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林仲姚（1888—1980）学名崇，诏安县南诏东关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毕业。历任丹诏小学、耀东小学教员、校长、诏安中学教员。建国后，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县政协副主席。在南洋，曾任槟榔屿《南洋时报》总编辑。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他是一个年高德劭，毕生从事新闻和教育事业，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心培育人才，受到诏安县人人钦敬的爱国民主人士。1980年，他在92高龄逝世时，中共诏安县委统战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林仲姚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林天翔，系清朝道光年间举人；大伯父、三伯父是府学生员；二伯父林壬，钦点翰林院编修，出任过山西省正主考；父亲是童生，虽未进入府学，也颇有文名。
  1896年，8岁的林仲姚入私塾读书。他幼受家学，勤奋聪敏，古文极有根底。1904年，他16岁，徒步随亲友到漳州参加清朝最后一场的童子试，初榜揭晓，名列前茅。
  1905年，清政废科举，办学堂。当时诏安尚未兴办小学，林仲姚寄居于广东潮安意溪外祖母家，进入私立启明两等小学堂高级班，肄业两年，考入广东金山中学（五年制）学习。在学校受到校长杜国痒（即杜守素，解放后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器重和栽培，平时又看了《革命军》、《黄帝魂》、《民报》等书刊，深受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消息传到金山中学，距毕业仅两个月的林仲姚，立即回到家乡，集合进步分子涂渺沧、许可均、张香浦诸人，与县城部分学生组成一支20多人的宣传队，向城乡群众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协同参加同盟会的驻军管带王得宝响应革命，于11月9日宣布诏安脱离清政府统治，成立共和政权。
  1191年底，林仲姚在金山中学毕业后回到诏安，选择教育为终生职业。从1912年至1924年，他历任丹诏小学、耀东小学教员、校长，广东南澳求实小学校长。其间还曾任诏安县公署视学一年。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诏安知识青年受到了极大鼓舞，成立诏安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和诏安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公推林仲姚为会长，动员100多个教师和2000多个学生成立宣传队，向群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对外谄媚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袒护卖国贼、镇压革命人民的罪行，劝告群众不要买日本货，把没收的日本货集中焚毁。出任会长的林仲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奋勇当先，始终站在第一线，运动持续了一年多。1921年1月，军阀政府派兵进驻诏安，强行解散反日救国联合会①。
  林仲姚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0多年，一心扑在教学上，为人刚正不阿，耻与官绅为伍。他目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军阀政府又腐败无能，对外一味忍让。“中国要向何处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林仲姚，对此大是大非问题，也难免彷徨不安。1924年，林仲姚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离开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家乡，远度重洋，寻求人生的真谛。
  这一年11月，林仲姚到了英属马来半岛，在《南洋时报》任总编辑，同时兼教华侨新华学校和钟灵中学的课程。1930年春，又转到新加坡《南洋商报》任编辑，与李铁民共事。《南洋商报》为陈嘉庚独资经营，李铁民为陈的秘书，所以林仲姚得与陈嘉庚过从，受陈的思想影响；还结识了进步作家胡愈之、黄药眠、洪丝丝等人。在槟、新两地，林仲姚利用报纸这个强有力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鼓吹爱国反帝，批评英殖民当局压迫华侨的行径，又筹款救济“济南惨案”的灾民，以致触怒了英国殖民政府，受到多次警告，并搜查其寓所，被搜去《响导》、《革命周报》和社会科学进步书刊六十多本。《南洋商报》被迫停刊二月，还限制林仲姚不得再进入教育界。因此，他不得不结束南洋生活，于1932年回归祖国。
  林仲姚回国之后，一本爱国反帝之初衷，绝意仕途，在其寓所东关承裕堂开办私人补习班，公开讲授文化课，秘密组织“诏安青年读书会”，亲任会长，指导青年阅读《世界知识》、《生活周刊》，利用讲台传播革命思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33年10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年11月，诏安地方人士以林仲姚为首，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配合十九路军在诏安的驻防部队，首先筹备召开诏安各界代表大会，印发宣言和传单；随后又发动组织青年、中学生数百人成立诏安青年大同盟，一部分农村知识青年也进城与筹委会取得联系，在农村开展活动。11月23日，诏安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有各界代表百余人参加，十九路军驻军连长也带队到会。大会民主选举林仲姚为主席，发表《告诏安各界人民书》表示拥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翌年初，“闽变”失败后，林仲姚等13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林一度躲到乡下，以避“风头”；过后，又以教书为职业，装做不问政治，以掩人耳目。