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九三五年起，蒋介石下令全国实行“国民军事训练”，福建省和其它省市一样，对大学和高中学生实行军训，（初中学生仍是童子军训练）各学校除派有军训教官进行平时训练外，每年都集中一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女生在原地进行救护训练，不全省性集中）。一九三五年举行第一届“集训”，一九三六年举行第二届“集训”，我参加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旬至七月上旬在福州东湖举行的第三届“集训”。抗战发生后，第四届“集训”则移到沙县举行。
抗战前，福建教育不发达，大专院校只厦门大学、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医学院等几所，高中及中专也寥寥可数，漳州地区高中及中专只有省立龙溪中学、私立寻源中学、进德女中、龙溪简师等几校。按规定，“集训”参加对象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男生、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和简师三年级下学期男生。第三届“集训”全省约集中大学生一百六十人，高中生一千二百人。漳州的中学参加学生有一百多人。这是一次全省学生的大聚会，三个月内一千多个学生同住在一个兵营内当兵，朝夕相处，虽来自不同学校，但同年级，又在同一操场出操，同一礼堂上课，有的且编在同队同班，日夜生活在一起，因此“集训”同学许多彼此都认识，建立感情。以后又同时参加“民训”和“民教”，混得更熟。现在这些同学在漳州者有数十人，省内外各地都有，在台湾及海外也不少。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现任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曾更求先生、侨居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柯汉扬先生都是同期参加“集训”、“民训”和“民教”的老同学。
第三届学生“集训”成立了“福建省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部”，以福建省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华为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第一至第七中队为高中生，另设一个直属中队为大学生。每个中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以中队为单位，生活、训练均在一起，每个中队约一百六十人。大中队长清一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现尚记得姓名者有沈尧、张域、徐鹏九、吴家琳、戴杰夫、江连钦、林梦飞、林春风、邓少贞、王泽民、吕省吾等人，政治教官为戴仲玉、陈立森等人。这些人后来都飞黄腾达，不少人是师长、专员、县长。区队长则由省保安团调来、班长是宪兵团调来。全省各学校学生同一天到东湖营房报到后，即分散编队，脱下校服，剃光头发，穿上士兵服装，扎绑腿，束皮带，开始过不折不扣的大兵生活。我当时个子瘦小，编在持马枪的第七中队（其他中队的人都持汉阳造步枪），中队长为吕省吾。
三个月“集训”，除了星期日放假上街自由活动外，其余时间不准外出营房大门一步。营房大门层层岗哨守卫。每天从上午五时半起床至晚上九时半睡觉，都十分严格、紧张。天蒙蒙亮，军号一响，营房内各中队值星官的哨子就拼命吹。起床后半小时内要完成一系列任务：穿戴衣帽鞋袜、扎绑腿、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上厕所等等。顶麻烦费工的是“整理内务”了。我们的宿舍是一个中队的人睡一间大厅、九张长长的大统铺，穿衣后各人要把白床单拉得平平展展，把灰军毯叠得方方正正，再用两把特制的木板把叠好的军毯夹压出有棱有角，而后再用毛刷子细心地刷亮军毯，使军毯对角两斜线交义的四个三角形均有光亮度。最后用长绳子把全班全中队的军毯前后左右校正对齐，保持间隔距离一致。面盆牙杯也要排整齐，连牙刷柄都规定要向右看齐。我手脚一向笨拙，又讨厌这一套繁文缛节，就为这些事屡屡挨受班长的训斥。
训练以出操为主，上讲堂其次。每天上午时间除下大雨外，各个中队一千多人都在大操场出操。下午有时出操，有时听政治教官讲课。晚上有时上课，有时“自由讨论”。三个月内按《步兵操典》的要求从“立正”、“稍息”起，到班、排、连的教练，从徒手训练到实弹射击、实战演习，样样学、件件练。教官们的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你的动作有一点点他认为不顺眼时，就把你拉出队列训斥，而后是罚跑步，在大操场上让你一人跑一圈又一圈，直跑得你上气接不着下气，才让你归队。福州初夏天气，晴雨无常，不论烈日当空，或是风雨交加，我们总在操场上操练，到收操时，个个衣服、帽子和绑腿都可拧出汗水来。经过长期间整天室外雨淋日晒，到“集训”结束时，每一个学生脱下军帽，脸孔都黑白分明，眉毛以上是白的，眉毛以下是黑的。大家戏称“阴阳脸”。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内到处挑衅，制造事端，抗战的形势如箭在弦上。但“集训”期间，那些教官却闭口不敢谈论抗日问题，而是夸夸其谈“力行哲学”、“蒋委员长言论”等等。他们灌输的是服从乃军人之天职，要绝对服从。
