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三年初，军统闽南站派我化名何维民，去福建省第一守备地区谍查室担任主任一职。所谓“第一守备地区”是指从漳码延至潮汕这一线，在抗战期间是面对厦门、汕头等沦陷区的最前线。这一守备地区的军队，是以一〇七师为主，並与当地其他驻军联防，因此，一〇七师师长兼第一守备区司令，而漳码警备司令部司令，则兼守备区副司令。当时，一〇七师师长是黄华国副师长黄锵。抗战期间，闽南一带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来源，都是靠军统闽南站从厦门和汕头沦陷区中提供的，所以历任军队中的谍查室负责人都是由军统局选派的。
  一九四三年三月间，闽南站派遣厦门的情报组组长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籍人，是个双线特务，他掌握一个电台），从驻厦日本陆军铃木师团德本部队中得到一绝密情报，称：日本陆军情报机关——日华同志会，利用鼓浪屿基督教徒组织的“婢女救拔团”的名义作掩护，派遣多批特务情报员，潜入漳、码、龙岩一带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搜集非沦陷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情报，为日本陆军扩大侵略作准备。
  当时我才二十五岁，刚从贵州息烽警官学校特种训练班毕业不久，血气方刚，很想在抗战期间大显身手一番。所以一接到情报，立即布署谍查室下属的三个便衣组全力侦查，从漳码一带基督教的“婢女救拔团”成员的活动，顺藤摸瓜，终于查清了日本陆军“日华同志会”派遣的四个秘密特遣组的基本情况。原来“中国婢女救拔团”本是鼓浪屿基督教徒许春草先生，于一九二九年所倡组的一个救援被压迫的婢女的慈善团体，一九四一年日军侵占鼓浪屿后，巳被迫解散了。这次，一个“婢女救拔团”的老成员郑暹英参加了“日华同志会”，重新打出“救拔团”的旗号，披上宗教外衣，以掩护其特务活动。巳经查明这四个组的首要分子是：漳州情报组组长朱自淑，这人是台湾籍人；行动组组长叶照元，原是厦门开明戏院总经理，此人是个有名的狙击手，枪法百发百中；澄码情报组组长陈丽丽，原是香港“黑猫跳舞社”的舞师，长相十分漂亮，风骚迷人，刚调到厦门黑猫跳舞社不久；还有龙岩行动组组长江德彬，他是安徽人，原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成员，肩章号码“十二”，这个行动组的主要任务是伺机刺杀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要员。
  当时从沦陷区中流亡出来的大、中青年学生为数甚多，大都求助于基督教会的慈善团体给予安置。日本特务情报人员就利用这种关系，以基督教徒身份作掩护，厕身于慈善团体中，物色成员，开展特务活动。郑暹英以“婢女救拔团”的名义，朱自淑、叶照元则以牧师传道的身份，进行活动。陈丽丽声称是个流亡大学生，利用她楚楚动人的美色，活动于交际场所，盅惑石码中国银行分理所主任×，两人正打得火热，陈丽丽声言要嫁给他。这期间，陈丽丽频繁往来于漳、码之间，利用其社交手腕，广泛收集军事、政治、经济、社情等情报，用密写法传递给厦门日军。朱自淑在漳州则有一部电台，设置于市仔头（现在北京路）铭德里的一处民房中，总交通员是夏大标，他带领两个青年妇女化装做一家卖粿条的小贩为掩护。他们巧妙地运用基督教《圣经》做密码，利用《马可福音》的章节做密码的基码，而且是套“三层密码”。所谓“三层密码”，就象“何”字，电码为“7507”，在《马可福音》中则变为“2238”。再进行一层加减，这就叫“三层密码”。现在国际间谍巳用十几层密码了，但是在抗战期间，即使破译两层密码，巳属不易的了。当时我们闽南站截获了他们拍发的一则密电，竟使站里沦区译电室中几个老手也束手无策，不得不电请重庆局本部立即派员来破译。派来了陆×谷，经他研究五天，才破译成功。原来是电告驻厦日军“国民党70军军长陈孔达×日莅漳，请派机来炸。”
  密码破译后，我便积极着手组织力量，准备一网打尽日本陆军“日华同志会”派遣的四个组特务。但是，我手下只掌握三个便衣组，二三十号人，力量显然不足，只好请闽南站行动组张静山配合，他手下有干练打手百余人。我们首先逮捕了石码的陈丽丽和漳州的总交通夏大标。夏大标这个家伙十分机警，当我们来抓他时，他立刻发出警急呼号，及时将这个电台的番号“杀掉”，形成“死台”，使我们不能再加以利用了，真是可惜得很。逮捕叶照元时是在海沧的基督教堂里；正好那天朱自淑也在海沧，他还在教堂里一本正经地向信徒们虔诚宣传圣经教义哩。经审讯，夏大标又供出在和溪活动的江德彬和在漳浦活动的郑暹英。这样一来，便把这四个派遣组的主要特务无一漏网地逮捕归案了。日本特务组织这次遭破获而一网打尽，其致命弱点是：情报组和行动组配合行动，所以很容易被顺藤摸瓜，全体暴露了。军统局的严密正在于此，情报组与行动组之间绝无横向联系，而是“各行其事”的，只受命于上头。
