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派系之一。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和武汉国民党合流，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控制，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并在各省市发展组织和其他派系争权夺利，被称为“改组派”。
  ——《辞海》
  杨杰代校长被殴事件
  我原是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学生，1926年10月北伐军进闽前夕，干校由诏安转汕头担任防务。漳州攻克后，该校从汕头市迁移来漳州，越年春迁往福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参加驻榕独立第四师张贞部队（时张贞兼任福州警备司令）。同年6月间，该师奉令从福州出发经浙江、江西到达上海、南京等市时，我被保送考进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肄业，这时正是宁汉对立时期。不久汪精卫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作，旋又因争夺政权而发生矛盾；这时蒋介石处于既不容于武汉的压境大军，而其属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非计从的情况下，无法收拾，乃采取转移目标的手法，突然发表辞职让贤的宣言下野，以免身当其冲。蒋介石在下野前，将军权交与何应钦，又把南京中央军校校长职务，暂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杰兼代。
  蒋介石突然于同年12月由日本回国。春节前夕（1928年1月22日），杨杰代校长在南京中央军校集合全校员生约五千人讲话，他说：“何（应钦）总指挥在徐州前线作战的官兵们，每天两顿饭还吃不饱，而你们在后方的人员每天吃三顿饭，春节还要讨赏加菜，你们想想，良心上还说得过吗？”话还没有说完，站在最前排的学员（他们是在龙潭战役中被击溃的部队官员们）大声喊叫：“打死他！”，随即冲上，把杨杰打倒在地，闹事者有的且连忙拿来绳子和大板，把杨杰捆绑在木板上抬走，叫嚷说：“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去！”
  翌晨，蒋介石乘坐汽车到军校来，全休员生集合听他训话。当总值星官报告到场人数后，蒋介石不喊稍息，立即斥责说：“是谁殴打杨代校长的？站出来！你们知道他是代我任校长的，你们打他，也即是打我的，非严惩不可！好汉做事要自己担当！……”我们全休立正被他臭骂一、两小时，但终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是打手。散队以后，有人还说风凉话：“杨杰不识相，敬酒不饮，反而喝罚酒。”意思是说蒋介石回来了，杨杰自己该早辞去代职，回部队专任军长，这样双方都好看。后来传说这次殴打杨杰是有预谋的，那些打手事后都调到部队去当官了。而杨杰被打后回苏州家里去养伤，这样两个职务（军长、代校长）都丢掉了，据了解杨非蒋介石的嫡系，且与桂系关系密切，蒋为排除异已，终于耍弄了这个手法。
  “改组派”在军校发展组织
  自杨杰被殴打后，该校第六期同学中有些人对这件事愤愤不平，每逢假日在互访中，莫不以此事为中心话题。改组派的成员乘机煽动说：主凶并非学员，而是某某（意指蒋介石）。记得有一次，我同宪警班的学员王战天（原名王指南，系前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学生，“四·一二”清党中逃亡上海，后混入贺耀祖部队，改名“战天”，被保送军校宪警班学习）相伴同访该班区队长××（忘记姓名，湖南籍，系黄埔军校四期生），他说：“我们是先总理的学生，不能为野心家的新军阀当工具，今后要以三民主义为尺寸来衡量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嗣又同访工兵大队的胡应期（诏安籍，系由独立第四师保送入学的，已参加改组派，后改名胡游），大家对杨代校长被殴事件都摇头叹气地说：“那有学生敢打代校长的？”彼此心照不宣地说：“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越年春，在改组派发展组织的活动下，我们几位同学都秘密地参加了，只填了表，没举行什么仪式，而这个组织在军校的负责者是谁，也不了解。
  记得当年5月间孙总理奉安后，军校第六期学生毕业了，我由炮兵大队调到要塞炮兵班受训。这时因冯（玉祥）、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独裁，准备内战，为保卫武汉，6月间要塞炮兵班调往汉口北郊构筑要塞工程。9月底完成任务后，全班由汉口搭乘招商局轮船返回南京下关幕府山班本部。
  在逃亡中被截留
