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占领厦门，龙溪、海澄与厦门一衣带水，遂为国防前线，两地交通断绝。金厦平常仰仗内地供给的生活物资，逐渐告乏。军需民用，仅赖远途海运，显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谋求出路，日寇利用鼓浪屿是公共租界，不是敌对地区，便让台湾商人及外籍商人为之解围，以解脱交战国不能通航之困，假手于第三国出面，向日军司令部申请定额船只，发给许可通行证，航行于石码、鼓浪屿之间，以采运生活用品，解救困难。但航行必须双方许可，因此我方驻军师部或省军政当局，则以外销农产品和争取外来物资为由，批准许可，给证通行。于是一船持有双方许可证，就可在石码、鼓浪屿航线上畅行无阻，这种特许商船，当时称为“交通船”、这种交通船当时在全国沿海，除码鼓一线外，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石码小镇竟成为全国通往敌占区唯一的贸易港口。交通船既须双方军事机关许可通行，得来自然非易，数目自是较少，获利自必较稳，所以大户船主，竟寻门路，多方营钻，以冀得一纸航行证，作为发财阶梯。于是交通船就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不断增加。而且一经许可就可往来无间，一船约一星期即可来回一趟，敌我两域互市，交通船成为一代天骄，显赫一时。
  但经营交通船並非易事，在我方须向省军政机关或漳州驻军师部申请给证。手续上要开列航行理由、申请人姓名、船号、船型、船员人数、姓名、及殷实商号铺保等，托请地方士绅（主要漳州方面）转呈师部或省方机关批准，取得航行许可证。在申请过程中，照例要打通关节，送礼行贿，甚至暗走内线，向太太、小姐恭送装饰品、化妆品、丝绸衣料、手表等买通内助，更易成功。厦门方面，是由台籍商行、外籍商行办理手续，通过各该国领事馆向日本军司令部申请发证。
  当时经营交通船的船户，大部分是乌礁洲人，原来经营码厦航运或行驶温州、汕头的船户。一部分是漳州人。他们取得我方军政当局发给的许可证之后，配合商家，与厦门取得许可证的商行挂上钩，配运货物，开始行驶。当时交通船的种类如下：
  （1）华侨电船。厦门失守后，华侨归国，不能回到内地家乡，多滞留在厦门，乃由英籍商行和丰公司，通过英国领事向日军司令部请得一只电船（后来增至两只）运载华侨进入内地。内地则由澄码石角东华侨公会向驻军申请核准，指定石美为停靠地点。这只电船的桅杆挂上葡萄牙国旗，每日川走一次，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才停止。
  （2）救济船。日敌占领厦门数月以后，燃料开始缺乏，军民无柴可烧，以至拆卸门窗户扉为燃料。敌酋乃鼓动厦门十全善会，派代表入内地，分向省府军政机关呼吁，略云陷区人民十分痛苦，无柴为炊，将成饿殍。请念同是中国人民，予以救济，准给他们具备四艘柴船，经常来往石码采买柴草出去，自愿每次带入面粉，为搞军之用。国军以有利可图，也就批准给证通行。
  （3）水果纸箔船。石码原是水果集散地，又是制造迷信品纸箔运销南洋出口地。厦门失陷后，出口断绝，两业商人，生计困难。乃按照柴船前例，由两个公会向军政机关申请，以水果不出口，必霉烂损失；纸箔非敌人生活资料，如不出口，工人失业生活堪虞为由。经省府建设厅批准，交漳州驻军发给五艘船只的出口许可证（后来逐渐增加，多至十七、八只）。这种船返航时，也载运面粉、布匹、化肥和日用工业品。但必须重金贿赂敌军，方得放行，偶有大意，即遭没收。
  （4）油船。解放前美国美孚公司、英国亚细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等三大油公司，都凭籍不平等条约，在鼓浪屿、嵩屿建立油库、油栈，在厦门设立办事处经营业务。厦门敌占后，帝国主义互相掩护，三公司业务不受影响，仍然可以配运煤油、汽油、机油进入内地推销。只要船上插上各自的国旗，敌我双方都不过问，畅行无阻，还可乘便夹带一些物资进出。漳州、石码的复成、联成、竟成、集成等几家油公司，可以囤积和抬高油价，垄断市上物资以获得厚利。油船表面说是三只，需要时可以增加，实际不止此数。
  （5）情报船。当时（约民国廿九年前后）有一种投机商人，通过第三国领事先向敌方取得船证，但在我方无法取得许可证，乃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出面向驻军说项，说是为了探查敌情，需要一艘帆船出口，取得许可证，再转交商人。特务机关乘机派遣一、二人员，伪充船员，随船出入，自然也是满载进出口物资。情报船，可运载一般交通船不能运载的特殊物资：家禽、家畜、肉类、柴火和洋参、高丽等物，获利较大，商人因而大发其财。特务机关人员则上下其手，大揩油水。当时插手的有：绥靖公署、驻军、宪兵、警察局、军统、中统特务机关、三青团等，有权势的系统，都可以向上申请情报船，就中以三青团为最多，它自巳经营，免受商人中饱。这些情报船，海关，运输站检查人员，不敢检查；苟有不识内情的检查员下船，就会吃亏。一次海关人员下船去检查，被船员挤下水去。又一次情报船因船员拒绝检查，被检查员扣押，三青团得悉，立即派多人到检查站质问，强行释放被扣船员，检查机关也无可奈何。
