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返回班本部时,一进门,就接到改组派的成员通知:军校同学参加改组派的名册已被特务搜获了,有关人员应即赶到下关火车站上车,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我即偕同班的彭季梁、姚佐、谷一心等赶往车站搭上火车抵达上海站,换坐人力车到法租界霞飞路某公寓住宿。我们匆匆出走,大家孑然一身,未带衣物,只得过着难民生活。记得“双十”节日,我独自往外滩码头散步后,搭坐电车返回霞飞路,下车时看见有几个青年正在散发传单,租界巡捕赶来追捕,看我穿着白布学生装,要我解开衣服搜查,因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只得放行。我们在寓所曾向改组派上海联络站人员反映说,请设法解决我们匆忙出走的生活上困难。当晚改组派驻上海的负责人朱霁青(山东籍,国民党中央执委)接见我们,他说:“你们到上海已经十多天了,因事繁忙未前来看望,很抱歉!老蒋一年来杀害邓演达、王天培等人,现在又迫害我们,实令人痛恨!你们的困难,组织上正在设法解决。”
同年11月间,张发奎联合桂系喻作柏(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反对蒋介石。
这时逃亡于上海的改组派成员分批离开上海,我们乘外轮抵达香港,改搭西江轮来到广西梧州。原拟即改雇小汽船转往南宁,因冬天水浅难以夜航,当晚息于船上,不准上岸。翌晨,汽船正要开航时,岸上武装军队喊令:靠岸检查。检查者上船后命令:凡由香港前来的旅客应即办理登记手续(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来往地名等),经登记后被扣留者计44名(这些人正是要搜捕的改组派成员),我们全部被禁闭于船舱内,并在舱板上钉牢封闭。
当晚我们被押往城内一间破屋里,席地而坐,住屋内外都有步哨戒严,不准交头接耳。翌日夜间我们带队的4位负责人被押出提讯后没有归来,据说他们都被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