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芗潮”剧社的成员重新聚结，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演话剧，搞歌咏队，组织万人火炬游行，下乡巡迥演出，慰劳抗日将士，以及在敌机轰炸后，参加抢救队，抬担架，抢救伤员，社员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有使不完的劲，愿为抗日救亡工作献身。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当局压制爱国人民的救亡运动，滥捕左翼进步分子，抗日救亡工作难以继续开展下去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漳州地下党组织发动“芗潮”社员和知识青年二十多个，分批加入游击队，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我是其中的一个。
  秘密离家前，我曾请求叔叔柯联魁对我父母、亲朋、同学暂时保密，不能说去参加新四军。当时我只知道同行的有周水仙（苗素），到了车站，才知还有陈雪芬（陈星）和陈其坚，给我们送行的是陈松年同志。我们一行人取道从平和去龙岩的，先到小溪镇的地下联络站——“义成号”，这是张克雄、张克强兄弟的家。住在他家里的，除了我们四个女孩子，还有黄明东和江河流等，共六个人。
  住了几天，特委领导同志分别找我们去谈话，说我们四个女孩子年龄小，（当时我们三个刚十六岁，另一个才十五岁）要留我们在小溪上中学，说这所中学是地下党领导的，等上完中学再去部队。那时我急得都哭起来了，我说：上中学当然好，也是我日盼夜望的事，但是，现在是抗战时期，我要参军救国。
  “在部队，一天行军八九十里，不怕苦吗？”
  “不怕苦。”
  “打仗会死人的。怕不怕”？
  我坚定地回答：“不怕”。
  于是过几天我们就被带到小溪的大坂——红三团的驻地，在那里见到了陈敏和周德忠（周水仙的三哥）。团长卢胜，参谋长是王胜，政治部主任是廖海涛。之后，我们就随着红三团行军到龙岩的白土，这时，张克雄、张克强两兄弟也参军了。到了白土，闽西南红军在这里会师了。司令部就设在邓子恢同志家的院子里。到了这里，我们就调离红三团，被分到另一个单位，意外地见到了彭冲、骆平、陈虹、周雯等“芗潮”的老朋友们，我真高兴得跳起来了。原来他们早就参军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司令员是张鼎丞同志，副司令是粟裕同志，邓子恢同志是军部政治部副主任。我们这些“芗潮剧社”来的同志、连同厦门、广东梅县来的男女青年学生，以及归国参加抗战的从缅甸、泰国、印尼、新加坡来的爱国华侨的男女青年，共一百多人，被编入第二支队，组成政治部的宣传队，王直、彭冲同志任正副队长；队里的女青年有二、三十人，则由骆平同志负责领导。
  一九三八年二月，部队在白土镇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支队首长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随即开赴抗日前线。二支队出闽西、经江西、过浙江、入皖南，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四月抵达军部指定的集结地一一安徽省歙县岩寺，与一、三支队胜利汇合了。
  这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对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男女青年来说，真是历尽了千难万苦，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行军的生活是异乎寻常的艰苦而紧张。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扎绑腿、打背包、送还借物、打扫环境、摸黑吃饭、拂晓即出发。为了赶时间，抄小路，沿着羊肠小道，爬山涉水，任大雨浇泼，骄阳曝晒，脚下摩起一串血泡，走路一步一疼痛。但是，谁也没叫苦，由于官兵团结一致，同志关心帮助，大家咬紧牙关，皱皱眉头，也就挺过来了。同志们的情绪都十分饱满，心情愉快，在山间小道上放声歌唱，可有意思啦，尽管脚底水泡一个个，沿途却留下歌声一串串。在这支宣传队里，要数“芗潮”社员最为活跃了，他们是歌咏、戏剧的骨干。“芗潮”的火炬没被反动派扑灭，它熊熊燃烧着沿着革命征途，北上抗日了。
  每当我们走进一处乡村，有时也进入市镇，当地的小孩子和小青年们都成了我们首先见面的观众，那怕是片刻的休息，我们也用嘹亮的歌声把观众吸引来，然后就把少年和小孩分组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九·一八小调》、《打杀汉奸》，这些抗日歌曲，唤起民众，激起爱国热情，同仇敌忾地唱出中华民族的心声。
  每逢来到大村庄或集镇，我们就要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抗敌救亡宗旨。至于演出几个节目，谁扮演什么角色，谁分担什么工作，都听从彭冲、骆平同志安排；大家都不顾行军疲乏，脚泡的疼痛，人人都紧张地投入演出的准备工作。有的到群众家里借服装、道具；有的忙着搭临时戏台，挂马灯；有的四出贴标语，散传单，在墙上刷写大标语；演员则仔细地化装，进入角色，全队一条心，演好一台戏。记得那时演出最多的是《放下你的鞭子》，有时彭冲同志亲自扮演卖艺的江湖老汉，骆平同志扮演卖艺的姑娘，演唱感人肺腑的《九·一八小调》：“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戏演得那么逼真，随着剧情的发展，演员和观众竟然溶成一片，观众忘了是在看戏，都被姑娘的哭诉、慷慨激昂的演说所激动，个个热泪滂沱，都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沿途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演出一结束，马上收拾场地、打扫环境、送还服装、道具，个个抢活干，工作完成得十分迅速，我们又出发了。
