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不怕牺牲，迎接胜利
  我是1947年9月在南安县诗山镇的省立南安师范学校加入中共闽西南地下组织的。1949年5月9日，安溪人民游击队（6月8日以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解放安溪县城。5月10日，我南师地下党组织了30名地下党员、1名新青团员到安溪县城，由安溪中心县委分配到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大田、漳平等县游击区开展工作。南安诗山仍是国统区，我是留校唯一的总支委员，与洪跃来同志一起，做学校与安溪游击区的联络工作。5月15日，我与钟金井同志秘密带领3名南师炊事员进安溪中心县委举办的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当炊事员。次日回校。
  二、进游击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1949年4月21日，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至5月中旬，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武汉三镇。福建各地游击队斗争风起云涌，福建国民党政局动荡。在此形势下，南师不少外地教师惶惶离校，学校当局宣布提前放假。我于5月22日凌晨与钟金井两人从山路避过学生特务张清俊的盯梢，安全返回安溪龙门老家。当晚就跟随安南同游击大队长林文芳同志到南安翔云，第二天与曾仁香同志一齐下英都，遭国民党驻军盘问，下午由洪跃来带出英都村，两人经安溪后按转到参内住黄奕巩同志家。病倒（疟疾）三、四天，5月27日从参内回安溪龙门。28日与厦门一批青年学生一起由林文芳带领，经赤岭、西坪，29日到达中心县委游击队总部——长坑。30日由朱汝宁带我进福春“闽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朱汝安同志（是我1949年3月在南师接头时的老相识）分配我做眷刻、油印工作。当时出版社总编辑是林枫，总务是朱振民。从事眷刻的还有张敏芸、林真，后来赵盾从连队到出版社养病也就留下来从事版面设计和眷刻工作。
  出版社还有一部用几十粒手电池并起来做电源的收报机，每晚收新华社电讯，由林惠同志把电码翻译成文稿，供《解放快报》发消息。电台台长是永春电台起义人员，收报机技术员是厦门学生林惠。
  出版社同时出版有《解放快报》双日刊、《翻身》半月刊，编纂出版《解放小丛书》、《学习小丛书》。我眷刻过《兴国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章程》、《新解放区土改要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1949年4月25日）、毛主席戴军帽的头像、和《解放快报》、《翻身》的部分栏目的版面。
  7月上旬，由于国民党进攻长坑总部，出版社转移到下湖。
  当时在福春、下湖出版社工作是宣传全国解放战争与安溪游击区胜利的形势。其特点是环境安静，生活艰苦，任务繁重，热情高涨。由于出版社设在游击区总部附近，相对比较安全，前后三个半月只转移过一次。当时是白天做文字工作，晚上到群众家参加农会小组做口头宣传发动工作、上夜校教农民识字。所以端午节有群众送米粽子，当地俗节总有米糕米粿吃，时令鲜果如山桃、杨梅等果子也没少吃。当时，长坑一带农民生活很苦，我们出版社10来个人的伙食是个大问题，这就苦了总务朱振明同志到处筹粮，甚至亲自远离玉湖到华口借粮，所以，经常是每天开两顿稀饭，最困难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铃薯稀饭，通常是盐菜、竹笋、马铃薯煮白水当菜。三个多月菜里有肉只有三、四次。同志们都是脸颊突出，有的还水肿。我三个半月只领过一次一块银元的生活零用费。我一直没动它，到了漳州原封不动地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对这样艰苦生活，繁重工作，不论是来自中学教师、大学生，还是资本家女儿、国民党起义人员，从没听到叫苦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的歌声使人振奋。每次过组织生活会，都是坦诚检讨某项事情没处理好，研究如何把出版工作、群众工作做得更好。没人想家，没人顾虑个人安危，没人计较个人得失，同志间真诚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尊重风尚极浓。今天回想起来，这短短三个半月的出版社工作经历，竟成了我来漳州近40年来养成事业为重，艰苦为乐，与同志团结共事工作精神的良好根底。
  三、接管漳州，建设漳州
  随着解放战争枪炮声的逐步稀落，革命红旗的迅速扩展，接管和建设新解放区的任务繁重、紧迫。根据中共晋江地委9月9日召集的南下干部、兵团干部、地下干部会师会议的决定，抽调安溪中心县委、边纵八支队四团所属干部百人到厦漳泉分配工作。
  我是9月12日与朱汝安、朱振民、朱汝宁、张敏芸、林真、赵盾一起十几人，从玉湖到长坑，13日到湖头会同李伯力等多位同志，14日到安溪县城，住在县国民党部。15、16日，我到参内参加筹集军粮。17日，安溪中心县委确定了第二批（第一批是9月3日10多名干部战士带南下大军开往漳州）调赴漳厦工作54人，由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四团政治部主任叶森玉同志带队。我是这个队的卫生员，背了一个木头药箱，里面备有济众水、八卦丹、万金油、紫色药水、奎宁、阿斯匹宁、药棉、粘布等普通药品。18日上午由安溪人民政府县长谢高明同志致欢送词，并留影纪念（我有复印件）。
