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伟大号召。那时，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50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太行、太岳区党委执行决定抽调干部组成“长江支队”，随中原野战军（二野）南下京、沪、杭接管新区。太行、太岳两区各组建三个大队，下属中队（县）、小队（区），人数达5000余人。我是1948年12月份由岳北公安处调太岳区党委会参加组建工作的。
  （当时中央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闽、陕等省。）当干部配备就绪后，我又回到公安处。3月开始南下，告别了父老乡亲和坚持八年抗战的太岳区以及朝夕相处的战友，路经阳城、沁源、翼城，于3月15日到达晋东南的长治市集中。当时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区党委组织部长郭钦安，亲自到长治送行。17日，在长治召开南下干部欢送大会，牛佩琮同志在会上致欢送辞，鼓励大家把老区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苦不畏难的战斗作风带到新区。最后与参加南下同志合影留念。19日，长治市党、政、军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欢送。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我们告别了长治。队伍经过潞城、黎城、涉县，于22日到达武安集中，並与太行南下干部汇合，经过几天组织整顿，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告“长江支队”成立，支队政委冷楚，支队长刘裕民，军区司令员陶国清，政治部主任雷绍典，组织部长刘尚之，宣传部长周璧。会上，由冷楚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还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说这次南下接管的新区有小城市和大城市，因此中央决定，随着形势变化，结束过去“农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由城市领导农村”，这是战略上的转变。支队全体干部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以及冷楚同志的传达讲话。在学习期间，生活军事化，每天早上出操、跑步，由大队讲军事常识，讲防空演习，经过两个月的集中训练，同志们认清了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的真面貌，拥护解放军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同时，明确当前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入城市。这次集训为长江支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完成长途行军、胜利开辟新区工作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4月24日凌晨，支队从武安出发前传来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21日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的特大喜讯，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这支4000多人的浩荡队伍在军号声中出发南征，当天武安县党政军工农学从城里到城外，列队欢送我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汇合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队伍浩浩荡荡、整整齐齐地离开武安城时，正遇上滂沱大雨，我们冒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5月2号，夜宿新乡敌据点附近的小城村，新乡孤敌被我包围，根本不敢动弹，我们的警惕性也高，有巡逻队观察敌情，防其突然。支队离开小城村继续行军，每到一地住营，都有群众热情前来接待，送茶送水，主动让出房子给我们住，大家心里感到处处有温暖。
  经过半个多月在华北大平原徒步行军后，便来到了黄河边。过了河，就离开太行、太岳根据地，大家有着依依惜别之情。同志们为了赶上5月3号下午4点抵达黄河北岸老田庵车站搭乘火车，当天行军130多里路程，中午边吃干粮边赶路，直到半夜才乘上陇海线列车。我们坐的是货车，臭气熏人，但大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谁也不唠叨嘀咕。5月8号继续乘火车南下，行至明光，铁路被国民党破坏，大家只好步行至滁县，休息三天。5月12号中午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隔江可以望见解放了的南京，当日下午3时，便渡江到达下关码头进入南京。在南京城，吃住由二野供给，住在原国民党交通部的办公楼，空空荡荡的，只有破烂纸张，满地抛撒，自来水、电灯都被破坏了，我们只好用腊烛照明，这就是国民党统治20多年的首都南京的一斑。
  5月24日，从南京乘火车抵达苏州待命，听从调配。原定长江支队到苏南工作，因形势发展太快（5月27日上海解放，至此京、沪、杭全部解放），华东局向中央提出拨长江支队归华东局调往福建。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同志到苏州组建省委，所有进闽干部组成南下纵队。张鼎丞同志还给支队干部做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说国民党长江防线已被我军突破，百万大军三天全部过江，原计划三个月或半年解放南京，结果三天就占领了。一个月内，我们连续占领了京、沪、杭最富饶的好地方。他讲到南下福建时说：“福建是老苏区，那里的人民欢迎你们去。”各大队组织学习张鼎丞的报告，正值“七一”党的生日，各队领导还结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战斗历程，大家一致表示要把老区的光荣传统带到新区去，为建设福建贡献一切力量。
  在苏州，三野十兵团给支队同志发了军装和一切装备。7月13日从苏州出发，随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
  15日便陆续到达浙江嘉兴。当火车行至长安镇时遇上敌机轰炸，五大队一位同志当场牺牲，一位同志负伤。在江山附近，又遇上敌机轰炸，有过长安镇教训，这回大家疏散快，未有伤亡，又不影响火车通行。江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森的家乡，政治情况复杂，经常有袭击我通讯人员、打黑枪的情况出现。为使安全行军，各中队组织武装班进行巡逻保卫。行军至兴圹边时，张鼎丞、梁国斌率华东一批干部同长江支队汇合。张鼎丞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廿日同意华东局建议，以张鼎丞为首组成福建省委，南下区党委建制即予撤销，干部重新安排。7月28日从兴圹边出发，冒酷暑行军，一路跋山涉水，一些同志病了，体壮同志替病号背枪支、行李，搀着病号走，重病号不能走的抬着走。经过五天急行军，便抵福建边境县浦城。“八一七”福州解放后，我们随军进入福州，住在仑前山。福建省公安厅长梁国斌同志向我讲述了福州市接管情况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经验，同时还谈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9月24日长江支队五大队同志进入漳州，和原地下党以及游击队胜利会师，成立了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三十一军政委陈华堂任军管会主任，卢叨、李伟任副主任，我任军管会公安部长。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会师后本着“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取长补短”的精神组成了第六地委，卢叨为书记，李伟任副书记，组织部长马兴元，宣传部长罗晶；专员丁乃光，军分区司令员李承尧，副政委卢炎，政治部主任皇甫琳，我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同时，建立了县级民主政府和公安机构。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队伍由南下干部、南下服务团、地下党同志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开展有秩序的各种接管工作。
  “长江支队”从北方南下，直到五大队同志进入漳州，历时九个月，行军八个省，跋涉6000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但与我当年跟随毛主席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是不可比喻的。不过，这段南下回忆，对古稀卧病的人来说，也别有情趣！我在漳州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一直想念漳州，想念和我们共同战斗的漳州干部、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