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早在1933年“闽变”时期，第三党人汇集于闽西南重镇漳州，与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谐和国民党左派陈铭枢、李济深等一起，共同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所以，历史上有过“漳州是第三党大本营”之说。
  所谓“第三党”，即是指成立于1930年8月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之前称“中华革命党，”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7月起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当时这个政党的宗旨是“解放农工阶级之压迫，争取中国民族自由平等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它宣称“是一个代表农工平民利益的政党”，“要求民族的解放，要找革命的出路。”有着振兴中华的愿望和继续革命的意志，在政治行动上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革命的行径，但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所以，外界把它俗称或贬你为“第三党”。这巳经成为当时历史的旧话。
  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接连发生出抗日反蒋的号召，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汹涌浪潮。在此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等和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国民党中部分抗日反转势力实行合作，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公开宣告脱离传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另外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也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举旗反蒋抗日。当时第三党的领导人员和重要成员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季方、麦朝枢等30多人，都在福州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工作，並于当年12月11日策略地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发表《启事》，宣布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原有组织，一致参加于“闽变”后第四天成立的“生产人民党”，並愿意在“生产人民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于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934年元旦龙汀省政府在漳州组成和“耕者有其田”运动的开展，第三党人周力行、邓次侯、杨逸棠、邱学训、何自坚、刘民范、李传薪、陈卓凡、陈祖康、蓝耀文、郑静庵等六十多名先后汇集漳州，分别参加军事、政治、经济、新闻、文化和土地改良活动。
  1932年夏，蒋介石命令在淞沪抗日的十九路军入闽驻防，並且指令由厦门、漳州登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怕蒋介石狡黠暗算，请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协助了解厦门、漳州一带的军事形势。黄琪翔乃电令该党闽南地区党务筹备员陈祖康赴上海汇报。陈祖康本是中共党员，1928年在沪经谭平山介绍加入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受命回漳州负责筹备该党在闽南地区的党务工作。陈祖康到沪汇报军情后，要求黄琪翔选派懂得军事的周士第（化名周力行）和邓次侯两人一起到闽南实地侦察。邓次侯是张贞四十九师副官长邬汉屏（后来也参加“闽变”）的同乡。他们三人从上海搭乘轮船直达厦门，找上邬汉屏，以游览厦鼓风光名胜为借口，乘邬专车观察了厦岛海军炮台、陆战队驻地和其他军事要塞，遂到漳州“参观”刚刚被红军东路军歼溃的张贞四十九师所属部队的营地和武器配备，然后才密电报告上海黄琪翔：“转告十九路军总部，可安全入闽。”黄琪翔复电称：“周（力行）、邓（次侯）暂留漳州，候十九路军入闽，再议工作。”6月间，十九路军全部安全抵达闽南，总指挥部设于漳州闽南医院，军长蔡廷锴宫邸设于芝山南麓。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原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长汀县人）面晤周力行，便委周为该部驻漳部队参谋，另分配邓次侯、陈祖康负责筹办报馆。
