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华侨爱国心
  “你一角，我一毫，
  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做怒涛，
  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
  四万万同胞心一条，
  誓把祖国保。
  ……”
  这首流行的“募捐歌”，正是当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爱国心的写照！
  记得在祖国全民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有不少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师、学生、店员和工人，他们冲破种种艰难险阻，返回国内直接参加抗日队伍。马六甲有位女中教师叫孙硕（江苏人），就毅然回国参加了新四军。每当看到电视剧《烽火侨女》时，我就想起她。我还认识一位同乡叫徐松山的，在巴丁月落小学教书，那时他的未婚妻在芙蓉市郊区任小学教师，但她不顾个人幸福，也和一群年轻人回国参加抗日。后来徐松山同志也回国参加革命队伍，五十年代我还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在南昌一个工厂担任书记工作。
  一九三八年底，在马共领导下，马六甲、巴丁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和搞募捐。为此又组织了有工人、教师、学生、店员等年轻人参加的“青年服务团”，下分戏剧队和歌咏队。我们这一群年轻人爱国热情可高了，白天上课教书、上班工作，晚上就聚在一起扎纸花、演唱抗日歌曲，排练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然后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以及节假日时间，到橡胶园、矿山和较偏僻的乡村去宣传、演出和卖纸花募捐。当时，我们一边拿着自扎的纸花向人们募捐，一边深情地唱道：
  “先生买一朵花呀！
  先生买一朵花呀！
  这是爱国之花，
  这是救国之花。
  买了花，
  救了国家……”
  于是人们含着热泪，争先恐后地掏出钱来买纸花。我们的演出宣传活动，得到了当地广大华侨的拥护与支持。特别是巴丁爱国侨领李焕愉先生（福建省德化县人），他非常支持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每天晚上都派来两辆大卡车运载我们到各处去演出。我们还常常把这两辆大卡车合并在一起当做戏台，大家就在这“戏台”上演出节目。记得有一次，李焕愉先生还特地邀请了商界人士、胶园主、锡矿主等各界知名人士来观看我们的宣传演出，然后我们向他们义卖纸花和咖啡。一朵纸花、一杯咖啡，从两元到一百元，多至五百元。李焕愉先生带头买了一朵纸花五百元，大家热烈鼓掌，对他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当晚就共募捐了五千多元
  （英联邦币）。
  当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尽管有孕在身，仍然白天教书，晚上和大家排练节目，节假日到各处去宣传演出。后来生下了大女儿，刚满月不久，就把她送到山区叔父家抚养，自己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去了。
  二、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马来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南侵马来亚。不到半个月，马六甲也被占领，巴丁火车站也被日寇炸毁了。从此，马来亚人民及无数华侨挣扎在日寇“三光政策”的恐怖统治下，苦不堪言！
  马六甲有个叫王德意的，一家九口人，因小儿子参加抗日军，全家被日寇杀害，连一个刚满六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日寇从母亲怀里夺过婴儿，那可爱无辜的婴儿还对着日寇嘻嘻地笑着呢！残忍的日寇把婴儿往空中高高抛起，然后用刺刀尖顶住从空中落下来的婴儿，刺刀尖从婴儿胸中穿过，血溅了出来……真是惨不忍睹啊！
  在柔佛州哥打丁宜埠，因为许多商店、工厂和胶园没有挂起日本旗，而且有的树杆上和电线杆上还有抗日标语，日寇就在一个夜晚，突然包围了哥打丁宜和罗滑（离哥打丁宜镇四公里）的锡矿和胶园，那晚正好是旧历正月初九，许多外逃的华侨回家来拜“天公生日”，因此大约一千三百多人都被日寇抓走了。日寇把这些人押到罗滑深山里，先叫这些人自挖几个深坑，然后用剌刀一个个刺死并推下坑里！被杀害的一千多人里，只有两人侥幸没被刺中要害，第二天偷偷从坑里爬了回来。同时，哥打丁宜凤梨厂（陈嘉庚先生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宿舍及厂后的村民，也因为没挂起日本旗，同样被杀害了三百多人。我一位堂兄潘志渊，就是在这次残酷的屠杀中身遭不幸的。
