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我在《闽南新报》工作整整一年。这个年月距离现在虽然已经44年了，但大体上还能记得当年一些较为重大的工作活动。
  1943年10月，我在桂林接受福建《建设导报》的邀请到了永安，担任该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但工作不到五个月，由于《建设导报》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的方针而遭到封闭。报社编辑部一群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断了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志，不得不分头各找工作。这时，在漳州出版的《闽南新报》的负责人陈达元，也到永安物色编辑人才，他一再托请刘建绪（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随从秘书谌震介绍一位编辑到《闽南新报》任总编辑，帮助办好该报。当时陈达元要人很急，经人了解，原来在福建永安出版的《中央日报》要在漳州出一个分版。漳州地方势力（军统）为了抵制CC系（中统）的《中央日报》在漳州出分版，他们内部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很需要人去加强《闽南新报》的编辑工作。
  谌震找我商谈，建议我去，我找了几位朋友征求意见，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主张不去的说：那里环境太复杂，难于开展工作；主张去的，认为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去占领一块新闻阵地，为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作一些宣传工作。交换的最后意见是：可以去试试看，可留则留，干下去；不能留，试一、二个月就走。意见统一后，由谌震正式答复陈达元：去试干一、二个月。这才最后定下来。
  1943年大约3月中旬，我辞别了永安朋友，坐汽车到龙岩，访问了“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和“台湾儿童少年队”之后，就步行三天来到漳州。
  报社的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大失所望。报纸的纸张很坏，印上的字两面互相渗透，很难看清；内容更是贫乏，除了“中央社”几则全国性消息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行数只有七、八百份。这种现状，既令人失望，但又感可以有所作为。反复考虑之后，在报社负责人正式宴请时，我向社长陈达元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改进纸张、印刷条件，充实言论内容，改进版面，编辑部要适当增加人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可以招收几个见习生训练。并表示如报社不下决心改变，我只能试干一个月便回永安。
  陈达元爽快地同意了上述改革意见，派了当过国民党县长的黄清淮来任副社长，常驻报社抓行政工作；又委派他们内部一位姓黄的来担任经理部经理。不久，大约5月间，谌震又推荐一位留日学生会写诗的覃子豪来主编副刊。报社也招考了四位青年来学习编辑、记者业务。
  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报纸有了转机：纸张改好了；内容也在充实，出现了能够及时分析国内外形势的专论和《半月时事述评》；副刊在覃子豪主编下也办得有点生气，逐渐受到读者的欢迎。报纸的发行数也逐月上升，从七八百份上升到二千、三千，最高时达到五千多份。
  1944年春到1945年春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巳胜利在望，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经过艰苦的和重大牺牲的斗争，巳一步步打出国门，向德国法西斯老巢进击；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正陷入大陆与海洋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在太平洋，美军正采取逐岛进攻转入越岛进攻，接近菲律宾和日本本土外围；在中国战场上，日寇由于分兵南侵，除发动一次战略防御的打通粤汉线及占领湘桂线的战役外，已难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但这种形势，在1944年夏秋之间还不明显。因此，当时广大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最后胜利？胜利了，中国的命运走向何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能否胜利？胜利后的世界局面又将如何？
  针对广大读者对国事及世界战局的关心，我除了完成总编的日常任务（处理每天的重要消息、文章、审阅各版、签印）外，就是以较大精力研究撰写《半月时事述评》。这个专栏一般半月一次，一次四、五千字，对半月来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政治、军事斗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尽可能预测未来的动向，为撰写这专栏的文章，当时交代资料室按照这要求收集、整理半月来的资料，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在桂林的一位朋友徐杰（徐谷明，当时报社聘请她为驻桂林特约记者，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每月剪寄两三次党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有关文章（主要是于潮的文章），从中学习，找寻党的指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粤汉路线被敌打通、湘桂铁路被敌截断的1944年9月以后，又及时读到羊枣同志在永安主编出版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作为参考。因此，当时《闽南新报》上的《半月时事述评》很受读者欢迎。通过它，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必胜信念。
