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厦鼓军需民用供应困难，日伪当局允许所谓“第三国”籍民（即非交战国，如英、美等国）申请牌照，自备汽船，插上“第三国”国旗，经我国地方军政当局批准，以不属敌对地区的鼓浪屿作为中转站，通航于漳州和石码之间，进行贸易。主要以厦鼓的布匹、棉纱、汽油、药材等，换取内地的粮食、柴炭、纸类、水果等土特产。公开的是物资交换，而暗中也进行情报交流，前者叫“交通船”，后者称“情报船”。日伪海军在鼓浪屿港仔后、厦门第三码头，各停泊一艘检查艇，随时检查进出于封锁线的船只。我军亦在主要驻防地设有岗哨和检查站。
一九四〇年七月间，漳属驻军国民党第一百军新编第二十师（钱东亮部）司令部庄参谋给我一个任务，即以交通船船员作为掩护，潜入厦鼓进行侦查敌情，收集情报。当时我的代号是“谈字103号”情报员，只单线与庄参谋联系。因此我利用运货和送货的机会，随时随地侦察日伪军的动态、兵力、布防情况、武器装备，以及明岗暗哨等等，逐项侦查，在返回内地时向庄参谋直接会报。事后，我始了解同船艇的三个船员：顺景（安溪县人、现在厦门市东屿）、坤仔（龙海县溪墘上社人）、柯泽等也都是情报员。
由于我们这只交通船负有特殊的任务，，每次进出我方防线时较为方便，不经岗哨检查即可通行。因此引起另一只交通船船员康能仔（龙海县浒茂上社人）的怀疑而向日伪机关告密。同年十二月间，日敌派出了几艘巡逻艇在海中来回巡逻，封锁海面，把我们正在航行中的船艇包围起来，迫令停航检查。日伪军登艇后，凶狠地翻仓搜身，但无所获，随即把我们四个人一拼押上巡逻艇，驶往厦门。这时我意识到巳经出事了，在被押送途中，我简短地小声对其他三个船员说：“你们只承认是船员，其他的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应付，如果我不幸牺牲了，请对我家属多加照顾！”
我们被押到厦门上岸后，四个分开关押在鹭江道四省银行的金库里，吃饭、大小便、睡觉都在里面。一星期后，我被押送到虎豹楼审讯，由日敌室旗内主审。在审讯中惨施酷刑：鞭打、灌肥皂水、“雕龙虾”、坐电椅、挂电箍、坠铁锁、坐虎凳等十多种刑都惨受过。在受刑中我几次晕死过去。每当我受惨刑时就招认，但酷刑一停止我即翻供，这样反复了几十次，因为我深知日伪并没有掌握什么确实的证据。另外三个船员，由于他们一口咬认只是船员，又查无实据，受刑几次，关押几十天就放走了。而日敌认为我是主犯，不肯轻易放过，就于一九四一年六月间移送设在虎头山的日敌司令部继续审讯。这时我在受刑审中，仍一再翻供。日敌为迫使我招认，就把汉奸康能仔叫来和我当面对质，但我坚持说我们是由于做生意互相矛盾，引起他挟怨报复而诬告陷害的，康能仔也提不出什么证据加以证实。就这样我一直被关押在牢狱里，白天押出去做苦役，晚上押回。因为我屡次受刑，伤势惨重，伤口发作，血水浓水并流，行动艰难，不能参加苦役。这时，看管的日伪军才改派我下伙房当伙伕，为被关押的难胞烧饭。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得正是农历的冬至日）晚上，日伪官兵正在举行什么庆祝会，大排宴席，大吃大喝，大都醺醉了，竟忘记把我们一些在伙房服役的犯人押回牢狱里。我们认为这正是逃出鬼门关的好机会，大家商议乘机逃跑。我们一起逃到海边，偷放了堤边一只小船，利用黑夜死里逃生。当小船划抵大屿时，被国民党驻军的岗哨发现后，全部扣押起来，逐级递解，这时我因证实是我军方的情报员，才得以释放返回漳州。此后，经老医师陈碧蕉为我精心疗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〇年七月间，漳属驻军国民党第一百军新编第二十师（钱东亮部）司令部庄参谋给我一个任务，即以交通船船员作为掩护，潜入厦鼓进行侦查敌情，收集情报。当时我的代号是“谈字103号”情报员，只单线与庄参谋联系。因此我利用运货和送货的机会，随时随地侦察日伪军的动态、兵力、布防情况、武器装备，以及明岗暗哨等等，逐项侦查，在返回内地时向庄参谋直接会报。事后，我始了解同船艇的三个船员：顺景（安溪县人、现在厦门市东屿）、坤仔（龙海县溪墘上社人）、柯泽等也都是情报员。
由于我们这只交通船负有特殊的任务，，每次进出我方防线时较为方便，不经岗哨检查即可通行。因此引起另一只交通船船员康能仔（龙海县浒茂上社人）的怀疑而向日伪机关告密。同年十二月间，日敌派出了几艘巡逻艇在海中来回巡逻，封锁海面，把我们正在航行中的船艇包围起来，迫令停航检查。日伪军登艇后，凶狠地翻仓搜身，但无所获，随即把我们四个人一拼押上巡逻艇，驶往厦门。这时我意识到巳经出事了，在被押送途中，我简短地小声对其他三个船员说：“你们只承认是船员，其他的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应付，如果我不幸牺牲了，请对我家属多加照顾！”
我们被押到厦门上岸后，四个分开关押在鹭江道四省银行的金库里，吃饭、大小便、睡觉都在里面。一星期后，我被押送到虎豹楼审讯，由日敌室旗内主审。在审讯中惨施酷刑：鞭打、灌肥皂水、“雕龙虾”、坐电椅、挂电箍、坠铁锁、坐虎凳等十多种刑都惨受过。在受刑中我几次晕死过去。每当我受惨刑时就招认，但酷刑一停止我即翻供，这样反复了几十次，因为我深知日伪并没有掌握什么确实的证据。另外三个船员，由于他们一口咬认只是船员，又查无实据，受刑几次，关押几十天就放走了。而日敌认为我是主犯，不肯轻易放过，就于一九四一年六月间移送设在虎头山的日敌司令部继续审讯。这时我在受刑审中，仍一再翻供。日敌为迫使我招认，就把汉奸康能仔叫来和我当面对质，但我坚持说我们是由于做生意互相矛盾，引起他挟怨报复而诬告陷害的，康能仔也提不出什么证据加以证实。就这样我一直被关押在牢狱里，白天押出去做苦役，晚上押回。因为我屡次受刑，伤势惨重，伤口发作，血水浓水并流，行动艰难，不能参加苦役。这时，看管的日伪军才改派我下伙房当伙伕，为被关押的难胞烧饭。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得正是农历的冬至日）晚上，日伪官兵正在举行什么庆祝会，大排宴席，大吃大喝，大都醺醉了，竟忘记把我们一些在伙房服役的犯人押回牢狱里。我们认为这正是逃出鬼门关的好机会，大家商议乘机逃跑。我们一起逃到海边，偷放了堤边一只小船，利用黑夜死里逃生。当小船划抵大屿时，被国民党驻军的岗哨发现后，全部扣押起来，逐级递解，这时我因证实是我军方的情报员，才得以释放返回漳州。此后，经老医师陈碧蕉为我精心疗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