  万恶的日寇一边烧杀掳掠，血洗马来亚，一边又想搞奴化救育，勒令各校教员要进行登记，回校教书。从小学生开始，都要学习日文。许多教师都不去登记，想方设法躲了起来。我也带着孩子，避难到山里一个叫榴连洞甲的勿冷冷那南，马来人聚居的小村子里，用亚答叶和木板搭起一问草屋，靠种植木薯和瓜菜、养养鸡鸭度日。
  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初，日寇巳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了，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在马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也给占领马来亚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寇更是仇视中国人民，就在它彻底失败之前，收买少数部族首领，并向他们提供枪枝武器、刺刀、燃烧弹、汽油等等，掀起排华恶浪，于是许多地方的华侨都惨遭残害。当时在亚依淡、峇株巴辖一带的马来人，三更半夜把华侨住屋和华侨开的店铺包围起来，倒上汽油，点上火，一户一户的把整家华侨活活烧死在里头，有的逃出来，也被用刺刀刺死！尸体遍野，惨不忍睹！
  日寇的滔天罪行，真是磐竹难书啊！
  三、榴连洞甲的咖啡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寇的白色恐怖统治下，马来亚人民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并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原厦门市公安局郑作华同志（现己离休）就是马来亚马六甲人民抗日军中队长。抗日军经常神奇地出没活动，声东击西，一会儿奇袭警察局，一会儿截粮车、缴武库、抓暗探……搞得日寇不得安宁。但抗日斗争毕竟是艰苦的。抗日军白天在深山里，晚上出来活动，居无定处，尽在大森林里转移，缺粮少药，患疟疾病的人不少。日寇则千方百计封锁粮食和药品。工人到胶园刈胶或到工厂上班，都要受严格检查，不准多带一粒米，更别说药品了！谁违反规定，就杀头示众。但是人民大众总是想方设法支持抗日军，把粮食、药品偷偷运给抗日军。
  一九四三年，抗日斗争进入了更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我和我爱人接受了峇接温务抗日军交给的任务，从勿冷冷那南小村子移居到榴连洞甲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咖啡店，以它为掩护，作为抗日军的地下交通站。峇接温务和榴连洞甲相邻，都是大山区地带，正是抗日军活动的大本营之一。
  我们的咖啡店并不大，可算是“夫妻店”，请了一位工友帮煮咖啡。咖啡店的对面就是榴连洞甲警察局，警察局的人（不少是日寇雇佣的马来人）经常来我们咖啡店里光顾呢。可他们万万想不到，正当他们坐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喝咖啡时，我们的抗日军同志也正在那里接头呢！我们还利用做咖啡生意的机会，暗地里为抗日军购买了粮食、盐、糖和药品等物资。有的伤病员还秘密住到咖啡店里来服药治病呢。当年马六甲马共代表陈发同志、李晓山同志及抗日军领导人郑作华等同志都曾到过我们的咖啡店碰过头。
  当然，我们开咖啡店也是很冒风险的。各色各样的人都可能到咖啡店来光顾，我们总是要十分小心的应付。有一次由于我们的粗心，差点儿被日寇封闭了哩！那年日寇迫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下令人们每周要停止工作和营业一天，都去开荒种田栽木薯，不遵令的轻者查封店铺，重者杀头。有一天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的咖啡店竟然还照常开门营业。很快就来了两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吼叫：“为什么不关门？老板的出来！”幸好我爱人外出不在家。我便回答说：“老板到马六甲买咖啡籽去了。”日寇不信，指着胖胖的煮咖啡的工友阿英说：“那个胖胖的，老板的，给我出来！”（大概日本鬼子认为凡老板都是胖子吧）阿英申辩说：“我不是老板……”日本鬼子不等他说完，一边“巴格亚鲁”地骂着，一边伸出两手“啪、啪”地左右开弓，往阿英脸上打去，打得他鼻孔都流了血下来，一边还得踉跄着去关店门。两个日本鬼子发泄完兽性，才扬长而去。
