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省立第八中学（1918—1927年）和省立第八初级中学（1927—1931年），是两所不同学制的学校，由于都是省立中学，都设在芝山之下，又都编数第八，所以过去人们都混称“八中”。现忆述其一些轶事于下：
  省立第八中学
  辛亥光复之后，漳州府中学堂由芝山书院移到八卦楼边的丹霞书院来，改为校长制，第一任校长是海沦华侨、捐过道台的陈秉璜。先后接任的吴春元、王廷赞、陈启基等，都是福州优级师范毕业的。在陈启基任内从甲班招生起到丙班毕业，共三个班级。甲班学生于1915年毕业，正是袁世凯称帝的所谓“洪宪元年”，所以毕业证书上写的“洪宪”年号。
  民国七年（1918），漳州府中学堂改为省立第八中学，它是一所旧制中学，四年毕业。民国九年（1920）迁移于芝山之麓的甘露寺里，仅就寺院房舍加筑围墙作为校舍。民国十三年（1924）校长陈启基被驻军师长张毅撤职，改派施拔甘（前清岁贡）接任，可是不到一个学期，张毅又改派在法国勤工俭学刚回来的林有壬接充校长。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在丹霞书院时期，学校有点新气象：理化、博物等科的教学还充实，教师都是福州优级师范毕业的，而且多是前清秀才，或者进过科场的，诗文不必说，科学也学得好。上课时不但有实验、有解剖，还有显微镜；美术和音乐教师也是专科出身的，他们一身西装，我们给予一个“金苍蝇”的绰号，事实上也是难能的教师。特别是数学教师郑谦光，学问好，教学认真，拖出肺病来，当他弥留时，我们学生前去探望，不少人悲痛地流下眼泪。军事操练很突出，教官如徐壮立、李振中，都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威武而严格，学生们很怕他们。徐壮立上课时，把学生带到丹霞书院的半月楼前面，“稍息”后，就“鞑靼”、“满清”、“猪尾巴”（即长辫子）、“腐败”、“卖国”等等讲演一通，灌输革命思想。光复那一年，头一次双十节，漳州全城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时，他当了总领队，那一身武装和响亮口号，使学生们更佩服。
  当时学制是模仿日本的，要升学还是中学毕业生较便当，因此一时升学和留学的风气大开，甲班刘为霖、丁班林元英升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丁班杨维铨（杨骚）留学日本，戊、己班吕隆庆、黄如虎、吴冠英、林毓英等留学法国，学工或学医都有成就。厦门大学创办后，升学的更多，叶国庆、薛澄清等就是毕业后升入厦大的。此外，升学和留学于国内外大学的还很多，已记不清楚了。
  中等学校教员的资格，按照规定是大专学校毕业的方能充任的。省立第二师范和第八中学两校的校长和教员，多是福州优级师范或其他专科学校出身的，因而形成一个派系，把学校当为一块地盘，不许安插外人。因为两校都设在南隅丹霞书院的原故吧，不晓得是自称或者人家给他们的称号，叫做“南党”。“二师”和“八中”是漳属的最高学府，不但有油水，而且有地位，加上一批批学生毕业出去后，有的是地方上的乡绅地霸，声势浩大，的确叫人家眼红。因此，地方上另一部分士绅，合为一个派系出来争夺，也是很自然的。他们也许因为多半住在东隅，也不知道是自称或者人家给的称号，叫做“东党”。可是“东党”三争四争，总争不过“南党”，“二师”和“八中”这两个地盘总拿不过来，于是诉诸武力，记得“东党”曾经有人带领打手，前来袭击丹霞书院，害得学生夜间不敢走出校门。但是“南党”也不示弱，居然有人打起夜行装束，穿上黑衫裤，带了手枪、木棍在校里巡逻，准备拼命。
  省立第八初级中学
  民国十五年（1926）大革命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何应钦部进驻福建。翌年，福建省政府设立教育改造委员会，仿效美国学制，中学改为初、高级三三制，把省立第八中学和第二师范合并，改办省立第八初级中学（仍设在芝山“八中”旧址）和第三高级中学（仍设在“二师”旧址）。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叫做校务执行委员会。省教育改造委员会派吴玉德、郑江涛、黄庄钧、林有壬、陈学朱等为第八初级中学校务委员。郑江涛的装束和学生童子军一样，挂着红的领带。校内成立国民党区分部等，虽然“旧瓶新酒”，另有一种革命气氛。五个校务委员却分为三派——留日的、厦大的和中立的，他们把教职员的饭碗拿来均分，大家讨价还价，争取安插私人，互相勾心斗角，各拉学生以自固，兼作打手，搞对方的鬼。一年后，废去校务委员制，恢复校长制，省委任郑江涛为校长，可是仅一个学期就辞职，由吴玉德接任。
  民国二十年（1931）第八初级中学和第三高级中学合并，改为省立龙溪中学。这是驻军49师师长张贞的旨意，省教育厅只得照准。张贞确也为龙溪中学和芗江女子师范各盖了一座礼堂等，但是建筑费却是出卖丹霞书院所得的七万元而来的。书院旧日址改为霞熏饭店。
  自清朝末年开办学堂以来，挂欠经费是最常有的事。自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1927—1931），这五年间，省教育厅挂欠学校经费从未间断过，甚至拖欠到三、四个月之久。因此，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时，漳州省立八中、三高中、职中、实小等校的校长都要上福州去坐索经费。有时在学期中，省立学校校长也要约齐同上福州去索讨经费。我们进出省教育厅，窜走第一科室当“叫化子”。厅长没办法，我们也见过省主席。夏天是炎日当空，冬天是寒风瑟瑟，要跑财政厅，找学款经理处。打交道，翻起脸孔吵一阵，陪小心，讲可怜话都有过。有一次，我们包围了“盐运署”，吓得卢兴邦（福建民军头目）的喽啰不敢接见而躲起来。后来省政府闹政变，教育厅长程时烓给卢兴荣（卢兴邦之弟）带到南平软禁，吃了苦头，就是为了那次索讨教育经费和“盐运署”过不去而被报复的。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讨，有时候讨不得分文，只得空手回来；有时候讨得个把月经费，却还是福州的“台伏”（福州钱庄所发的支票），得等一两个月才能兑现，只好“贴现”（补贴利息，提取现款），这样等于打了折扣，不然的话，谁晓得这一家钱庄会否倒闭？万一倒闭了，教育厅是不认账的，这个责任校长是负不了的。民国十八年（1929），漳州各省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为讨发教育经费而决议罢教，所有省立学校一时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