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6月初，解放大军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之势南下进入福建境内，很快占领南平，漳州的南北会师在即。闽粤赣边区党委决定：紧急动员群众，准备粮草，迎接大军南下。并决定派闽粤赣边纵队参谋主任王汉杰、闽南地委常委卢炎俩人，化装成华侨前往南平与十兵团联系。联系暗号是：左手戴金戒指，中间三指并拢朝天。
  王汉杰、卢炎同志奉命从平和出发，日夜兼程，直奔南平。与十兵团接上关系后，方才得知，解放大军巳攻克福州，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和张鼎丞同志都在那里。他们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州，见到了叶飞、张鼎丞两位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闽粤赣边纵队情况：主力两万多人，加上武工队、工团，总共约四万多人。解放了三十多个县城，叶飞、张鼎丞同志听了很高兴。张老是闽西人，他亲自给王、卢二人倒了一杯水，兴奋地说：“你们于得很好，工作成绩很大，可喜可贺。解放大军渡长江，战上海，现在来解放福建，蒋家王朝已日落西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王、卢汇报完后便动身返回。
  当时，龙岩巳经解放。9月17日，我带领八支队的三个团由龙岩来到南靖县境内的保林，遇到了王汉杰同志。王将向叶飞、张鼎丞同志汇报的前后情况一一告诉了我。并告知：三十一军担任攻打漳州，三十一军交给他一个加强侦察营，由他带领该营前来与我会师。
  “解放大军来了！”这一胜利喜讯，对于我们这些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历经种种苦难的人来说，好比拨开乌云见日出，每个游击战士都从心里发出欢呼。
  侦察营是急行军过来的，几天几夜没睡觉，一到目的地 ——一个晒谷场，他们一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游击队员没见过大军，都想看看他们是啥模样，一看都在睡觉，太辛苦了！
  会师后，我们八支队归三十一军军部指挥，配合三十一军解放漳州。当时，给我们八支队的具体任务是：配合侦察营，绕过南靖县到达平和县，再经平和黄井到南靖的塔潭，插到九龙岭，控制漳州通往漳浦的这条交通要道，切断敌人的退路。
  总攻漳州的日期定在9月19日。17日，我们的部队就巳赶到平和文峰乡，18日，当我们正在爬山向九龙岭进军时，忽然听到从漳州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侦察营长很着急地问我： “卢政委，大炮响了，我们还有多远？ ”
  “不远，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我回答他。
  侦察营的战士因为连日的行军作战，少数体弱的巳精力不支，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倒在路边上了，后头的战士见了也不去扶他，仍然一个接一个地朝前走。对此，我们很是迷惑不解。侦察营长看出我们的心思，大声说：“时间就是胜利，抢占阵地要紧。 ”同时朝后挥挥手说： “有收容队。 ”
  侦察营以及王汉杰同志带着八支队一部分去抢占九龙岭。我带着八支队一部分在程溪拦截敌军逃兵。刚进入阵地，就发现有一股国民党逃兵慌里慌张从前面的公路上跑过来。我们拦上去截住要他们缴枪。这个时候，逃兵后面有人开枪。我们想：逃兵还敢开枪！？就互相打了一阵子，我方倒下了一个战士。待双方接近时，才发现误会了，原来是大军在追歼这股国民党逃兵。于是，我们两支部队合在一起，共同对敌。
  不多时，只见公路上又开过来足有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国民党逃兵！”大军的同志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我们密切配合，很快消灭了这股逃兵，有的举手当了俘虏。
  九龙岭上的侦察营长听到程溪方向枪声激烈不断，怕我们遇上敌人大部队，吃不消，赶紧派人前来联系，我告诉来人： “我们和大军团结作战，所有经过这里的逃兵，除了被打死的，全被俘虏了。 ”
  驻扎在漳州城内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深知同解放大军交战如同以卵击石，在我军总攻一发起便不战而逃，逃前对漳城进行破坏。该团一千多国民党逃兵在石码镇被我歼灭，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漳州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当时，接到上级一个命令：游击队不能进城，暂驻城郊。9月21日，按照通知，我、王汉杰，还有一个师的参谋，三人一道前往设在漳州的三十一军军部（在公园）和军政委陈华堂同志见面。
  军政委陈华堂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非常热情。我说：我们一直在山沟里串来串去，懂得的东西很少，请多指教，多帮助！
  陈华堂同志却鼓励我们，说：“互相学习嘛！你们长期坚持斗争，熟悉情况，北方来的同志不会讲地方话，你们有你们的长处和优点。 ”
  尔后，陈华堂同志请李伟、丁乃光等随军南下的干部与我们握手、见面。
  不久，成立了漳州军管会，陈华堂任主任，我与李伟任副主任。接着，在漳州寻源中学校园内举行南下干部与闽南地方干部胜利会师大会，陈华堂同志讲话，要求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一道把工作搞好。我也在会上表态：“我们游击队长朝在山区，远离中央领导，对城市工作没经验，今后要向南下的老大哥学习。 ”
  9月25日，陈华堂同志主持会议，成立漳州地委，由地下的闽南地委与南下的地委两方面合在一起组成。并将名单上报省委。不久，陈华堂同志找我谈话，说：“省委巳批准，你是地委书记，李伟副书记，丁乃光专员，马兴元任组织部长，罗晶为宣传部长。”漳州有十个县，号称福建的“乌克兰”，我担心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陈华堂同志说：“中央、省委有这个精神，要依靠熟悉情况的当地同志，我们大家要团结做好工作。 ”
  刚刚走上地委领导岗位那一阵子，困难比较多。打游击出身的干部，情况熟悉，与群众关系密切，但有的游击习气较浓，文化水平不高。南下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经过比较严格的锻炼，见识广，能力强。面对这种状况，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能从大局出发，作维护团结的带头人。特别是陈华堂同志有水平，也比较全面，他经常对我们地方和南下干部进行鼓励、帮助，指出缺点和不足。就这样，依靠团结的力量，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在情况极为复杂、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各项任务。
  一晃眼，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我们，如今大都成了离退休的老人了，有的巳不在人世了，回顾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那些年月，那些往事，以及此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展望革命前程，放眼国家未来，我深感：应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搞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共同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同志，在庆祝漳州解放四十周年的时候，要讲的一句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