  9月18日下午一行54人从安溪县城出发步行，当晚到达龙门。19日上午分乘两部木炭汽车至同安县城。下午3点多钟步行出同安县城二、三公里处，遭厦门国民党两架敌机扫射，所有同志迅速散开，隐蔽在公路边的稻田、树下。面对敌机骚扰，心中只有忿怒没有害怕。也不知是敌机飞行员双手颤抖，还是胜利之师能避枪弹，敌机过后，清点人数，竟无一伤亡。为避免敌机再次骚扰，我们在附近一片榕树下休息到天黑才开始夜行军。天上只有星星，没有月亮。将近半夜才到达灌口镇，人人既饿又累，一停下来就在街道两旁骑楼下睡着了。20日清早一觉醒来，天巳大亮，而且围了很多人群。我们当即自我介绍是安溪游击队，要开往漳州工作。队伍集中到一棵大树下用过早饭，就继续上路，这时出现一支与我们同方向的解放军装束的队伍几十人，两支队伍分别时前时后，互相唱歌助兴。过后回想，这支队伍就是来漳的南下干部。当天中午，两支队伍几乎是同时到达角美镇。我们是在镇公所休息的。下午继续向漳州前进，大约4点多钟到达现在的农药厂，少事休息。队长叶森玉说：快要进漳州城了，大家必须衣着整齐，打起精神，并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与几位同志到九龙江边洗脸整容整装。其实当晚并没进城，只是驻扎在市尾的最末端的大榕树下庙里，抵达时已是万家灯火了，老百姓也极少来围观我们，是第二、三天与群众混熟了才到群众家交谈。
  23日上午，队伍整齐地顺现在新华东路路过园圈，经中山公园进复兴路（今瑞京路）到张贞公馆——地委所在地（整座公馆一大片房子，只剩一个看门人、一只猴子、一辆黄包车），地委组织部就在对面杨逢年公馆里头。我与陈清等7人分配在秘书处从事收发、财会等工作。未立工副秘书长找我谈话，“小林你在游击区刻腊板，让你到地委文印室于文印，有什么意见？”我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组织安排，没意见。”
  朱汝安、梅川夫、马鸣开始是在宣传部，后转到报社工作。林汉一开始就在宣传部工作。肖墙当第二任新华书店经理。叶森玉等9人分配到青年部工作。杜林等8、9人分配到军分区工作。力伯昌、林真等同志分配到专署工作。李伯力、邱志远等先到军管会工作，后回地委工作。朱振民、朱一天等同志分配到龙溪县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到警备司令部工作巳记不起姓名。总之，大部分同志分配到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
  前后只用两天时间全部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开始投入紧张的接管，清理敌伪财产，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生产等工作。
  9月25日，我参加了在寻源中学礼堂召开的解放大军、南下干部、游击队、地下干部的会师大会。卢叨主持会议，由31军政委、漳州军管会主任陈华堂同志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全国解放的形势，要求各方面干部团结一致，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把漳州从消费的，手工业的、落后城市，改造建设为生产的工业的进步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意思是解放漳州、改造漳州、建设漳州。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不看稿件，内容精彩，语言生动，一口气讲这么多内容的报告。好多提法至今不忘。卢叨、李伟也作了加强政策学习、加强团结、建设漳州的讲话。
  至此，第二批来漳州54位同志全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个人也结束了短短的三个半月的游击队生活，开始了正规化的机关工作生活。但是，几十年来“游击生活”的优劣两方面在工作中、生活上还时有表现。
  由于当时54人分别来自安溪、永春游击区，来自后方机关、前线连队，本来就互不相识，只有三天行军相聚一起，以后几十年各自工作繁忙较少联系，工作调动失去联系，所以还有10人不知今在何处工作。
  大体是10月1日前后，朱汝宁、周甘棠又回安溪带陈君实、蔡仲明等同志第三批进漳，还有永春一批单独进漳，四团七营黄永华、林约等一批同志十来人是从长泰进漳，不久从漳平、华安又下来一批，一直到52年闽西南甘蔗整党学习结束调七、八位同志来漳工作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这样，安溪中心县委，八支队四团单单向漳州输送的干部就达130多人。这些同志相当一部分又调离漳州，但不少仍坚持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县党政企事业部门工作。不少同志成为各条战线的工作骨干。这说明建国前中共闽西南地下党的“发展组织，开辟游击区，牵制国民党地方兵力，培养干部，积蓄力量，迎接全国胜利”的建党方针，开了鲜艳之花，结了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