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4年夏天，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梅乐斯中校，由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陪同来福建沿海视察，在福州活动结束后，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专程来福州迎接梅乐斯等人，由长乐启行，循海岸线前往漳州、华安视察。等到梅乐斯回到重庆和戴笠协商后，就决定从浙江杭州湾起到广东的潮、汕，成立中美所四个前哨指挥站，负责搜集日军情报。
  中美所第四地区前哨指挥站就设在漳州。这是一个对日作战的情报机构实体，其组织相当庞大、复杂，並不只局限于在偏僻的华安山区设立一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培训一批两栖作战人员，准备来日配合美海军登陆作战而巳。
  但是，在“关于设站的组织方案”谈判中，又遇到了一些障碍。中美所的中方负责人陈达元所提出的好几种方案，都不合美方负责人的心意，故未能达成协议。于是坐镇在重庆的戴笠亲自发电粤东台，召军统闽南站诏汕组组长汤精义，连夜赶到漳州，会同陈达元，参加协商。汤提出的方案正适合对方的胃口，第二天，在谈判会上，终于顺利地达成协议。
  为什么汤精义来后，一谈就妥了呢？原来汤情义本是陈济棠的部下，西南特训班出身，精通欧美各国的谍查组织方式。当年欧美各国所重视的谍查组织方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谍查史上发展出来的西方式的，以单工（即单帮特务）为主干，多建敌后联络组织的纵线活动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在敌后以单线联系，单身工作为主的情报组织。这就要求在敌后工作的情报人员必须是个“全才”，他不仅精通特工业务，能够单枪匹马地搞到情报，且需自己发报，把搞到的情报及时发回，並且还能通过各种关系自行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但是陈达元却只懂得按照军统传统的以谍报组或小组为主的活动方式，因为这种集体活动的方式，在敌后行动只要有一个成员被暴露了，全组就会被一网打尽，那损失就太大了。美方坚决不同意这种活动方式，因此双方一直谈不拢。但是若真正要求军统全然抛弃传统的组织方式改用单工为主的活动方式，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这种特工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才行。汤精义也只能投其所好，口头上加以变通，在协议上虽然承认应以单工为主干，实际上仍然运用军统的原班人马，照传统方式办事的。因为对外搜集情报，派遣特工的具体工作，都归中方人员负责，美方人员並不干预其事。这叫做瞒上不瞒下，也是军统行事的惯技。
  经过这一番周折，中美所第四地区前哨指挥站终于成立了。站部设在青年路天主教堂旁边的一座双层楼房里，美方人员住在附近的硕仁桥36号的两幢洋楼里。（这里原是美国传教士洪为霖和协和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厚士端的私人住宅。）第四指挥站的美方负责人是美海军少校戴维尔·比斯（DivelBiss），他在中美所（即S.A.C.〇）系统官职是技术指导官，而他当时在美军中的职务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第十八军事联络组的负责人。其他还有美籍的会计、报务员、译电员、以及第14航空队的爱司扩宋上尉等四人。
  中方负责人则是陈达元少将，当时他身兼多职，既是军统闽南站站长，又兼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六班（因为设在华安，简称“华安班”）的副主任，还是三青团漳州分团主任，成了“四位一体”的“要人”了。副站长是葛滋韬（又名“徐勉”）上校，他是闽南站沦陷区译电室主任，是老资格的军统干员，闽南站的核心人物。此外还有秘书郑庆云，他原是三青团的骨干，后来曾任过漳浦县长。其余还有会计、文书、译电等内勤人员。
  当时直属第四地区指挥站编制的组、台有：厦鼓一组，组长陈可我，林一平也以他的化名兼职。（他原是闽南站派遣厦门的情报组组长，台湾籍人，原名林顶立）。厦鼓二组，组长许斗恒。漳州组，组长何水道，化名何维民，他还兼心理作战组小组长、队长。漳码组，组长张海。金门组，组长陈企。海沧组，陈国星，王元昌。此外尚有汕头组，组长汤精义、余斯渭等。除这些情报组外，指浑站还管辖一个电台，台长是郑康隆。还兼辖海空监视台，台长林天竺，下属有五处监视哨。以及一个气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