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声称为配合盟军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发动国统区的大中学生以及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从军，组织青年远征军。这一决定在国统区宣传贯彻后，福建省成立青年军征集委员会，各县分配征集名额。龙溪县分配四百名，立即以龙溪县政府、国民党龙溪县党部、三青团漳州分团部、国民兵团、县卫生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龙溪县青年军征集委员会，以县长陈石为主任委员，设立办事机构，开展征集工作。漳属各县也同时发动起来，海澄、漳浦、南靖三县各分配一百名，云霄、平和两县各分配八十名，长泰、华安、东山三县各分配六十名，除了县成立征集委员会外，一些规模较大，征集名额较多的中学也相应成立机构，当时迁在南靖县靖城镇的省立龙溪中学、山城镇的省立南靖师范各分配二百名，均以校长为首组织了青年军征集委员会。
  当年冬天，征集青年军的消息传开和具体办法公布后，报名应征的青年相当踊跃。在校学生的思想动机绝大部分是爱国心切，抱还我河山的壮志，准备献身国家。当时学生曾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学岳飞，精忠报国；效班超，投笔从戎；杀倭奴，沙场奋战；卫中华，志冲霄汉。”学生家长有的也积极动员子女报名，漳州老同盟会员陈智君写信给龙中校长谢新周，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军杀敌，义无容辞”，为其在该校念书的儿子陈友榕等两人报名应征。青年军年龄规定十八至二十五岁，男女兼收。当年我在龙中当体育教员，也报名参军。教师除我外还有一位杨文生。龙中征集名额在一再动员下，很快就满额，其中有女生十名。根据规定，应征青年经体格检查及格后由各征集单位负责征送。后因各县征集的青年军都由当地政府发给一笔安家费，而学校的没有，于是改由凡在学校报名经体检后一律回原籍应征入伍。我是漳州人，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和杨文生两人一同回到漳州向龙溪县征集委员会报到，可是该县名额已满，改补海澄县，临行前领到安家费法币六万元和军装、棉大衣等。国民党为了钳制青年思想，规定凡参加青年军的人都要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非“党、团”员都要办理入“党”入“团”手续。我就是这样在海澄县参加国民党的。
  三月间，漳属各县青年军奉令集中出发。三月二十六日，龙溪县各界在漳州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翌日，龙溪县青年军一行四百人自漳州出发，由陈毓光（三青团漳州分团干事）和李冬雨（三青团股长）任正副领队。当时漳州至龙岩公路大半破坏，未能通车，大伙一律步行至适中才搭汽车。各县同时出发的青年军近千人。自漳州至适中沿公路线各乡镇均设立招待站，备有饭菜茶水供应。龙溪县青年军在南靖龙山附近公路上遇到一阵国民党征兵部队押送新兵，所有新兵都用绳子捆绑相连，鱼贯而行，每人肩上且各挑着一担东西，个个步履困难，状至可怜。青年军看到这种情景，莫不义愤填膺。同是当兵上战场杀敌，待遇为什么这样不同？大家立即上前把那位带队的军官团团围住，责问“为什么要捆绑？为什么捆绑了还要让他们挑重担？良心何在？”问得他面红耳赤无话对答，最后才让壮丁把担子卸下，绳子松绑些。从这件事看出当时国民党征兵黑幕的一斑。
  我们三月二十八日到达龙岩，翌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义纪念日，国民党规定是日为青年节，龙岩县举行纪念青年节和欢迎青年军大会，当晚在一家戏院演戏招待青年军，可是前排座位却都留给当地官员和官太太。龙溪县青年军蔡富贵等人入场较迟，找不到座位，看到前排有空座位就坐下，在场执勤的军警却要把他们赶走，于是双方发生冲突，一时戏院内秩序大乱。后因蔡富贵等两人被拘押，青年军大队包围了专署，经领队陈毓光、李冬雨出面和他们交涉，当晚将人领回。三月三十日，龙岩专署唯恐事态扩大，即派卡车十部把龙溪青年军全部运往上杭县。途中，一部卡车在吊钟岩地方翻车，王勋、苏惠明等三十五人受伤，幸无死亡，伤员立即运回龙岩县医院医治，后来这些人伤好出院后就折回漳州，继续升学或就业。
  当时全国成立青年远征军九个师，师的番号自201师至209师。201师至207师驻在大后方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福建有两个师即208师和209师，208师驻邵武，师长黄珍吾（继任者吴啸亚）接收闽北、永安、晋江、闽东（当时福州沦陷）及江西，浙江二百青年。209师驻上杭，师长温鸣剑，接收闽南、闽西及广东梅县一带青年。我们漳属各县男青年全部编入209师626团，小部分女青年则编入师的野战医院和政工团等单位。208师则有一个女青年军大队，当时漳州进德女中教务主任、福建省三青团支团干事刘葆英经黄珍吾调任女青年军大队长。626团团长郭发鳌，湖南萍乡人，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626团下辖十五个连，龙溪县青年军编入该团第七连和第八连。四月五日入伍，在上杭县城徒手训练两个月。六月间开往武平县岩前接受正规的装备训练。军中营、连、排长都是由东南训练团（设江西上饶，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派来的军官担任，班长则由青年军学员中挑选充当。青年军文化程度一般都是初、高中生、少数是大学生，移设在长汀的厦门大学从军的大学生就编在209师。军营生活紧张，采用美国式训练。所用武器是中正式步枪、加拿大冲锋枪、捷克马克沁机关枪等。连内设膳食委员会料理伙食，由特务长专责领取供应的物资，学员轮流值日当采买及监厨。学员每月还领到少量饷银为零用钱。团内设有小卖部，名曰“亲爱社”，供应日常用品。当时国民党法币贬值，物价飞涨，青年军学员一般家境较好，常写信向家庭讨钱作为另用，因而社会上称青年军是“少爷兵”。由于军队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各方面人才多，文体活动也很活跃，球队、歌咏队、剧队都有。209师政工团曾演出“阿Q正传”多幕剧，在福州时曾举行一次全军运动会。