  交通船船身类型，多为载重数百担至一千多担的“柴虎”（漳州船户）、尖头船。初时船数尚少，不久逐渐增加，据当时运输站人员回忆估计，总数将近六十只。
  在未有正式交通船之前，沿海地区早巳有走私船。日敌占厦不久，首先感到肉类恐慌，乃派台湾浪人潜入内地，勾结流氓地痞，贿赂沿海哨卡官吏，进行走私活动。以嵩屿及港尾地区的浯屿、斗美为重点，延及浒茂、海沧、东屿等地，收购家禽家畜，以小船乘夜装运出海。先驶鼓浪屿，再绕道厦门靠岸。日敌在虎头山发射探照灯，发现有走私船，即开出小艇接应，拖到厦门收购。回船可带返鸦片、咖啡等毒品和少量工业品，一往一返，获利盈倍，许多人发了横财。不过有时也因约号不符，被我守军或敌军射击，船破人溺，所以被称“卖命船”。搞走私船的以泉州和漳州人为多。这种走私船的数目，难以估计。
  交通船因执有双方许可证，自可通行无碍，但从石码到厦鼓，是以海门为敌我海域分界。我方在海门设有最后哨卡，船只出入船上要挂国旗，在我方海域，船上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过海门则改挂该船国籍的国旗。但油船因属外国公司，所以全航程始终挂外国国旗。还有船员服装，在我方海域穿特制的蓝布船员制服，过海门则改换老百姓便服。
  交通船驶到厦门，停靠在敌人指定的第五码头，接受检查，然后起卸，装载货物检查后开航。但是回到石码，却众口一词，说是停靠鼓浪屿。政府因其有利可图，也就装聋作哑，承认不是与敌通商，而任其存在下去。不过有时遇到上级大员将来检查前线，地方长官就会暗示各船暂时疏散停航，以避锋芒。
  交通船的获利，很快暴露出来，不久就成为众矢之的。首先于一九三九年间，政府在石码设立“龙溪县进出口货品登记检查局”专门机构，规定进出口货品的种类及数量，进出口货品的登记手续及税率，进行征收捐税。其次交通船进出口时，都要办好手续，报请有关机关派出的人员检查，加盖验讫戳记。检查单位除登检处以外，还有军警督察处、警备司令部、水陆警察、运输站，每次出航，要盖五个印章。各检查单位都定出各自的检查内容，利用检查权力，可以任意籍口对交通船非法勤索。首先要准备多种多样“礼物”：纱衫、面巾、香烟、酒及一切土特产，随船应酬检查人员，以免留难。权力机关内部人员则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盘剥：有的空口托买钢笔、手表、西药（当时西药进口利润很高）等东西，必须谨记在心，回来呈献，分文不敢收价；有的定例收贿，一个驻军营长规定每船每次出航，视吨位大小，要纳黄金五钱到一两，才准放行；一个警察所长则向每家商户索取黄金五分，名日“凑干会”，实则有去无来；有的采取“荫分”办法，向商家空口入股，从中分利；有的向商户批出一批出口物资，寄船到厦门卖出，回船后才付款，既免资金，亦免运费；有的采取拖延检查时间，如检查酒类提出逐坛检查，船员就要会意，赶忙送去一坛，说是“抽样检查”，其余就可起卸。凡此种种，必须小心应付，否则，偶一关节未通，难保经营顺利。不但官家如此，号称商人自巳的组织的商会，会长也同样利用其地位，对商家敲榨。当交通船进入后，则向有进口商品的商户，抽购小部分货物，先取货，售出后再付款，不须资金，不必应酬，不用办手续，一开口之劳，坐享净利。
  交通船所载货品，由商家以合法手续向登记处申请许可，按单配货托运。出口货品有各种土特产，如：菰、笋干、纸、篾器、糖、纸箔、水果等为大宗，粮食列为禁运物资。进口货品有：百货、煤油、蜡、肥皂（绍昌牌）、香烟（刀牌）、棉纱、布匹、酒（万金堂、春生堂、绍兴酒）、药材、皮蛋、干果、颜料等为大宗。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商家，如雨后春笋，除石码商人外，泉州、漳州和厦门人都有。较大行家商号如：南成、景成（百货），南通（水果），建通、聚泰、文记、光茂（均纸箔），华通（纱布）、集成、三友（均煤油），美南、华兴、德成、荣泰、泉泰、信裕、荣中等三、四十家。他们的资金在四、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货品进口后，大量分散内地。内地行商纷纷来码
  贸易，远至省外如汉口、衡阳、南昌、梅县，以及本省闽西、闽北、泉州等地。因此，石码商业盛极一时。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盟国”飞机在太平洋活动频繁，日敌在海上的舰艇，经常受到袭击，厦门粮食不能接济，米价飞涨，日敌大为恐慌，阴许厦门居民撤入内地，以减轻压力，石码人口顿时大量增加。而交通船也违禁运米出口，起初是偷运，后成公开。据说船员本不敢擅自运粮资敌，而是官吏首先托运代售。报馆、海关、水陆军警机关人员，先从各米厂赊出白米数百斤以至千斤，嘱令船员运厦代售，返航后清还米价，周而复始，循环进行。官家一带头，船员也自效尤，大运粮食出口。不但如此，自交通船行驶之后，内地鸦片、吗啡毒品，数量增多，充斥暗市，为害人民，则是另一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