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七·七”抗战发生的前后几年，福建省在学的大学和高中（含中专及简师本科）学生都经历过“集训”、“民训”和“民教”。当时国民党政府强令学生参加，不参加者即勒令退学。“集训，”即大中学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大学生两个月，高中生三个月。“民训”，即高中生下乡搞民众训练工作半年，“民教”是紧接“民训”之后，高中男女学生下乡办民校一年。大、中学生视入学年度不同，有的参加过“集训”，未参加“民训”和“民教”；有的参加过“集训”“民训”，未参加“民教”；有的三项都参加过。我三训皆中：一九三七年参加第三届学生“集训”，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参加“民训”，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参加“民教”。整整一年九个月在兵营和农村，而后回学校念书。这一段非常时期非常的学生经历，可以看出当年福建省大中学生的活动，也可侧面了解抗战初期福建民众运动的一鳞半爪。
  秀保外分娩。再过一年，启昌获得保外就医。我们回家后，备受父母、兄长责骂。后来才知道，家里先后花一万银元，才免了两人死罪，再花一千多银元，得以免去上饶集中营，还是依靠我胞兄陈则蔡，以漳浦县商会理事长的绅士身份，去多方活动的结果。
  “集训”
  一九三五年起，蒋介石下令全国实行“国民军事训练”，福建省和其它省市一样，对大学和高中学生实行军训，（初中学生仍是童子军训练）各学校除派有军训教官进行平时训练外，每年都集中一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女生在原地进行救护训练，不全省性集中）。一九三五年举行第一届“集训”，一九三六年举行第二届“集训”，我参加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旬至七月上旬在福州东湖举行的第三届“集训”。抗战发生后，第四届“集训”则移到沙县举行。
  抗战前，福建教育不发达，大专院校只厦门大学、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医学院等几所，高中及中专也寥寥可数，漳州地区高中及中专只有省立龙溪中学、私立寻源中学、进德女中、龙溪简师等几校。按规定，“集训”参加对象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男生、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和简师三年级下学期男生。第三届“集训”全省约集中大学生一百六十人，高中生一千二百人。漳州的中学参加学生有一百多人。这是一次全省学生的大聚会，三个月内一千多个学生同住在一个兵营内当兵，朝夕相处，虽来自不同学校，但同年级，又在同一操场出操，同一礼堂上课，有的且编在同队同班，日夜生活在一起，因此“集训”同学许多彼此都认识，建立感情。以后又同时参加“民训”和“民教”，混得更熟。现在这些同学在漳州者有数十人，省内外各地都有，在台湾及海外也不少。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现任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曾更求先生、侨居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柯汉扬先生都是同期参加“集训”、“民训”和“民教”的老同学。
  第三届学生“集训”成立了“福建省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部”，以福建省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华为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第一至第七中队为高中生，另设一个直属中队为大学生。每个中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以中队为单位，生活、训练均在一起，每个中队约一百六十人。大中队长清一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现尚记得姓名者有沈尧、张域、徐鹏九、吴家琳、戴杰夫、江连钦、林梦飞、林春风、邓少贞、王泽民、吕省吾等人，政治教官为戴仲玉、陈立森等人。这些人后来都飞黄腾达，不少人是师长、专员、县长。区队长则由省保安团调来、班长是宪兵团调来。全省各学校学生同一天到东湖营房报到后，即分散编队，脱下校服，剃光头发，穿上士兵服装，扎绑腿，束皮带，开始过不折不扣的大兵生活。我当时个子瘦小，编在持马枪的第七中队（其他中队的人都持汉阳造步枪），中队长为吕省吾。