  国民党军队的管理教育是绝对服从，蛮不讲理。青年军学员入伍后对那一套法西斯管理方法很反感。我们在上杭行军途中，第十四连青年军因一点小事和值星官发生争执，后来大家动武。龙溪县青年军郭陈忠、柯锡坤两人即当场被拘捕，押送上杭县监狱坐牢，直至第二年青年军复员后才释放回家。
  我们参军不上半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了，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九月间，209师奉令开往福州，全师从武平出发，徒步行军。经上杭、连城、永安、沙县、南平到达福州。据说福建的两个师青年军原拟要调去接管台湾的，后来因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倾轧，改派别的部队去台湾。我们209师则驻在闽江下游的甘蔗镇继续受训，后又移驻福州市郊新店、柳家庄等村庄。一九四六年二月间，全师奉令由福州马尾坐轮船开往浙江宁波，队伍在绍兴柯桥镇一带住了将近半年。绍兴为我国有名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极多。每逢假日，青年军学员三五成群，到处游逛。越王台、大禹陵、沈园、右军祠、鉴湖等历史胜地，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有一位青年军学员身带名片到处游览，他的名片上的衔头一行是××大学×学士，一行是青年远征军209师×团×营×连二等兵。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福建的青年军208师和209师开往浙江后，编为陆军第31军，军长为黄维（原东南训练团副总监），军部设在杭州。我们在绍兴时，军事训练开始转入预备军官教育，武器也改换美式装备。蒋介石曾亲到杭州笕桥机场参加授枪典礼，各连队都派代表参加。这时候除一般训练外，还有特种兵训练等。正当紧张训练之际，有一天，师部突然宣布青年军要解散，学员可以退伍复员的命令。一时军营内闹哄哄，大家欢天喜地，庆贺可以脱下军装各奔前程了。
  当时上级宣布：青年军学员去留自愿，愿意复员回家的，可办理退伍手续，每人一次发给“胜利金”（即安家费）法币六千元，集体护送回乡。当时国民党已撕毁“双十协定”，在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区到处点燃内战烽火，参加青年军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残杀自己的同胞，军营内时常可以听到与其参加内战不如解甲归田的私议。因此，漳属各县学员申请退伍复员回乡的占百分九十五以上。愿意留营者则分配到其它部队以尉级军官留用，但报名者寥寥无几，龙溪县籍的不上十人。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到浙江嘉兴进入青年军办的青年中学，继续升学。原来各级军官则全部调到其他部队。青年军209师成立一年多，至此解散。
  我们福建籍复员的青年军办完复退手续后，由绍兴动身，经杭州到上海，住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六月十九日，闽西南籍青年军由上海搭乘运输船回来，在海上航行时船上发生霍乱病症，不幸死亡的有平和县黄明贵等三人，尸体随即举行海葬。二十一日船抵厦门，受到各界代表以及亲友的热烈欢迎。龙溪及各县均事先派人到厦门迎接。
  龙溪县青年军复员回到漳州后，抗战期间内迁邻县的中学及师范已全部迁回，原是学生的大多数回校继续升学，一部分不愿升学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则由政府安排工作。当时有一条规定：凡念完初、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参加青年军的，复员后可以发给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证书。当时许多青年军复员后升入大学，就是根据这条规定的。
  全国九个师的青年军解散后，一九四六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以蒋经国任局长，命令各地成立复员青年军联络小组。龙溪县青年军联络小组办事处设在漳州断蛙池（今延安南路）原龙溪县社会服务处内，以苏宗谢、王金声、黄炳克、熊文华等人为小组长。不久，又改称龙溪县退伍青年军联谊会，仍由苏宗谢等人任干事，内设文书、康乐、通讯、辅导、联络等股，开展各种活动。过了一段时间，因各忙生计，这一组织也就无形消失了。
  更正
  本刊第七辑中所载《神经外科学专家赵以成》一文，系本会编辑小组根据王培娲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整理，作者应改为“文政”。该文篇末括号内说汪先生“年老巳退休”，因与事实有出入，现据来函照登：“因自五五年赵以成京津两地兼职屡次患病，汪培娲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作为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即开始无职无权无钱所谓之‘三无工作’，当然无有退休之说。”特此更正，并向汪先生和读者致歉。