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5年春开始开发天宝大山，距今巳24年了。现在，重上天宝山，看见的不是当年的“荒山秃岭乱石坡”了，而是4.7万余亩郁郁葱葱的林、竹、果、茶园，真使人欣慰。我借此机会，把芗城人民开发天宝山的事实和成就忆述于下：
  天宝山在芗城区天宝镇北5公里，它雄据华安、南靖边界，海拔929米，群山重叠，为漳州屏障。山上有3尖、13陇、12沟，大小50多个山头，20多个平坡，荒山面积403万多亩（不含山底五岭面积）。天宝山水源好，土层厚，坡度小，经纬度、气候、雨量都很适宜粮油作物、经济作物及亚热带花果的生长。然而在1965年以前，这座“宝”山基本上未被开发利用。当时，我曾走访附近农村群众和在山上割茅草的农民，他们都说：“宝山不宝，只供茅草；要真成宝山，只有开发改造。”群众的反映，对我们后来决定开发天宝大山很大的启发。
  随着漳州（今芗城区）生产的发展，原有土地、原料、人口、剩余劳动力都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市委领导便将目光投向天宝山的开发上。一致认为开发天宝山可以帮助解决三个问题：一、解决漳州城郊土地少，人口多的问题。解放后，漳州郊区人口增长很快，而郊区的土地是有限的，到了1965年时，人多地少的问题巳经十分突出了。当时城郊公社曾算过4笔账：①是土地账：城郊公社有2.2万多人，而耕地只1.3万多亩，平均1人不及6分地；②是人口帐：全市一年增加近千人，10年后就多出一个公社；③是口粮帐：按当时人口增长速度，每年要多吃粮食40—50万斤，10年后，500万斤粮食要从哪里来；④是增产帐：人口增长需要，一亩水田每亩要增产100斤，才能满足供应，而解放15年来，每年单产平均增加不及40斤。通过算账，社员们说：“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现在锄头巳伸无路，再过10年连土也不够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扩大耕地面积，发展漳州的农、林业，光靠近郊一点土地是不够的，必须开辟新的基地，而开发天宝山则是一条较理想的路子。
  二、解决漳州副食品、手工业原料来源问题。60年代，漳州还是一个以小手工业和副食品加工业为主的城市，随着工业发展，人口又不断增加，巳日益感到加工业所需的原料来源不足。当时，加工所需的竹、木、果等原料还得从外地调入，成本高，效益低。我们考虑要发展漳州的轻工业，首先应解决原料来源问题。最好能办一个较稳定的林、果、竹、茶基地，并设想在山上办个奶牛场，解决漳州人民吃牛奶问题，还可将牛奶用于副食品加工。
  三、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漳州城郊以及市区每年都有一些剩余劳力，如何解决他们就业门路不至于闲散在家呢？我们有个远景规划：待天宝山开发后，可将山上生产的粮食、水果、茶叶、毛竹、杉木运到山下，在山下办一个农、工、商、学联合的产业基地，就地搞各种加工，为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并建立职业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市委领导统一认识后，决定由江枫带领技术员、干部上山先行勘察，实地测量山上的土壤、水利等情况。我和张克瑶等主要领导也先后上山勘察3次，走遍大小山头，在一人多高的茅草中穿行，实地查勘，心中有数，更坚定了开发的信心。
  1965年4月9日，市委常委通过《中共漳州市委关于开发天宝大山的意见》，上报地委。当时制定的开山方针是：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长短结合，以短养长；林果并举，综合经营。具体根据天宝山地形分四层次营造：天宝、过塘、北斗、石亭、浦林、浦南、上墩、城郊等各村的丘岭地带种荔枝；山上的坡地梯田以种果种蔗为主；山腰种杉、竹为主；山顶种松，长年多雾的山顶地带，营造茶园。规定人多地少的城郊一一上墩、北斗、天宝等公社部份大队组织耕山队，采取统一领导，小队联营，大队核算、自负盈亏的组织形式。并实行专业和突击相结合，农闲时多上劳力的方法，65年组织3次突击开荒，为66年大造林果做好准备。
  1965年4月17日，地委书记蔡良承就“市委开发天宝山的意见”，给我写了批复信。信中说：“我很高兴地看到市委对开发天宝大山的信心与决心，开发天宝大山将展示出漳州市郊的广阔前景。”地委书记的支持与肯定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立即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开发天宝山问题。会上宣读了蔡良承同志的信，制定下一步做法并将开山方案更具体化。在这次会上，市委成立了开发天宝大山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张克瑶任副总指挥，随后又增补林镇坤为副总指挥，常住天宝山开发指挥部，许多具体工作由林镇坤做。会后，市委印发蔡书记的信，并召开全市人民的动员大会，号召漳州人民为开发天宝山贡献力量。
  1965年4月下旬，郊区4个公社2500多人上山了，往日寂静的荒山响起开拓者的歌声。初上山，两千多人居住问题先得解决，各社队想出许多暂时应急的办法，如借用民房、破庙，甚至连牛栏也用上，有的干脆用脚踏车铺上“谷达”（晒谷竹席），露宿荒山。随即组织人员搭建草棚200多座。天宝公社路边大队社员上山割芦苇，搭了一座可住20多人的草棚，只花几元钱买铁丝。上墩公社林内大队上山20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队，有的人主张盖瓦房，建砖灶，但得花一笔资金，大队领导坚持勤俭开山原则，发动社员从家里运来稻草3万多斤，并自建土灶，节约300多元，迅速安顿了200多人的生活。