  三个月“集训”，除了星期日放假上街自由活动外，其余时间不准外出营房大门一步。营房大门层层岗哨守卫。每天从上午五时半起床至晚上九时半睡觉，都十分严格、紧张。天蒙蒙亮，军号一响，营房内各中队值星官的哨子就拼命吹。起床后半小时内要完成一系列任务：穿戴衣帽鞋袜、扎绑腿、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上厕所等等。顶麻烦费工的是“整理内务”了。我们的宿舍是一个中队的人睡一间大厅、九张长长的大统铺，穿衣后各人要把白床单拉得平平展展，把灰军毯叠得方方正正，再用两把特制的木板把叠好的军毯夹压出有棱有角，而后再用毛刷子细心地刷亮军毯，使军毯对角两斜线交义的四个三角形均有光亮度。最后用长绳子把全班全中队的军毯前后左右校正对齐，保持间隔距离一致。面盆牙杯也要排整齐，连牙刷柄都规定要向右看齐。我手脚一向笨拙，又讨厌这一套繁文缛节，就为这些事屡屡挨受班长的训斥。
  训练以出操为主，上讲堂其次。每天上午时间除下大雨外，各个中队一千多人都在大操场出操。下午有时出操，有时听政治教官讲课。晚上有时上课，有时“自由讨论”。三个月内按《步兵操典》的要求从“立正”、“稍息”起，到班、排、连的教练，从徒手训练到实弹射击、实战演习，样样学、件件练。教官们的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你的动作有一点点他认为不顺眼时，就把你拉出队列训斥，而后是罚跑步，在大操场上让你一人跑一圈又一圈，直跑得你上气接不着下气，才让你归队。福州初夏天气，晴雨无常，不论烈日当空，或是风雨交加，我们总在操场上操练，到收操时，个个衣服、帽子和绑腿都可拧出汗水来。经过长期间整天室外雨淋日晒，到“集训”结束时，每一个学生脱下军帽，脸孔都黑白分明，眉毛以上是白的，眉毛以下是黑的。大家戏称“阴阳脸”。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内到处挑衅，制造事端，抗战的形势如箭在弦上。但“集训”期间，那些教官却闭口不敢谈论抗日问题，而是夸夸其谈“力行哲学”、“蒋委员长言论”等等。他们灌输的是服从乃军人之天职，要绝对服从。
  “集训”期间，福建省主席陈仪、省保安处处长叶诚，省教育厅长郑贞文等官员经常来对学生训话。他们也不谈抗日问题。“集训”结束前两天，“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的炮声巳打响，东湖大操场上冠盖云集，举行盛大的“集训”结业典礼，发给每个学生一张中央训练总监部的“军训结业证书”，说有了这张证书可以取得预备军官的资格。
  “民训”
  一九三七年署假期间，“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全面抗战展开，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沿海时常有敌机侦察骚扰。福建各地成立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敌救国宣传工作。十月间，金门沦陷，十一月间南京失守，福建形势日渐紧张。于是陈仪下令全省高中二、三年级（含中专）于元旦前停课，全体男生再度集中到福州东湖营房，经一个月动员训练后，分发到各县去做抗日的宣传和组训工作，这就是福建抗战时期的学生参加民众训练——简称“民训”。
  参加“民训”的学生近二千人，训练内容是抗战形势和民众训练等等。陈仪、郑贞文以及福州国民党官员经常来演讲，学生情绪激昂，纷纷要求早一天出发到农村去。行前在东湖举行授剑典礼。陈仪赠送每人一把镀金的短剑，剑柄上刻有“捍卫国族”四字；郑贞文赠送每人一顶斗笠。出发时学生背背斗笠，腰悬短剑，郑贞文美其名为“笠剑学风”。二千把剑，要二千条插剑的武装带，一时福州的皮革店的武装带抢购一空。当时全省高中男学生以黑色中山装为校服，这批“民训”学生黑帽黑衫，背一条军官的武装带插上剑，既不象兵，也不象学生，那样相令人可笑。
  福建省成立了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学生分发到各县都有一位中学教师带队。一个县有三四十人，每人月发生活费12元。第一期我分配到漳浦县，民训队专车抵县时，当晚漳浦县长吕思义设宴欢迎。这时期，福建省、县都有社会军事训练总队的组织，各个联保派有督导员和妇女队长在训练壮丁和妇女。民训队大部分人分配到乡村搞训练壮丁工作。这些学生都受过“集训”，这一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漳浦抗敌后援会有一个抗敌剧团，经常演出抗敌戏剧，和民训队协商后，决定联合组织一个巡回剧团下乡。漳浦方面参加者有蔡维汉、昊钦玉（女）、张素景（女）、曾敏英（女）等十余人，民训队抽调陈定山、陈见田、郭庆云和我等几人参加。在漳浦县城经过短期筹备和排练节目后，春节过后即到沿海各乡村去演出。两个月内走遍前亭、马坪、佛昙、赤湖、墩柄、旧镇、霞美、杜浔、屿头等十多个乡镇。每到一个地方，剧团的人则四出粉刷抗战标语，张贴抗战漫画，有圩场的地方即利用圩日进行口头宣传和教唱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杀汉奸》、《长城谣》、《保卫大福建》、《滚、滚、打日本》等歌曲歌谣都很受欢迎。夜间则搭戏台、点汽灯照明，在广场上演戏，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