  当我们返回班本部时，一进门，就接到改组派的成员通知：军校同学参加改组派的名册已被特务搜获了，有关人员应即赶到下关火车站上车，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我即偕同班的彭季梁、姚佐、谷一心等赶往车站搭上火车抵达上海站，换坐人力车到法租界霞飞路某公寓住宿。我们匆匆出走，大家孑然一身，未带衣物，只得过着难民生活。记得“双十”节日，我独自往外滩码头散步后，搭坐电车返回霞飞路，下车时看见有几个青年正在散发传单，租界巡捕赶来追捕，看我穿着白布学生装，要我解开衣服搜查，因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只得放行。我们在寓所曾向改组派上海联络站人员反映说，请设法解决我们匆忙出走的生活上困难。当晚改组派驻上海的负责人朱霁青（山东籍，国民党中央执委）接见我们，他说：“你们到上海已经十多天了，因事繁忙未前来看望，很抱歉！老蒋一年来杀害邓演达、王天培等人，现在又迫害我们，实令人痛恨！你们的困难，组织上正在设法解决。”
  同年11月间，张发奎联合桂系喻作柏（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反对蒋介石。
  这时逃亡于上海的改组派成员分批离开上海，我们乘外轮抵达香港，改搭西江轮来到广西梧州。原拟即改雇小汽船转往南宁，因冬天水浅难以夜航，当晚息于船上，不准上岸。翌晨，汽船正要开航时，岸上武装军队喊令：靠岸检查。检查者上船后命令：凡由香港前来的旅客应即办理登记手续（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来往地名等），经登记后被扣留者计44名（这些人正是要搜捕的改组派成员），我们全部被禁闭于船舱内，并在舱板上钉牢封闭。
  当晚我们被押往城内一间破屋里，席地而坐，住屋内外都有步哨戒严，不准交头接耳。翌日夜间我们带队的4位负责人被押出提讯后没有归来，据说他们都被枪杀了。
  获释回乡 改名汤涛
  第三天，我们剩下的40人寄押于苍梧县监狱，进门后，各人身上所带的皮带、手表、钱项等都被没收，两脚钉上铁链。夜间睡觉时，各人的脚链又串连一条铁链，以防逃跑。大约一星期后，有一连上刺刀的军队，手拿绳索进入监狱。黄昏时提押我们，每两人的左右臂连绑在一起，而后每4个人又捆绑为一堆。我们被押出牢门，沿着大街经过，街上两旁站着持枪上刺刀的军队。我听见旁观者在小声说：这批青年又要去苍梧山当死鬼了！这时我很气愤地对绑在一起的王战天说：我们喊叫“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吧？王答说：“枪毙比被刺死好受！”（王害怕喊了口号会被刺死的。）
  我们被押沿着山径走到半山腰时，执刑者命令坐下，这时我才发觉两脚踝都被铁链磨破而流血（痕迹至今犹在）。有人说山谷中有许多军队正在挖掘土坑，为活埋我们作好准备。我们眼看现场情景，自知即将被坑害，绝望地卧倒地上等待处置。可是延至午夜，却又把我们押回监狱关禁。
  几天以后，驻防于广州的陆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派员前来苍梧县监狱，提解我们40人。我们搭坐西江轮，经肇庆到达广州，寄押于南海县监狱。脚链没有解除，只是待遇比苍梧县好些。广东籍的难友时有亲友前来探望并送衣物，改组派也派人前来密告说：“当你们在梧州被捕时，组织上曾托人请求吴稚晖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向蒋介石进言：在梧州被扣押的改组派成员，大都是军校学生，应怪我们教育不好，才会被汪精卫等人所利用；如果不给予生路，就逼使一些青年将追随改组派工作。并建议俟广西战事结束后，那些在押的政治犯应准予保释回家。蒋介石同意后，才电令吕焕炎（驻梧州叛变的桂系师长）将扣押人犯解送广州，由第十一军军法处讯办，因此，你们得免被活埋处死。”
  当时蒋介石利用两广军队互相残杀，以巩固其统治。张发奎部虽攻进粤北花县，旋即败退湘南。桂系师长吕焕炎叛变后，被其警卫员枪杀，而凶手当场即被击毙，主凶是谁？难以追究。
  1930年初，因汪蒋妥协，解散改组派，我们一批在押人犯幸得保释。因我在梧州船上被扣留登记时冒称为贵州省安顺县人，以致无人保领，后托贵州难友彭季梁、牟龙光等来我家乡云霄，将情转告家叔汤荣桂为我觅保。后得驻漳师长张贞致电广州第十一军军法处保领，我于1930年3月间获释回乡。当我来漳州面谢张师长保领恩情时，他当面训责说：你这个“呆仔”，有事不回来，还到上海当难民，又去广西干什么？今后要改名才好在部队里工作。我遵其意，不用原名汤晴澜，改名汤涛，并在其部队四十九师工作多年。
  闽南民谚四
  同生意，不同财利。
  一千赊，不值八百现。
  佐料够，不是媳妇巧。
  敢拼拿去吃，敢死有鬼可做。
  一时风，驶一时帆。
  劣马也有一步踢。
  龟莫笑鳖无毛大石也着（要）石仔竞（依托）。
  海上更阔，船头也会相碰着。
  一只手捉不了二条鳗鱼。
  交官穷，交鬼死，交有钱人做马只（让人使用）。
  未富，不可起大厝。
  （老龙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