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当时福建省运输公司鉴于上述情况，决定将福州人力运输试行的经验拿来漳州推行，设立漳州运输公司办事处。第一任经理是郑式亚，省公司派缪孟刚、孙光、宋一平、颜春魁、刘锡荣等前来协助。郑式亚是漳州人，仅凭一份条陈建议书而被采纳，一跃而为经理，怎能应付当时错综复杂的地方环境呢？而且他为人不善交际，任职只几个月，就被驻军七十五师和军统的当权者逼下台。省公司只得接受驻军七十五师的推荐，委派该师参议沈可法为经理。沈接任以后，业务蒸蒸日上，路线逐渐开拓发展，计有：
  （一）漳州至泉州段：中间经过石码、海澄、浮宫、石美、角尾、鼎尾、前场、莲河、同安、马巷、安海、青阳、双沟等地。这一段又分为外、中、内三条路线：
  外线：由角尾转鼎尾直至莲河，转入马巷、安海，直通晋江，称为外海线；
  中线：由鼎尾取道前场直通莲河，转入马巷、安海、直达晋江，称为内河线；
  内线：由角尾沿破烂的公路，经同安、马巷、安海，直抵晋江。
  这三条路线比较起来，外线靠海行驶，风险大，但运费较便宜，运输便捷。内线运费贵，靠骡马、手推车运走，运输缓慢。中线比内线迅速安稳，水陆兼进而无外线的风险。所以货物从中线行走居多，其次是外线，再次是内线。
  （二）漳州至水潮、馆溪段：以漳州为起点，经过靖城、龙山至水潮；又由靖城起经山城至馆溪（三）漳州至漳平段：从漳州起运，中间经浦南、新圩、岭兜、华安，直至漳平。漳泉段段长是简及锋，漳潮段段长黄文远，漳平段段长悬缺未派。
  段以下设站长一人，路线经过的地方都设站。段、站各设办事人员若干人，站设仓库，负责储存保管进出货物。段、站由公司办事处领导，办事处设经理、副经理。经理为沈可法，副经理为缪孟刚、孙光。经理以下设业务、会计、总务三部，各部设主任一人。业务部主任颜春魁、会计部主任刘锡荣、总务部主任宋一平。各部各设若干组，经管各项事务。记得杨电钟曾任文书组长，沈雪夜曾任拓展计划组长。
  当时所有运输工具，都是利用民间原有帆船、骡马、手推车、板车以及挑工，由公司派员进行组织编组，可以随时调度指派。货运收入、托运、交运都有规章制度。交运的货物要保证安全到达，如有遗失要层层追究责任，照价赔偿。货物没有托运一律不准通行。如有一次三青团分子依恃团的势力，不经办托运手续，被龙溪站扣留，请示副经理缪孟刚，缪不准放行，结果被三青团纠众殴打。尽管这样，公司仍坚持必需办理托运手续。水运设民船队长，陆运设骡马队长、手推车队长、板车队长、肩挑队长等，都是物色当地有号召力者担任。如九龙江民船队长是陈毓光，他管有西北溪大小民船。队以下又设分队长，陈顺德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手下都拥有一定力量，因此民船编组调度非常顺利，没有阻力。
  闽南以漳州物产丰富而著称。泉州粮食平时仰给于漳州，抗战期间，台湾、安南的粮食无法运到，全靠漳州的支援。所以漳泉段的货运物资，主要的是由海澄运粮食和苏广杂货到泉州，而把泉州一部分土特产和莲河出产的食盐运回漳州、石码，转运漳平、水潮、琯溪，然后供应闽西各县为民食之用。漳潮、漳馆段的水运，上行主要运盐和部份土特产，下行主要运闽西转来的土特产（如烟叶、竹木器件等）。漳州至漳平段主要运盐和一部分苏广杂货到漳平，而后运往闽中。由漳平到漳州、石码的下行货物都是一些纸、竹木、笋等土特产。
  水运船只的装截量因区域各有不同。九龙江西、北两溪都用五帆船运载，它船大容量多，行驶外海的船只比五帆船小，但比内河船还大得多，内河船最小，如石美至角美航行的就是这种小船。漳平到华安的船只，船小而构造特殊，有“纸船铁〓公”之称，真是下行如飞，上行如龟。从漳平到华安几十里，只要两三小时就可以到达。沿河礁滩特别多，河道弯弯曲曲，没有行驶技术，无法开船。但〓公长年累月在此讨生活，很少发生覆舟事件。从华安到漳平要两天才能到达，沿途〓公要下船牵挽船索而行，非常费劲。因此，在订定运价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劳力工资、工具折旧和生活水平，才能订出公平合理的工价，再加上托运管理费，即是向托运者收取的运价，使商人和运工两方都不吃亏。每次规定或调整运价，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所有这些货物运输对当时国计民生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战时的经济政策也尽了应尽的责任。
  自厦门失守后，厦门、鼓浪屿、金门等地都被日寇所占据，漳厦交通断绝，货物供应中断。原来厦门依靠漳州供应粮食、柴炭和土特产，而漳州也仰赖厦门供应舶来品，如上海百货等，全部无法互通有无，各地居民生活都受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厦门居民遭受的困难更大，他们在日军残酷统治下，粮食定量减少，因饥饿而死去的日有所闻，没有柴炭供燃烧而拆掉门窗户扉当作燃料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两地能够通商是很必要的。因此一些想发“国难财”的冒险商人就应运而兴起。先是偷渡偷运，后来变成半公开试运，由漳州各行业公会、县商会几个头头和地方的头面人物如杨逢年等出面，组织五帆船运载货物到鼓浪屿，输入运出都是以这个所谓“万国公地”作为中转站的，美其名日救济厦鼓居民，实际上是牟取暴利。当时载运的都是漳厦最紧俏最需要的货物，如把日常最需要柴、米、油、炭和一些土产运往厦门，把厦门和上海产的布匹、丝绸、百货等运回漳州。这种出海运输非通过当地驻军批准不可，因为沿海岗哨把守非常严密，不准任何人或货物偷渡出入境。这就是当时所谓漳鼓“交通船”。
  一九四一年，沈可法出任漳州运输公司经理以后，他和驻军沆瀣一气，把全部漳鼓“交通船”的登记发证权攫为已有。由他一人包办，指派公司出纳郑宽仙、庶务林省吾为帮手，专门对外办理漳鼓“交通船”业务，此中弊端非常多，受贿送礼无所不有，社会啧有烦言，告密揭发大有人在。不久，沈可法就因此案被省府扣押解省。沈解省以后，因有靠山，不久又获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