  在这次行动中，张静山部下百余人认为，如果仅限于逮捕几个敌特，是不过瘾的，所以他们就顺手牵羊地株连一百多教徒和流亡学生，将他们的住处，寓所洗劫一空。他们在抓人时什么都要捞，连墙上钉的一棵铁钉也要拔走。事后我跟张静山提意见，说：
  “怎么可以允许部下如此滥捕无辜，洗劫民宅呢？”要求严办几个，以儆效尤。张静山算是“老前辈”了，也只是无可奈何地骂几声：“这群流氓痞子，秉性难移，总想找机会捞一把，开开荤，有什么法子呢？”至于张静山的行动组审讯时用刑之手段就更狠毒了。对男的灌水、火烙，对女的刺指尖、用麻丝勒乳头，几十种刑法，轮番逼供，弄得这些人死去活来。在东门街顶田下他的队部附近，夜深人静时，传来阵阵惨绝人寰的哀嗥声，使得四邻惊心，耳不忍闻，夜不成寐。他们这种审讯法，连当时任闽南站站长的陈达元也于心不忍了，他交代张静山说：“严刑逼供，不足为信。不要株连无辜，不如把这些教徒和学生尽行放去吧。其实张静山手下的那夥人，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只是“醉翁之意不在乎酒”，意在勒索钱财而巳。他们略施“杀鸡教猴”的故伎，“杀一儆百”，施刑给众“犯”看，令其余人不得不胆战心惊地，乖乖献上财礼，才任其取保释放。在那时，能活着离开军统刑讯室的，实属命大，十分侥幸了。
  至于那几个真正是日特汉奸的，却少受皮肉之苦，只有陈丽丽例外，我交代给予“另眼看待”，把她双手戴上手铐，双脚套上重镣，枷在狱中一隅，叫她动弹不得。因为在抗战期间，凡是有血性的男儿，对日寇侵略暴行，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因而，对那些甘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卖国以求荣的汉奸、特务们，更是恨之入骨，视为民族之败类，更何况象陈丽丽这等妖孽祸水，一个披着人皮的美人蛇呢？但是，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却不乏惜香怜玉之辈，因而，经常有人来找我缓颊说情的，企图为她开脱罪行。我却一概挡驾，置之不理。有一天，一〇七师政治部主任周汉仪乘我外出之际，发函知照：“着将陈丽丽即交第一守备区处理”。我手下人未敢遵办，他竟一连三次着人催调。等我回来后，知道对陈丽丽非立即处决不可了，否则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于是立即发电向重庆局本部报请备案，一面晋见黄华国师长，请他立即批准“密裁”。仅在三个小时内，行动组便将陈丽丽秘密押赴马肚底执行枪决了。
  对枪手叶照元，也有人为之奔走说项，想留下归为己用。有一天，我回家时，妻子拿出一长串金戒指，大约有百余粒，说是三青团陈某托人送来的。陈某交待道：“叶照元的枪法难得，请何主任高抬贵手，网开一面，饶他不死，让他改邪归正，好为党国效命。”当时这些金戒指也只值得几百块光洋，我家是有产阶层，膏粱子弟出身，对区区此数並不起眼，所以一听此话，马上叫勤务兵把这串金戒子，原封退还，並且交待说：“汉奸敌特，罪恶滔天，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原物璧还，实难从命。”我怕夜长梦多，赶紧找站长陈达元请示。谁知道陈达元也这么说：“暂且将他留下吧，以观后效，立功赎罪。”因为陈某是陈达元主持三青团时的心腹人，言听计从，十分信任他。他向陈达元献上什么好心，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事后，陈达元召见华安县的军统通讯员杨启元，（他本是华安土皇帝，抗战胜利后，此人当上厦门市特种会报秘书了。）陈达元就把叶照元交给他，在他手下当个“行动员”，控制着使用。
  其余四个汉奸敌特则大张旗鼓地，交付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判决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公开枪决。事后还贴出布告，一一公布其罪状，无非确证他们一夥是汉奸敌特，有秘密电台和通讯密码，死心塌地替日军搜集情报，並密谋轰炸陈军长，企图暗杀军政要员，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云。这一案件的破获，不仅轰动了全漳州，也震动了金厦沦陷区。
  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遭此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怀疑自己内部有奸细，否则军统的情报何以能如此灵通呢？当时军统情报对金厦日军的部队、舰艇的动向，日本陆、海军之间的摩擦、甚至连宪兵人数增加若于，一举一动，无不知晓。由于陆军情报机关的严厉追查，林顶立险些被暴露了。有一次，他密电告急，声称他可能巳暴露了，要求准许他率领部分市府职员和伪军官兵来归，给予接应。陈达元得讯后，立即带领我们前往漳浦海边守候。过了两天，又接来电，称幸未暴露，巳转危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