  发展生产需要一笔资金，初上山开荒时，各队每月需向“家”里拿粮食和菜金，在工分报酬上，山上和山下也存在着矛盾，随着开荒生产的发展，日益反映出山上和山下的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否则开山则不能站住脚，并坚持下来。市委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1）山上社员工分应略高于山下社员；（2）大小队要给予开荒社员补贴一定的口粮和菜金，但山上要迅速争取自给，减轻集体经济负担；（3）小队之间有合理负担开发天宝山的义务；（4）山上要实行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制度。
  市委的几条决定，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实际问题，较好地调动干群的积极性。于是开山社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积极扩种粮食作物，大种蔬菜，发展牲畜，千方百计争取尽快自给。从4月下旬上山至9月下旬5个月内，4个公社35个大队，就有22个大队实行蔬菜自给，7个大队可以不再回“家”拿菜金。上墩林内大队初上山时，每月需回“家”拿万斤粮、万斤菜，至9月底基本不向外买菜，不向小队要补贴粮，不向山下拿生产费用。
  随着开荒的进展，我们日益感到缺乏打石技术力量。为了节省资金，市里打破过去依靠外地技工的习惯，请本地9名技工上山，带徒传艺。记得那时张克瑶到山上农友大队同社员一起开山，抡起16磅大铁锤和社员一起打石，青年社员十分感动，争着抡铁锤打石，直打得双手起泡，虎口流血。现在想起当时那种火热的劳动场面，仍感到激动不己。
  开荒造田，种林种果也要讲究科学性。6、7月间，暴风雨袭击，将一些质量较差的梯田冲塌。巳种上地瓜，因开荒质量不同，生长也不一样。凡是田丘平深翻土，表土保留好的，地瓜叶大。反之，则因瓜苗不能伸根，7叶变3叶，枯萎了。我们认识到，开山造田必须坚持一定的标准，才能保证产量，于是市委组织技术员到各队巡回指导，提出要因山就势，保护表土，掌握二平（表土、格土），深翻土（30～40公分），倒流水，岸牢固，修排灌沟。对10多亩不符合要求的梯田进行返工。修复加固被暴雨冲垮的田地。新开的梯田全部垒上石岸。
  为了使机关干部更好地服务于这一项中心工作，市委经过研究，决定分期分批组织干部上山参加劳动。从10月上旬至11月间共组织机关干部1071人上山，每期9天，主要的劳动任务是挖穴造林。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后，感触很深。人委有一位干部说：在机关，工作一多就叫苦，通过劳动，感到在机关不是苦，而是舒服。许多领导干部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不怕山高路陡，路滑难行，坚持上山造林。城建局工程队队长患痢疾，仍坚持带队上山。工商局副局长一天挖穴近40个，双手起泡流血，包扎一下又接着干。干部上山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也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劳动创业精神教育。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创业，取得可喜成绩。共开出1500多亩农田，种下水稻570多亩，地瓜580多亩，蔬菜100多亩，还种了茶、毛竹、香料、香蕉、荔枝等一大片。同时培育了油茶、杉木、木瓜、龙眼等7种林、果苗木30多万株。养牛170多头，猪430多头，家禽2300多只。大家看到辛勤劳动的成果累累，眼前仿佛展现出一幅天宝大山美好前景，高兴地说：天宝大山真是宝，农林牧付发展好，艰苦奋斗创大业，生产生活步步高。
  正当市委领导满怀信心，进一步为实现全面开发天宝山的远景规划而努力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领导个个均被批斗、审查、关押，被迫中止对开发天宝山的领导。后来，部份社队撤回，一些巳开出的土地，因无人管理而荒芜，原来修了上山的公路，有的被雨水冲坏。
  动乱中，也有一部份社队对开发天宝大山工作坚持下来。凡是坚持下来的，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如过塘大队，坚持种杉木、种竹子，1986年木材收了7百多立方米，竹子18万根。岱山大队坚持开山20多年，现巳种果300多株，茶园每年收茶200多斤。发展至今规模较大的芝山乡的官山农场，巳开发2000亩山地，有500亩柑桔，3000多株荔枝，2000多株龙眼，还有许多扬梅、柚子，1988年民盟漳州市委承包该农场收获近3万斤荔枝，170万斤柑桔，总收入达120万元。
  回顾开发天宝山的这段历史，感想很多。体会较深的有两条：
  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60年代中期，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搞空架子、摆样子盛行。当时大背景是全国农业学大寨，搞样板田。在开山中，我们坚持按天宝山的实际情况，不强调每个社队都要象大寨那样搞样板田。而是强调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茶则茶。总之，根据土壤条件，能开梯田的就开梯田，不能开梯田的就按实际能种什么就种什么。从一开始勘察到开山，市委领导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出现问题，及时制定政策，使社员满意，较好解决存在问题。
  二是时刻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开发天宝大山之所以能得到城乡人民的支持，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的情况下，也还有许多社队坚持开山，其中一条主要因素就是这件事符合城乡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实践中，我们看到群众是最讲实际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