  《抓汉好》、《最后一计》等几个独幕剧。每一场演出都吸引了不少观众，附近乡村的农民妇女也都来观看。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第二期“民训”开始，省里从闽东南沿海县份调大批学生到闽西北山区。我们从漳浦调到连城。到县后，县里把二十多位“民训”学生，三人一组地分配到乡村去训练壮丁。地点都在公路沿线的大乡镇，如朋口、文享、新泉、芷溪、庙前、姑田等地。我们一组到新泉，这是一个大乡村，为区署所在地，龙岩通往上杭、武平的公路即在此地和龙连永路分叉。不久前，新四军第二支队自龙岩开赴皖南前线即由此经过，一路宣传抗日。我们到达新泉时，圩场上和公路旁的墙上还可看到“国共联合一致抗日”的大幅标语和《为奔赴抗日前线告别闽西南父老兄弟姐妹书》。我们在新泉住了两个多月，工作是每天清早训练壮丁，起初还有七、八十人参加，后来溜剩十多人。工作开展不起来，很是苦闷。深入了解才懂得农民的实际困难；其时正值青黄不接季节，许多人家都缺粮，三餐揭不开锅盖。我们到一户人家“催训练”，他巳上武平当挑盐工，他父亲象是个塾师，他说：学生哥，古书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今日本倭奴侵犯我国，执干戈以卫社稷，责无旁贷。但是目下种田人十室九空，无米煮无饭吃，饿肚皮怎么去听你们喊“一二一”呢！……一席话说得我们无言以对。
  七月间，全省的学生“民训”宣告收场。全部学生回校复课。高中三年级补课一个月后就拿到毕业证书了。这半年的学生“民训”，全省动员三分之二的高中学生，花了不少经费，除了让学生接触一些农村实际外，“笠剑学风”的收效是不大的。
  “民教”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厦门沦陷，全省震动。福州各机关学校相继内迁闽西北，福建省政府迁永安。国民党当局以“民训”收效不大，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要从教育入手，于是定点创办民众学校。八月间，陈仪下令办“民教”，又集中全省高中二年级和简师本科三年级全体男女生到沙县受训一个月。沙县为内迁后的福建省军管区司令部和福建省军训处两个军事机关所在地，福建省第四届学生“集训”就在沙县举办，“民教”训练即利用“集训”的营房。这时期，敌机巳开始对省城及县城狂轰滥炸，沿海公路破坏，形势空前紧张。九月间，这批学生即分派到各县去开办战时民众学校，每人每月仍发12元生活费。
  “民教”没有老师带队了。分派得很散，全省各县都有。我被分派到南靖。同时到达报到的有漳州进德女中、龙溪简师、福建师范等学校学生近四十人，归县的民教指导员直接领导。这种战时民众学校属于扫盲性质的义务教育，设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招收失学的成人、妇女、儿童入学。统一以省编的《福建战时民众学校课本》为教材，免费分发入学学生使用，内容大都宣传抗战必胜。这种民校照理应设在没有小学的乡村，可是南靖县民教指导员却把我们分派到巳有小学的大乡村。两人主持一间学校，一个当校长，一个当教员。每校开办费二十元、每月办公费两元。
  我被派当校长，第一学期在长教村（今属梅林乡），第二学期在草坂村（今属靖城镇）。长教距县政府所在地山城有八十华里山路，要在深山密林中跑一天，当校长一个月要往县里跑一趟，常常走得脚底起泡。长教为联保办事处所在地，全村分三个保，五百多户农家，一部分侨属，尽姓简。一条小溪涧从圩场边穿过，溪南边的两个保讲闽南话，溪北边的一个保讲客家话。村里有一间小学，学生一百多人。我和安溪简师一位同学到联保说明来意后，联保主任简水嵩及小学校长简会元都表示欢迎和支持，（这两人在抗战胜利后均出国，侨居缅甸）。战时民校很快就设在圩场边的一间祠堂内，膳宿也有了安置。办民校，动员学生入学最难，巩固更不容易。妇女班办不成，成人班和儿童班起初各有四、五十人，到学期结束各只剩十多人。但农民关心中日战况，我们根据报纸，每逢圩日出一期壁报，介绍战况，壁报有文字、有插图，很受欢迎。坚持出了二十多期。当时南靖各地还有一些土匪在活动，长教出了一个简善言，村里时常可以发现腰插驳壳枪的人在出没，但对我们两位来自外地的教书先生却从不找麻烦。
  第二学期，我及龙溪简师一位女同学分派到草坂村，虽是平原地区，情况却比山区更糟。联保主任天天打牌去，对民校根本不支持，连校舍都找不到，只好和草坂小学合在一起。成人班、妇女班都办不成，儿童班也只有十多位学生。我们闲得发慌，有时就搭便车到漳州玩。这时期，漳州的书店经常出售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进步书籍，我买四十多本《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之类书籍，无事就关在房间内阅读，逐渐了解一些真理。这一阶段的读书和以后觉悟起来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分不开的。
  这一年“民教”，各地情况大同小异，大都办得不起色。最大原因是参加主持“民教”的学生都认为是“被抓差”，一年后便要再升学去了，民校办好办坏与自己无关。因此，名为办“民教”，实则利用时间埋头书本自学者有之，谈恋爱者有之，东溜西荡糊糊涂涂混日子者有之……。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们奉令结束“民教”回学校去，又换一批高中生来接班。福建省的“民教”一直办到一九四一年才停止，全省前后有四、五千名学生都下乡一年参加过“民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