  同时，由覃子豪主编的副刊，也受到青年，尤其喜爱文艺的青年的欢迎。副刊以诗、散文、杂文为主，也有一些短篇小说。有些杂文还针砭时弊，颇有锋芒，并因此发生国民党驻军107师师长黄华国枪杀一个杂文作者的惊人流血事件。那师长认为那篇杂文讽刺了他，叫作者去问话，以后妄称作者要跑，被卫兵开枪打死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向报社负责人力主反击、揭露。但报社有顾虑，而黄某又派人来多方解释，结果是不了了之。至今回忆这事，我还感到难受。
  报纸通过言论、版面及纸张、印刷等的改革，在读者中逐渐建立威信以后，先后开展了如下一些活动：
  （一）积极参与介绍、评论“漳州五·四青年节戏剧汇演”活动：记得当时由沈汇川导演的《大地回春》（陈白尘作、国防剧社演出），和陈开曦（本报社编辑）导演的《大明英烈传》（由石码镇演出）竞夺第一名很是激烈。为漳州讲话的一再要我投《大地回春》的票，但我作为报社的记者和汇演的评判员，除尽量介绍、评论汇演活动外，还是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投了《大明英烈传》的票。
  （二）大力报导了西南戏剧公演活动（在桂林举行）：这是由驻桂林特约记者徐杰写的多篇通讯组成，对推动闽南的文化活动起了一些作用。
  （三）为适应文艺青年的要求，由报社副刊部组织了几次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朗诵诗篇，每次聚会都有二、三十人参加，文艺气氛很是活跃。记得内迁平和小溪镇的双十中学，有一位青年木刻工作者，不断向报社寄来他的很有质量的木刻作品。在我朗诵我的诗《向太阳》后，也收到一些诗歌作者的来信探讨。
  （四）举办“永安大轰炸诗画展览”：这个诗画展是由当时在永安的青年木刻家萨一佛（现在北京），他现场描绘了几十幅永安被日机大轰炸后悲痛的场面；覃子豪又在每幅素描上配上三、四、五、六句不等的短诗，在永安展出，收到了很强烈的抗日宣传的效果。报社组织它到漳州、泉州展出，也同样吸引了大量观众。
  （五）响应“东南文化建设运动”：粤汉路被日军占据以后，东南各省与大后方隔断，局处一隅，聚集东南各省和永安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了“东南文化建设运动”，《闽南日报》也从言论上给以支持、响应，以扩大影响。
  （六）发起“义卖报纸消灭鼠疫运动”。大约是1944年8、9月间，漳州发现了极为严重的“虎烈拉”（疫黑死病），来势很凶，每天都有人死亡，医院及病家都感到非常困难。报社了解这一情况后，除发表文章引起各方面重视外，向社会作了调查之后，立即在报上号召全社会来关心出力响应消灭鼠疫运动，预告报纸准备义卖，将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献作医药费用。号召发表后，得到积极响应，报纸义卖三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义卖所得的总数记不起了，但数字是不少的，全数上交了。
  到1944年冬，《闽南新报》由于作了不断的改革，并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社会活动，在读者中树立起了一定威信，报纸的发行量仍在逐月增加。这时报社掌权人大约一方面感到报纸羽毛巳丰，威信已立；一方面也对我有点怀疑，态度上开始冷淡。我三、四次发现我的信件（特别是广西桂林来的信件）被偷折。我意识到尽管他们认为我是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介绍来的，有一点“来头”；在漳州，我又很注意自己的言论、行动，在生活上又与几位在漳州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四川老乡经常来往，和报社的两三位副社长及经理部也相处很好，或者还不致于怀疑我是“异党”；我又常常自称是自由惯了，不愿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信件的多次被偷检，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找机会脱身了。
  1945年2月，我接到永安“东南出版社”董事会通过李品珍同志（“东南出版社”主要创办人之一，1938年湖南宁乡中共县委书记）给我的信和老李个人的一再函促，要我回永安就任以出版进步书刊著名的“东南出版社”经理。我趁机向报社提出辞职后，于1945年5月初离开漳州，经泉州、南安诗山，看望陈伟盛、林子力和尤淑德夫妇，即返回永安担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但到永安不上五个月，就以“永安大狱羊枣事件”于7月12日被捕了。
  44年过去了，回忆在漳州《闽南新报》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并没有白过。除了利用当时国民党、三青团内部矛盾，在可能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事，及时向读者传播党的坚持抗战方针，介绍、解答一些有关全国和世界局势及未来前途等问题外，还使我了解了漳州上层这样一个腐朽的社会层，了解到漳州人民群众和读者对进步的向往，对报纸进步倾向的支持。这些都给我以深深难忘的印象。但更值得我怀念的，是在漳州认识一个老同志郑畴。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很早就参加了党，并到过新四军工作过的老战士。我们的接触不多，我只到他工作的地方借阅书报两三次，但他却以一个老战士的眼光，从我写的文章中欣喜地发现了我这个外地人的政治态度，于是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向一些青年学生介绍报上“半月对事述评”栏等文章；并介绍他认为可以介绍同我认识的女弟子小徐同我见面。我在永安被捕后，他又通过小徐在经济生活上给我以支援；1946年4月我出狱后，我们要扬帆南海远赴香港时，他又来信祝贺我们：“万里鲸天，鸳鸯并载！”这样一位培育革命青年而默默工作的同志和战友，想不到1945年3月漳州一别，竟再也未能见面。经过25年之后的1970年7月，当我们全家要去上海转往四川路过漳州时，他正被隔离审查，难绝一面，连信也难以转寄，不久后就听说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