由于林仲姚在诏安有一定名望，国民党政府也就无可奈何他。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林仲姚利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满腔热忱地撰写文章，宣传抗日，引导青年追求民主和进步。他参加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统一战线组织“诏安抗日青年社”的各项活动，在《抗战青年》月刊发表纪念孙中山和鲁迅的文章，大声疾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诏城支部成立。林仲姚的两个儿子第一批同时加入组织，二儿子林楠任党支部书记。林仲姚始终坚决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林楠因为受到嫌疑，国民党当局要缉捕，经组织同意，与2名支委离开诏安，疏散到外地隐蔽。当时，沼安三青团干事长徐际明曾找林仲姚，要他写信言通知林楠回来自着。林仲姚以不知其子去向为词，予以拒绝。原中共云、和、诏县委副书记沈万五，出身贫苦，抗战前是诏安大同派报社报童，因分发报刊常出入承裕堂，在林仲姚的启发教育下，于1938年10月秘加入地下党支部，后来又到乌山参加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沈万五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多次来县城，秘密与地下党员联系，有时就住在林仲姚家中的拥书楼上，与林畅谈革命形势。
  抗日战争初期，林仲姚任过城东小学教员。1939年秋季起，任诏安中学教员十余年。他教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他教国文时，对课文中的古典文学作品，精心讲解，娓娓动听，并要求学生要朗渎和背诵。凡学生按照他的要求去理解和背诵的，根基都比较厚实，数十年后仍受益无穷。学生中的作文佳作，他常引为范文，在课堂上吟哦赞扬，抄写张贴多加鼓励。他有如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幼苗，从不懈怠。林仲姚还利用暑假办补习班，一个人教国文、数学二科，学生一律免费，只要真心向学的学生，不论人数多寡，都悉心讲授，使学有所得。林仲姚乐育英才，桃李满园，诏安人识与不识，都尊称他为“仲姚老师”。他的寓所承裕堂被看成民主与进步的象征。
  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前夕，诏安县民社党主任委员许学骞多次登门拜访林仲姚，诱劝他出任民社党委员，最后竟把填写好的“委任状”捧到林仲姚面前。林仲姚大义凛然，严词斥责，夺过“委任状”抛掷地上，许只好悻悻而去。由于林仲姚学识渊博，威望极高，洁身自好，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所以诏安的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头子对他无可奈何。
  .对于思想追求进步的学生，林仲姚却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关怀备至。解放前，他的拥书楼藏书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是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海上述林》、《大众哲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翻译小说《屠场》、《毁灭》、《石炭王》等，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他十分爱惜书籍，为了传播革命道理，毫不吝惜地把书借给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阅读，指引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9年春，中共闽南地委云、和、诏县委为配合解放诏安，决定秘密成立城区工作组，林仲姚支持其大儿子林士彬、二儿媳钟惠贞参加，二人均为核心组成员。核心组主要以林仲姚住家内室为活动场所。为掩护核心组活动，林仲姚对来访客人，一律迎至客厅奉茶叙谈，不让他们进入内室。
  1949年12月诏安解放，林仲姚巳60多岁，仍在诏安中学任职。子、媳均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共诏安县委负责人面前，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襟怀坦白地把自己在诏安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陈述。不久，他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现称副主任）。1956年5月，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林仲姚任副主席。
  1960年起，根据县委意见，林仲姚负责旧《诏安县志》翻译指导工作。他与工作组同志一道，经数年努力，巳二易其稿。后因四清运动开始而中辍。1963年署假，林仲姚又以县政协名义，举办中小学教学座谈会，交流经验，对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起了推动作用。林仲姚对旧诗词也深有造诣，解放后常有诗作发表，歌颂伟大的祖国和勉励后学青年。
  “文革”十年浩劫中，林仲姚被打成诏安最大“反动学术权威”，他当时已是80高龄，还遭游街、批斗。其家拥书楼藏书、墨宝和精心保存的二伯父林壬诗文稿受洗劫一空。虽经此惨痛摧残，但林仲姚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一颗丹心仍不稍泯。“四人帮”垮台以后，林仲姚冤案得到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给予经济退赔。

①参阅中共诏安县委编的《诏安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