援解放厦门。
  奔赴长泰县的同志经南安县城、安溪县城以及安溪县之官桥、同安县城、角美、穿越山路经长泰县十里村，于23日夜抵长泰县城。
  奔赴东山县的同志，取道同安、角美、漳州、漳浦，先由谷文昌、张金川等带一个小队进驻古雷（时属东山县辖），余者到云霄，暂住天主教堂，一方面到东厦、陈岱两区帮助工作，另一方面为解放东山岛作积极准备：假云霄享堂举办东山干训班，从中吸收35名知识青年参加工作，充实进岛的干部队伍；开展政治攻势，策动驻东山的国民党盐警大队长（中校）王政勤、副大队长（少校）欧锡雄率领官兵700人于1949年12月12日举行起义；1950年5月12日东山解放后，县委正确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对该县被国民党溃败部队掳掠去台湾的4496名青壮年家属一律不称伪军家属，不准歧视并以同情关心的态度，按“兵灾家属”对待，给惨遭兵灾洗劫的贫苦渔、盐、农民家庭寄予阶级同情，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这对于团结阶级兄弟，团结台湾同胞，都起到了有利促进祖国统一的好作用。
  （五）
  在我们三中队的干部中，二小队秦德修同志，在行军路上于苏州病故了。进入福建的干部，五十年代初期（个别是六十年代），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调离福建者有：郭丹、赵峰、董清晨、刘万保、路崇阳、郭文山、杨永修、王银中、徐金山、宋阳全、常新吉、王怀保、吕英堂、栗常福、李成榜、程文金、翟清华、郭惠民、连秉福、卢合禄、王虎、杨贵存、王锡荣、杨梅生、程双锁等25位同志。另有郭运兴、王清新、徐培健等离休后回河南定居。其余都扎根福建了。
  留在福建工作的人中，已有马玉俊同志在50年7月剿匪斗争中牺牲；崔天恒、宋保太、彭清源、王福增、李秀峰、张茂林、王常保、郭九德、王生广、郝贵成、杨文昌、谷文昌、王照承、袁守明、郭景周、倪天林、贾金林、张迪民等同志不幸先后逝世。我们活着的人对这些牺牲、病逝的同志常常寄予深切哀思和怀念！
  谷文昌同志是三中队干部中比较优秀、担任领导期间政绩比较突出的一位。在南下行军中，他领导的党小组，由于表现良好，在苏州时五大队曾以“谷文昌党小组”名义给予表彰；他在任东山县委书记期间，率领县委一班人，组织干部、群众造林制风沙，绿化陵岛，为东山人民造了一大福。1991年，东山人民为病逝后的谷文昌同志立碑塑像以志纪念，福建省委号召广大干部“学习谷文昌”，学习谷文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省委书记陈光毅题写“绿色丰碑”刻石纪念，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还摄制电视剧《谷文昌》宣扬其生前事迹。
  回想当年动员南下的时候，谁也不曾想会到福建来，更不曾想会在福建安家落户。记得南下到达福州的时候，省政府领导来看望大家，在讲话中针对南下干部思想，鼓励大家好好工作，许诺待完成土地改革，培养起当地干部，三、五年后，不愿意在福建工作的，可以送大家回去。当时，南下干部听了十分高兴，记忆犹深。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需要，此愿不仅未偿，而且都能够愉快地服从组织，扎根福建。至今多数已是三代人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40多年正像弹指一挥间，至今南下同志绝大多数都已离职休息，安度晚年了。回顾40多年来的战斗历程，无不为能够把自己精力充沛的年华献给福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给自己的第二故乡作出微薄的贡献感到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