  为了给日寇一点“颜色”看，有一次抗日军乘日寇不备，突然袭击了咖啡店对面的警察局，缴获了他们的枪枝，等日寇大队人马闻风而至，抗日军巳无影无踪，真是大快人心！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日寇在马来亚投降，敌人一直没有发觉到它鼻尖下这一间小小咖啡店的秘密！
  四、赶走了日本鬼子以后
  侵略者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马来亚的日寇终于缴枪投降了！人们听到消息，奔走相告，纷纷自动涌到街上游行，庆祝胜利。到处是人山人海，鞭炮声震天响。跳跃啊，欢呼啊，人们高兴得简直发狂了！但一想到屈死在日寇刺刀下的亲人、朋友，又禁不住泪流满襟啊！
  在马共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了有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民族参加的人民委员会，准备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让马来亚人民当家做主。当时，李晓山同志（原龙溪师范校长兼书记，巳逝）就是马六甲州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我爱人是榴连洞甲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沉浸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之中，沉浸在独立、民主、幸福的憧憬中。
  可现实是，紧接着日寇的投降，帝国主义者也同时重返马来亚来了！有句顺口溜老幼皆知：“赶走了日本鬼，又来了红毛鬼”。开始殖民当局装着慈善者面孔，极力诱骗抗日志士放下武器，放弃斗争。有部分抗日军上当受骗，到芙蓉市去“登记”，然后领了“回乡生产费”，放下武器走了。但是也有部分抗日军干部、战士则隐蔽了起来。马六甲巴丁的抗日军干部、战士大多是刈胶工人，因此大都回到胶园当工人，不愿去“登记”。他们还组织了“退伍同志会”和妇女会。白天上工，晚上则到“退伍同志会”和妇女会办的夜校读书识字，唱抗日歌曲。当时我仍回到巴丁侨南小学教书，巴丁的“退伍同志会”和妇女会就设在我家楼下。我白天教书，晚上则参加“退伍同志会”和妇女会的活动。一九四六年间，我还被选为妇女代表，和巴丁妇女会主席黄秀云一起，到芙蓉市参加马共召开的全森美兰州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
  不久（大约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殖民者则封闭各地工会、枪杀罢工工人、逮捕进步社团革命石领袖，并下令解散各地的人民委员会以及“退伍同志会”、妇女会，暴露了殖民统治者的真面目。巴丁“退伍同志会”和妇女会的领导人如范建平、阿照等人也被抓去关进监狱里去了！而我们一家只好转移到柔佛州哥打丁宜镇我叔父家里。我在镇上的培华小学教书。
  在这里需要提到一点的是：从马来亚人民掀起抗日浪潮的初期起，混在爱国华侨中的国民党分子便一直在争夺着华侨抗日活动的领导权。日本投降，殖民者重返马来亚后，这一帮国民党顽固分子则和殖民当局勾结，配合镇压马来亚人民（特别是爱国华侨）的革命运动。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殖民者突然宣布了所谓“紧急法令”，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手段，出动大批军警，大肆搜捕马共党员、抗日军战士及进步人士，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人被抓走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李晓山、林少南、郑作华等许多同志也被捕了。后来他们都被无理驱逐出境，回到祖国参加解放战争来了。我爱人幸亏躲过了搜捕，化名绕道香港，回国参加广东游击队。我迫于孩子的拖累，仍在柔佛州哥打丁宜培华小学任教。白色恐怖笼罩着马来亚。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我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带着五个孩子投奔祖国来了！
  在纪念抗战五十周年的今天，祝祷为抗日而捐躯的志士们安息！祝祷许许多多被日寇杀害了亡灵安息！我们活着的人、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为和平幸福而继续战斗下去！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