  酝酿“闽变”时，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要在福建另创局面脱离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必须和共产党、红军合作，便通过第三党重要成员朱蕴山、彭泽湘在上海寻找中共中央，因为中共中央已经从上海撤往江西瑞金，朱、彭最后没有办法联系上。直到1933年9、10月，十九路军先后派出秘书长徐名鸿和陈公培（黄埔军校毕业生）、陈小航（与张闻天同志同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尹时中（李济深的参谋处长）到闽西、闽北和中央苏区瑞金与红军联络合作，终于1933年10月26日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代表陈小航，又签定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十九路军和红军取得合作，第三党人周力行是积极从中推动的。周力行（1900—1979），原名周士第，又名士梯、周平，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2月加入中共，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一营营长，二次北伐时任第廿五师师长，转战福建，后来去南洋养病。1929年冬，周在上海由余洒度介绍参加“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2年夏，奉命调到十九路军活动，推动蔡廷锴与红军合作抗日倒蒋。周士第在漳州，除任十九路军驻漳部队参谋外，还“到闽西善后委员会协助该会副主任徐名鸿清除反动国民党和民团，建立联共倒蒋的政权和团休”
  （《周士第传略》）。
  同年秋季，周力行受蔡廷锴指派，“协助张炎解决亲蒋的四十九师张贞部，将该师缴械并编。”1932年6月，十九路军入闽后，亲蒋的福建土著部队刘和鼎五十六师、卢兴邦新编第二师、张贞四十九师，都归十九路军所统率。这时，日军在侵占我国热河及华北长城各关口后，逼近京津地区，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塘沽协定》，出卖中国神圣领土。蔡廷锴派出的支援热河两个纵队不得不从湖南耒阳半途折返福建，蔡遂将援热一纵谭启秀部队改编为十九路军补充师，将援热二纵张炎部与张贞四十九师合并。周力行协助张炎将张贞部并编缴械于永定，蔡廷锴“将原来的（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撤职”，委张炎接充四十九师师长，周力行为参谋长。这样，准备发动“闽变”的蔡廷锴，就把这个闽南土著的蒋系军队加以彻底解决，使闽西南无异己部队”，搬掉了“闽变”的拦路石。翌年“闽变”发生前夕，积极推动蔡廷锴与红军合作的周力行，还受蔡廷锴之托，“把（红军代表）张云逸、潘汉年（健行）接到福州会谈。”与红军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20日，震撼国内外的“福建事变”发生时，在漳州的第三党人邓次侯、李传薪、陈祖康具体负责出版的《闽南日报》，以大量篇幅进行反日反蒋宣传，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殃民的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我国东北的罪恶行径，号召“制止帝国主义在华之宰刈！”“取消塘沾协定，恢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鼓动民众团结合作，拥护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进行抗日反蒋；报纸还大力宣传农工解放，实现生产人民政权，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张，刊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和“人民政纲——最低纲领十八条”，阐明“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等规定，宣释“农民解放会纲要”、“技术人员待遇条例”和保护工商业资本的政策，发表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和扶助农业生产科学化的专论、述评等等，对当时民众拥护人民革命政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的鼓动和影响很大。
  “闽变”后的12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闽海、延建、兴泉和龙汀四个省划治，以漳州为首府的闽西南各县归属龙汀省所辖者，有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安、漳平、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宁洋、清流、明溪、宁化、长汀21个县份。主持龙汀省政府工作的副省长徐名鸿（省长许友超未到任）委派了第三党人到一些重要县份任县长职，如漳浦县长陈祖康、海澄县长黄哲真、龙溪县长陈卓凡（接吴松职）。陈卓凡（1898—1976）原名万安，广东澄海县人，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返回广东老家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二次东征时，被周恩来派任为揭阳县县长，1926年北伐军入漳，他第一次进漳担任龙溪政治监察专员之职，兼农工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运动，后任该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29年元月应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函请，並经该党中委会批准，第二次进入漳州任龙溪县县长。