“集训”期间，福建省主席陈仪、省保安处处长叶诚，省教育厅长郑贞文等官员经常来对学生训话。他们也不谈抗日问题。“集训”结束前两天，“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的炮声巳打响，东湖大操场上冠盖云集，举行盛大的“集训”结业典礼，发给每个学生一张中央训练总监部的“军训结业证书”，说有了这张证书可以取得预备军官的资格。
抗战前，福建教育不发达，大专院校只厦门大学、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医学院等几所，高中及中专也寥寥可数，漳州地区高中及中专只有省立龙溪中学、私立寻源中学、进德女中、龙溪简师等几校。按规定，“集训”参加对象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男生、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和简师三年级下学期男生。第三届“集训”全省约集中大学生一百六十人，高中生一千二百人。漳州的中学参加学生有一百多人。这是一次全省学生的大聚会，三个月内一千多个学生同住在一个兵营内当兵，朝夕相处，虽来自不同学校，但同年级，又在同一操场出操，同一礼堂上课，有的且编在同队同班，日夜生活在一起，因此“集训”同学许多彼此都认识，建立感情。以后又同时参加“民训”和“民教”，混得更熟。现在这些同学在漳州者有数十人，省内外各地都有，在台湾及海外也不少。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现任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曾更求先生、侨居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柯汉扬先生都是同期参加“集训”、“民训”和“民教”的老同学。
第三届学生“集训”成立了“福建省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部”，以福建省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华为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第一至第七中队为高中生，另设一个直属中队为大学生。每个中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以中队为单位，生活、训练均在一起，每个中队约一百六十人。大中队长清一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现尚记得姓名者有沈尧、张域、徐鹏九、吴家琳、戴杰夫、江连钦、林梦飞、林春风、邓少贞、王泽民、吕省吾等人，政治教官为戴仲玉、陈立森等人。这些人后来都飞黄腾达，不少人是师长、专员、县长。区队长则由省保安团调来、班长是宪兵团调来。全省各学校学生同一天到东湖营房报到后，即分散编队，脱下校服，剃光头发，穿上士兵服装，扎绑腿，束皮带，开始过不折不扣的大兵生活。我当时个子瘦小，编在持马枪的第七中队（其他中队的人都持汉阳造步枪），中队长为吕省吾。
三个月“集训”，除了星期日放假上街自由活动外，其余时间不准外出营房大门一步。营房大门层层岗哨守卫。每天从上午五时半起床至晚上九时半睡觉，都十分严格、紧张。天蒙蒙亮，军号一响，营房内各中队值星官的哨子就拼命吹。起床后半小时内要完成一系列任务：穿戴衣帽鞋袜、扎绑腿、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上厕所等等。顶麻烦费工的是“整理内务”了。我们的宿舍是一个中队的人睡一间大厅、九张长长的大统铺，穿衣后各人要把白床单拉得平平展展，把灰军毯叠得方方正正，再用两把特制的木板把叠好的军毯夹压出有棱有角，而后再用毛刷子细心地刷亮军毯，使军毯对角两斜线交义的四个三角形均有光亮度。最后用长绳子把全班全中队的军毯前后左右校正对齐，保持间隔距离一致。面盆牙杯也要排整齐，连牙刷柄都规定要向右看齐。我手脚一向笨拙，又讨厌这一套繁文缛节，就为这些事屡屡挨受班长的训斥。
训练以出操为主，上讲堂其次。每天上午时间除下大雨外，各个中队一千多人都在大操场出操。下午有时出操，有时听政治教官讲课。晚上有时上课，有时“自由讨论”。三个月内按《步兵操典》的要求从“立正”、“稍息”起，到班、排、连的教练，从徒手训练到实弹射击、实战演习，样样学、件件练。教官们的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你的动作有一点点他认为不顺眼时，就把你拉出队列训斥，而后是罚跑步，在大操场上让你一人跑一圈又一圈，直跑得你上气接不着下气，才让你归队。福州初夏天气，晴雨无常，不论烈日当空，或是风雨交加，我们总在操场上操练，到收操时，个个衣服、帽子和绑腿都可拧出汗水来。经过长期间整天室外雨淋日晒，到“集训”结束时，每一个学生脱下军帽，脸孔都黑白分明，眉毛以上是白的，眉毛以下是黑的。大家戏称“阴阳脸”。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内到处挑衅，制造事端，抗战的形势如箭在弦上。但“集训”期间，那些教官却闭口不敢谈论抗日问题，而是夸夸其谈“力行哲学”、“蒋委员长言论”等等。他们灌输的是服从乃军人之天职，要绝对服从。
“集训”期间，福建省主席陈仪、省保安处处长叶诚，省教育厅长郑贞文等官员经常来对学生训话。他们也不谈抗日问题。“集训”结束前两天，“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的炮声巳打响，东湖大操场上冠盖云集，举行盛大的“集训”结业典礼，发给每个学生一张中央训练总监部的“军训结业证书”，说有了这张证书可以取得预备军官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