  我们新四军的队伍不怕山高路远，浩浩荡荡地北上抗日，奔赴最前线，却遭到国民党的反对，他们处处设卡，百般刁难，妄想阻拦我们北上。当我们的队伍路过江西的瑞金、赣州等地，国民党当局竟悍然不让通过，命令保安团队架起机枪，把枪口对准我们。
  当时，我们新四军二支队还有一支宣传队，那就是“菲律宾归国华侨抗战服务团”。支队首长派服务团的沈尔七团长和政指俞炳辉同志，以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身份去同赣州当局进行交涉。不料，当渡船行至江心时，对岸驻军竟然向我们的渡船开枪射击，我们这边就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激昂的口号，终于压制住枪声，保护渡船靠上彼岸。沈尔七同志一上岸，就怒斥国民党驻军，说明自己是“回国抗战的华侨，竟遭到你们开枪射击。你们的枪口应该掉转过来，去打日本鬼子才是。”骂得国民党当局无言以答，只得“欢迎”我军入城了。
  我们的队伍一进城，宣传队员们就紧张地开展各自的宣传工作。江河流、黄明东和梅县来的李英光就找最显眼的照墙，刷写大幅抗日标语，都是用红土或从老乡家里刮下的锅灰当墨汁。我则跟周苗素、陈其坚、张克强几个人一起去宣传。我们先用嘹亮的歌声把群众吸引来，接着张克强站在借来的小桌子上，放开嗓门演讲起来：“先生们、女士们、老表们！我们就是原来的红军，为了抗日救国，才改编成新四军……”群众猛一听是红军来了，都非常惊讶，又感到亲切，人就越集越多；国民党保安团一听，便蛮不讲理地冲进来，把张克强从桌子上拉下来，我气愤地又跳上桌子继续演讲，他们又把我推下来，说我们是聚众闹事，妨碍交通，还用枪托驱散群众，但多数群众仍然不肯散去。我们这场宣传被搅散了，强抑制住满腔怒火，又换个地点继续宣传，我们就这样地跟国民党军警在大街小巷里展开“游击战”，作“韧性”的斗争。
  晚上，我们在城里一处广场上搭台演出，观众来了很多。演出开始，先由队领导作了简明扼要的演讲，号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接着演出开始：先唱抗日歌曲，后演独幕话剧和歌剧，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地上演着，观众们聚精会神地看得津津有味。正当全场群情激奋之时，突然全城电灯熄灭了，划破夜空响起空袭警报。会场上一片漆黑，队领导们急忙组织群众有秩序地分散回家去；同时号召宣传队员们，立即分散到群众中去维持秩序，带领群众疏散。当黄明东同志，扶着一位老人，护送他回到戏台附近的家里时，引起这家人一片惊恐，对黄明东同志又推又打，弄得黄明东同忐莫明其妙，有口难辩。后来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扮演日本兵的，慌乱中来不及卸装，一经解释，大家都笑了。这次熄灭电灯，空袭警报，却原来都是国民党当局捣的鬼，耍阴谋诡计以破坏我们的抗日宣传。
  当新四军的三个支队在安徽歙县岩寺汇合后，终于，八省健儿汇成一条抗日的铁流。然而，国民政府却认定红军队伍不够一个军的人数，只能整编成一个师，藉以限制、削弱我军的力量。
  经过上面反复谈判、协商，最后决定：红军部队在各自驻地，由国民政府派高参来点名验收，够一个军的人数才准编成一个军。当时的红军是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人数确实很少，一个支队只有两个团，而我们的红三团，却只有两个营。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自有办法来对付趾高气昂、官气十足的国民党高参。
  我们在点名验收的前两天，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和我们的宣传队，以及卫生队，所有的男同志都下连队充当战士，而且一个人得顶两个名字，不得答错。女同志们则去卫生队充当护士、医药、卫生员。罗队长教我们怎样打针、换药，高参来点名时千万别慌张，应答要得体、别露出马脚来。点名验收的结果，我们部队人数满员满额，颟预的国民党高参灰溜溜地走了，我们大家哈哈大笑，笑这些官僚大员的愚蠢而昏庸。
  之后，各支队分头开赴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形势变化了，任务自是不同，我们的宣传队奉命解散了，男同志多数下连队去，女同志则由骆平带领着和军部战地服务团合并。朝夕相处的芗潮战友们，临到分离时，不禁依依难舍，我们都恸哭起来了。彭冲同志却笑着安抚我们说：“女孩子就是爱哭，别用眼泪来相送。别哭吆！”是的，我确实爱哭，那时才十七岁吆。
  军战地服务团共有一百多人，内分戏剧组、美术组、歌咏组和民运组。那时、张茜、王于畔。吴强（写《红日》的作者）章蕴（现在全国妇联）都在团内。不久，大约四、五月间，有一批干部去延安，周苗素、陈星两人也随之而去了，骆平和我也被调到军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队）学习去了。陈虹留在军部青年科工作，陈××调到政治部秘书室工作了。我们“芗潮”战友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