1933年底，他奉该党中央命令，从沪入闽参加“福建事变”，进行反蒋抗日斗争，于是第三次入漳再任龙溪县长。他在龙溪主政期间，经常与徐名鸿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罗稷南）和中国工农红军派驻龙汀省政府领事黄一青（黄火青）联系，竭力发动民众团结起来反日反蒋，在农村迅速发展“农民解放会”组织，推动农业生产。可是，由于蒋介石在1934年1月1日调动了七师兵力，向福建人民革命军发动总攻击，21日蒋军李玉堂师由海道至嵩屿登陆，攻占石码，直逼漳州。在此危急情势之下，陈卓凡不得不随徐名鸿副省长撤往闽西，坚持在山区与蒋军斗争。“闽变”后的12月26日，漳州全体机关、社团、工厂、商店、学校，一律悬挂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星的新国旗，各界人士和民众万余人聚会马道底，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迎接龙汀省政府组成。在漳州的第三党人和各界人士同融在欢庆之中。1934年元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载成立时间为元月3日）在东坂后礼拜堂举行龙汀省政府成立大典，第三党人分别参加省政府各委工作，除周力行参与负责军事外，陈卓凡参加工农运动委员会，李传薪参加文教委员会，蓝耀文参加财经委员会，其他成员在漳州学习三天的“计口授田”政策，便到龙岩参加“耕者有其田”土地运动。
  本来，蒋光鼐、蔡廷锴打算先在福清县推行“计口授田”制，但由于蒋介石亲自坐镇浦城指挥蒋军第二、四、五路军攻击闽东北，军事形势发生逆转，才把土地运动改在闽西龙岩县进行。闽西已有人民革命政府的地方权力机构，即“龙汀省政府第二办事处”（之前称“闽西善后委员会”），领导当地农民开展“计口授田”的新土地改良制运动。但工作全面铺开，一时深感人手不济，第三党人向本党中央汇报缺乏干部情况，该党中委便立即电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成员入闽协助工作，于是有杨逸棠、邱学训、何自坚、刘民范等几十人先后抵达漳州，经过三天学习，然后乘坐汽车沿漳龙线到达龙岩，直接深入农村搞“耕者有其田”运动，分别组织分田队，以乡、村为单位，按户计口分给田地，发“授田证”给农民，保护农民某些合法利益。对于土地变革的破坏者则给予严惩，如龙岩地方土劣张希武、林月升、邓文富和刘烈波四人，霸占土地，暴虐乡里，恶行满盈，而且多方破坏“计口授田”制，第三党人参加的分田队根据农民的要求，就把这四个坏人通通处决枪毙。可是，这场震动一时的土地变革运动，没有取得成功，随着“闽变”的快速失败而中途崩殂，在龙岩工作的几十名第三党人最后分途撤往上海和香港。
  因为“阋变”缺乏工农群众基础，十九路军将领在政治上动摇、妥协，内部又不能团结一致，加上未能与红军实现合作（当时红军也有关门主义倾向），结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仅仅58天就垮台了，连设在福州的首都也在1934年1月13日通电移到漳州，陈铭枢、李济深、章伯钧、黄琪翔等领导人都分赴香港、汕头，第三党人黄农和生产人民党人林植夫等日夜兼程，从福州退抵漳州。可是，到21日下午，蒋军蒋鼎文部攻占漳州，移都漳州的中华共和国政府便不幸而天折了。所以，当时有“漳州做八日国都”之说。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领导人飞港，驻守漳州的十九路军4000多人（区寿年师中没有叛变的部队）掩护龙汀省政府成员和第三党人西撤，准备与闽西傅柏翠地方武装合作，要跟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决一死战。工农红军派驻龙汀省政府领事黄一青，在十九路军炸毁漳州芝山附近弹药库的第二天（元月19日），由龙汀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肮安排，安全撤回闽西苏区，还从漳州带去三杆三八式大盖枪和三百发子弹。
  “闽变”发生时，第三党人周力行调四十九师任团长，驻防漳州，当蒋介石大举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周率领全团保卫了漳州。接着福州、泉州相继失守，李济深、蔡廷锴等退到漳州，周力行“向蔡廷锴建议带这个团靠近红军”，蔡同意他率部转移到龙岩以西。后来，陈济棠、蒋鼎文两部在闽西进行前后煎迫，蔡廷锴同意把十九路军余部交由广东陈济棠收编，周力行才脱离十九路军四十九师进入苏区，10月参加工农红军长征。
  陈卓凡在漳州西撤后，奉命在龙岩坚持斗争。他与闽西傅柏翠（曾任闽西善后委员会委员）地方武装配合，带领一支队伍在闽西南交界的高港山区打游击，暗袭先遣进入龙岩的蒋军李玉堂师，直到4月，他才奉命调赴香港，参与重新组建第三党新组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並支持经费四万元。
  漳州籍第三党人蓝耀文、郑静庵等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按照党组织命令，转入漳厦一带进行地下斗争，坚持到漳州最后解放。
  五十五年前，第三党人在漳州的早期革命活动，不仅给闽西南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在现代革命政党史上添写了不可缺漏的一页。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乏存，不能完整记述，谨祈史家补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